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说话!——国际传播叙事亟待迭代升级

July 17,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评专栏  2018-7-10

一个阶段以来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应该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了,至少国际传播叙事需要迭代升级了,说白了就是好好说话!

中美贸易战掀起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有舆论战。看看舆论战中我们的传播实践,有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少是让人捏一把汗的,甚至还有匪夷所思的。从国际新闻、对外报道乃至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传播都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好好说话。

有理不在声高,其实,调门很高,反映了内核的空虚;声音很大,反映了自信不足;叙述很张狂,反映了急迫想被认可。《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毛泽东也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一个阶段以来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应该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了,至少国际传播叙事需要迭代升级了,说白了就是好好说话!从叙事学视角看,我们国际传播叙事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至少可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故事层,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高大上要有,但是往往低(底层)小(身边的)下(各个阶层)的故事更丰富、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成就故事要讲,但是困难、问题、挑战的故事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也更加有说服力。另一个是话语层,这个层面非常丰富,有叙述的方式、手段,也有叙述的词汇、语法,更有叙述的语义,这才是话语的真意。在话语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最大,经常是有好故事,也不会好好说话。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解析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媒体大脑如何颠覆传媒业

July 2,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6-25

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媒体大脑将给传媒业带来颠覆式创新。传媒业需要基于这些技术的新的智能制造。这种制造是在数字资产重新配置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再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释放。整个传媒价值链都将可能被颠覆式改造。

有人说2018年将是人工智能垂直落地年。传媒业将是重要的垂直落地行业之一。人工智能高歌猛进,区块链又异军突起,以其分布式记账、去中介化的信任机制以及智能合约等核心特征,使得真正意义的点对点交换与合作成为可能,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也使得数字资产配置水平和效能大大提高。

1983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出版的《地球脑的觉醒》提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地球脑”的一个“脑细胞”,互联网就像大脑神经使我们这些“脑细胞”相互作用,结合成具有神经系统特征的自组织巨型网络。今年以来,谷歌、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推出这种互联网类脑架构,并基于自己的核心和优势业务逐步建构不同领域、不同面向的“大脑”。传媒业也急需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即媒体大脑,从而真正迈进智慧媒体时代。

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媒体大脑将给传媒业带来颠覆式创新。传媒业需要基于这些技术的新的智能制造。这种制造是在数字资产重新配置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再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释放。整个传媒价值链都将可能被颠覆式改造。

第一,传媒业创意链的改变。创意的过程发生变化,现有传媒业创意主要由传媒专业人员完成,最多是在个别领域可以由人机互动产生,如PGC(专业生产内容)+MGC(机器生产内容)等。而智慧媒体时代,创意的生成、完善、实现和转化将更多地依靠人(创作者)—机互动,乃至人(创作者)—机—人(用户)互动完成,真正实现了我称之为的众创(crowd-creativity);创意的类别也会拓展,即借助人工智能等,创意更加垂直、细分,也更加在原来无法出现创意的领域和niche(利基市场)空间涌现;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将真正实现,媒体业是区块链领域很好的应用场景。在人—机—人之间的创意交换、互动与交易真正可以无缝实现。

第二,传媒业生产链的改变。生产过程将非线性化和网络化,即所有生产要素可以网络化多点配置;生产方式完全协同化,在人—机—人的协同中完成产品,实现我称之为的众产(crowd-production),区块链提供了这样的“网状协同”的技术条件,媒体大脑提供了非线性生产平台。

第三,传媒业流通链的改变。区块链可以使交易、流通的原有中介渠道消失或重组,这种去中介化的特征使得传媒产品可以与任何时空与任何用户见面,并且都有记录;传媒产品和服务流通将出现新模式,如非线性的流通、垄断渠道和平台地位将更加式微,生产者、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智能合约使得产品和服务点对点之间的可信任传播变得可能,从而降低价值的流通成本,提高价值的效益与效果。

第四,传媒业消费链的改变。不再是传播者主导媒体消费,而是我(用户)主导的,智能匹配的媒体消费,媒体消费主权改变了;场景化、智能化是传媒消费的基本形态,传媒业的各种媒体大脑,乃至用户自己生成的媒体大脑,相当于媒体助理,通过搜集、过滤、整合、优化、匹配、参与等生成用户所需的产品与服务、消费方式、消费场景,沉浸式、体验性消费将大量落地,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完全匹配。

第五,传媒业业态的改变。区块链保障的知识产权,催生传媒业进入多业态商业模式,传媒业核心竞争力的IP实现全产业业态的开发与应用,既可以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更便于实现范围经济。随着技术的成熟,接下来几年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基于区块链主链上的垂直应用的出现。传媒业全产业链、全业态、全市场布局发展成为可能。

看到这些,我对未来媒体世界充满憧憬和信心,也对当下的传统媒体充满期待,尽管这种期待中忧患颇深。


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工作的新特点与新格局

June 26, 2018

胡正荣 王润珏[1]

发表于《人民论坛》,2018年5月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当前,网络舆论工作实际上已经深度嵌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与多个层面的工作密切关联——以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为基础,以维护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以保障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目标。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网络舆情工作亦需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一、信息化与网络舆情态势的转变

1、舆论格局持续变化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构的世界舆论格局。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舆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网络媒体在舆情引爆、舆论扩散等方面的强大力量日益显现。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媒体对民情、民意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增加。以赫芬顿邮报为代表的网络原生新闻媒体、以Buzz Feed为代表的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以Facebook、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因其用户规模、用户活跃度、用户粘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不容忽视的舆论场;CNN、BBC等传统强势媒体都对自身的网络传播力建设给予了重点关注,将其视为信息时代话语权重构的必要途径。

二是世界舆论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明显。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通过传统强势媒体影响力的新媒体化、新兴媒体平台建设、技术监控等方式继续将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未获得与之匹配的话语权。面对信息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各国表现出获取世界话语权的强烈意愿。例如,俄罗斯2005年开播的全数字化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充分运用自有互联网平台www.rt.com和YouTube等其他开放平台开展国际传播,并专门建立全球视频新闻社(Ruptly)向其他媒体和视频网站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视角和声音的独家素材。

2、网络舆情态势更加复杂

首先,互联网普及的结果是传播渠道的泛化和媒介接触机会的“无盲区”化。无处不在的媒介接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随时产生着“在场”影响,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在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融媒体内容和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极易造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真相与谣言的混淆,信息传播、舆论对抗和舆论防御的难度随之提高。这同时也意味着影响受众的渠道、时间、方式无处不在,负面舆情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且走势难以预测。

其次,媒介融合带来了媒介系统开放性的增加,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国际传播相关信息生产、话题建构和公共决策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国界限制,提高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增加了对舆论走向把握和控制的难度。因信息不对称和网民信息化素养不足,互联网时代“全民参与式”的舆情扩散和发酵过程,极易受到“故意”的引导和利用,并存在“舆论”转化为“行动”的风险,对舆情应对、事件处理、社会管理等方面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3、技术需求更加迫切

信息化时代,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其发生发展过程呈现出信息总量激增、信息形态多样、信息源身份和地理位置分散、阶段转换加速、发酵周期变短、突发事件引爆点多元化、演变路径不确定等新特征,使得网络舆论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都不断增加,舆论引导、舆情监测、舆情处置等工作的有效展开也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

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工作主要通过“抽样”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通过内容分析来研判舆情,通过行政方式进行舆情应对。今天,网络舆情工作涉及的信息量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急速增加,从TB级提升至PB级,甚至更高级别;网络舆情发生、传播、转换速度不断提高;涉及的地域范围、人群范围不断扩大。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进行舆情数据采集、数据描述、数据分析、趋势预测、舆情处置成为信息时代网络舆情工作有效开展的必然要求,至少涉及数据获取与清洗、语义分析、情感分析、模型建构等相关技术。这些变化都进一步加深了网络舆论工作对相关技术和人才的依赖。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信息时代的网络舆情工作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加速技术、软件研发,保持技术的先进性至关重要。

二、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工作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着同一个信息空间。“绿色”的网络空间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亿万民众之福祉。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4月20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要求。在信息化时代,建设网络强国与把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密不可分,积极开展网络舆论工作同样也是主动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主席曾用“三个地带”归纳当前思想舆论领域的格局,他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网络空间亦是如此,同样需要巩固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斗争,对灰色地带争夺,而网络舆论工作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首要方式。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塑造网络空间的权威性与话语权。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舆论空间,权威性和话语权的塑造都是重中之重。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舆论权威性与话语权塑造的机遇。把握这一机遇则需要手段、策略、战略、理论的诸多创新,以世界能够听得见的渠道、听得懂的方式、能认可的逻辑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思想阐释和中国故事讲述,以多样化的形式向世界解答快速发展的中国“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

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升正面回应的声量,扩大舆论影响的声浪,不回避、不沉默;充分了解传播对象,开展分众传播、针对性、差异化传播;夯实意识形态内容载体质量,只有吸引人的内容才能打动人心、俘获人心。

第二,以开放思维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力量矩阵。

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具有明显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场景化等特点。网络舆论场和传统媒体舆论场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亦不断加深。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媒体形态以符合移动互联时代传播规律和用户需求的方式进行传播。在疆界模糊、三个地带相互交织的互联网空间,不能仅仅依靠我国的国家部委、主流媒体和党报党刊的力量开展工作,而要发挥党的领导、引导和统筹作用,以多样化的手段,充分调动多元行动主体的积极性、行动力,形成开展思想舆论工作的力量矩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进行舆论宣传、舆论斗争。例如,在我国主流媒体工作者很难进入南苏丹和苏丹地区,我们培养的传媒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却能在当地媒体机构刊发数十篇报道来关注和展现中国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立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能够在互联网时代下掌握思想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互联网空间已经呈现出重新中心化的趋势,但这种重新形成的中心化格局仍然是一种多中心格局。围绕每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机构或国家形成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较之传统媒体时代更深。我们只有借助分属不同群体的主体力量,才有可能接触、深入不同群体内部进行传播,才有可能以他们愿意听、能听懂的方式开展思想舆论工作。

因此,网络舆论工作需要动员和运用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发掘互联网空间中的可用力量,保障这些力量的可管、可控,即建立多元力量矩阵的有效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

第三,基于网络安全观的网络舆论工作方案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当今的网络安全有几个特点,一是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二是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三是网络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四是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五是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安全是网络安全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网络安全特征亦是开展网络舆论工作需要深刻把握的几个特征。

互联网思想舆论工作方案的设计应具有全局观、整体观。一方面将网络舆论工作作为我国整体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策略上进行全面统筹;另一方面,因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的紧密关联,还需将互联网思想舆论工作与其他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工作进行统筹,全国思想舆论工作一盘棋,全国国家安全工作一盘棋。

同时,还应建立动态的、长期的互联网舆情监测、预警、应对协调机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回应、晚回应的做法常常使我们错失了表达意见、澄清事实的最佳时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起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球舆情监测体系、常规和突发舆情应对方案、懂政治懂传播的舆论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才能抓住时机、表达意见,在舆论事件的风头浪尖发出中国声音。

第四,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支撑作用。

早在2013年,“棱镜门”事件就为世界各国敲响了信息安全的警钟,但也同时提示我们未来的网络舆论工作也必然是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我们以信息科技手段对网络思想舆论态势的监控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通过将热词、热点话题、地理位置等各类相关信息的结合,实时地把握全球互联网舆论动态,从而为及时应对、有效应对提供支持。

第五,重视我国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教育。

建立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教育体系,提高全国人民思想舆论安全意识,应成为我国网络舆论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网络舆论安全并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事,而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截止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在工作生活中受到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数还要远远超出这个规模,几乎每公民都是国家网络舆论安全的受益者。对一个人来说,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舆论观念和立场,不能明辨是非、看清传播者的真正意图,则容易被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虚假信息所影响,容易被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我国的主流媒体、教育体系应当承担起公众思想舆论安全意识培养的责任,以公益广告、专题新闻、动画动漫、课程设置等多样化的途径,提升公众对互联网信息的辨识力、防御力。从长期来看,我国公众整体网络安全意识水平将是衡量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程度的重要指标。

[1] 胡正荣,教授,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王润珏,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G20峰会国家对外传播理念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6ZDA216)阶段性成果


融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点与新格局

June 26, 2018

王润珏 胡正荣

发表于《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献》2018年2月全文转载

媒介融合的持续深化使得媒介生态、传播规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给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造就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能否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把握新的传播规律,快速建构起基于融合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话语权,成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

一、媒介融合与国际传播态势的转变

(一)媒介格局整体变迁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构的世界舆论格局。最明显的变化是,一大批曾经拥有突出影响力的报刊随着纸媒市场的整体衰落而正式停刊或停止发行纸质版,其中包括《独立报》《世界新闻报》《基督教箴言报》等知名报纸。CNN、BBC 等传统强势媒体也都面临着新媒体平台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构问题。同时,以《赫芬顿邮报》为代表的网络原生新闻媒体、以Buzz Feed 为代表的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因其用户规模、用户活跃度、用户黏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国际传播不容忽视的舆论场,从而改变着国际传播的媒介格局。

从更深层面来看,以技术为驱动的媒介融合恰好与世界政治经济权力转型的过程形成耦合,由此加深了当前国际传播媒体格局重构过程的复杂性。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力图通过传统强势媒体影响力的新媒体化、新兴媒体平台建设、技术监控等方式继续将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增强的硬实力支撑下,亦表现出强烈的获取世界话语权的意愿。俄罗斯2005 年开播的全数字化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便充分运用自有互联网平台www.rt.com 和YouTube 等其他开放平台开展国际传播,并专门建立全球视频新闻社(Ruptly) 向其他媒体和视频网站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视角和声音的独家素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今日俄罗斯”在与BBC、CNN 的舆论对抗过程中,已经成为打破英语媒体西方垄断的重要力量。

当前,“调整国际传播策略、加速建构融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影响力”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的共同选择。美、英、法、俄、日等国均在不断加大对新媒体平台传播的资金、人才、技术投入,布局融媒体环境下的新一轮话语权力争夺。

2016 年2 月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我们需要将符合融媒体时代媒介系统运作逻辑和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思维、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建立包括多样化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媒体矩阵,把握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

(二)传播环境深度重构

融媒体时代,媒介资源高度丰富,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场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传播渠道的泛化带来媒介接触时间、场景的碎片化。无处不在的媒介接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随时产生着“在场”影响,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的__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良莠不齐的融媒体内容和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极易造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真相与谣言的混淆,信息传播、舆论对抗和舆论防御的难度随之提高。

其次,媒介融合带来了媒介系统开放性的增加,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国际传播相关信息生产、话题建构和公共决策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国界限制,提高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增加了对舆论走向把握和控制的难度。在国际信息空间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煽动反华情绪,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负面信息传播活动,对国际传播的策略、技巧、效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技术竞争更加激烈。融媒体时代的媒介系统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平台和工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国际传播工作对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依赖更加突出。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成为全球舆情研判、精准化传播、高效内容生产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技术。因此,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环境也成为融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价值期待更加多元

“界限消弭”是媒介融合的特征之一,例如媒介形态的融合、传媒与通信行业的融合等。事实上,媒介融合也使得国际传播与国家信息安全、外交等重要工作的关系更加紧密,国家和公众也因此对国际传播工作有了更加多元的价值期待。

一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国际电信联盟(ITU)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末全球网民数量突破35 亿,占世界人口的47%。按照联合国的估算,到2020 年,网民比例将超过60%。若考虑基于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途径产生的二级、三级传播的效果,则互联网的影响足以扩展至全球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开放信息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三个地带,即红色、黑色和灰色地带。网络空间同样需要巩固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斗争,对灰色地带争夺,而国际传播则是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最为直接和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是国家外交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外交、新媒体外交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在带来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媒体外交主体多元化。随着BBC、美国之音等知名国际广播电台相继关闭部分语言播音服务,“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诸多功能已经逐渐让位于移动客户端、网络电视、社交平台官方账号等新媒体形式。融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外交体现出正式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相互交织,媒体活动与外交活动界限模糊的特征。国际传播工作本身也就成为国家外交工作中更加重要的部分。

三是人文交流功能。人文交流是增进中外民众互信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大国间关系温度、韧度、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基础。中国已经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但人文交流活动普遍存在着当地媒体可见度不高、公众关注度不足、信息传播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针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媒体合作、国际传播活动作为支撑。

二、融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思路与方法探索

当前,能否顺应媒体融合的趋势,把握新的传播规律,快速建构起基于融合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话语权成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思路指引。

(一)以“创新”引领国际传播工作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硬实力的支撑,将整个国际传媒格局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长期占据世界舆论主导地位、把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现在,中国有机会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作为支撑,参与到融媒体时代的世界舆论格局的变迁与重构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的明确要求。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播热点瞬息万变,“创新能力”和“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系统性创新和革命性创新,这包括居于核心位置的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操作层面的传播体系创新、策略创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运作模式创新等,作为支撑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等多个层面;需要将符合融媒体时代媒介系统运作逻辑和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思维、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

(二)以“协调”统筹国际传播工作

国际传播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承担着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重任,还肩负着向世界传播和解释中国制度、文化、政策的职责。国际传播既要基于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的总体布局制定总体工作规划,又要根据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舆情制定针对具体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传播策略。在融媒体时代,因传播对象国的国情、舆情、信息化和媒介融合进程差异明显,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传播需求和传播环境,以“协调”的思路实现统筹兼顾的意义更加重大。2016 年G20杭州峰会因采用了细分化的、多语种、多媒体的协同传播策略而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这就是“协调”思维对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意义的有力证明。

具体来看,在当前的国际传播过程中需要重点协调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家外交战略需求,协调推进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时期的国际传播,兼顾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信息化、媒介融合进程,协调实施传统主流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互联网平台的国际传播,以融媒体的传播规律和思路逐步在当地搭建多样化媒体矩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三)以“绿色”引导国际传播工作

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着同一个信息空间。“绿色”的网络空间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亿万民众之福祉。融媒体环境与网络信息空间有着很高的重合度。国际传播工作不仅需要注重传统媒体层面的传播与竞争,亦需要主动建构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信息空间环境;面对融媒体空间的负面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攻击,做到多平台的主动回应、及时回应、正面回应、全面回应。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还需着力于“绿色”国际传播生态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说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刚力,人文交流则是公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国际传播正是塑造和提升这种“柔力”的重要途径。在融媒体的环境下,国际传播能够通过多样化媒体平台与各国民众开展积极而友好的信息交流互动,以多样化的方式讲述充满正能量的、真实可感的“中国故事”,从而逐步使其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认同感和信任感将在各国公众接触到与中国相关谣言和负面信息时,成为最有效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将从根本上形成建构绿色网络信息空间和国际传播环境的柔力。

(四)以“开放”促进国际传播工作

“一国一策”的传播需要大量优质内容作为支撑,单纯依靠几家国家级媒体的力量难以满足。“开放”是实现国际传播“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途径。我们有必要建立开放化的生产平台,以大数据为支撑,通过定制的方式,调动包括各类媒介内容生产机构、自媒体、写作机器人在内的多样化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开展内容生产。只有开放的、全新的内容和信息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兼顾“碎片化”的需求与“精准化”的传播,真正实现对外传播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开放”也是我们整合多元力量开展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例如,中国主流媒体工作者很难进入南苏丹和苏丹地区,但中国为当地培养的传媒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却能在当地媒体机构刊发数十篇报道来关注和展现中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融媒体时代,内容、渠道、平台、运营和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管理思维下开展融媒体内容生产,或是将传统媒体渠道建设成开放平台都是不可取的,也无法成功。

(五)以“共享”提升国际传播工作

信息技术将共享化基因写入媒体与传播,互联互通、用户赋权、开放互动成为所有传播活动的共同特征。融媒体传播也因此具有了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特征。以Facebook、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有必要顺应和运用这一传播的新特征,通过充分共享,使信息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更大的效应、实现更大的价值。“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观”,也正是符合开创中国国际传播新局面所需要的“共享”思维。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中国民众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国际传播的影响和意义已突破国家层面,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关联。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民众都是国际传播工作成果的共享者。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认可和认同程度可直接转化为个人在国际交往中所感受到的受接纳、受欢迎、受尊重的程度。“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受益者”正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现时状态。只是这种“共享”还处于技术驱动的自发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打造面向全国、甚至是全球的国际传播开放平台,通过建立相关运行机制和信用机制,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渠道共享,凝聚亿万公众的力量,在发挥国家级媒体的旗舰作用的同时,以多种声音、多种方式扩大国际传播的效果和价值。

总之,把握融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机遇是一个整体性工作,不仅需要深刻理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新格局,还需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媒体矩阵体系,并进一步建构起支撑新媒体矩阵体系所需的良性运作的制度体系和人才供给体系,建立起符合新的媒介系统运作逻辑的传播理念和国际传播工作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理念,对融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也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应用性,是把握历史性机遇、打开新局面的智慧钥匙。

作者简介:王润珏,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胡正荣,时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6JFZX031。


人工智能来了,广电准备好了吗

May 28, 2018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年5月25日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

 

刚刚结束的2018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提出了“All in AI”,其策略也从“人工智能优先”(AI First)全面转向“独有人工智能”(AI Only)。在这个行列中,亚马逊、Facebook、腾讯、百度、阿里等都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迈向智能时代。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其对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的改造尚待细细研究;另一方面,传统广播电视还在进行着媒体融合,尚未完成的这个进程中又加入一个人工智能变量,使得传统广电的走势变得更加不确定。不过,无论如何,有几个情况是可以判断。

目前看,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至少将会在三个方面。一是硬件,即媒体生产与消费的各种设施设备。比如,虚拟现实VR的拍摄、制作、消费终端,比如,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乃至全息沉浸媒体等人机一体化智能硬件等。强大的人工智能背后是高性能芯片的支持。今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发布了最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TPU 3.0,它提升了包括录音音频中的语言识别功能,能在视频和照片中辨别出物体,并从文字当中提取隐藏的表情等,让大家惊叹。二是数据,即媒体拥有数据工具与系统,具备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市场数据、用户数据等资产化管理与运营能力,以及数据交换、共享与应用等。这些数据不是单一媒体而是多媒体的,语言、声音、图像等都有。三是算法,人工智能几个大的方向,如自然语言的理解、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都要依赖算法完成。媒体用户广泛,所以需要的是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

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看,可以基本把人工智能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也将在三个阶段中展开。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运算智能阶段,目前如火如荼的用户画像、数据分析、大数据深度学习、精准推送等都是媒体普遍运用的运算智能,这大大拉近了媒体与用户的关系,深化了生产与消费。但是这个阶段同样面临着不足,如运算智能带来的信息窄化、个性内容满足过度、普遍性信息消费不足等,如社交群体日渐封闭而固化、社会群体的流动减少等。因此,运算智能的媒体需要升级。其次是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阶段,此时的智能媒体能够感知用户的个体差异与群体特征,乃至社会环境。对不同时间、空间场景中的用户可以准确判断,进行虚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内部与外部等信息的全面分析,从而将需求与供给智能匹配。这个时候的媒体具备了去年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群智理念,即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能力。第三是人工智能的认知智能阶段。该阶段媒体可能进行情感判断与互动,可以与人进行“类人类”的全面交流,乃至成为人的一部分。以前,麦克卢汉(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这个仍然是外部的。以后,媒体就是人,人就是媒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工智能达到自主智能系统的时候,就是一个高级智能体系,这也是霍金警告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因。

去年,我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很多人都在谈论AI,我并不担心机器人会像人一样思考,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这个判断意味深长。在媒体融合转型的道路上,媒体人的思考始终应该是主导。提前认识,超前布局,积极思考与应用人工智能,应该是当前媒体人的任务。


开拓视听传播的新时代

May 21, 2018

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5期(总第407期)

传统媒体中,互联网冲击最早的、最大的是报纸、杂志这样的平面媒体,但是,互联网改造最深远的、最复杂的将是广播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体。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还没有根本改变广播电视的话,那进入了下半场的互联网,智能、云、场景、全息等将颠覆式改造传统电子媒体和视听传播。与其被动地被颠覆,我们不如主动地去开拓视听传播将进入新时代。

视听传播新时代的开拓与创新需要在几个方面发力,首先,将技术驱动力作为视听传播新时代最主要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有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场景化,乃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影像现实等技术已经和正在改变着视听传播的格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将彻底改变视听传播本体,即它的手段、形式、内容、传播平台,又将改变视听传播的主客体关系,即生产者与传播的融合,产生了prosumers,用户及其数据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还将改变视听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视听传播弥漫在社会关系构建的各个领域,声音成为最为重要的、进入虚拟世界的入口,视觉成为最重要的体验虚拟世界的手段。

其次,对视听传播的形态进行颠覆式创新,才可能进入视听传播新时代。拜新技术之所赐,视听传播形态正在和将要发生颠覆式改造。传统的视频传播是二维的,是平面的,是画面内活动的,主要是横向的,如4:3或者16:9,还是主客体分离的,是社会关系的旁观呈现者。但是,新技术赋予了视听传播以全新的呈现、表达、传播和体验形态,一方面,已经可以看到的有流媒体、IPTV\0TT、视频社交等,还有全息沉浸、各种丰富的视频体验,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以及影像现实等;另一方面,视听消费形态也从单屏,向着多屏、跨屏,乃至最终走向无屏,而且可以是二维的,更可以是全息的、沉浸式的视听体验。

第三,突显用户导向在视听传播中的作用。用户地位和角色的在视听传播中将发生很大程度的反转。工业时代的视听传播中,生产者和传播者是主导,是主体,听众观众只能是接受者,因此被称之为受众。但是,互联网原住民经历了互联网上半场的成长后,他们的主导性正在日益增强,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他们的需求及其满足方式与渠道等都在变化。他们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日益成为主客体的一体,即Prosumers。一方面,他们凸显出参与视听过程和情境的需要,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互动,在音视频构建的场景中体验。原住民喜欢交互、体验、分享、智能、场景、全息沉浸的视听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参与过程中,即消费视听、再生产视听沉淀下的数据等可以成为生产者的重要的资源,使得生产者可以更加精准地生产,更可以精准地传播到达,从而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度智能匹配。工业时代影视生产与流通的二八原则,即20%叫座叫好,80%平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四,以内容创新为核心要素。用户市场多样化、复杂化、精准化,视听实现技术多元化、复合化、深度化,这些都给内容供给,包括创意、生产、制作、运营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一方面,内容创意开放和共享,PGC与UGC日益交汇融合,另一方面,内容生产与制作日益多元与众筹,以需求为驱动的生产与制作更加普及,再一方面,内容传播与运营更加多平台与多渠道,还有,内容及其IP链将呈现出几个变化,内容及IP资源云端化,内容与IP生产开发垂直化,内容服务场景化,内容与IP产业链跨界与智能化。在视听传播新时代中,符合新消费方式、创造新需求体验视听新产品是核心。新产品还需要在智能化、场景化平台上与用户见面而实现价值,

所有上述特征还只是视听传播新时代的部分本体和内部特征,这些特征有其自身规律和路径,但是要真正达成与实现,仍然需要外部和客体条件的具备,我们看到以中央广播电视台为标志的新一轮深化媒体融合改革在起步,我们看到以BAT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对视听消费、平台建设乃在底层技术和使能技术创新的重视,我们还看到视听监管机构和机制体系的改革也在展开和加强,这些都是好消息。因此,可以期待开拓一个视听传播新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视听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数据泄露、便捷裸奔……

May 16, 2018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05-11

作者 胡正荣

数据泄露、算法偏狭给网络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极其恶劣,需要监管者、运营商、服务商、用户都想想,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更需要有新举措。

日前,Facebook的8700万用户数据被剑桥分析公司泄露,用于帮助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该事件号称是社交媒体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我们在国内也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人喜欢用隐私换便捷”,一时间网络时代的数据安全、用户隐私、算法偏激等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热点。

网络时代,海量用户信息汇聚到运营商和服务商手中。各种移动应用是聚合用户、积累数据最普遍的渠道和路径。这些移动应用给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几乎包括社交、娱乐、消费、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这种体验可以表现为愉悦、满足、便捷、效率、获得感等。用户获得各种信息和服务资源的同时,也在让渡着另外一种资源,即用户自己的各种信息,这种信息就以数据形式交换到了运营商和服务商手中。这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权力转移,是供给者与需求者权力交换的表现。特别是应用最为普遍的各种社交媒体,如Facebook、微信等,看上去,它们提供给用户完全个人化的个人中心式的服务,可以交流沟通,可以娱乐生活,可以工作学习,而且基于这个个人中心,形成了圈层化的群,可以进行群体化的群内社交。这似乎比传统社会中的社交范围、程度、方式、渠道等拓展、丰富、增强了很多,不过,实际上虚拟社会空间的这种社交非常类似于实体社会空间的模式,即由个人到群体,然后到组织等构成方式。

个体用户似乎通过连接网络被赋权,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社交、服务等,这种赋权是谁赋权?以何种方式赋权?以何种资源交换来赋权?以何种权力转移来赋权?这些问题需要监管者、运营商、服务商、用户都想想,新时代需要有新思维,更需要有新举措。

数据泄露、算法偏狭给网络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极其恶劣,一人信息和数据的泄露会连带基于社交的人际网络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整体泄露。此次,Facebook数据被泄露,已经给网络社会相关利益方敲响警钟,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些潜在和显现的影响,比如,互联网公司股票大跌,美英德法等监管机构发誓立法严管,用户维权抵制势力上升,还有就是社会良性治理的信息基础受到了巨大打击,网络作为最重要信息平台的可信度、公信力都在下降。

数据是最重要的国家安全资源。人们日益聚焦社交媒体的数据及其算法,似乎它们有罪过,的确,算法没有明显增加人们对外界世界的准确认知,相反,很多时候还给用户带来了信息日益窄化,心理日益幼稚化,自我意识极化,知识日益偏狭,认知日益狭隘,乃至社会行为日益变异等结果。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身边的网络应用中也比比皆是。不过,还是要明确一个道理,基于数据的算法毕竟只是技术,只是工具,它有问题,其实是其应用者有问题。因此,包括大数据和算法的技术应用一定是在价值导向和规则体系下进行的。互联网企业需要确立价值导向,技术理性,让技术按照规则来运行。

立法者、监管者更加需要强化技术理性,遵循价值导向。一方面,要强化识别高风险的个人和组织信息数据处理行为;另一方面,要建立权变的场景化智能化的信息数据监管模式。数据资源、技术应用、用户保护、网络社会治理等需要引入明确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也没有特权之法,实体世界的法律系统同样要运用到虚拟世界中。

当然,我们始终要铭记数据主权在民,在用户自己。用户也需要增强数据理性,提升数据素养,明确自己的权利所在。在让渡自己资源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力不被赋能名义所转移,自己的权利在赋能的名义下获得保障和扩大。

 


期待广播电视深化改革“有点潮”

May 14, 2018

发表于《综艺报》2018年4月25日  第8期 “文娱锐见”专栏

今年,两会通过了最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其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拟订广播电视管理的政策措施并督促落实,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广播电视事业、产业发展,推进广播电视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监管、审查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和质量,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收录和管理,协调推动广播电视领域走出去工作等。

从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给出的职责定位看,广电总局的职责更加明确清晰,更加精准聚焦,适合于处在转型期的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广播电视在历史上起到过并且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论新媒体如何挑战,广播电视仍然是我国迄今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之一,也具有相当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和前景。

不过,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是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作为主流媒体的广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也正在受到来自各种力量的侵蚀。手机、流媒体、网络视频、网络直播、视频应用、音频应用等都在培养着新一代消费者,致使我们面向的用户急剧分化为基于广电媒体的传统人群,也可称为网络移民,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人群,即网络原住民。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分化随处可见,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经济形态等,乃至价值观都呈现出了差异化、分众化。这种变化迫使我们广播电视需要再出发,开始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创新发力,出台新招、实招,塑造全新广电面貌,让网络时代的后广播电视有点潮!

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观念。网络时代广播电视改革需要不仅仅是广播电视思维,再出发时更应该具有互联网思维,也就是需要开放、共享、联接等思维;也要具备融合发展观,全面接入全媒体的生态系统;还要具备事业发展与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观念,也就是事业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都需要尊重。此次机构改革方案给出的定位也分别提到了事业、产业发展。

技术与内容同等重要是2014年8月18日中央深改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的。深化改革应该潮在技术。技术上看,传统的广电技术可能需要颠覆式创新。在技术驱动和技术引导的媒体融合的今天,封闭与开放,单向与双向,固定与移动,二维与全息将划分出两个时代。面对5G,面对4K,面对新视听的VR、AR、MR等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可能需要底层技术加速创新,应用技术尽快升级。还有,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没有地域限制、全媒体业态没有时空局限的今天,是否可以尽快搭建全国的广电云平台,而不再是各地又形成了一个个孤岛云,这个全国云平台是广电报团取暖,特别是中小台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媒体时代创造需求更重要!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内容。传统广电最大的优势在于内容,广电不仅集中了我国最大的内容创作生产队伍,也积累了海量的视听内容,还培养了稳定的内容消费群体。可是,网络时代视听内容创意、生产、制作、流通、运营等都有了全新的模式,传统的广电节目栏目思维很难完全适应今天视听产品与平台发展的需要。后广电时代,急需激励宽容创新,急需加大内容供给侧改革,广播电视内容创意生产需要跨屏化、跨平台、细分化、垂直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以满足日益分众化、差异化的用户需求。

改变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机制体制。当下和未来,后广电时代的改革重点可能应该放在这个突破口上,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与根本。解放媒体人的创造力、重组广电资源配置。比如,可否探索广播电视纵向垂直融合,比如内容生产行业,形成全国一条产业线;可否探索广播电视横向平台融合,比如有线网、台、互联网平台等,形成全国一盘棋。真正做到内容垂直化,渠道平台化,产业链条化。

新时代广播电视深化改革应该潮在监管。没有无监管的行业。全媒体时代,共同监管(co-regulation)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监管实践。制定标准,严控准入,抑制无序,鼓励竞争,良币驱逐劣币,保证融合后的广播电视全媒体可持续发展。(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 胡正荣建言广电新融合

April 26, 2018

2018-04-24                胡正荣      综艺报专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标志着广播电视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融合。笔者认为新融合应该具备如下一些要素。

 

最近,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正好落实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时代广电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断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而完成任务的重要抓手就是深化媒体融合,打造主流全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标志着广播电视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融合。

当下,摆在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加快实质融合,即站在将主流媒体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信息传播治理系统高度,按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发展要求,遵循全媒体规律,实现全方位的、升级版的媒体融合。

全球范围内,媒体融合与新媒体发展都表现出不断迭代升级的势头。从美国《赫芬顿邮报》起伏,到有线电视被奈飞蚕食与挤压,从欧美音频应用日益颠覆传统广播,到移动端客户大量超越传统媒体等,都可以看出新一轮媒体融合层次更深、力度更大、迭代更加迅猛、颠覆更加彻底。从中国的现实看,迄今的媒体融合探索更多的是在内容、渠道的融合上,而在平台建设、经营与市场打通,特别是机制体制创新上还乏善可陈。

因此,非常期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能够创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媒体融合的新模式,新时代新融合。

我认为,新融合应该具备这样一些要素。

首先,需要全媒体思维,其核心是互联网思维,是智能、场景、万物皆联、全向赋能等。要用互联网思维去改造广电,需要进入旨在打造全媒体的后广电时代。

其次,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重构,这里分两层涵义,整体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需要成为平台化的全媒体机构,具体看,其下设的二级机构要建构垂直化的事业部。具体而言,就是放弃传统广播电视台的基本组织结构,电视台以频道、广播电台以频率为核心的生产与流通架构,不再按照媒体类型划分组织结构,而要按照内容产品与服务供给、用户类型进行组织建构,即互联网时代广为应用的事业部制,垂直化发展,从而将生产与流通、线上与线下、多屏与多端、产品与服务、平台与经营等打通。还有,就是聚合社会资源与力量到总台的平台上,从而真正实现主流化。

第三,需要对生产流程进行再造。按照全媒体产品生产与流通流程对二级机构进行改造,将生产、技术、运营三个团队集于一个事业部,共同打造垂直化的产品与服务生产,完成专业化技术实现,推进精准化的市场与用户开发与维护。

第四,需要加快沉淀全媒体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用户资源、市场资源。传统广电需要快速通过内容资源、生产资源、品牌资源等传统优质资源的重新聚合、创新配置等,转化为用户、市场资源的沉淀与积累,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手段,加速布局智能媒体,融入智慧社会发展,积累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第五,上述所有新融合举措,都是为了加大主流媒体供给侧改革,实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更新理念,站位更高,起点更高,着眼更远,布局更广,为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有效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更适合全媒体发展的组织架构与流程,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国家的信息传播治理提供更多的精品与“头条”,全面主导各个舆论领域;更加有力的全媒体资源聚合能力,将有效提升主流媒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连接各种资源,包括政府、市场、用户、内容、产品、服务等,确保国家治理中主流媒体的真正主流实力与地位。

新时代广播电视的媒体融合踏上了新征程,让我们期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取得新成就。

 


网络文化安全:概念、规范与趋势

March 28, 2018

胡正荣 姬德强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33),5-10

《新华文摘》网刊2017年第18期转载

“网络文化安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理念, 具体指向网络空间内的文化安全状态。“网络文化安全”即网络上文化内容的安全, 具体包含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三个层面的规范性。具体而言, 意识形态上要维护主权和夯实主流;传统文化上要保持文化自信, 做好传承与创新;伦理秩序上要高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哲学。与此同时, 网络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虚拟性和数据性, 这与传统的文化形态又有所不同, 需要把握虚拟文化的边界, 掌控拥有和分析数据的权力, 才能保障网络文化安全。

关键词:网络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 伦理秩序; 虚拟性; 数据;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发展与安全要同步推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 他指出, 要发展核心技术, 打击网络犯罪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他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即网络安全的五个主要特点——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 在内容建设和技术创新方面把握主动权, 保障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2016年12月27日, 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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