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二三

November 1, 2018
 见《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10-25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头绪多,难度大,挑战不少,机会也不少。本文根据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可能的教训,结合我国媒体融合的大趋势,提出一些核心要素。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经成为当下热点之一,中宣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都已经于近期在不同地方召开了现场会。根据要求,2020年年底县级融媒体中心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今年要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头绪多,难度大,挑战不少,机会也不少。

从未来发展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务实求真的态度和立场,追求实效,讲究效果导向。全国有2000多个县,都用一种模式很难成功,但完全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也很难符合媒体融合的基本规律。根据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可能的教训,结合我国媒体融合的大趋势,我认为需要把握一些核心要素,可能就不会出现大的偏差,取得好的可持续效果。

一个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要求“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如何引导、如何服务就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也是它的使命。如果只是将县里的各种媒体简单地物理融合在一起,只是新闻和舆论的平台,那可能很难引导,并且很难真正服务群众,也很难让县里的群众真正从物理融合的、单一功能的平台上有十足的获得感。所以本人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契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改革总目标,放在更高的县域治理高度和更大的智慧治理范围内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必须是顶层设计者考虑的,包括省、市,特别是县级顶层设计者要考虑的。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定位为县域综合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县域信息治理体系和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全面的、长期的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

二个核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技术与平台,一个是信息内容与服务。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打造自有平台是终极目标,完善引导和服务用户的内容与服务是永续任务。

三个模式。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可以有横向、纵向、自主模式。横向模式可以是县级自有媒体相互整合,可以是县级媒体与外部第三方企事业机构合作建设,这种模式是当下的主要模式,不过优劣也非常明显。纵向模式可以是省里、市里,甚至可以是中央媒体联合县级媒体建设,上级机构输出技术、运营、内容等。这种模式不多,但是符合省管县的治理模式,其实这种做法可能更加有效和可持续,资源可以互联互通。自主模式可以是完全自我开发技术并自建平台,开展自我运营,也可以是部分借助外力,但主要靠自己搭建和运营自有平台。这种模式起步难度大,资金、技术、人才挑战巨大,但是它的资源利用可能最有效,当然自有平台也需要是开放的,不排斥纵向与横向资源的接入。

三个体系。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业务结构由三个体系构成,即内容+服务、政务、商务。信息内容是业务之根本,县域智慧治理需要信息上下互动,包括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用户数据等;政务体系是指县域内各个政务信息孤岛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连接起来,这样政务联通了用户,用户舆情又联通了政务,县域内信息孤岛打通是县域治理智慧平台的基础;商务是指基于这个平台的上下游商务链,打通业态,拓展市场,增加价值,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这三个体系构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功能。

三个团队。人才是根本。县级融媒体中心搭建技术、生产、运营三个团队,技术团队保障平台技术运行与维护,还有大数据归集与分析等,生产团队负责内容与服务的创意、生产与运行,运营团队负责业态开拓、市场与用户开发等。


胡正荣:数据无罪,人之过

October 12, 2018

原创:胡正荣    见《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10-10

整个9月,某视频平台关闭显示前台播放量,某导演爆料收视率造假,一时间燃爆了数据与影视行业这个由来已久的纠结,把行业内心知肚明的现实曝光于天下。唯收视率、唯播放量、唯数据论在电视台、影视剧行业、网络视频播出平台是个长期存在的现实,其驱动力是商业利益,特别是重商主义的利益追求,其主导是各种量化的、线性的、工业化的评价体系,其结果是恶化的竞争环境、扭曲的创作与生产、整个影视行业的非良性发展以及同样非良性的用户审美等整治的难度在于长期的现实需求已经造就了刷流量、刷播放量、假造收视率的灰色产业链,非一日之功形成,也非一股力量所为,多种利益集团汇聚于此,犹如寄生在影视行业机体上的毒瘤,正在毁灭着这个行业。种种数据污染,不仅污染了影视剧行业,污染了媒体和视频平台,其实长期和隐性污染了社会,最终买单和受害的就是用户本身。

数据本无罪,数据遇到人就有了变化。在我看来,对数据的理解应该可以这样。第一,数据是死的又是活的。美国著名的奈飞公司(Netflix)2013年就通过对沉淀的死的数据的分析,判断出了用户的特点需求,从而生产了经典剧《纸牌屋》,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基于大数据生产、在网络平台播出的电视剧。大获成功,沉寂的数据成就了成功的作品。因此,数据只有利用起来才可能成为活的资源,才可能成就鲜活的成绩。第二,数据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数据的存在是客观的,数据本身也是客观的,但是数据的获取、集成,特别是数据的分析、解读与运用确是主观干预的过程。这就给数据生产者与使用者提供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第三,数据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数据本身其实完全可以是一个封闭系统,也可以不对外公布。美国奈飞公司一直未公开其视频播放数据,始终不披露相关数据,美国亚马逊Amazon Prime和Hulu也不对外公布视频内容播放量。它们不披露数据的一个重要考虑也是避免给内容创作与生产,以及消费方带来不必要的竞争与压力。当然,数据也可以是开放,基础是真实、准确、全面的数据。第四,数据是中性的又是有价值观的。数据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数据工程师是有利益和价值的,因此他们设计的算法也就有了人的利益和价值导向。一直以来大家对算法驱动的互联网内容发展是颇有诟病的,这就说明,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与分发已经与现实社会的价值格局出现了裂隙乃至鸿沟,我更愿意称之为算法鸿沟(algorithm gap),它比数字鸿沟更为具体的、更为底层的、更为隐蔽,带来的弊病可能是最终导致用户的信息窄化,社会的信息分化,乃至价值系统的碎片化。

互联网时代,影视行业生态完整和良性发展是离不开数据的,在整个数据链条上的各个利益方都需要重新认识互联网,重新认识数据,重新认识网络社会系统,从而重构数据与影视行业的有机结构与关系。首要的利益方是影视创作生产商,智能网络的今天,充分利用网络后台数据为创作生产依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作为唯一依据,毕竟人是万物之灵,创造力是最旺盛的。其次的利益方是渠道商,包括电视媒体、电影院线和网络平台,学习一下网络化思维,用非线性的、多元化的综合评价指标来评判效果,包括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个利益方是相关产业,包括广告主、营销商等,广聚数据来源,深挖数据关联,把握数据意义,不被表面数据倾倒,依据算法,不迷信算法,才能更加精准投放,才可能产生影响并让用户转化行为,乃至价值观。第四个利益方是用户,提升数据素养(digital literacy),成熟价值观,多元理性判断,做个数据时代的基于自主判断的用户和参与者。第五个利益方是行业协会,完善行业协会构成,强化行业协会第三方力量,确定行业规范,形成行业压力,保护市场,监督市场,引领市场。第六个利益方是政府监管方,用互联网思维,将数据重点列入监管行列,制定市场准入标准,保证公平竞争,保护公共利益第一。


胡正荣:内容生态健全才有未来

October 12, 2018

原创:胡正荣    见《综艺报》文娱锐见专栏

人们使用媒体目的不是使用硬件,而是消费上面的软件,即内容。这个众所周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迭代升级到互联网下半场时代,由于渠道、平台前所未有增加,内容供给不足日益突显出来了。这里说的内容更多的是指新闻、影视、视频、综艺、专题专栏、动画等具有普遍消费意义的产品,过于分众化的垂直内容不在此列。看似丰富繁多的各种渠道、各种平台,其实大量传播的都是似曾相识、一窝蜂、重复抄袭雷同等内容,这也难怪用户对传统媒体日渐失去兴趣,对网络平台,包括社交平台也开始丧失粘性

这种内容生态是无法可持续的,与文明社会的需要是差距甚远的。互联网时代内容生态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整个内容生态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创意生产方、传播方(渠道与平台),更加离不开用户,离不开监管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各个利益攸关方。

内容本身是内容生态的直接产出,是生态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创造的结果。先从内容本身看,有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创意粗放,缺乏精雕细磨的创意过程,人物创作粗糙,情节进程粗暴,文案叙述粗俗,意义生成粗鲁。可能有人会说,互联网时代就是快,就是快消品。不可否认其部分合理性,其实任何时代都有快消品,但也不能忘记互联网时代同样需要更多样化的、精细化的创意,以实现精准化传播。国内有些家长排斥部分国产动画片,就是怕那种粗俗、粗暴等影响到了孩子;内容单一,缺乏用户日益分众化、差异化社会中基本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内容要么粗制滥造地简单化、片面化、极端化所有的过程、结论,失去了复杂社会的基本特质,要么既迎合又引导去巨婴化、幼稚化、绝对化所有的情节、观点、事实,丧失了正常社会中应有的基本判断,甚至不惜代价,策划、设计、制造新闻事实,让人大跌眼镜。“厉害了”“吓尿了”似乎会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忆;形态单调,缺乏原创或创新应有的特点、差异等。故事直接搬家,形式直接抄袭,方式直接模仿,手段直接照搬。以至于版权保护的呼声从来没有降低过;急功近利,缺乏商业规则的基本道德标准,只要能挣钱,可以数据造假、事实造假、迎合媚态等,快钱来得真快。甚至内容生产与流通消费成了洗钱的重要方式;更为可怕的便是价值混乱,一以贯之的价值看不到,体会不到,感悟不到,体悟到的反而是价值混乱带来的困惑、迷茫、失范和失信。早在上个世纪,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卢尔就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价值冲突。我们如果再学习一下美国著名传播学家赫伯特·甘斯有关美国的新闻媒体中有关价值观的研究便能理解内容中价值观的重要性。

这样的内容生态急需我们内容生态利益各方共同治理。内容创意生产方的担子很重,其品质、品格、品行决定了内容品的状况;内容传播方,也就是各种渠道与平台,其价值、审美、判断、责任决定了内容品的布局;内容产销者,即用户,其需求、共治意识与能力、价值与判断等又造就了内容品的格局;全球范围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去规制化浪潮,放松了管制,但是随着互联网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新问题出现,重新管制与共同管制日益成为重要的力量,内容生态离不开监管方,包括政府、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等。监管不是管死,监管的目的和目标最为重要的是为了繁荣丰富壮大内容生态。可以通过规范市场,保证行业良性竞争发展,确保公共服务与商业运行公正有序。也可以确立生态准入与退出的规则与机制。监管方中政府作用非常重要,但是行业结构,如行业协会、各类NGO、乃至行业机构自律等都是内容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归根到底,内容生态系统的健全关键在人,但是人又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行事的。


胡正荣 张 磊:欧美电影中的价值观传播

October 8, 2018

 胡正荣 张 磊    见 《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8年9月19日

 

电影是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美轮美奂的影像与跌宕动人的叙事,吸引着全球无数观众,也使观众有意无意间沉浸到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当中。对当代国家来说,无论是对内治理,还是对外宣传,都必须以价值观作为根基。如果缺乏牢固的价值观根基,传播行为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价值观传播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处理好三组关系: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故事抽象化与价值观具象化的转化关系、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电影作为通俗艺术,恰恰有潜力跨越这三重障碍。欧美电影在全球广获成功正显示了它在价值观传播中的作用。以好莱坞为中心的美国电影业不仅在全球占据最大市场、获得最高收入,而且成为美式价值观的传送带。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电影业与之相依存,在叙事逻辑和手法上多有相似之处。欧美电影产业的成熟模式为价值观传播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它以“植根人性”跨越价值观的地域和文化界线,力求最大的普遍性;以“讲故事”把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具象的故事;以“象征性方案”解决最根本的冲突,体现最高的包容性。

一、以“植根人性”来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

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因此具有个别性、特殊性甚至独有性。这也就限制了它的传播、被接受和认同的范围。欧美电影产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因此,它蕴含的价值观内容往往会采取“最大公分母”策略,尽量避免因水土不服而难以被人接受。

例如,基于历史真实战争的电影,容易因国家不同而出现立场的差异。近年来,美国和英国都拍摄了一系列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如《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血战钢锯岭》《至暗时刻》《敦刻尔克》等,都赢得了较好的票房和口碑。如果影片仅仅从某个国家的视角来进行讲述,强调一方的正义性和另一方的邪恶性,难免会引发民族情绪及相应的抵触心理。所以一部在全球票房和口碑上均获得成功的战争电影,常常植根于普遍的“人性”,集中笔墨描绘历史人物身上能够克服时间与空间差异的人性光辉。

植根人性,一方面意味着电影要聚焦于人类最普遍拥有的情感类型。欧美电影经常讲述的主题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同情。201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看似在美苏争霸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人类与异形生物之间的故事,实际上,这种情感就是最普遍的人类爱情,电影只是用异形生物来增加戏剧性,象征性地表明爱情能够超越各种界限,不管它是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还是看上去更难以逾越的界限。在《血战钢锯岭》一片中,士兵戴斯蒙德因为自己的信仰,拒绝携带武器上战场,然而在危急时刻,他凭借勇气拯救了数十位同胞。在残酷战争场景的烘托下,这种最普遍的人类情感具有打动人的最强力量。

植根人性,另一方面意味着电影要充分体现人类情感、心性、特质的复杂性。《敦刻尔克》讲述了英国军队从法国敦刻尔克撤退的历史时刻,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运用了三条线索叙事:一条线索讲述一周之内的港口大撤退;一条线索讲述一天之内的海上船只救援;一条线索讲述一小时之内两位英国飞行员的英勇行动。三条不同等长度时间线索平行剪辑的新奇手法背后,讲述的是英国人面对至暗时刻的众志成城的精神。有两个场景非常有趣。一个是在撤退船只上英国士兵对待法国逃兵的态度,它体现了生命悬于一线的危急时刻人性的复杂性;另一个是不同大小、不同外形的民用船只万箭齐发,解救英国士兵,令人看上去既心酸又感动。人性必然是复杂的。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负面角色,过于脸谱化的再现均不可能讨好越来越复杂的电影观众们,唯有充分体现复杂性才能使价值观获得最大认可。

欧美电影实际上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但在具体的电影故事和电影场景中,它总是有意无意地讲述“人性故事”,从市场策略上来说可以尽可能增加票房收入,从价值观传播上来说,则可以有效避免观众的反感和抵触。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容纳于其中了。

二、以“讲故事”来转化抽象性与具象性

电影创作的手法和风格的探索,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一部电影要成功地成为价值观的载体,万变不离其宗,必须讲好一个故事。好的故事是千差万别的,但都离不开四种文本套路的娴熟运用:符号、再现、叙事和互文性。

2015年3月,英国电影《帕丁顿熊》在中国上映时,正值英国威廉王子来华访问。他专门出席了电影的首映式,并为其大做推广。一部电影为何会受到英国王子的重视?全片看下来,心明眼亮的观众会发现,这部影片其实讲述了一个丰富而动人的英国故事,也展现了一个宽容而多元的英国形象,简直成为一部隐蔽的英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它在运用符号、再现、叙事和互文性四种文本套路上就非常得心应手。

第一,符号的运用。这部影片使用了大量可以代表英国的典型符号,包括:地标建筑物符号(伦敦塔桥、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普通建筑物符号(英式民居、圆月式街道)、交通工具符号(红色双层巴士、黑色出租车、地铁等)、特色职业服装符号(卫兵高帽、警察头盔等)、一般服装符号(英式三件套、海军蓝大衣、礼帽和手提皮箱等)、动物符号(英国斗牛犬、广场鸽子等)、食物符号(果酱等)、语言符号(英式英语,单单“下雨”就有数百种说法),以及其他符号。符号是浓缩的表达、浓缩的记忆,也是塑造形象最简便的工具。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好好治理  –国际传播力的基础

September 26,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文娱锐见专栏

 

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治理的一种手段,也是每个国家自己国家治理的再现与外化。全球化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特别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当下出现的逆全球化或者有人称为新全球化的进程,也是国际传播过程,正是一些国家治理右转的外化,也呈现着国际治理的转型。因此可以说国际传播是国家治理的呈现与外化,而国家治理则是国际传播的基础和内涵。当下国际传播日益复杂,其根本原因是国际传播中的每个国家的治理现实与治理体系都正在发生着极具不确定性的变化。如美国的特朗普化,欧洲的整体右转等。

我们国际传播也在不断地迭代升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现。简而言之,治理就是政府的行为方式及其结果。《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界定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各领域制度理想、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安排,即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以及制度运用能力及其具体的制度现实。善治可以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持续的联合行动以实现制度理想。我们的国际传播也应该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映、再现与外化,是我们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和手段之一。

我们的国际传播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中国故事是基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后者是建构中国故事的基石。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特别是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它的作用是根本的、方向的、全局的和长远的,但是再好的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如果没有有效、有力的制度运行,即治理能力,都无法变成制度现实。因此,国家治理得好,中国故事就好,也讲得好。《汉书·赵广汉传》:“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说得好要先做得好!不过,国际传播想象常常与治理现实有一定距离。《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

在互联网缔造的后真相时代,人们日益忽略事实,而更加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民粹主义、唱衰论、厉害了、吓尿了等等众声喧哗。网络煽情代替理性判断,网络舆论审判代替制度化处置,网络民粹主义代替冷静的全球智识。国际传播也日益情绪导向和观点导向(opinion-oriented),而非事实导向(fact-based),这个情绪化叙事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尤其需要根植于国家治理现实。

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变量,也是最大增量。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需要全面拥抱互联网,利用互联网参与国际传播的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根本,治理现实有意义是基础,治理故事有价值观是核心,国际传播叙事有普遍性是要求,国际传播有针对性是关键,国际传播效果能测度是重点。这几者逻辑关系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完整生态与链条。但是一切的一切还是国际传播的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


【独家】胡正荣解读:国家广电总局“三定”方案

September 18, 2018
 苗梦佳 路红梅    中广互联微信公号  2018-9-12

中广互联就此专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先生,为您独家解读广电总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定方案中的亮点与热点。

9月11日,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布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方案)。在广电总局13个司局中,新增了媒体融合发展司和安全传输保障司。

同日,人民网发布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副总编辑刘晓龙在2018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上透露称,中央批复的总台“三定”方案中,总台一共下设25个中心,其中新媒体中心有3个(包括融合发展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

这些调整与变化释放了哪些信号?对广电业的发展有何影响?媒体融合如何可持续推进下去?中广互联就此专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先生,为您独家解读广电总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定方案中的亮点与热点。

 

提问1:9月11日,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布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方案),您如何看待此次的三定方案的公布,结合之前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调整为广播电视总局,您如何看待国家对此做出的调整?

胡正荣:这次的三定方案,我个人觉得管理上更能体现出国家对整个行业管理专业化的深入,而且已经捕捉到了整个行业未来发展的走势和走向,再者,还能看出国家对一些重点问题的特别关注。因此我觉得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既符合行业规律,又符合行业监管重点。

此前,广电总局与新闻出版署合并后成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电子传媒和平面传媒统一在一起,甚至有的国家干脆就叫新闻部或者统一的管理部门。随着传媒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传媒与互联网的结合越来越强,把它单独考虑出来的这种做法也是有的。其中美国就是典型,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就是通过控制无线电广播、电视、电信、卫星和有线电视来协调国内和国际通信的。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既有分封而治,也有统一管理。所以我觉得之前那次合并有其合理性,但这次分开在我看来可能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更符合中国行业发展的需要和方向。

 

提问2:此次三定方案中,新增加了媒体融合发展司,明确主要职责包括:拟订广播电视重大改革措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管理发放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承担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审批工作。您认为这一变动应该如何解读?

胡正荣:可以看到昨天三定方案发布之后朋友圈都刷屏了,大家关注的基本就是媒体融合发展司。其实在我看来,三定方案中至少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点,而不只是这一个。媒体融合发展司成立代表着中央对广电总局的期待,希望广电总局能在融合发展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此外,我还想谈谈相关的背景。其一,整个传统媒体只有走融合发展的道路才能生存,且目标非常明确,即谁不走融合之路谁就很难可持续发展,这是必然的。因此,我认为从广电行业以及传统媒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广电必须走融合发展之路,故此国家制定了这个方案。

其二,广电网、电信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已经谈了十年乃至十年以上,之前还叫广电部的时候,就发过三网融合的文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网融合的滞后拖了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后腿。此次中央下定决心,在广电总局设置媒体融合发展司,有其重要的道理和目的。

其三,在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这恰恰说明,融媒体建设已经不能只在新华社、人民日报这种主流媒体或者较大的央媒层面做,省级媒体普及,更关键的是要发展地县级媒体。此前中央特别强调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使得广电总局的使命更丰富、更多样。

目前朋友圈对于媒体融合发展司的解读都太单一、太实用主义。方案中媒体融合发展司的管理职责有四个,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最后一句话“管理发放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承担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审批工作”,觉得视听业务、视听节目、点播业务要统一管理。

个人觉得“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才是重点。其中包括了三点要求:一要和新媒体融,拓宽平台。二要和新技术融,容纳大量的新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三要和新业态融,目前传统广电业态极其单调和单一,节目仅靠广告生存。而新媒体是可以跨界生存的,可以通过打通线上线下产业链,来构建全业态、全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媒体融合发展司更重要的使命是帮着中国传统媒体,特别是广电行业,真正迈入到一个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完全融合的全媒体生存模式。这是它的根本性,其中的使命非常艰巨。三网融合做了这么多年、说了这么多年,但实际上落地的并不是太多。“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是三定方案中最亮的一个点。

另外,公共服务司也应该重点关注。之前这个司一直没有做实,所以它的存在感不强。很多时候我们关注广电媒体怎么挣钱、怎么融合发展,而忘掉了媒体的双重使命。主流媒体或者新兴媒体的首要使命都是公共服务,之后才是发展新业态、新技术、新品牌。所以公共服务才是媒体的首要使命,通过媒体融合拓展产业才是第二使命。个人觉得,这次把公共服务司做实是好事,而且也是符合未来媒体良性发展方向的。所以公共服务司的职责是——指导、推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并实施监督。协调推进广播电视“户户通”、边疆和少数民族等地区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节目译制制作等重大工程。承担总局扶贫工作。

第三个亮点就是安全传输保障司。它职责是“拟订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和监测监管网的规划,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无线、卫星等传输覆盖体系建设。负责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指导、监管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工作。指导、推进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拟订广播电视有关安全制度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预案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国广播电视有线、无线传输设施和电台、电视台等重点单位安全保护工作。”随着目前网络风险的与日剧增,各种挑战呈现多样化且复杂化的特点,广电总局更应承担安全播出的重要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此前谈到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安全传输播出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到了国家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越来越重要。

总而言之,新增的媒体融合发展司、坐实的公共服务司以及整合的安全传输保障司是此次三定方案的三大亮点。

 

提问3:广电总局的三定方案,明确推进三网融合,您认为此举对三网融合的发展会带来哪些利好和变化?

胡正荣:三网融合既然已经设立一个司,那么三网融合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会很明朗,但也是“任重而道远”。因为相融合不仅仅是一个司的问题、一个总局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工信部和网信办。它需要多部门的需要统筹和协调,且我希望中央最好能有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否则三网融合还仍然存在部门利益,统筹协调难度就会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相对利好的消息,比方5G的频谱分配、国网的700M。真的要把三网融合做好,其实不是广电一家的事儿,需要让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三家坐在一块来谈。先谈社会责任,再谈利益、效益。

首先,国家要出台比较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三网融合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美国是世界上三网融合做得最早的国家,它是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它的三网融合起步是因为1997年美国联邦电信法新法案的出台才推动了三网融合,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必要有类似的新法律出台和执行落地。其次,还要有一个合理的监管机构或者更高层面的统筹机制来执行监管。第三就是各个部委坐在一起商量,将社会责任放在第一要务,经济效益放在第二要务,谈分工合作以及利益分配。这三点都做好了,三网融合就成功了!

 

提问4:之前有传言总局会专门设立产业司,增加广电的市场、产业特性,如今并没有设立产业司,您觉得如果设立产业司,对广电的发展是否会有助益?

胡正荣:没有设立产业司并不意味着广电没有发展产业、不发展产业。媒体融合发展司的机构职能中的“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就意味着广电未来的产业发展必须拓展新业态,这样才能把你的市场做大做强。传统广电的首要使命是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之余,你可以挣点广告的钱,再来反哺公共服务,这才是最重要事。但是你要想在全媒体时代发展全业态产业,就要跟新媒体、新技术、新平台融合,拓展新业态、拓展线上线下产业,这个思路也是没错的。

 

提问5:在广电总局方案公布后,同时中央批复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三定方案,总台一共下设25个中心,其中新媒体中心就有3个(融合发展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媒体融合受到足够的重视,您对此有何看法,对媒体融合的发展如何看待?

胡正荣:三个新媒体中心的建立说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度重视媒体融合,融媒体发展已到了迫在眉睫、决定生死存亡的阶段,这是其一。

其二,三个中心也有其合理性。个人觉得,融合发展中心更像一个规划、设计、研发、管理部门,相当于大脑。而新闻新媒体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则是躯干、四肢,属于分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业务是新闻立台,新闻一定要和经营分开,因此新闻新媒体中心就是做新闻。而总台的最大优势是视听,通过视听新媒体中心可以将线上线下打通、将经营打通,做文艺、少儿、体育等方面的细分垂直化内容。

提问6:在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央的此项决定释放出什么信号?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建立融媒体中心,您觉得此举只是保命之举,还是会给县级电视台带来实制性的,长远性的改变?建议他们后续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胡正荣:个人认为中央释放的信号是不简单地要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我们一定把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放在一个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层面去看。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未来发展的好坏与否真的是取决于基层治理,可以说,基层治理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渠道就是媒体,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整个县级融媒体建设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此外,县级媒体给自己的定位不应该是把县里融媒体融合在一起,弄一个公众号、两个客户端,这样理解就太狭隘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一定是要建设成为一个智慧县域平台。众所周知,全国各地都在搞智慧城市建设,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构建出的智慧县域平台也不应只是发新闻、卖大米。

中央希望建设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绝不是保命之举,而是县域的治理。县域治理不仅要给县级电视台,更要给中国的基层治理带来一个实质性、长远性的改变。当然不能说靠县级融媒体平台就整体改变,但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改变的入口。如果县级媒体只想依托建立融媒体中心保命,那么你的理解就是错的,做也做不好!

而谈到后续的措施,我认为有三个关键点:一是人才,县域媒体要对人才进行强化培训,特别是经营管理以及顶层设计方面的人才。因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不是靠基层的采编人员,而是靠融媒体中心的管理层人物和中层干部。而我接触到的县域媒体管理层,是急需改变思维,改变能力的。二是机制、体制,因为县域融媒体绝对不是一个物理融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你做你的、我说我的,所以机制改革是核心点。三是资金和技术,一般县级媒体资金相对不足,无法弄到资金、投入技术。可以说,这三点都做好了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独家

September 18,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9-10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以县域综合智慧平台为建设目标,在本县域搭建一个综合性、智慧型平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将一直以来既积极探索媒体融合又迷茫困惑的县级媒体的深化改革又推向了新的高潮。

基层治理是我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基层群众的数字鸿沟、信息鸿沟消除是信息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乡村振兴、智慧社会、数字中国等战略的实施与落实都需要县域基层治理的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是契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简而言之,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以县域综合智慧平台为建设目标,在本县域搭建一个综合性、智慧型平台,通过这个平台(P)连接政府(G)、县域各行各业(B)、县域用户(C),做到P2G、P2B、P2C,在这个连接一切的平台上,面向政府、行业、用户实现垂直、细分、场景、智能服务,真正实现政务、商务、服务全连接,这种对县域服务,因其本地性、区域化、直接性、资源的独占性等优势,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

这个平台当然可以是与别人合作的,也可以是完全利用第三方平台的,但是,最好是县级融媒体中心自己的,也就是自有平台,因为,这样可以更好、更直接地将县域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更可以将所有的数据和资源都沉淀在自己的平台上,以利于可持续发展。别忘了,建成中心很重要,可持续发展更重要,沉淀下来的用户数据、市场数据、行业数据、政务数据等都是最重要的可以运营的数字资产,是实现智慧乡村的根本资源。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切记习总书记提出的“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要以用户为中心进行建设。用户行为变化非常迅速,分众化、差异化日益凸显,县域基层用户的跨越式升级更加突出,比如,县域4G消费提速,县域基层更多的视频消费跨越过了有线电视,进入OTT盒子或者移动端等,乡村用户细分市场突出,场景转换也明显增加等。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不管现在开发和利用的平台有多少,渠道有哪些,覆盖有多广,场景有多少,都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最终都要一键解决用户需要。这个是评判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最终成效的标准。

技术和人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础。从目前情况看,相当多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运用的是更大机构提供的技术平台,或者外包给专业的技术公司,自有研发力量和运营维护人才短缺已经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中的最大瓶颈。思维、知识结构、能力体系等都需要大大升级和升维改造。

体制机制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只是简单地将县里的广电、网站、报纸等物理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建设不成融媒体中心的。首先也是最难的就是化学融合,即融媒体中心组织结构重构,不能再按照媒体类型来成立二级机构了,最好按照项目制、事业部制等规划与建设。同时,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流程再造,人力、设备、项目、资本等都按照融合后的项目制和流程化进行配置。其次,丰富营利模式,体制内与体制外共同探索,用融媒体中心的连接、智慧能力,将对政府的政务、对行业的商务、对用户的服务全面连接,获取回报。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任重道远,覆盖面广,示范效应突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众多县域中一定会创造出富有成效、特色明显的媒体融合经验和模式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乡村经验起步的!


胡正荣:有历史厚度 有现实温度

September 11, 2018
2018-08-30 04: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有历史厚度 有现实温度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胡正荣

光明日报记者 李蕾 李晋荣 光明日报通讯员 蒲成 整理

  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医道无界》之所以成功,其精神力量首先来自于故事。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及其故事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真实、生动、感人,有张力,有生命力,紧紧抓住了人类社会生命健康这个痛点。其次,它的力量来自于叙事。这部4集纪录片虽然从医疗这个点垂直切入,但在创作挖掘上所涉猎的范围却非常广阔。主创将具有55年历史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与当下现实相结合,有历史厚度,有现实温度;将当地患者、我国医生的个体特写与当地医疗和健康状况以及我国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点面结合,有全景也有个案;还将援助、共建等道理融入大爱的情感中,通过埃博拉疫情救护、两代中国医生援非、中国医生与当地助理的感人友情等情感化叙事落地生根。再次,它的力量来自于主题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健康、医疗、环境、发展以及危机全球共治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最有世界意义的内容。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努力向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提供中国方案,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需要站在全人类高度去立意,从全球视角去建构,从中国故事去切入,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话语体系,才能够找到对全球有共鸣的故事与议题,才能够在国际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才能把个别性的中国故事讲述成具有普遍性的方案。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30日 15版)


胡正荣说媒体融合,这里的信息量好大!

August 29, 2018
传媒顺风耳   中国广播杂志

近年来,国内各家媒体都在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关于产品融合、平台融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讨论与实践从未停止,广电媒体建立全媒体生态系统渐成趋势,智慧化升级成为融合又一发展方向。《中国广播》 杂志记者就此专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探讨媒体融合不同阶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解决方案,展望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

一、现阶段国内媒体融合的状况

中国广播:媒体融合已经在路上,您认为国内媒体融合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您对媒体融合有哪些建议?

胡正荣:应该说国内这几年,各家媒体都在尝试着做媒体融合的工作,有一些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媒体融合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各家媒体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必须要有创新的勇气,去突破、试错、接受市场的检验。目前来看,中央级媒体做得比较好,看到了一些新变化,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经验,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但是,地方媒体的融合工作还有待加强,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一些媒体的融合工作基本上还处在产品融合阶段,即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复制粘贴,放在“两微一端”上,或者做一些带有新媒体元素的产品,这可以理解为用互联网思维做一些互联网产品或者跨界产品。举一个例子:2017年在微信朋友圈强势刷屏的《快看吶!这是我的军装照》,这是一次成功的作业,是由“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庆祝建军 90 周年创意出品并主导开发、由腾讯“天天 P 图”提供图像处理支持的新媒体产品。可以说,这是 2017 年至今影响力最大的成功案例,是节日营销、事件营销、H5 营销的完美结合。但是它只是一次性的,虽然它作为单一产品来看是优秀的、成功的,但是放到整个媒体融合大框架下来看,这还只是产品层面成功融合的案例,只能说是媒体融合的一个小火花而不是一次大爆发。

习近平总书记讲:“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我们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真正理解媒体融合的核心,对媒体融合的认识不能局限在“两微一端”之内,而是要从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融合。简单的产品融合发挥不了持续性效果,要实现全方位融合,使媒体业发生连锁性变化,产生出可持续的能量,这才是我们要的媒体融合。所以,媒体融合的第二个阶段,一定是要搭建自己的技术平台,借助平台实现媒体在内容、渠道、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迭代升级。

未来中央级媒体打造的是一个全能型旗舰媒体,省级媒体要建立一个省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地县级媒体要发展地方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而行业媒体要着力建设自己本行业的综合服务类平台。

目前,新华社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数据库阶段。未来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数据是最基本的资源。

二、数据库是媒体融合的基本资源

中国广播:新华社、《人民日报》一直在加紧做自己的数据中心,这值得广电媒体重视和借鉴。

胡正荣:广播和电视的问题就在这里。像《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在加紧做数据中心,它已经不是一个技术中心的概念,因为数据中心相当于最上游资源。 我觉得《人民日报》特别值得我们的兄弟媒体去学习,它的融合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步,融合内部的资源,通过搭建“中央厨房”把报社内部资源先盘活,去做数据化、网络化,然后是智能化。第二步,搭建一个全国的党媒平台,本着自愿的原则把整个传媒行业统合在一个大平台上。第三步,开始做垂直。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大家都在做垂直,每个垂直都越做越深。

《人民日报》最近做了个“人民号”平台,并且开始做视频,它的平台渠道越搭越多,其空间也越来越大。其目标就是要搭建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媒体平台, 所有的垂直行业在这个媒体平台上都有资源的汇聚和发声的渠道。真做到了这一步才叫“巨无霸”!因为它沉淀了内容、沉淀了用户、沉淀了数据,当然还沉淀了更为重要的市场。

在媒体融合中,国内不少媒体还停留在产品融合的阶段,做一点小的新媒体产品,如H5游戏产品、 动漫产品,在“两微一端”上做文章,就认为完成了媒体融合,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媒体融合还要往“大”里做、往“深”里做,而且现在这个“窗口期”越来越短,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广播:数据库的建立需要时间、技术、财 力等各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广电媒体的短板,怎么去弥补?怎样才能有好的获取和积累呢?

胡正荣: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所有传统媒体其实不缺市场,经过多年的经营, 传统媒体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市场,也不缺用户, 技术也还好,实际上现在最难做的就是数据。弥补这个短板,对于广播来说,有几个做法 :

第一,最快的办法就是收购音频客户端(App),当然这个取决于政策空间。

《浙江日报》在国内报业是一个媒体融合的标杆,10 年前,它把自己的公司打包上市,进行融资,并把融来的 32 亿资金全投到买网站上去了。当时还没有手机客户端,它就买网站,买了边锋、浩方两个游戏网站。到 2014 年底,其 54% 的收入已经是来自互联网了。也就是说,从它的收入结构来看,它已经是互联网公司了。

所以,收购不仅能瞬间积攒数据,还能积攒市场,一下就沉淀了数据和市场。这个做法虽然比较野蛮,但是速度会比较快,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便捷的让自己成为全媒体集团的做法。

第二、广播媒体与商业平台共享。

就是广播媒体可以和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蜻蜓.fm”“喜马拉雅 FM”等合作。特别是腾讯,因为它有QQ,这样在数据上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享。

第三、广电媒体自建数据库。

这个做法会很漫长,但也是最保险、最现实的做法,虽然风险也会比较大。通过长期沉淀、长期储备,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有意义。

三、互联网的最后一个入口是声音

中国广播:刚才您提到媒体融合的“窗口期”会越来越短,对于广播来说,应该怎样运用自己的优势来实现融合目标呢?

胡正荣:我恰恰在所有传统媒体里面最看好广播的未来。因为音频和视频里的音轨,完全是两回事。电视至少需要两个造型渠道,声音和画面 ;广播只有一个:声音。

咱先说电视,因为这个更好理解,电视的大屏画 面真的没有办法被取代,大概四五年之后,我相信全息显示会越来越普及,再加上电视发展到 4K、超高清,电视拍的大新闻、大场景、纪录片、动画片等,在其他的终端呈现真的无法和电视相抗衡。比如:手机,它的物理特性限制了它的所能,现在的“抖音”小视频,看十几秒、二十几秒可以,但是放到大屏幕上看 就不行,因为用户体验的感受太差。电视走的就是大屏生态。

广播,我可以说全部都看好,而不是看好它某一部分业务。

第一,人生来是没有文字的。

最原始的人与外界沟通的一个最直接渠道就是口语交流。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限制的媒介。

你要看报纸必须要先有纸,看电视、手机必须 要先有屏幕,还得要用手来操作,所以视觉就决定了它对外界技术的依赖比较多。广播则不同,它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依赖,可以做到随时随处地伴随。

国际上,亚马逊、谷歌等公司都在大力开发智能音箱,去年美国的有声书销售量增幅是30%;国内的,“喜马拉雅FM”“知乎”也在慢慢增加音频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的最后一个入口就是声音。语音识别,也就是语言的处理包括方言的处理,涉及到出行、驾驶,涉及到车联网、物联网……

对广播来说,实际上空间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怎样把声音元素和声音价值开发到极致,我最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的两次评奖,感觉到央广的音频造型能力越来越强。

四、“媒体大脑”:人工智能在媒体的最新应用

中国广播:我国已经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与广播行业进行怎样的结合?这种结合又会带来哪些变革?

胡正荣: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个大概念、大领域,对于广播来说,要搭上人工智能这班车,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建立数据库做精准传播,积累用户资源。

现在的广播媒体因为缺乏大数据的支撑,很难做到将上游海量内容与受众精准匹配。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与其匹配的高质量、海量的内容资源。

以“芒果TV”为例,湖南广播电视台在创办“芒果 TV”时的思路是在电脑端打造以自身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版,但由于网络具有海量的内容存储性,反复重播的内容是无法吸引受众的,后来“芒果 TV”开放了内容渠道,从全国的电视端内容到互联网受众生产的内容,现在开始扩展到全球的专业生产内容 + 用户原创内容(PGC+UGC)。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内容渠道,由机器智能生产新闻(MGC)。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比赛中,腾讯每天有 2000 篇稿子都是机器人写的。当然,MGC 现阶段的应用还有限,但是其未来的发展会给传媒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第三,开拓渠道。

对于广播电视台来说,要跟人工智能结合或联姻,就要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所有硬件,作为媒体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呈现的内容一定是场景化的。以广播媒体为例,把人们的生活场景进行分类,在恰当的时机将适合的内容推送给受众,音频的到达率会大大增加。早上起来,可以根据数据推算出不同人的不同喜好,定制推送新闻、音乐等。音频的伴随性可以有很好的发挥,因为早上洗脸、刷牙时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这就是一个音频场景。像这样的情况,每天可以分成很多细小的场景,在这基础上与人工智能的硬件去搭建,比如智能音响、汽车、手机客户端、可穿戴设备等。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必须要生产与场景相适应和相匹配的内容形态。现在传统媒体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在节目形态基础上的碎片化没有考虑特定场景下的不同需要。在场景化方面,“喜马拉雅FM”的细分比较详细,包括开车的场景、办公的场景、在家里的场景等。

中国广播: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媒体的最新应用,被称为“媒体大脑”或类脑智能巨系统,传媒业要怎样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

胡正荣 :1983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出版的《地球脑的觉醒》提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地球脑”的一个“脑细胞”,互联网就像大脑神经,使我们这些“脑细胞”相互作用,结合成具有神经系统特征的自组织巨型网络。谷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纷纷推出这种互联网类脑架构,并基于自己的核心和优势业务逐步建构不同领域、不同面向的 “大脑”。传媒业也急需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即“媒体大脑”,从而真正迈进智慧媒体时代。

目前,类脑智能巨系统在应用方面还在摸索阶段,城市交通管理是应用比较成熟的例子,比如交通类服务应用,可以实时监测路况的信息,并对你的行程进行最优规划,或者提供建议。

媒体面对不同的用户群和不同的市场面向,需要匹配用户群和产品类别等,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类脑智能巨系统,就是“媒体大脑”。现在,“媒体大脑” 最基础的媒体应用就是机器人写作。如新华社的机器 人“小新”腾讯的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它们把资源汇聚、计算,生产结构化产品。但是非结构化产品现在还不能完成,因为其中包含很复杂的情感因素。

类脑智能巨系统应用的初级阶段,叫算法智能,或者叫数据智能,这只是能捕捉人的显性需求;下一个阶段叫感知智能,再高级阶段可能叫认知智能。在“媒体大脑”中高级阶段,它可能会独立完成策划、创意、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生产出产品后,在大数据支持下进行定制化分发,匹配不同用户的使用场景,并收集反馈信息。

对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大家在生产、流通方面谈得特别多,如机器人写作、版权保护,但是我认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对媒体的创意层面也有很大的影响。现有传媒业创意主要由传媒专业人员完成,最多是在个别领域可以由人机互动产生,如专业生产内容 (PGC)+ 机器生产内容(MGC)等。而在智慧媒体时代, 创意的生成、完善、实现和转化将更多地依靠人(创作者)—机互动,乃至人(创作者)—机—人(用户) 互动完成。创意的类别也会拓展,即借助人工智能,使创意更加垂直、细分,在原来无法出现创意的领域和利基市场(niche)空间涌现。创意的知识产权保 护将真正实现,媒体业是区块链领域很好的应用场景。在人—机—人之间的创意交换、互动与交易真正可以无缝实现,才会给未来媒体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

作者: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原文详见《中国广播》杂志2018年第8期

微信编辑 | 张涛 / 饶雷 / 肖婧为

编审 ▏饶   雷


胡正荣:国际传播中价值观的威力

August 24,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国际传播中词汇、语法等都是手段和形式层面的,而价值观则是语义层面的。价值观更加深远、持久。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抓住问题本质,传播事实数据,精准话语词汇语法,锻造语义体系构成,占领价值观制高点。事实自证,逻辑自洽,这项任务还非常艰巨。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进行中,从中美双方,乃至国际各方的新闻报道、评论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个贸易摩擦背后渗透着价值体系的差异,有着多样化的价值观交锋与冲突。比如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根基就是降低关税,可是降低关税被有些人说是自由贸易的本质,又被有些人说是反自由贸易。还比如,此次川普特别强调公平贸易,而我方特别强调自由贸易等。更大视野看,还有如传统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工业时代规则(如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还是新时代规则(美国退出WTO、G7自由贸易区等)的价值差异。

国际传播中词汇、语法等都是手段和形式层面的,而价值观则是语义层面的。价值观更加深远、持久。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抓住问题本质,传播事实数据,精准话语词汇语法,锻造语义体系构成,占领价值观制高点。事实自证,逻辑自洽,这项任务还非常艰巨。

国际传播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处理好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如中国故事如何讲?给中国人讲中国故事,还是给全球人讲中国故事的普遍价值和全球意义?中国故事的个别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中国故事人类化、世界化、普遍化才有可接受性,才有可传播性。也就是说讲述中国故事时必须触及人类共有价值观,满足人类普遍道德标准,符合人类普遍认知规律,满足人类基本逻辑关系。

其次面临的问题就是故事抽象化与价值观具象化的转化,如中国故事都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与事,这些具象的故事背后都暗含着价值观。我们第一步需要将故事抽象化,提炼到人类价值观的普遍性高度,这种对故事价值抽象化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弥补故事的平庸,扩充故事的内涵,提升故事的传播价值。现实中有太多原始而素白的故事,但是又有太多没有创意,特别是没有提升抽象的叙事和表达。第二步还需要将抽象的价值观,再具象化、再落地化、再故事化,从而可传播,而且价值观具象化的过程,恰恰是故事意义的实现过程,是产生长远效应的重要环节。

第三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也就是价值观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现实调适。互联网带来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凸显,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价值观及其表达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国故事不应该成为单一价值观的载体,不应该成为价值观冲突的场域,而应该成为求同存异的价值观的包容体和共存场。

国际传播中最为持久的影响力来自于价值观,这个是核心软实力。从制度主义看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理想,根据这个价值观(制度理想),每个社会都会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制度现实。人们生存于其中并日常感知到的是制度现实。所以说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相应地会有什么样的制度现实。但是,现实世界中,价值观说得天花乱坠,而制度安排却千疮百孔,制度现实一塌糊涂的国家和社会很多。而国际传播传播的却是制度现实,通过制度现实看到制度安排,从中体会价值观(制度理想)。切记的是当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制度现实相去越远,价值观就越没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