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快媒体深度融合要破题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1-17;《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1-25

今年1月11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当前,各地主流媒体都已经或正在制定各自的“十四五”规划。“十四五”的确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特殊时期。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时间上“加快”,空间上“深度”;需要有新发展理念,即去年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媒体深度融合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即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目标远大,任务重大,挑战巨大,机会更大。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加快媒体深度融合需要有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准确破局,开好局,起好步,“十四五”期间的媒体深度融合任务就不难实现。


破题之道应该有这几个。


首先,主流媒体看家本领,即优质内容供给要有所突破。这个是用户认同的根本。现如今,内容已经是多维度的,不仅仅是单向收看、收听的节目和单向阅读的版面,早已经升维为节目与政务、节目与服务、节目与商务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内容产品。因此,在传统内容形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要提升的同时,内容突破的关键点就是适应互联网主阵地、移动端主渠道的融合内容供给加大。还有,就是加大垂直化内容产品供给,适应日益垂直化的平台消费趋势。再有,不要误读短视频,更不要误判,以为短视频是未来最重要的主流方向。技术进步、硬件创新、内容创意创作迭代,一定会让主流媒体内容形态向着中、长视频发展,并凸显其PGC(专业生产内容)在这方面的优势


其次,将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重点配置到打造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上。这是“十四五”期间主流媒体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否则难以改变主流媒体日益成为第三方平台依附者的命运。在社会及经济形态日益平台化的今天和未来,打造自有平台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其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我们要敢于将自有平台定位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关键平台,努力打造技术与数据(硬件)、内容与服务(软件)两个核心竞争力,认真建设内容与服务、技术、运营三个核心团队,全面构建内容、政务、服务和商务四个体系。这个自主可控的自由平台汇聚各方资源,打造数据资产,实现垂直开发,完善场景传播,延伸多元服务,通过移动连接,真正实现新型主流媒体全连接、全业态的新格局。横向无边界打通,纵向无等级连接,这就需要用基于新一代IT技术的基础设施来升级改造现有的一省一平台,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


第三,创新盈利模式。中央政策提出内容可加商务后,给传统商业模式的广告唯一化提供了改革出路。将传统的用内容与时间换取广告模式,拓宽为广告、政务、服务(活动等)、商务(投融资、电商等)、文化产业拓展等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第四,最难的、最深远的破题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一是需要突破机构属性的局限,在“十四五”时期,媒体融合深化改革,需要先从机构属性优化开始。对省、市级媒体需要在强化其公益属性的同时,凸显其自我造血功能;二是需要组织机构重组为一体化的全媒体架构,原有的频道制、传统的中心制很难深化传统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三是需要原有媒体生产传播流程优化,打造线上线下打通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一体化运营维护的全新流程。


我们已经在“十四五”的路上了,期待主流媒体开好局,起好步。

胡正荣专栏: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机会来了,挑战来了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1-4;《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1-10

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面向未来的媒体融合做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有很多创新之处。其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将“商务”明确提出并与其他业务项并列,足见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仅靠新闻是不行的,仅靠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能够完全支撑媒体融合发展所需。媒体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一定离不开媒体自我造血机能的打造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全媒体建设中应该并且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也明确要求,“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媒体融合要将新闻融合,从而发挥新闻宣传和媒体基本功能,同时,要将社会文化公共资源,即社会服务、文化旅游、教育、卫生健康、体育等公共资源聚合到媒体融合平台上;要将社会治理大数据,即社会治理、政务服务、公安、交通、工业、农业、商业等资源和大数据聚合到媒体融合平台上;还要将决策环节所需的自下而上的民意与舆情获取分析、政府与百姓双向的决策互动、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说明与落地执行等资源也聚合到媒体融合平台上。这么看,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发挥的也不是传统的媒体功能,而是聚合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社会服务,参与政务与治理,运营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平台。这正是媒体融合在由互联网带来的平台社会中应该承担的任务,在平台经济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为“十四五”期间的媒体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提供了更大的机会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新闻单位本身的事情和职责就是新闻宣传,这个是主业,也是主责。但是,此处的“政务”包含党务、政务两层含义。此次《意见》明确提出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因此,融合媒体就需要提供连接党、政府与群众的各种服务与对话通道和项目。具体而言,就是党委和政府的各委办局的参政、议政、问政、办事、咨询、服务等都要融入媒体平台。目前,各地兴起的问政平台、参政议政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日常咨询对话渠道、各种党务政务服务渠道等,就是很好的实践。此处的“服务”,简而言之,就是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各方面资源汇聚与服务项目的开发和提供此处的“商务”,可以包括媒体向商务领域提供的各种间接服务,也可以包括媒体参与和运营的商务项目的直接服务。媒体融合打通线上与线下,连通内容、服务与市场,开发用户、客户价值,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也对“十四五”期间的媒体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提出了更加现实的挑战
首先是融媒体的机构属性。就拿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相当一部分是公益一类属性,这就意味着商务活动很难实质性、大规模而且名正言顺、合法合规地开展。这将很大程度制约甚至扭曲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目标达成和效果实现。
其次是机制体制不适应。不论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机制体制,实际上都难以真正遵循市场规律,开展商务运营。这种事业主体很难完全实现向市场主体的角色转化,而且存量资源非常有限,增量资源也难以开掘。
第三是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问题,目前融媒体中心的盈利模式还是相对单一的,即广告占主体。快速建构广告、服务分成、商务运营、资本运作(投融资)等多元化盈利模式乃当务之急。芒果超媒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参考。一方面,机制体制确保了市场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影视、社交、IP、金融、经纪、游戏、电商等构建生态系统,形成全业态商业模式、多元化盈利模式。
第四是人才匮乏的挑战。融媒体中心最为紧缺的,就是能够将政务、服务和商务资源汇聚并开发,打造落地的政务、服务、商务项目并使之顺利运行的人才。

胡正荣:数字化进程中的“确定与不确定”

见《新闻与写作》杂志,2020年第12期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中国迎难而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胜利。当下,疫情影响仍在蔓延,人类未来仍处于不确定之中。回望这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在全民抗疫中凭借制度和技术的双重优势,找到了“数字化生存”这一确定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生存”被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时来已久。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前瞻性地提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2019年他再次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今年在人与人物理隔离的状态下,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应用不仅重塑着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关系,也带来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数字治理模式,数字社会也由此呈现出垂直化、场景化、下沉化和智能化四大特征,展现了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潜力。

垂直化,聚焦利基市场需求的刚性满足。物理隔离的实际需求加速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服务的垂直化发展,内容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细分主题,聚焦小众的利基市场,高度瞄准目标群体、垂直满足用户刚性需求。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市场火爆。各大市场机构细分出教育功能,切入教育赛道,同时根据已沉淀的用户群体和资源优势,开发不同种类的培训课程、培训平台、以及教学与非教学等支持服务。     

场景化,适配时空需求的数字化满足。移动互联网重构了社会中个人的时空关系,个人能超越时空限制得到数字经济的满足、数字文化的满足、与数字社会供给的满足,在场景化的细分市场中实现供需适配。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开通基于移动端的“便民送菜”“口罩预售”“疫情上报”等服务,打通了监管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个人在具体时空条件下产生的需求,能够得到与其时空环境相匹配的服务,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下沉化,全民的数字化参与。数字社会中互联网应用的地理空间趋于下沉。鉴于物理空间的隔离,互联网技术迅速向三四线、四五线城市村镇发展。今年的双十一例证了下沉市场消费的迅猛爆发,某种意义而言,数字鸿沟正在缩小。同时,社会空间也在下沉。由于全民抗疫的措施要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购物、在线娱乐等数字化实践极大推进了社会中层乃至社会底层的参与程度,使得他们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社会红利、经济红利以及文化红利。

智能化,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高度智能匹配。基于下沉化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同时空场景里适配的个人垂直需要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被发现,并在完善的物联网助力下,实现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完成全过程的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匹配与智能化分发。此次健康码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对物流和人流采取精准和灵活的治理模式,体现出未来智慧城市的智能化管理前景。

不可否认,数字化进程带来了红利,但其背后潜伏的不确定性隐忧也不容忽视。首先,需警惕新的社会不均衡的出现,尤其是区域数字化建设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于数字技术掌握的差距,导致数字鸿沟消弭后又以新的方式再生。其次,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全民数字化参与程度的提高使得数据在广度和深度上呈井喷式增长,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滥用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现。

此次新冠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经济形态数字化、文化形态数字化,以及基于数字化的政治治理,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加速和升级。但是,中国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将考验疫情常态化时代的社会运行和治理模式。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可期。

胡正荣专栏:抓住自有平台建设的关键点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号,2020-12-13;《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12-25

媒体融合进程中,很多地方和很多主流媒体一直纠结在要不要建设自有平台,特别是自有的App。有不少已经建立了自有平台,即自有App的主流媒体又面临着用户不多,特别是日活跃用户不多,黏性不强,价值转化能力很低等现实困难。不过,从媒体融合的规律,以及从中央出台的有关媒体融合的各种政策看,传统主流媒体还是一定要大力建设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的。这既是任务,更是发展方向,也是确保行业进步,推动市场繁荣,促进社会文化多样化的根本保证。

就拿目前比较成功的湖南广电媒体融合的经验看,正是他们果断地决策建设自有平台——芒果TV,才确保了传统主流媒体向着新型主流媒体的平稳转型。2019年是中国电视业的拐点。之前,中国电视业广告收入都是正增长,2019年则进入了负增长。全国头部电视台也未能幸免,芒果TV则逆势上扬,继续实现了利润正增长。芒果TV已经成为湖南广电的主战场,成为湖南广电的现金牛。在全国主流视频流媒体平台中,芒果TV用户数排位第四,却是唯一盈利的流媒体平台。主流媒体的自主平台从电视平滑地升级到了互联网,这就是成功。

很多人对芒果TV的成功实践羡慕不已的同时,感叹不已,总觉得湖南广电媒体融合改革经验可参观学习,但是不可复制。其实,任何成功经验或者改革模式,都有其个性,也有其共性。同在一片蓝天下,若想成功,一定有某些可供借鉴,乃至可供复制的共通之处。若“吃透”湖南芒果TV模式,并不断抽象提炼,一定能够升华出普遍性,并可以归纳为自主平台建设的一些关键点。

首先,早起步,抓机会。2013—2014年正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各种App起步和大发展时期。2013年,湖南广电也处在困惑期,纠结于是将自己的内容放在第三方平台播出,共享效益,还是自建平台。但是,在考察了国内外媒体融合之后,湖南广电完全确立了“以我为主建平台”的意识和战略,依靠自身电视媒体的经验自创了一个互联网平台。2014年上线了芒果TV。就在全国绝大多数传统主流媒体还在观望、犹豫、纠结要不要建设自主平台的时候,湖南广电已经开始了“一体两翼”的全媒体平台布局。所以,莫犹豫,早行动,抓机会才是正道。当然,也有人认为,当下移动App一片红海,要想杀出一条血路几乎不可能,但是,机会永远是会有的。今年9月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再一次给传统主流媒体提供了一次机会,如何把握中央文件的精神,将主战场转向互联网,将主渠道转向移动端,正是所有传统主流媒体的根本任务,其中的建设重点之一就是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次机会再不抓住,后悔的机会可能都不会再有了。

其次,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媒体融合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各种媒体资源禀赋、功能使命、服务区域、领域、对象等都有所差异,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最为重要。千万不能将原来传统媒体的千人一面复制到多姿多彩的互联网世界。芒果TV的成功其实也就是让湖南广电的传统媒体自制娱乐版权内容带动互联网平台超常规发展,将自有的娱乐优势互联网化、全媒体化、全产业链化,从而在娱乐这个垂直领域实现了不可替代性。当然,如果所有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转型中,都简单复制这个模式,一定是难以成功的。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优势,形成垂直化的战略,打造适合本地和本领域的场景化、下沉化的平台。

第三,顶层设计与全业态运营都至关重要。任何传统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改革,关键都在于顶层规划与设计。有了这个战略层面的谋划,还要有具体的落地与执行,也就是通常说的全业态运营能力。芒果TV的战略是个进化过程,从刚开始的独播,到独特,再到独创,最后着力垂直生态的打造,同时,发挥了他们在电视及线下娱乐垂直市场等方面运营的经验与优势,打造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了长尾效应,从而保证了成功。

最后,就是体制机制改革要到位。不论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最为关键的是确保事业单位的产业化运营能够真正落地。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胡正荣 李荃:发力全媒体人才培养,推动深融发展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1月上

信息技术的迅速迭代加速了人类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也对作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自2014年以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顺应潮流、锐意变革,在媒体融合改革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要彻底解放传统主流媒体生产力、革新生产关系,亟待攻克的壁垒、消解的障碍仍然显而易见地存在着。面对下一个五年媒体融合窗口期收紧的严峻挑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将是媒体融合实践顺利纵深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抓手。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在生产关系的一切构成中始终是最为关键、核心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制机制更多是一种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即通过构建、夯实一个能够使生产关系得到深度优化、生产力得到释放的外部环境,来最终实现人的创造力、活力的充分解放和全面激发,并为其提供有效保障。然而,在媒体融合即将进入关键窗口期的今天,主流媒体的人才队伍水平远远达不到纵深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全媒体人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融合实践推进的步伐。结合国内外、行业内外的情况,各级主流媒体要真正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落到实处,就必须突破既有路径依赖,在全媒体人才的培养上提速、增效,激发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全媒体人才的层次和类别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未来的媒体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直到今天,有关全媒体人才的定义,全媒体人才该如何培养,学界和业界仍然缺乏一个统一标准。在笔者看来,全媒体人才是指具有互联网思维,适应智慧传媒生态的发展趋势,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因此全媒体人才有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

(一)全媒体人才的层次

对于致力于推进媒体融合实践的各级主流媒体来说,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具体业务岗位的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具备敏锐的传媒嗅觉与技巧,可以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全媒体产品生产并发布至全媒体平台上。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手段运用上的“全”只是其中一个维度,能否在理念上做到“全”同样重要,即要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地选择全媒体展示手段。此外,全媒体业务人才还要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顶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捕捉机遇、统筹全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在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等工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二)全媒体人才的类别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人才所需要的能力模型、基本素质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全媒体人才培养的路径与思路

当下,传媒生态、社会环境在信息技术迅速迭代推动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量网生和智能生成内容与服务也需要全新的价值观赋能。在此背景下,全媒体人才培养的路径与思路也需要一套全新的、完整的指标体系来参考。这套考量指标一方面要包括创意创造、生产、传播、营销、运营等全媒体业务流程的客观评价指标,另一方面也应当涉及互联网理念、用户中心、世界观、价值观等主观评价指标。

对于作为主流媒体人才基地的高等院校而言,其人才培养路径与思路也应当因时而变,包括学科、专业、教育模式和师资结构在内的全方位变革迭代迫在眉睫。在学科层面,应当以互联网思维重塑学科知识体系和专业价值观体系,鼓励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打造一个问题导向、理论融合、方法协同的全新融合知识体系,培养一批知识结构广博、综合能力过硬、个人素质全面的全媒体人才。在专业层面,专业的设置、调整应以国家需求、行业发展动向为依据,以建构能力体系为目标。未来,大数据分析、人机交互、媒体管理与运营等特色课程都应该加入专业教育当中,通过为学生搭建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图谱来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无缝衔接、技能的同步更新。在教育模式层面,应当打造一个价值导向、技术引领、内容为本、用户为要的全新模式,同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贯彻至高等教育全层次。高等院校可以寻求与企业、媒体等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建课堂、人才基地建设、课题研究合作等都是可行方式。在师资结构层面,应当突出融合特性,在教学中引进具有丰富业界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同时鼓励高校教学人员积极参加挂职实践锻炼、学历进修、教师培训、专业交流等活动,构建兼具学术型人才与业界人才的师资结构。

从主流媒体管理部门和各级主流媒体自身出发,基于实用、高效和易落地等方面的考量,完善在职培训、岗位锻炼体系和测评考核标准将是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以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媒体融合实践引领者的BBC为例,其早在2006年就已经通过建立新闻学院布局其在职培训计划。通过向其一线记者提供形态多样和与时俱进的培训项目,BBC实现了一线业务人员的全媒体综合运用能力的显著提升。在国内,近年来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也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媒体融合发展方面的培训项目,以无人机、VR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开始逐步成为一线业务人员的常规配备,逐渐出现在各大新闻现场。因此,各级主流媒体的当务之急是要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置放于战略高度,并根据融合发展的需要制订一套涵盖培养目标、方式与方法、实践项目、内外部实训及效果评估等多个维度的全媒体人才培养规划。具体来看,各级主流媒体顺应融合变革浪潮,突破传统的思维桎梏和路径依赖,在全社会寻求培训资源的广泛对接,通过与新兴媒体、企业、高等院校等社会机构的合作联动,探索一套战训结合、开放跨界、多元互动的全新培训模式。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将培训范围局限在一线业务人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主流媒体资源配置方式和决策层面落后的现实。因此,全媒体人才的培训必须是全员、全类型、全层次的,这样才能够达真正落实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结  语

从已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从近年来的媒体融合推进情况看,各级主流媒体在生产流程再造、自有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在多年的融合实践探索中,起步早、经验丰富的主流媒体已经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能够开拓创新、适应融合发展需要的全媒体人才。但总体上来看,全媒体人才仍然是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最缺乏的资源,全媒体人才红利更是无从谈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智慧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人才培养方式应当因时而变,根据全媒体建设需要的能力模型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培养路径与思路,以期有效地缓解、弥补当前全媒体人才严重短缺的现状,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智慧全媒体有序建设夯实基础、积蓄动能。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专栏 四级融合发展:全媒体传播体系新布局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8日;见《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11月10日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必须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这样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提法似曾相识,不少人又回忆起原来广电行业曾经的“四级办”。不过,智能网络时代提出四级融合发展布局是对工业时代媒体“四级办”的一种迭代更新,更是一种颠覆。

经历了工业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经济社会文化都存在着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层级化、扁平化和网络化并存,以及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共生等多趋势并行的特征。因此,这次提出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其实能够体现出互联网思维下治理模式的跟进与更新,更能够看出互联网思维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模式和路径。根本上来说就是建构一个层级化与网络化、垂直化(纵向)与平台化(横向)、中心化与多元化、统一性与差异化、线上与线下、内部与外部等架构融合、功能融合、效果融合的新的传播生态体系,即通常说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想要实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战略愿景,就要对四级主流媒体在构建智慧全媒体传播生态中的定位、职能等进行有效配置。实现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差异化分工、融合化协同能够更好地凸显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的独到优势,从而打造一个“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的传播网络和生态体系。

对于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来说,应当充分利用占有头部资源的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金、政策资源强势来建立技术平台,支撑媒体融合迈向纵深。通过其搭建的全媒体传播平台这个功能强大的资源库,央媒、省级媒体可以为全国及下属区域内的市、县级媒体融合转型发展提供理念指导和技术支持,高效完成媒体生产全过程的沟通、调度和指挥,从而将全国各地的融媒体平台和资源整合、汇聚在一起,真正实现“全国一张网”的战略构想。同时,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的媒体融合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地方媒体的融合实践提供了现实案例和可供参考借鉴的模板。

这些年,地市级媒体的融合步伐稍显缓慢。当下,能够在融合实践中做到覆盖体制机制、人员、运营、管理、业务链及业态布局在内的全面融合的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凤毛麟角。之所以只有个别地方正在进行这种探索,就是因为这种模式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已有的限制与禁锢,进入体制机制的深水区、人事改革的雷区、业务流程优化和平台业态再造的盲区进行探索。未来,地市级媒体应当将自身定义成为万物皆联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作为下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可以连通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平台,实现加速媒体融合发展,同时应当承担构建智慧全媒体传播体系所赋予的分工任务。互联网应用下沉是大势所趋,地市级媒体应当借助这个契机,实现对地方区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有效聚合,打造一个兼顾政务、服务、商务的城市便民平台,以及用户数据资源沉淀的平台,真正实现信息的上下通达。此外,由于底层建设同样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地市级媒体的融合发展与“智慧城市”项目需要完全打通融合。

在各级媒体中,县级媒体的融合实践进度与程度不亚于甚至大于中央级媒体和省、市级媒体。作为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整合了县域内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也将综合服务、信息枢纽等功能聚合到自主平台和第三方矩阵上,真正实现媒体功能+政务服务商务功能的接地气的下沉化,汇聚基础资源、连接基本用户、实现基层治理等根本任务,最终为智慧全媒体传播生态体系的加速建设奠定根基。“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贯穿政治治理现实的基本认识。时代在变迁,但是信息与传播力量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削弱过,到信息网络时代甚至更加强化,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中,一定包含着信息、媒体与传播的力量,特别是来自最基层、最一线信息与数据的根本性支撑力量。因此,作为最贴近人民群众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应当将自身定位成为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智慧型县域综合治理平台。

胡正荣专栏:加快媒体深度融合的几个突破口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10月29日;见《综艺报》“全媒锐见”,2020年10月25日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主流媒体期待已久的新一轮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也将正式启动。待后续相关配套文件出台后,相信会有深入而广泛的媒体融合举措落地和实践创新。
根据《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结合这些年的媒体融合现实,下一步加速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举措应该是重点突破式的。除了体制机制和全媒体人才这两个根本突破点,2.0版媒体融合的重要突破口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将主战场转移升级到互联网,将主要资源配置到互联网上并打造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用今天和未来的标准看,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就应该是全媒体,而这个全媒体就应该是技术上基于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内容上汇集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于一体,运行管理上既有公益服务又有经营造血机能的自主可控的平台。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为导向,开门办全媒体,开放平台给用户参与,共建共享主流媒体的全媒体平台。《指导意见》强调,“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互联网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平台开放,用户可以参与并表达。封闭办媒体是不可能办出喜闻乐见的媒体的。过去那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自生自灭式的媒体生产与传播导向,需要颠覆为用户导向、数据支撑、数字生产、网络传播、智能匹配消费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模式。


第三,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将最先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应用到媒体深度融合中,建设先进技术支撑的全媒体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积极发展各种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新闻信息服务,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 这次《指导意见》又明确提出,“要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5G赋能媒体融合表现在:物联网带来的万物皆联,全新产品形态,如超高清、中长视频爆发,以及直播,特别是万事皆可直播,从而实现现场感,增强用户的在场体验,从而实现参与和互动。可谓无现场无互动就无互联网下半场。还有就是AR、VR、MR等沉浸式产品与体验。
人工智能的赋能表现在场景识别、精准推送、机器生产、智能创作等。区块链赋能媒体深度融合可以有资源标定、流通标记、消费标示、价值标明等。


第四,构建内容+服务的全方位业态体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媒体融合要实现的不仅仅是将自己发布的新闻聚合到互联网上发布,如今和未来媒体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无限的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可见,在我国语境中,媒体融合最终是要搭建汇聚资源与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具有综合优势的智慧全媒体平台。因此,正如《指导意见》中指出的,一方面“要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网络内容建设,始终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这样才能够形成内容+服务的全链条、全方位的全媒体新业态。

胡正荣专栏:“十四五”将是全媒体建设的关键窗口期

见《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10月10日

2021年将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开启之年。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各个领域都将面对深刻的变革,特别是经历疫情大考之后,整个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将会加速度,网络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系统——媒体系统也应该进行质的升级与迭代。

如果说今年及以前的媒体变革,特别是媒体融合为核心的媒体改革是1.0版的话,那么,明年,乃至“十四五”期间我国主流媒体进行的改革就应该是升级版的2.0版,而且应该是以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为中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为抓手,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宗旨的建设时期。因此,可以说,“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关键窗口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时不我待,时不待我。

2020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指导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也可以看作是媒体改革2.0版的启动文件。

从主流媒体已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六年来的媒体融合推进情况看,业绩相当突出,当然仍然需要攻破的堡垒、障碍和约束都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将有助于找到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和工作路径,也可以为主流媒体的“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提供观察和思考的角度。

粗略来看,“十四五”主流媒体事业发展规划中特别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应该有这些。首先,用户仍然在转移。习总书记说过,“我多次说过,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现在和未来人们都会去哪里了,大家都心知肚明。未来五年更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个体系的五年,中央提出新基建正是这个进程的加速器。因此,“人民至上”的用户导向是“十四五”期间推进媒体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让用户能够转移到主流媒体的全媒体平台上才是解决问题的王道。

其次,技术障碍仍然突出。尽管已经有了“中央厨房”或者融媒体中心,甚至正在建设的媒体中台,这些技术系统有几个关键的节点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也难于发挥技术的支撑作用。一个节点是全产品与服务应用问题,即除了新闻内容与服务可以使用,所有产品类型和服务类型都可以基于这个技术系统应用;一个节点是全数据应用问题,即所有媒体内容资源数据化之外,还要有用户数据、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的行业数据等等全数据集的建构,另外就是各个数据孤岛的连接与打通,还有就是大数据运算开发运用体系的建立。数据乃未来竞争之核心资源;一个节点是全业态应用问题,即技术系统能够支撑全媒体将要涵盖的各个业态,横向的平台,纵向的垂类共同构成了全媒体生态,只有能够支撑生态系统的技术体系才是完备而有效的。

第三,产品与服务仍然滞后,难以有效满足用户的需要。与之紧密关联的就是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建设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多年来,以内容产品为驱动力的媒体融合创制出了一大批爆款产品,不过面对需求多样化,生产垂直化,供给精准化,消费场景化的全媒体产品与服务市场,主流媒体的供给还是远小于需求的。主流媒体专业生产内容(PGC)质量和数量都需要与全媒体社会的需求相匹配。这两年,以平台建设为驱动力的媒体融合也打造了一批主流媒体自有平台,包括央媒、省级媒体,还有地市和县级媒体。困境是平台有了,用户不多;社会效益有了,经济效益尚不可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有历史和客观原因,如第三方平台、商业平台已经非常强大,也有现实和主观原因,如自有平台只是转发或者宣推平台,功能单一,内容与服务没有粘性,没有交互等等。但是已有的自有平台的成功案例和经验是很值得学习和推广的。

第四,体制机制落后,全媒体人才匮乏。这个问题已经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来,作为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两个关键抓手。本专栏已经有相关论述,在此不多赘述。

其实,从国内外、行业内外的情况看,媒体融合发展,全媒体建设的技术逻辑清晰,行业规律明确,解决方案也有,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真正深化改革,纵深发展,这是即将进入“十四五”这个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关键窗口期的媒体人的关键使命。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听听专家怎么说

2020年09月28日07:16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意见》原文,人民网传媒频道特别邀请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建武、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赵子忠进行解读。

■一要加快、二要纵深

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一体发展,坚持移动优先,坚持科学布局,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

胡正荣:整体而言,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动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一是要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非常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新按下融合按钮;二是要纵深,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度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及资源配置这两个关键,同时深化全媒体流程优化与业态布局、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最新中央文件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带来的效用与效益。

■主流媒体引导主流舆论

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宋建武:主流媒体在以网络空间为主体的舆论场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当前舆论场的内核部分,从而使我国舆论场出现了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的变化。

网络传播无远弗届,难以区分“内宣”和“外宣”,因此,建立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势所必然。这就要求新型主流媒体要把传统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统一起来,充分了解国际国内舆论环境,更加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无论处理任何新闻事件,都要按照网络传播的特点,考虑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争取舆论引导的主导权。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

郑保卫:推进媒体融合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同时各大主流媒体也要提高站位、明确定位,做好舆论引导,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与道德选择,帮助群众在大是大非面前澄清谬误,辨明是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全面彰显媒体融合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宋建武:与新闻传播学的一般理论概括以及传统的党报理论相比较,“服务功能”的提出,是一个重要而显著的发展。首先,通过服务群众,党报党媒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体会和理解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更加实事求是,避免“闭门造车”,从而防止新闻媒体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其次,“服务功能”的提出,也是运用互联网思维的结果。从国内外互联网传播的实际看,具备多重垂直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平台往往具有更强更广泛的用户吸附能力,客观上拥有着更大的社会连接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因此“服务群众”功能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在互联网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发展。

■连民心、接地气

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郑保卫:我们要把融媒体平台建设成为连民心、接地气的信息枢纽,并使之成为人民群众获得网信发展实惠的最好途径。一方面要明确群众所需,转变话语体系,创立与用户链接更紧密的媒体形态,提升融合新闻的生产能力,满足群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注重时政、民生类新闻的报道,扎根群众,站在百姓立场,采取平民化表达,表现亲民特质,反映人民的希望和要求。

■深化改革,全方位创新

要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

胡正荣: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媒体融合服务于社会治理

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郑保卫:要将媒体融合置于社会治理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服务于智慧城市建设,降低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治理的门槛,做到立足本土、精耕细作、服务百姓,能够更好地服务群众,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以期打造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

■建立承上启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

胡正荣:自2014年开始推动媒体融合以来,我国省、市、县媒体融合进入一个平台期,建设效果明显,但进度和深度尚显不足,玻璃天花板效应有些显现。这些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才能真正得以解决。中央级和省级媒体融合在大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在全力前行,而地市级媒体融合尤其需要加速进程,纵深融合,成为万物皆联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宋建武:县级融媒体中心及作为其技术和运营支撑的全国和区域性媒体平台的建设,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资源条件,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三大功能的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将能够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紧密连接,使“全效媒体”建设获得了有效途径。其中隐含的一个判断是,在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各级各类新型主流媒体全方位协同的结果,单一媒体机构难以独立完成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任务。

■全媒体时代人才是根本

要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要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把更多熟悉新媒体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充实到关键岗位,充分释放人才活力。

赵子忠:首先,全媒体人才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动、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处于意识形态活跃、矛盾复杂多变的时期。全媒体人才应该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第二,全媒体人才要有用户意识。全媒体人才在内容生产过程中,应以受众为中心,通过了解受众的阅读喜好需求,利用各种媒介将信息以多元角度进行展示,适应用户个性化需。

第三,全媒体人才要把握内容生产。全媒体时代,内容不再匮乏,但是高品质内容依然是传统媒体立足的根本。

第四,全媒体人才要把握技术支撑。媒体融合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先进技术和优质内容都是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对新技术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全媒体人才生产优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

最后,全媒体人才要把握新媒体运营。和传统媒体的传播属性不同,新媒体通过后续用户、资源的运营,可以提高传播效果,实现商业变现。(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胡正荣、李荃:创新体制机制、培养全媒体人才: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的“任督二脉”

见《青年记者》,2020年9月下

摘  要:基于对融合实践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了要通过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点上努力来实现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已然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即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实践迈向纵深发展阶段的瓶颈所在。

关键词:主流媒体;媒体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全媒体人才

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迭代、交融汇聚改变了旧有的媒体图景,并引发了传媒生态、舆论环境的深刻变革。当下,互联网已然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基础设施,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转换、时空界限消弭等特征日趋突出。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参与下,承担舆论引导工作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考虑到传统媒体行业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通过媒体融合来有效保障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由此,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告别了早期分散的自主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①]

经历了六年自上而下的融合转型探索,我国的各级媒体的媒体融合实践初见成效,基本实现了人、信息和资本的互联互通,并开始迈入纵深下沉、加速建设的新阶段。然而,考虑到媒体融合实质上是一种断裂式的技术迭代更新与行业逻辑变革,因此如果仍然将融合实践放置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以条块分割、封闭保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媒体思维下推进,必然会因为片面追逐形式而忽略本质,甚至会背离媒体融合的初衷而举步维艰。基于对融合实践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了要通过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点上努力来实现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已然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即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实践迈向纵深发展阶段的瓶颈所在。

  • 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外部保障

从最早的广告经营尝试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媒体的事业单位管理、市场化运作尝试再到21世纪后的报纸广电纷纷成立传媒集团的大潮,我国主流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然而,随着基于移动端的社交媒体的横空出世和移动应用的指数级增长,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以及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难以适应和匹配网络信息时代需求的窘态和疲态。究其原因,是由于目前的体制机制改革仍然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思维框架下进行的,机构设置分散式微、内部信息流通闭塞和技术对接标准迥异的体制机制自然难以实现总书记要求的“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对于各级主流媒体来说,要落实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就必须要将体制机制的迭代创新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全媒体思维的引导下重组结构、优化流程,探索出符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全新体制框架和机制体系。在笔者看来,主流媒体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包括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和媒体监管体系等。首先,要解决经由媒体融合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应当如何界定。从媒体融合的既有实践来看,服务功能的增加将是主流媒体的未来方向,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同时,未来的全媒体也要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来获取经济效益,不能只提供纯粹的公益服务。不同的属性决定了不同的政策边界和监管要求,其最终属性的确定仍需要从业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其次,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创新与迭代升级。在我国,层级化、地域化分布和部门化、行业化分布是传统主流媒体结构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横向结构,后者即纵向结构。然而,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相互交叉、混合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实际上加剧了改革的难度。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是融汇通畅的,过去按照层级、部门或行业这种割裂的结构体系自然无法适应全新的时代背景。因此,未来的媒体融合应当将跨区域、行业的横向融合或者自上而下、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作为尝试方向,搭建起全媒体的综合、垂直平台,从而让信息传播在更大范围内释放价值。最后,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也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全新的综合、垂直全媒体平台,一个能够维系公平竞争、合法有序、积极健康网络空间的评估、监督和管理一体化的体系亟待落地。

二是机制层面,主要是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等。首先,内部组织设置由传统的、低效的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为项目部制或产业事业部制。英国的BBC以及总台的组织设置改革为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从2007年起,BBC为了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将其各自独立的技术、管理、业务部门整合、纳入易于协调管理的统一体,推行以项目为核心的全新制度。在我国,总台也将分散的新闻生产资源组合为全新的新闻中心。其次,要着力推进业务流程的打通。[②]经过几年的融合实践,新闻业务已经能够基于类似“中央厨房”的平台系统打通了策划、采编、分发等流程,未来的全媒体应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非新闻类的产品和服务的流程打通,借助能够满足垂直化、分众化、差异化用户场景需求的事业部或项目部,实现包括供给生产、内容呈现、传播渠道、消费体验等全流程的打通与连接。最后,要打造一个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核心驱动,以包括政务、商务等多种服务为面向的内部管理体系。

  • 全媒体人才培养:激发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内在驱动力

体制机制更多的是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旨在构建、夯实一个能够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解放、激发人的创造力、活力并为其提供保障。这是因为在生产关系的构成中,人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这也是习近平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一再强调“新闻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全媒体时代需要全媒体人才,即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能够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在多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中,主流媒体积累和培养了一批能够适应媒体融合需要的全媒体人才。此外,新兴媒体和高等学校也都是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来源。然而,当下全媒体人才的供给距离社会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供给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融合实践推进的进程。因此,全媒体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提速、要增效。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全媒体不同类型的能力模型,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和路径,从而快速弥补全媒体人才的严重短缺。

第一种培养模式和路径是在职培训与实践,这也是见效最快、最容易落地的。首先,主流媒体应当重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制订能够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培养计划。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仅仅对业务一线人员的培训无法从根本上落实“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培训的人员范围必须是全员覆盖的。其次,主流媒体应当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对所有人员进行培训,拒绝“坐而论道”,而是将培训融入实践探索当中,使得人才队伍在项目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教训,最终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全媒体人才。最后,主流媒体可以协同新兴媒体、企业、高等院校等相关机构,通过开放式、跨界互动联合培训、培养全媒体人才。

第二种培养模式是依托高等院校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此模式的影响相较于前一种方法更加深远持久。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它们分层次、分类型培养媒体融合与全媒体所需的各种不同规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学科专业也可以是各个学科与专业,全媒体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需要复合型人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塑,传统的学科、专业也需要根据时代需求因时而变。以与媒体行业最为贴近的新闻传播学为例,无论是专业价值观、专业教育模式还是学科体系方面,都应当进行迭代升级。

在笔者看来,想要确保全媒体的人才培养可以高效落实,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媒体人才评价指标与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观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包括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互联网理念等指标,还要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等内容。二是客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范围应当覆盖全媒体创意创造、生产、制作、传播、营销、运营、管理等全流程。

  • 结语

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关键阶段,针对过去融合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与总结,《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也彰显了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更重要的是,《指导意见》特别突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牢记使命和任务,在媒体融合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驰而不息、锐意变革,打通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任督二脉”。

(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胡正荣,李荃:《走向智慧全媒体生态:媒体融合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展望》[J],《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②] 胡正荣,李荃:《优化全媒体产品供给助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J],《电视研究》,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