人工智能来了,广电准备好了吗

May 28, 2018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年5月25日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

 

刚刚结束的2018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提出了“All in AI”,其策略也从“人工智能优先”(AI First)全面转向“独有人工智能”(AI Only)。在这个行列中,亚马逊、Facebook、腾讯、百度、阿里等都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迈向智能时代。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其对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的改造尚待细细研究;另一方面,传统广播电视还在进行着媒体融合,尚未完成的这个进程中又加入一个人工智能变量,使得传统广电的走势变得更加不确定。不过,无论如何,有几个情况是可以判断。

目前看,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至少将会在三个方面。一是硬件,即媒体生产与消费的各种设施设备。比如,虚拟现实VR的拍摄、制作、消费终端,比如,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乃至全息沉浸媒体等人机一体化智能硬件等。强大的人工智能背后是高性能芯片的支持。今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发布了最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TPU 3.0,它提升了包括录音音频中的语言识别功能,能在视频和照片中辨别出物体,并从文字当中提取隐藏的表情等,让大家惊叹。二是数据,即媒体拥有数据工具与系统,具备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市场数据、用户数据等资产化管理与运营能力,以及数据交换、共享与应用等。这些数据不是单一媒体而是多媒体的,语言、声音、图像等都有。三是算法,人工智能几个大的方向,如自然语言的理解、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都要依赖算法完成。媒体用户广泛,所以需要的是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

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看,可以基本把人工智能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也将在三个阶段中展开。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运算智能阶段,目前如火如荼的用户画像、数据分析、大数据深度学习、精准推送等都是媒体普遍运用的运算智能,这大大拉近了媒体与用户的关系,深化了生产与消费。但是这个阶段同样面临着不足,如运算智能带来的信息窄化、个性内容满足过度、普遍性信息消费不足等,如社交群体日渐封闭而固化、社会群体的流动减少等。因此,运算智能的媒体需要升级。其次是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阶段,此时的智能媒体能够感知用户的个体差异与群体特征,乃至社会环境。对不同时间、空间场景中的用户可以准确判断,进行虚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内部与外部等信息的全面分析,从而将需求与供给智能匹配。这个时候的媒体具备了去年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群智理念,即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能力。第三是人工智能的认知智能阶段。该阶段媒体可能进行情感判断与互动,可以与人进行“类人类”的全面交流,乃至成为人的一部分。以前,麦克卢汉(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这个仍然是外部的。以后,媒体就是人,人就是媒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工智能达到自主智能系统的时候,就是一个高级智能体系,这也是霍金警告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因。

去年,我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很多人都在谈论AI,我并不担心机器人会像人一样思考,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这个判断意味深长。在媒体融合转型的道路上,媒体人的思考始终应该是主导。提前认识,超前布局,积极思考与应用人工智能,应该是当前媒体人的任务。


开拓视听传播的新时代

May 21, 2018

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5期(总第407期)

传统媒体中,互联网冲击最早的、最大的是报纸、杂志这样的平面媒体,但是,互联网改造最深远的、最复杂的将是广播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体。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还没有根本改变广播电视的话,那进入了下半场的互联网,智能、云、场景、全息等将颠覆式改造传统电子媒体和视听传播。与其被动地被颠覆,我们不如主动地去开拓视听传播将进入新时代。

视听传播新时代的开拓与创新需要在几个方面发力,首先,将技术驱动力作为视听传播新时代最主要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有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场景化,乃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影像现实等技术已经和正在改变着视听传播的格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将彻底改变视听传播本体,即它的手段、形式、内容、传播平台,又将改变视听传播的主客体关系,即生产者与传播的融合,产生了prosumers,用户及其数据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还将改变视听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视听传播弥漫在社会关系构建的各个领域,声音成为最为重要的、进入虚拟世界的入口,视觉成为最重要的体验虚拟世界的手段。

其次,对视听传播的形态进行颠覆式创新,才可能进入视听传播新时代。拜新技术之所赐,视听传播形态正在和将要发生颠覆式改造。传统的视频传播是二维的,是平面的,是画面内活动的,主要是横向的,如4:3或者16:9,还是主客体分离的,是社会关系的旁观呈现者。但是,新技术赋予了视听传播以全新的呈现、表达、传播和体验形态,一方面,已经可以看到的有流媒体、IPTV\0TT、视频社交等,还有全息沉浸、各种丰富的视频体验,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以及影像现实等;另一方面,视听消费形态也从单屏,向着多屏、跨屏,乃至最终走向无屏,而且可以是二维的,更可以是全息的、沉浸式的视听体验。

第三,突显用户导向在视听传播中的作用。用户地位和角色的在视听传播中将发生很大程度的反转。工业时代的视听传播中,生产者和传播者是主导,是主体,听众观众只能是接受者,因此被称之为受众。但是,互联网原住民经历了互联网上半场的成长后,他们的主导性正在日益增强,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他们的需求及其满足方式与渠道等都在变化。他们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日益成为主客体的一体,即Prosumers。一方面,他们凸显出参与视听过程和情境的需要,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互动,在音视频构建的场景中体验。原住民喜欢交互、体验、分享、智能、场景、全息沉浸的视听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参与过程中,即消费视听、再生产视听沉淀下的数据等可以成为生产者的重要的资源,使得生产者可以更加精准地生产,更可以精准地传播到达,从而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度智能匹配。工业时代影视生产与流通的二八原则,即20%叫座叫好,80%平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四,以内容创新为核心要素。用户市场多样化、复杂化、精准化,视听实现技术多元化、复合化、深度化,这些都给内容供给,包括创意、生产、制作、运营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一方面,内容创意开放和共享,PGC与UGC日益交汇融合,另一方面,内容生产与制作日益多元与众筹,以需求为驱动的生产与制作更加普及,再一方面,内容传播与运营更加多平台与多渠道,还有,内容及其IP链将呈现出几个变化,内容及IP资源云端化,内容与IP生产开发垂直化,内容服务场景化,内容与IP产业链跨界与智能化。在视听传播新时代中,符合新消费方式、创造新需求体验视听新产品是核心。新产品还需要在智能化、场景化平台上与用户见面而实现价值,

所有上述特征还只是视听传播新时代的部分本体和内部特征,这些特征有其自身规律和路径,但是要真正达成与实现,仍然需要外部和客体条件的具备,我们看到以中央广播电视台为标志的新一轮深化媒体融合改革在起步,我们看到以BAT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对视听消费、平台建设乃在底层技术和使能技术创新的重视,我们还看到视听监管机构和机制体系的改革也在展开和加强,这些都是好消息。因此,可以期待开拓一个视听传播新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视听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数据泄露、便捷裸奔……

May 16, 2018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05-11

作者 胡正荣

数据泄露、算法偏狭给网络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极其恶劣,需要监管者、运营商、服务商、用户都想想,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更需要有新举措。

日前,Facebook的8700万用户数据被剑桥分析公司泄露,用于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该事件号称是社交媒体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我们在国内也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人喜欢用隐私换便捷”,一时间网络时代的数据安全、用户隐私、算法偏激等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

网络时代,海量用户信息汇聚到运营商和服务商手中。各种移动应用是聚合用户、积累数据最普遍的渠道和路径。这些移动应用给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几乎包括社交、娱乐、消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这种体验可以表现为愉悦、满足、便捷、效率、获得感等。用户获得各种信息和服务资源的同时,也在让渡着另外一种资源,即用户自己的各种信息,这种信息就以数据形式交换到了运营商和服务商手中。这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权力转移,是供给者与需求者权力交换的表现。特别是应用最为普遍的各种社交媒体,如Facebook、微信等,看上去,它们提供给用户完全个人化的个人中心式的服务,可以交流沟通,可以娱乐生活,可以工作学习,而且基于这个个人中心,形成了圈层化的群,可以进行群体化的群内社交。这似乎比传统社会中的社交范围、程度、方式、渠道等拓展、丰富、增强了很多,不过,实际上虚拟社会空间的这种社交非常类似于实体社会空间的模式,即由个人到群体,然后到组织等构成方式。

个体用户似乎通过连接网络被赋权,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社交、服务等,这种赋权是谁赋权?以何种方式赋权?以何种资源交换来赋权?以何种权力转移来赋权?这些问题需要监管者、运营商、服务商、用户都想想,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更需要有新举措。

数据泄露、算法偏狭给网络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极其恶劣,一人信息和数据的泄露会连带基于社交的人际网络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整体泄露。此次,Facebook数据被泄露,已经给网络社会相关利益方敲响警钟,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些潜在和显现的影响,比如,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美英德法等监管机构发誓立法严管,用户维权抵制势力上升,还有就是社会良性治理的信息基础受到了巨大打击,网络作为最重要信息平台的可信度、公信力都在下降。

数据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资源。人们日益聚焦社交媒体的数据及其算法,似乎它们有罪过,的确,算法没有明显增加人们对外界世界的准确认知,相反,很多时候还给用户带来了信息日益窄化,心理日益幼稚化,自我意识极化,知识日益偏狭,认知日益狭隘,乃至社会行为日益变异等结果。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身边的网络应用中也比比皆是。不过,还是要明确一个道理,基于数据的算法毕竟只是技术,只是工具,它有问题,其实是其应用者有问题。因此,包括大数据和算法的技术应用一定是在价值导向和规则体系下进行的。互联网企业需要确立价值导向,技术理性,让技术按照规则来运行。

立法者、监管者更加需要强化技术理性,遵循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强化识别高风险的个人和组织信息数据处理行为;另一方面,要建立权变的场景化智能化的信息数据监管模式。数据资源、技术应用、用户保护、网络社会治理等需要引入明确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也没有特权之法,实体世界的法律系统同样要运用到虚拟世界中。

当然,我们始终要铭记数据主权在民,在用户自己。用户也需要增强数据理性,提升数据素养,明确自己的权利所在。在让渡自己资源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力不被赋能名义所转移,自己的权利在赋能的名义下获得保障和扩大。

 


期待广播电视深化改革“有点潮”

May 14, 2018

发表于《综艺报》2018年4月25日  第8期 “文娱锐见”专栏

今年,两会通过了最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其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拟订广播电视管理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推进广播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审查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收录和管理,协调推动广播电视领域走出去工作等。

从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给出的职责定位看,广电总局的职责更加明确清晰,更加精准聚焦,适合于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广播电视在历史上起到过并且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论新媒体如何挑战,广播电视仍然是我国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也具有相当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和前景。

不过,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是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主流媒体的广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也正在受到来自各种力量的侵蚀。手机、流媒体、网络视频、网络直播、视频应用、音频应用等都在培养着新一代消费者,致使我们面向的用户急剧分化为基于广电媒体的传统人群,也可称为网络移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人群,即网络原住民。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分化随处可见,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经济形态等,乃至价值观都呈现出了差异化、分众化。这种变化迫使我们广播电视需要再出发,开始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力,出台新招、实招,塑造全新广电面貌,让网络时代的后广播电视有点潮!

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观念。网络时代广播电视改革需要不仅仅是广播电视思维,再出发时更应该具有互联网思维,也就是需要开放、共享、联接等思维;也要具备融合发展观,全面接入全媒体的生态系统;还要具备事业发展与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观念,也就是事业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都需要尊重。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给出的定位也分别提到了事业、产业发展。

技术与内容同等重要是2014年8月18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的。深化改革应该潮在技术。技术上看,传统的广电技术可能需要颠覆式创新。在技术驱动和技术引导的媒体融合的今天,封闭与开放,单向与双向,固定与移动,二维与全息将划分出两个时代。面对5G,面对4K,面对新视听的VR、AR、MR等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可能需要底层技术加速创新,应用技术尽快升级。还有,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没有地域限制、全媒体业态没有时空局限的今天,是否可以尽快搭建全国的广电云平台,而不再是各地又形成了一个个孤岛云,这个全国云平台是广电报团取暖,特别是中小台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媒体时代创造需求更重要!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内容。传统广电最大的优势在于内容,广电不仅集中了我国最大的内容创作生产队伍,也积累了海量的视听内容,还培养了稳定的内容消费群体。可是,网络时代视听内容创意、生产、制作、流通、运营等都有了全新的模式,传统的广电节目栏目思维很难完全适应今天视听产品与平台发展的需要。后广电时代,急需激励宽容创新,急需加大内容供给侧改革,广播电视内容创意生产需要跨屏化、跨平台、细分化、垂直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以满足日益分众化、差异化的用户需求。

改变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机制体制。当下和未来,后广电时代的改革重点可能应该放在这个突破口上,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与根本。解放媒体人的创造力、重组广电资源配置。比如,可否探索广播电视纵向垂直融合,比如内容生产行业,形成全国一条产业线;可否探索广播电视横向平台融合,比如有线网、台、互联网平台等,形成全国一盘棋。真正做到内容垂直化,渠道平台化,产业链条化。

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监管。没有无监管的行业。全媒体时代,共同监管(co-regulation)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监管实践。制定标准,严控准入,抑制无序,鼓励竞争,良币驱逐劣币,保证融合后的广播电视全媒体可持续发展。(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 胡正荣建言广电新融合

April 26, 2018

2018-04-24                胡正荣      综艺报专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标志着广播电视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融合。笔者认为新融合应该具备如下一些要素。

 

最近,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正好落实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时代广电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断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而完成任务的重要抓手就是深化媒体融合,打造主流全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标志着广播电视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融合。

当下,摆在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加快实质融合,即站在将主流媒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信息传播治理系统高度,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发展要求,遵循全媒体规律,实现全方位的、升级版的媒体融合。

全球范围内,媒体融合与新媒体发展都表现出不断迭代升级的势头。从美国《赫芬顿邮报》起伏,到有线电视被奈飞蚕食与挤压,从欧美音频应用日益颠覆传统广播,到移动端客户大量超越传统媒体等,都可以看出新一轮媒体融合层次更深、力度更大、迭代更加迅猛、颠覆更加彻底。从中国的现实看,迄今的媒体融合探索更多的是在内容、渠道的融合上,而在平台建设、经营与市场打通,特别是机制体制创新上还乏善可陈。

因此,非常期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能够创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融合的新模式,新时代新融合。

我认为,新融合应该具备这样一些要素。

首先,需要全媒体思维,其核心是互联网思维,是智能、场景、万物皆联、全向赋能等。要用互联网思维去改造广电,需要进入旨在打造全媒体的后广电时代。

其次,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构,这里分两层涵义,整体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需要成为平台化的全媒体机构,具体看,其下设的二级机构要建构垂直化的事业部。具体而言,就是放弃传统广播电视台的基本组织结构,电视台以频道、广播电台以频率为核心的生产与流通架构,不再按照媒体类型划分组织结构,而要按照内容产品与服务供给、用户类型进行组织建构,即互联网时代广为应用的事业部制,垂直化发展,从而将生产与流通、线上与线下、多屏与多端、产品与服务、平台与经营等打通。还有,就是聚合社会资源与力量到总台的平台上,从而真正实现主流化。

第三,需要对生产流程进行再造。按照全媒体产品生产与流通流程对二级机构进行改造,将生产、技术、运营三个团队集于一个事业部,共同打造垂直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完成专业化技术实现,推进精准化的市场与用户开发与维护。

第四,需要加快沉淀全媒体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用户资源、市场资源。传统广电需要快速通过内容资源、生产资源、品牌资源等传统优质资源的重新聚合、创新配置等,转化为用户、市场资源的沉淀与积累,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手段,加速布局智能媒体,融入智慧社会发展,积累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第五,上述所有新融合举措,都是为了加大主流媒体供给侧改革,实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更新理念,站位更高,起点更高,着眼更远,布局更广,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有效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更适合全媒体发展的组织架构与流程,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国家的信息传播治理提供更多的精品与“头条”,全面主导各个舆论领域;更加有力的全媒体资源聚合能力,将有效提升主流媒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连接各种资源,包括政府、市场、用户、内容、产品、服务等,确保国家治理中主流媒体的真正主流实力与地位。

新时代广播电视的媒体融合踏上了新征程,让我们期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取得新成就。

 


网络文化安全:概念、规范与趋势

March 28, 2018

胡正荣 姬德强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33),5-10

《新华文摘》网刊2017年第18期转载

“网络文化安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理念, 具体指向网络空间内的文化安全状态。“网络文化安全”即网络上文化内容的安全, 具体包含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三个层面的规范性。具体而言, 意识形态上要维护主权和夯实主流;传统文化上要保持文化自信, 做好传承与创新;伦理秩序上要高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哲学。与此同时, 网络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虚拟性和数据性, 这与传统的文化形态又有所不同, 需要把握虚拟文化的边界, 掌控拥有和分析数据的权力, 才能保障网络文化安全。

关键词:网络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 伦理秩序; 虚拟性; 数据;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发展与安全要同步推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 他指出, 要发展核心技术, 打击网络犯罪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他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即网络安全的五个主要特点——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 在内容建设和技术创新方面把握主动权, 保障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2016年12月27日, 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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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February 14, 2018

 

 

 

人民论坛 2018年2月 

【摘要】十九大报告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同时也呈现出中国故事的传播精髓。结合“新时代”语境,我们要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思维,把握定义新时代的新语汇,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道德高地,与十九大确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方略保持一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困境

September 19, 2017

www.rmlt.com.cn.png

2017-09-19 12:35 来源: 人民论坛 胡正荣

【摘要】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力十分紧迫,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而剖析现阶段存在的困境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我们需要在保证器物文化传播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无论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需要提升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从而实现深度的有效传播。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全媒体·一国一策·精准化

July 30, 2017

转自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2017年7月27日,第五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胡正荣教授受邀与会并作了题为“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全媒体·一国一策·精准化”的主题发言。

此为发言摘要版,分享如下。

2017年1月18日,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提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给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国际传播新体系,下一步更应“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注重内涵发展,善用新兴媒体,制订“一国一策”,增强传播实效。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思考:第一,应建设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第二,应采取“一国一策”的原则制订国际传播方案;第三,应强调以精准化为特征的国际传播效果。

一、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

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倚重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对新兴媒体的调动则有力不从心之感。然而媒体潮流难以逆转,新兴媒体不容忽视。我国的国际传播主力军应当更加注重新兴媒体、新兴技术、新兴终端的运用,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

这里需要注重四个关键。第一,适用多终端。第二,善用大数据。第三,立足多场景。第四,追求高智能。国际传播者应该能够利用新的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获得海量素材,以贴近性思维创作易于接受的跨文化内容产品,并利用感知智能去判断特定场景下人的状态和需求,利用运算智能和大数据去将适当的内容推送给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使用者。换言之,追求国际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才能防止“对空讲话”(speak into the air),走向真正的实效。

二、以“一国一策”为原则的国际传播方案

覆盖全球的中国国际传播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国家、地区和城市都有所布局,形成了良好的局面。

这一网络的建成要求我们要针对每个对象国,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实施一国一策,制订具有适用性的国际传播方案:既要讲求区域协同,又要讲求国别差异;既要讲求长期谋划,又要讲求因时而动;既要讲求立场稳定,又要讲求策略灵活。应当努力做到因国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注重国际传播的分众化和适用性。

三、以精准化为特征的国际传播效果

凡是带有意图的传播活动,一定会聚焦于传播效果。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开展多年,一方面致力于不断提升传播实效,另一方面也力图发展出适用的国际传播能力评估体系。但由于国际传播活动规模大、范围广、目标偏向宏观、参与主体偏向泛化,使得其效果的达成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对其传播效果进行评估和掌握,也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指标、技术和方法。

这也就要求中国的国际传播要一改过往偏于“粗放式”的局面,而是以“精准化”作为新的目标。所谓精准化,意味着国际传播要从供给方和需求方都做到精准。首先,要推动传播主体的精准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内容垂直化基础上做精准化的内容产品;其次是传播对象的精准化,了解其所思所想,进行细致分层;最后是利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精准传播,让精准化主体/内容与精准化对象及其场景高度匹配,从而达到精准化效果。

小结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地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我在这里提出的三个思考,以全媒体为基础建设国际传播体系、以一国一策为原则设计国际传播方案、以精准化为特征追求国际传播效果,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提供思路上的启发。
(完)


胡正荣:加大对专业媒体互联网视频供给是当务之急

July 14, 2017

作者:田阿萌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07-12 15:03:35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接受媒体采访,摄影:中国日报网 田阿萌

中国日报网7月12日电(记者 田阿萌)7月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指导,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17(第十六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众所周知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冲击下,新生事物包括人工智能、互联网电视、视频直播等新业态的风生水起,让处在互联网影响下的传统媒体甚至互联网用户应接不暇。就这些现象,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对媒体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而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以更开放、更跨界、更互联的思维来看,需要给新生的业态更多的生长空间。他指出,媒体的发展方向是视频化,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加大视频的投入和数量、提升现有专业视频工作者的视频能力是当务之急。

人工智能与媒体的关系

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备受瞩目。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不断深入,一些媒体试水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手段,很多人表示看好借助人工智能报道的新媒体。

胡正荣对记者表示,人工智能对于媒体业来说,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匹配,人工智能可以弥补供给不匹配的矛盾问题,每个人需要什么,需要看哪类信息,再从定制的角度实现它,就可以找到用户群,使得生产和消费不浪费。实际上来说,人工智能就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让供给和需求实现高度匹配,将成本降至最低,效能达到最大。

互联网电视的发展道路

近两年来,众多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在互联网电视领域频频出手,以互联网电视大屏为中心的“客厅经济”场景,让家庭互联网无疑成为BAT争夺的“新宠”。

在互联网浪潮的加速冲击下,互联网大屏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互联网电视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凭借价格上的优势、新奇的产品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分薄了传统彩电品牌的“商业蛋糕”。

对此,胡正荣表示,互联网电视的发展与传统电视发展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是有所不同的,互联网带来很大的特点就是给老百姓最好的体验,但是要想做好最好的体验必须从上游到下游都能到实现服务。过去,传统电视不是这样的,互联网电视时代是需要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明显的能看到传统电视的业态在萎缩,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要面对这样的现实,给这样一个新生的业态更多的生长空间,需要生态系统的搭建,需要政府监管机构以更开放、更跨界、更互联的思维来看这个新生事物。

胡正荣认为,中国视频业发展的前提是内容生产要在国家法律和规范的情况下放开,通过市场和监管的优胜劣汰,淘汰不合格的内容。目前来看,今天的互联网出现一种乱象,内容够多但是太乱。这就要求必须形成内容上面的优胜劣汰机制,视频行业,尤其是下游的硬件商和服务提供商需要有一个规范,没有行业标准,便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阻碍性。

视频业对传统媒体的冲击

众多人士认为,视频会成为媒体行业的新风口,或者说通过视频软件,尤其是现在火热的视频直播软件,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掘者。

胡正荣对此评论道,从技术层面来讲,进入到5G时代,带宽问题解决以后,应该说每个人拿着手机或者其他工具都可以成为现场的新闻直播者。但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直播者进而再成为新闻发布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媒体变化过程中,技术是驱动力和导向,但技术不是唯一要素。所有人都知道,媒体的门槛需要专业性,除了技术要素以外,要成为新闻现场的准确判断者是需要专业水准的。就好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养生专家,但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看病大夫。以直播为例,人人都能做直播,但真正做专业的有水准的直播,是需要专业水准在里面的,成为具备新闻发布者的标准和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媒体的发展方向肯定是视频化和直播化,这是不言而喻的。谁都愿意看到真实的场景,图片和文字是不完整的,从消费者和用户的角度来看,更喜欢看视频,这是肯定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加大视频的投入和数量,并且提升现在专业视频工作者的视频能力,这是当务之急。”胡正荣对记者说道。

然而,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新闻越来越朝着移动端在转移。在移动端包括互联网微博和微信的平台上,视频的发布越来越没有门槛,导致现在的互联网视频乱象问题越来越严重。

6月30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审议通过《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被称为是“史上对视听节目的最严规章制度”。一时间,整个影视娱乐甚至整个互联网内容行业风声鹤唳。

对此,胡正荣表示,整个网络视频需要一个行业链、产业链的健全发展,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这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有的。具有恐怖或者歧视的视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现在互联网视频的火热现象不亚于西方国家,此刻正需要行业的自律和政府的监管。而专业内容的生产商也需要通过优胜劣汰形成机制。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由于我们专业媒体的视频能力太弱,导致专业媒体的视频供给能力和供给量不够。当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出来,也正是需要对它做合情合理的规制。

“互联网既然是大家共有的家园,那就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它。”胡正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