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正荣 李润泽 对外传播 2023-01-27 08:14 发表于北京

【内容提要】对于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果，可以从国际传播三大经典理论范式的视角分别总结。以传播技术视角来看，从对经典的技术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与传播研究结合的新思路，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了发展，并提出了“元软实力”研究的基础模型和“智能鸿沟”等新理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正处于国际权力关系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得到关注和总结，并且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播冲突也有了新的阐释理论，总结出阴谋论谣言的说服框架。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议程设置研究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并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关键词】国际传播 理论创新 传播技术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

国际传播研究最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开始引入，如1983年台湾学者李金铨的《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展望》、1986年李瞻的《国际传播》，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并首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等北京高校展开，创办相关研究的专门院系，并开始举办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相关会议和活动。

国际传播在大陆的研究虽然起步晚，却也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这期间学者们大体经历了从翻译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研究、出版发表学术成果的过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建制也随着国际传播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方向而基本完成。

一、2022中国国际传播领域发展概述

作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后发国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在研究主题方面，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从国家主义范式向全球主义迈进。学者认识到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研究框架的不足，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经验后融合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开始探索基于中国视角的世界主义理论。2022年，邵鹏和邵培仁便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出发，立足“新世界主义”，联合主编了《全球传播愿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一书。虽然现代国际传播研究体系发源于美国，存在西方强势的现状，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拘囿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主体转向到海外世界，如佘纲正和景嘉伊对201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展开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传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单一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带来的理论研究方面欠缺的问题，并且从国际视角来看，对实证研究的过于依赖，有进而压制客体研究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也会忽略研究本身对被研究者的影响。现在我们研究国际传播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已经开始跨学科交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大量应用了田野调查、比较研究、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生命故事访谈法等方法。近年来提出的视觉框架分析方法也在2022年得到国内学者的应用，例如何天平、宋航对抗疫纪实影像的研究中，认为抗疫实践中的视觉呈现展现了史料书写、增强家国认同、促进社会整合与共意动员，以及建构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资源等一系列社会功能。

对于研究主体，学者们将视野扩展到了主权国家政府之外的国际组织、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商业公司、个人等，并将消费主义、跨文化研究等纳入到研究旨趣中。在多元主体视角下，吴瑛和贾牧笛指出以信息共享和文明互鉴为目标的国际传播，可以理解为是由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群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组织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对由西方学者为主导、以自身的问题观察和西方经验提出的理论体系有了相适应的反思和自觉，也提出了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迫切需要。北京冬奥会期间的国际传播，主要采取了面向多元主体构画多维形象、唤醒共享情感凝聚主客共识、借力新颖表达增进互动趣味、深化内涵促成认知共情等传播策略，在国际受众的共情反馈与互动中形成了新的共享性文化空间。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国际传播学会(ICA)共同主办的“2022新媒体国际论坛”圆桌会议中，多位学者提出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传播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与创新”“元宇宙与传播学的学科重组”等关于理论创新的思考与学科发展的倡议。中国人民大学闫岩教授指出传播学研究目前数量上的“大繁荣”与理论和框架的“大停滞”之间的矛盾。

国际传播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范式体系，即传播技术主义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相应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与群落。虽然对于国际传播的研究来说，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发展趋势，但为便于理解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接下来将以三大传统范式作为探讨方向。

二、传播技术视角

技术主义范式中的学者们更侧重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国际传播现象，最早由北美的传播技术学派提出媒介决定论，早期包括了传播技术决定论和发展传播理论两条路径。当下互联网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始于Web1.0的时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又经历了Web2.0/3.0的时代，全球传播生态进入了由产品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共同构建的平台链媒介系统环境之中。新一轮媒介革命在元宇宙、计算宣传、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主导的影响下，不断重构国际传播领域的格局与实践，而中国因后发优势，快速赶超态势凸显。

理论的创新脱不开经典范式基础，而好的理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在理论创新时对经典理论的再阐释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作为传播技术决定论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延伸”，并就此发展出媒介环境学。吴畅畅对麦克卢汉“媒介即延伸”的理论在今天人类与电子-数字技术互构下的理解做了新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绵延几十年理论的新生命力。麦克卢汉曾将亚当·斯密-马克思-卡尔·波兰尼这条思想线索称为“经济主义”，并认为这条线索的核心症结在于忽视了生产过程及其产品/技术共同产生的环境对劳动者的影响，也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劳动者内在的满意程度。麦克卢汉对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和解析，可以看作是人类心理结构和适应方式的革命，并且，当劳资双方都融合成电子信息技术的使用者时，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只有身份认同的争夺战。这背后所隐藏的命题，即“人人都是一台精神机器”，是对当下作为精神机器的我们解释互联与集体意识的很新颖的理念。

数字媒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运转的基石，移动化、普世化的媒介表达了人类依赖媒介的建构性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黄旦认为媒介研究应“反拨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截然两分的套路”，成为“后领域”“元领域”或者“后学科”，用它来重新组织或者囊括所有其他的领域。

社会构建理论长期占据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理论和传播学理解媒介与社会之关系的主流。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随着行动者网络(ANT)、自主性技术、可供性等新兴理论的提出，学界在反思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对技术的能动力量作出了新的阐释，开辟出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为媒介研究进行更准确的理论定位提供了宝贵资源。张昱辰和王智丽将以上提出的STS理论与媒介研究结合，提出了传播研究新的视野，并做出三种提示：1. 弥合媒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鸿沟，提升既有媒介研究的解释力;2. 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打破中展现媒介研究的独特意义;3. 在不同行动者构造的多面、动态关系中理解传播与媒介，推动媒介建构论和异质行动者关系建构论之发展。

在互联网进入到Web3.0阶段，随着基于算法的智能传播强势崛起，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开始突破甚至“摒弃”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中关键的人的关键环节，进入机器和算法直接驱动的新阶段。不同于Web1.0阶段的数字触达鸿沟与2.0阶段的数字素养鸿沟，钟祥铭、方兴东指出在Web3.0时代，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鸿沟应理解为智能鸿沟。政府、社会和企业分别是这三种数字鸿沟的三大主体。与数字鸿沟相比，智能鸿沟不仅仅只是技术范式、表现形式和呈现模式不同，而是内在驱动力的区别(资本驱动)。智能鸿沟以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三大要素为基础，这些目前大部分集中在企业手中，也是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史安斌和杨晨晞也提出Web3.0时代中，“元软实力”的争夺是确立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提出的共同构建“元软实力”的基础模型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传播内容的非同质化升维和高保真度的认证以“非同质化代币”(NFT)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第二，元宇宙为代表的新概念对虚实共生的传播渠道进行重构;第三，传播受众以“Z世代”为代表的新一代受众为主。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传播现状时，从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看待和考察世界，将传播现象置于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研究，围绕信息自由与平衡流动、中国的需求如何与信息流动相结合的问题，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何建构国家形象及找到适合的传播路径，是一贯不断探索的方向。目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居于顶端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其整套传播系统始终发挥着在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的作用，对华发动以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战略遏制为特征的“数字冷战”从未停止。

虽然“数字冷战”作为一个概念建构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数字传播领域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国际权力关系的重塑与交替。对此，洪宇总结并提出了全球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政治主体对媒介空间秩序中结构性压力的感知与表征是实现地缘政治的社会性、实践性和过程性机制，而主体间的反思与重塑具有激活互联网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塑造互联网复合体的物质性效果。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基于社会-技术复合体的全球媒介的属性、格局与观念将在全球格局过渡期中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相较于“数字冷战”呈现的长期性战略特点，冲突为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变化会更快速地被体现出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白彦泽、姬德强提炼出冲突的主要传播要素或动态特征来解释国际传播中冲突的理论框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对立的二元论，以国家-阶级-秩序-权力为背景框架，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物质-象征-消费与后结构主义下的身份组合成为理解国际传播冲突框架的核心维度，即权力冲突(物质基础、信息与技术资源)、叙事冲突(地缘政治“他者”的建构)、文化消费冲突(大众文化消费与“冲突精神”的缠绕)、身份政治冲突(群体裂痕、反抗联盟与区域-全球关系)。由此得出国际传播冲突的四种表象，即媒介化、图像化、情感化与平台化。通过此理论模型，可以逐层系统地分析冲突中民族国家、阶级结构与文化身份等要素，从而理解冲突路径的历史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动态性特征，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将视角更具象一些，在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中，袁会和蔡骐借鉴了站位三角理论模型，通过研究阴谋论谣言的文本特征与生产逻辑，总结出了以对立性建构与一致性建构为核心的谣言说服框架。阴谋论谣言的底层说服逻辑是“造谣者-阴谋者-接收者”三角立场中的二元关系建构，造谣者通过循环论证、复杂论据和因果连接证实阴谋真实存在，降低受众的深思概率，并采用诉诸威胁、众议和情感的方式提出假想敌意与共情唤起，以诱发接收者的态度或行为改变。具体而言，造谣者通过对阴谋者的认知评价形成自我定位，并采用各种劝服手段引发接收者对阴谋者的类似定位，以形成二者主体间的协同。这种轻认知、重情感且常以行动激发为导向的谣言不只为现状提供偏颇的解释，还有可能影响接收者的未来选择。这套关于阴谋论谣言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谣言背后更隐秘、更复杂的权力过程与关系图景。

四、文化研究视角

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至今，我们不断完善自身在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的对外传播策略，但同时也面临着常态化和系统性的话语权打压和形象抹黑，也需要正视传统的传播理念和渠道在当今全球信息环境中彰显出的乏力与不足。

邓依林、张伦、吴晔在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海外文化传播效果研究中发现，中国官方媒体议程未能影响到海外公众议程，也没有基于海外受众特征建立起有效的传播策略。他们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应用到对社交网络环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考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官方媒体议程与海外公众议程二者的相互时序影响。该研究首先指出了我们官方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缺位现象，中国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传统工艺”“传统习俗”等议题作为议程设置的重点，与海外受众更在意的具有个人化、生活化的议题内容有很大差异，现阶段中国官方媒体的传播模式以单向传播为主导，仍以“以我为主”的姿态发布新闻;其次，该研究在文化视角下通过建构文化议程编码框架，为我们在议程设置研究中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最后，通过观察媒体与公众议程间在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演化关系，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好的理论要求需带有一定的普遍法则，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启发性价值，简洁开放，能够与时俱进。因此理论创新复杂且稀有，但是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须承担起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时代责任。根据理论形成的一般路径，即从定义概念、到构建模型、最终抽象成理论，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创新开始发力，从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中国的重要议题入手，找出认知错位的各个关键议题，立足自身实践，超越二元对立，以全球性前瞻眼光，力争在国际议题上提出更多的原创性概念，并加以论证形成理论，打造中国式国际话语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润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原创 田 晓 胡正荣 中国联合展台 2023-01-13 17:32 发表于北京

一、当前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时机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20世纪中叶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开始是在媒介功能主义社会学视角下，将“征服人心和思想”作为目的，在以广播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播语境下关注其功利性需求。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也逐步加深对国际传播概念的理解，并在实践中通过国际传播与世界沟通、让世界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之时，我们迎来了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时机。

1.从世界格局演变看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当下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和总结。以美国等西方强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时代变局虽然还未能根本性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基本格局，但显然助推了“东升西降”的趋势，让中国有更好的机会改变在国际舆论场上话语被动的境地。对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也需要因时制宜，跳出对传统国际传播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建构全新的全球观和全新的中国观，进而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2.从传播理论和传播业态发展看

互动、自由、多维等特点在不断冲击和颠覆着旧有的传播学理论在新背景下的适用性。之前习以为常的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像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现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像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者将不断提升系统化、专业化作为目标，试图以此吸引受众，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一再被连5个W要素都不全的快速自媒体信息抢走受众，受众也“成长”为用户，变为传播者；像之前讨论研究问题都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进行，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全球化时代、后疫情时代等认知环境的新框架；像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经济上的工业时代4.0、数字经济等，这些认知框架都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将我们与西方传播学界拉到了同一起跑线，让我们有了突破西方理论框架的机会。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赶和创新，在5G、AI、4K、8K、16K等技术上已经逐渐赶超西方，走到了世界前列，一些中国互联网模式也开始输出海外，国际上有声音认为一些传播领域已经从过去的“Copy to China”到如今的“Copy from China”，这些新变化有利于我们在新业态下实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
3.从中国国际传播基础看
基于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传播格局已基本形成：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包括CGTN、CRI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等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矩阵已初具雏形，记者站、分社、制作室遍及世界各地，在一些议题特别是涉华新闻报道上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已经可以与CNN、BBC、美联社、RT等国际一流媒体相抗衡，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不仅在脸书、推特、优兔等境外网络平台不断提升传播影响，还开辟TIKTOK、WECHAT等中国互联网平台新阵地，将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的主战场；在全球各地开设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走进世界知名高等院校、知名学府、研究机构，在政府、媒体、民间等各层面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面临的难点和挑战

虽然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已经具备上述很多有利条件，也处在关键机遇期，但想要真正构建符合全球传播生态、能够产生传播效果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还是面临很多难点和挑战。

1.对于全球传播生态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传播生态随着社会的演进、技术的发展、媒介的更迭而日新月异，新技术发展速度很快，传播界很难对因此产生变化的传播生态完全认识和理解。比如近两年被脸书、阿里、字节跳动等先后布局的元宇宙新技术到底能给未来传播生态造成什么影响至今仍很难认知，虽然很多人认识到其将推动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更加深入融合，促使显示社会生态与虚拟社会生态高度耦合。但这种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到底将如何改变现有社会格局的运行，进而产生什么样的传播生态，究竟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会出现非中心化、去中心化时代，还是有新型的中心化时代以人们不认知、不理解的方式出现，仍然不能准确判断。这种对新传播生态演化路径的认识不足，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一大难点和挑战。

2.缺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支撑
传播理论对于构建传播体系、指导传播实践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学术研究跟不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就很难有符合现实的国际观和传播观，就无法构建传播体系。中国如果想打破“西强东弱”国际传播格局，突破西方既有理论框架，形成本土性思想成果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我们的传播学理论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全球传播，理论框架、范式基本还都无法摆脱西方传播学的总体框架，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实际上遵循的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没有基于中国这块土壤，把中国放在全球传播生态下提出自己有效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概念、观点或模式，但是大多未能形成学术对话，也未能成功地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响。像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等近年来讨论比较多的国际传播概念都还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学界俨然成了国际传播理论的“世界遗产保护组织”，中国传播学者成了传播理论在全球最大的遗产保护者，在各种平台上不停地讲说着别人的讲说。如果一直跟在西方后面，或者说一直基于西方设定的理论框架，就很难构建新的国际传播体系。哪怕有一些创新，也不会有多大新意，更不可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

3.对国际传播策略选择存在迷茫

中国国际传播有两大策略，一是以我为主，考虑的主要是“我们要向世界讲我们想讲的”；二是迎合外部，“向世界讲世界想听的”。但如此时间一长终于认识到问题也很大，就是变成了“重外来外在评价、轻自身话语和叙事逻辑”，传播数据好看了，但实际传播目的却没有达到，并没有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处在一个窘境，内向过多容易形成内卷，而外向过多又容易失去自我，到底如何实现中国价值观的有效对外传播，在策略选择上还比较迷茫，这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一个难点。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点

1.坚持基于全球传播生态

传播生态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既包括媒介、渠道、对象等传播生态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当下的全球传播因媒介技术、传播渠道、传播者、传播用户、传播产品等内部构成要素的快速演变，以及世界格局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时，就需要把全球传播生态的相关者都纳入进去，缺一不可。

2.坚持系统性思维
除了基于全球传播生态系统相关者以外，还要用系统思维打造国际传播体系。这里的系统思维有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国际传播是这个社会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是国家系统的一环，一定要与国家的战略价值、战略位置、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安排和战略现实等具体要素高度关联，实现与其他战略系统相匹配，这样才能在资源和行为的协同性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国际传播本身就是系统工程，包括的理念、主体、客体、内容、运行方式、渠道、人才队伍等诸多方面，都要以系统性思维考虑，进行系统性创新，这样才能整体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

3.坚持以全球视野把握传播共通意义

在新时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已不仅是“中国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都是世界文明、世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国际传播中，中国就应该放宽胸襟，坚持以全球视野，从根上挖掘传播内容共通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实现了从讲“我的故事”到讲“我们的故事”的转变。就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简洁的方式标识出来，其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倒计时短片，表达了中国对人类环境、气候和文明遗产的尊重，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只要依据这样的传播理念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就能在全世界获得更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同。

4.坚持以精准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能

用户认知与行为改变是一切国际传播的落脚点，更是国际传播追求的效果。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在传播策略上必须坚持以用户为导向，努力实现精准传播。第一，注重分层传播。面对每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分层，应使用符合其特点的不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国际传播话语构建的层级化，实现各取所需、有的放矢。第二，注重分类传播。国际传播主体及其叙事的分类化和多样化，有助于呈现出立体的中国故事，而国际传播手段与平台的多元化，有助于实现畅通的渠道、有效的手段和合适的平台的有机融合。第三，注重分群传播。“一篇通稿打天下”的传播实践早已无法适应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因此必须做到“一洲一策”“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以精准化的内容生产与投放，达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

四、结  语

在全球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机遇期，我国国际传播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构建与我国不断提升的大国地位和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国际传播体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战略任务。这无论对业界还是学界都是很大的挑战，虽然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在理论上、实践中都存在差距，但却时不我待。目前，亟须我们理顺思路、找准关键点。在外部，必须基于全球传播生态，将所有生态相关者纳入考量范围；在内部，必须坚持系统性思维，进行整体打造；同时在理念和策略上，突破固有条框，进行颠覆性创新，从而逐步完成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

（作者田晓、胡正荣分别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编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原文刊发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2年第12期，本公号转发时略有删节）

中广互联 2022-12-19 14:59 发表于北京

作者：刘兰兰
核心要点：

• “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技术；
• 智能视听时代形成了“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
• 我们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 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 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
• 无屏，就是元宇宙，要想更好地发展，应减少终端依赖；
• 如果无屏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的体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
• 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服务的全球订户数超越Netflix带来的启发；
• 对中国电视业在2023年发展的期待。

对胡正荣教授的这次采访，缘起于他在2022年11月21日“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当天，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电视未来：无屏生态》的发言，提出视听平台的演变进程是“单屏-多屏-跨屏-无屏”。

胡正荣是我国最优秀的传播学者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12月上旬，中广互联在跟胡正荣的连线中，请教了有关“全媒体传播体系相关”的若干问题。胡正荣谈到，传统视听和智能视听的最本质分野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一下子多元化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从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乃至更高维世界。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胡正荣

他认为，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如果融合监管通道进一步完善，会给中国视听业带来更蓬勃发展机遇。他指出，“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01“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技术

在谈及“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时，胡正荣表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技术，由此又带来渠道、平台、终端等多层次的区别。

在技术层面，传统视听是单一传播和告知；智能视听实现了双向和交互，在技术对用户进行捕捉、感知、洞察，由此匹配用户可以接受的渠道，并制作视听内容。

技术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进了视听技术的变革。传统视听和智能视听的最本质分野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一下子多元化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走向用户为中心，从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乃至更高维世界。02智能视听时代形成了“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

胡正荣认为，“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由技术的区别，生发出来的区别非常多，比如渠道和平台。

过去传统视听，基于大屏或者收音机，或者说基于传统广播和电视。到智能视听时代，早已从单一屏幕走向多屏、跨屏。

传统视听的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都围绕传统视听大屏生成。比如美国的迪士尼、环球影城，都是基于传统大屏产品，延伸出来产品链和供应链。

在智能视听时代，往往产品的起点和原点，未必是大屏。大IP可能在游戏或者小屏中生成，进而形成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产品链更长，供应链也更复杂、更多样化。这当中不仅有内容生产，还有硬件供应商，还有线下服务提供商，等等。03我们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胡正荣将智能视听时代形成的“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称为“全业态产业链”。

传统广播和电视最重要的产品形态是节目和栏目。主要实现收入是广告，这就是传统的business model.

到智能视听时代，形成的全业态产业链，表现为——产品链更长、供应链更复杂。

在美国，早在非智能视听时代，已经尝试“一鱼多吃”，比如好莱坞电影出品后，分解成系列产品，比如游戏、动漫，线下衍生品，甚至还有主题公园等，将大IP做多元开发，形成全业态产业链条。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胡正荣谈起全业态产业链带来的多样化开发机会的时候，略显激动。“为何叫全业态产业链条？产业链变得非线性。不知道哪里何时就能长出去一个机会点。这就带来business model多样化。游戏、有声书、播放平台，都有盈利点。现在可不知道长尾效应有多长。”

全业态产业链之下，给供应链、价值链、产品链带来了更多机会，覆盖的利益攸关方更多，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04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胡正荣的判断是，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之所以说是初级阶段，是因为跨屏涉及到屏背后的中台监管。我国是分行业监管，由于上层监管部门之间的区别，在单一账号联通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胡正荣举了个例子，文化旅游部成立后，对中国的文化和旅游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因为“旅游，没有文化是空壳；文化，需要旅游的亲身体验。

他认为，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融合性技术，如果融合监管通道进一步完善，会给中国视听业带来更蓬勃发展机遇。“其实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05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

图为：文化产业的结构与特征图（由胡正荣绘制）

在采访中，胡正荣向中广互联分享了一张“文化产业的结构与特征”图。他指着这张图说，“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他接着说，“文化数字化，是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来做文化。渠道不同，是因为硬件实现方式不同。渠道划分利益攸关方，由此各自固守一摊利益，也就情有可原”。

跨屏生态的建立，意味着资源要在所有的平台配置、打通。“这给部门壁垒、行业壁垒、监管壁垒提出挑战”。

技术是通的，平台是通的，产业链是通的，现在特别明显的是“底下是通的，但监管方很多”。当前体制机制和监管优化方面亟待优化，才能突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06无屏，就是元宇宙，要想更好地发展，应减少终端依赖

胡正荣认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跨屏的下一个阶段是无屏。

“无屏时代，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元宇宙”，他说，“要想发展好，就要减少对终端的依赖，越无形越便捷越好”。

胡正荣说，目前元宇宙的实现还是初级阶段，因为要用头盔之类的终端。对于无屏的实现技术，他很有信心，“我个人认为，无论软硬，都不会太困难。未来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实现起来越平滑”。

对于无屏如何更好的发展，胡正荣认为，在减少终端依赖和提升用户体验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应用场景成熟且完整”。

不仅仅是娱乐行业，如果沉浸式影像渗透到在教育、健康、卫生、医疗，银行等领域，未来前景就会非常可观。07如果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的体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

在胡正荣看来，视听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乃至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在教育、工业、医疗等更多领域应用起来呢？”这些应用场景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胡正荣有一个预判，“如果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体验，可能给各行各业和视听业本身带来革命性变化。比如，我没去卡塔尔看球，在家就能实现70-80%体验。”

再比如，远程医疗场景下，一些家用小仪器将人体基本生物指标实时传给大夫，结合远程全息影像技术，应用起来障碍不大。

“Facebook改名Meta后亏损严重，说白了就是没有找到应用场景，实现技术上也需要进步。无屏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08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服务的全球订户数超越Netflix带来的启发

2022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截至10月1日，Disney+全球订阅用户已激增至1.642亿，较上一季度暴涨了1210万，高于市场预期930万。加上迪士尼其他流媒体：Hulu、ESPN+的订阅用户，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全球总订阅用户数达2.357亿，超过同一季度Netflix的2.231亿。

在被问及如何有效构建视听业“跨屏、无屏”生态，是否有规律和案例可循的时候，胡正荣表示，“确实是有规律的，也有案例可以参考学习”。

他认为，迪士尼旗下流媒体平台总订户数超越Netflix，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尽管国别不同，我想，业务流程是可以学习的。对好的IP做开发的思路，完全是世界通行的。IP全流程开发，谁都可以做。”

Netflix每年在内容上投入超百亿美元，因为要不断积累自己的IP库。所以说，传统主流媒体有它们的长项，比如迪士尼无需投入太多资金做新IP，光是已有IP改造就很可观了。

中国的主流媒体有品牌优势、公信力优势，也有IP优势，老百姓都是很认可。老牌媒体迪士尼的做法，值得中国主流媒体参考。“我觉得，至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09对中国电视业在2023年发展的期待

“电视业，不能在电视一条道上走下去”，在被问及对中国电视业发展的期待时，胡正荣说，“中央为什么要推进媒体融合，就是希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希望主流媒体声量足够大，覆盖足够广、影响足够大。就一个媒体来说，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电视上发展，本身就是有偏差了。中央媒体深度融合文件早就提出了，要把主力军放到互联网主战场，移动端主渠道。”

胡正荣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要注意到在报告的表述中，“没有提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融合等概念；而是直接提全媒体传播体系，而且用了加强”。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看结果，看效果，即以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结果为导向”。

胡正荣对五年之后的传统电视大屏的预期是，“一定要建成跨屏生态”，“那时候中国的广电行业，不再是传统广播电视，而应该叫全媒体视听行业”。

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中国电视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候，技术是基于互联网的，渠道是多平台的，内容是多形态的，应用是多场景的，业态是多样态的，形成了非线性的、开放式的循环。

他坦言，“对电视业来说，任务还是蛮艰巨的”。在二十大报告指导下，在未来五年，第一步，是从电视业发展为视听业；第二步，从视听业跨一步，到全媒体视听业。

那么，如何看待媒体融合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有何关系呢？

他的看法是，“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

具体到对2023年中国电视业的期待，胡正荣谈到两点。第一，中国电视业向多媒体生态或者跨屏生态迈出实质一步，特别重要的是“平台再造，流程优化”，“比如工作室制的普及，围绕内容怎么开发产品都可以”。第二，广电系统内部尝试打通，比如有线电视、IPTV、OTT等，“哪怕不融合，退一步至少要做到后台、中台兼容，平行主体之间协同，顶层设计统筹”。

原创 胡正荣 新闻与写作 2022-12-12 11:00 发表于北京

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构建

国际传播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国际传播研究更成了新闻传播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从现实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系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实现。从政策看，2021年5月31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且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都是针对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做出的判断与决策。从学术研究看，中国现有的国际传播理论更多的还是舶来品，其理解力、解释力都有这些理论生产时的情境有限性和在地适应性，很难完全有效服务中国实践。今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予以总结与研究，支撑与引领。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科学规律。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创造与生产都是基于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总结、归纳、研究而兴起和发展的，通过对现实实践的概念化，对事实进行初步抽象，然后再将同类概念进一步范畴化，形成了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接下来通过对研究对象深化认识，关联理解与判断，逐步形成一种解释、分析的框架，即结构化。然后将研究发现与结论置于不同社会情境中进行验证，从而得以普遍化，形成了广为接受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知识体系的形成一定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准确说，就是基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国际传播也是这样的人与内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一种实践活动，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正是将这种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与抽象，进而体系化的结果。因此，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也脱离不了这样的知识生产的规律。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有实践观。国际传播是一种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学也是一门实践学科。因此，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是以实践为起点，以实践为对象，在实践中形成，用实践来检验的一种学术活动过程。当下中国如此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特别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历史与现实、成绩与问题、进步与困惑、目标与障碍、战略与战术等都是最有营养的学术土壤，坚持问题意识、实践导向，好好在这块土壤上耕耘，一定会大有收获。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是象牙塔里的把玩之物，而是需要通过知识转化实现其价值，因为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可转化的知识。因此，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起点是实践，其终点也是实践，即基于实践生产出来的知识又需要转化成实践成果，需要实践去检验其有效性。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有开放观。国际传播实践本身就是开放的系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五千年文明的本来，全球文明的外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都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和丰富给养。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一定是融通中外的、蕴含共同价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

胡正荣 李荃 编辑之友 2022-12-10 10:20 发表于山西

一

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主流媒体

作为一套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发挥着为全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构建共同思想基础的特殊作用，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存续发展和前途命运，其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总体研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具体来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全社会能够在价值层面衍生出一种共同遵循和分享的共识和意义，这种共识和意义将指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转，同时化解社会活动中因种种因素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与之相反，一旦价值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和弥散，那么原本高度认同和聚合的社会必然会逐渐分崩离析并走向衰败。因而，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发展，抑或社会的安定有序，都亟须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凝聚价值共识、巩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

二

国家治理与主流媒体

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的相关行动者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并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新时代政治理念的重要趋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展望2035年总体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对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主流媒体与现代化国家治理产生了逻辑上和实质上的紧密勾连。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中介的主流媒体如同嵌入社会肌体内的神经网络，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和思维理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着种种社会关系，传播与媒体因此在国家治理实践之中被赋予了相应的功能和意义。在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下，媒体正在重塑人们对其的定义与想象，国家亦希望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将主流媒体打造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以进一步释放其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动能。

三

社会文明与主流媒体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获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社会文明不断延续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延续与传承，诸如观念与价值、规范与风俗等都应当涵盖于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了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刻把握了文化强国的文明水准和社会基础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意义。实际上，社会文明与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社会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表明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同时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到达新高度的主要途径。主流媒体作为文化内容的叙述者、建构者和传播者，其传播活动不仅关系个人的成长、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更是确保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文化精华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关键主体。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主流媒体文化传承功能成效的优劣，本质上就是对其传播效果的评估，即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对公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实际影响。主流媒体的传播活动如果引起了人们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规范习俗乃至行为方式的变化，那么就可以充分确认该社会的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传承。

四

国际传播与主流媒体

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国际权力关系，通常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反映了一个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及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决定了各国能否在国际舆论场域中表达自身立场与关切。现行的国际话语权格局衍生于“西强东弱”这一失衡的信息传播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持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灌输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令中国等国家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迈入新时代，我国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正在实现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向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工作，国际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已初具雏形，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和主战场，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区域和节点城市，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

五

结  语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擘画了整体蓝图、指明了进路方向。未来，主流媒体应当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根本任务，从内容、技术、管理三个层面深化媒体融合变革，汇聚和接入各个层级和地区、线上和线下的最广泛社会资源，将自身打造成为数字社会中万物互联、互通的节点与基础设施，以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编辑之友》胡正荣 李荃《把握历史新机遇，擘画融合新图景——从“二十大”精神看我国主流媒体的未来》，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

见《新闻大学》杂志，2022年第5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147—P14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摘自《新闻大学》2022年5期，王建峰   韩卓吾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从局部看，我国国际传播在具体战术层面收获颇丰，已经拥有相当多的成功案例与经验。但从全局看，我国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系统性不足、关键要件之间协同性不够，国际传播的效能在全球范围内还未达到理想状态。

厘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下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着就事论事、区别对待和亦步亦趋的问题，缺乏协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安全等不同要素的方法；缺乏协同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意识；缺乏协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整体的战略传播系统性不强、统一性不足、传播资源协同性不够、传播人才供给匮乏，深入探究，已有的国际传播理论同网络社会的国际传播规律和中国具体国际传播实践不匹配、不适用。

下文将从系统科学出发，结合系统协同这一基础逻辑的基本原理和关键观念，探析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五组重要的关系：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以寻求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

当前，我们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总体战略进行探究，围绕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要件进行系统协同战术设计，才能具有高效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具体而言，从传播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具有针对性的国际战略传播理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国际战略传播人才；从系统科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整体的战略与局部的战术。从系统协同逻辑出发，总体战略下的具体战术之间要实现协同，就必须共同以国际传播战略总目标为统一前提，把握好“协同”概念中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个具有递进层次的关键内涵，只有如此，才能制定出具有高能效的具体策略。

内部与外部首先指的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根据系统论的竞争协同律，我国国际传播系统内部包括同国内社会系统之间的竞争，因为目标统一，因此系统内部的竞争是对协同的追求；而同外部世界系统的竞争，则是不同战略理念下的竞争。用系统协同逻辑去梳理内部与外部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国际传播现实的复杂性和斗争性，进而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此外，内部与外部也是指国际传播的环境和系统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环境的内外，即党和国家的国内宣传政策、宣传纪律和宣传惯例等内部宣传与外部国际传播的策略之间的协同；二是作为系统的内外，即国际传播系统内部的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和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协同，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系统之间的协同。从系统的开放性、相似性和稳定性原理看，在全球网络社会中“内爆”无处不在，尽管国有疆界，但客观来讲国内宣传和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向正在逐渐融为一体，两者的结构功能边界越来越模糊。媒介融合是传播技术发展的规律，国际传播系统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要融合，融合就需要系统更加开放，开放就会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根据竞争协同律，竞争又协同是系统发展的动力，因此在处理国际传播内部与外部关系上，应当以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层内涵为思路，为摩擦和矛盾定制出能够转化为机遇的具体策略。

硬件与软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硬件是指一个国家的治理现实，软件是指一个国家对治理现实传播的能力，过硬的治理现实一定是强大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本质上看，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其实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把握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当下，硬件重构了社会结构，软件随之具有了超强的时空跨越性和扩张性。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及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与分配等媒体硬件的发展共同改变了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谣言、假新闻层出不穷，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媒体功能都出现问题，加之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有意无意的片面报道，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方主义”之下扭曲的刻板印象之中。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选择标准，那么算法带来的所谓“个性化”推送只会进一步固化刻板印象，而无法有效树立真实、立体、全面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更无法有效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总目标，这无疑有悖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初衷。在以系统协同作为基础逻辑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基础设施及硬实力等硬件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如果观念和思维的软件得不到发展，物质硬件同样无法实现良性协同运作，这种情况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不全面、不协调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针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处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当在硬件的基础上提升对软件价值导向的重视程度，并协同好其内部各种思维、观念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将软件协同的重要程度提升到更高的战略维度。同时，还要处理好软件中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旧媒介的融合、多元传播主体的协同、内宣外传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思想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等各种“子软件”之间关系的协同。国际传播实践要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中“文化折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只有遵循尊重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受众进行精准传播，做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才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的程度、频率及引发误解的概率。当前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显在规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具备包括数字技术素养、数字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在内的数字素养的人才队伍作为实践和发展的基石。今天的国际传播必须遵循数字规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矩来。因此，媒体融合时代，需要以遵循媒介运作系统逻辑和协同传播的规律为前提，将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只有系统协同好国际传播中规律与规矩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好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5G、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媒介革命，正在重构着国际传播格局与实践，而在此次变革中，中国快速赶超态势凸显。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旭日初升，这是中国的机会。但现实依旧严峻，当前的全球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依然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当下，亟须重新审视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全球理念，构建符合新时代传播规律和世界发展现实且具有人类共同视野的中国国际观和传播观，进而构建本土性与普适性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在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系统论为方法，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系统的目标下展开。重点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搞懂系统的特性与规律，吃透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的层次性内涵，辩证看待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量“度”划“界”，定“度”守“界”，以“度”为“界”，只有如此，才能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速度，有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能力，完成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

 胡正荣 叶 俊 中国出版 2022-10-31 19:01 发表于北京

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创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明确改革方向，以交叉、协同、融合思维优化学科体系，从基础、前沿、问题视角强化学术体系，用范畴、概念、普遍化活化话语体系，以实践、行业、治理为抓手深化社会贡献。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根本，要从历史范式、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入手，着力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

原文刊登于《中国出版》2022年20期

原题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创新路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6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这些都给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指明了方向。面对国内外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大变局，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面向和改革方向，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视角入手，着力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面向

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局时代，中国正向第二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迈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促使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变。无论是担负时代之责，还是回应实践之需，都需要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从时代赋予的使命来看，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三个面向”。

面向学科重要基础与重大前沿

自新闻学进入中国以来，本土化一直是新闻学的重要议题。在经历100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新闻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新闻实践，不断吸收各个学科的理论，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系统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在本土化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而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是“三大体系”，这需要把学科重要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前沿作为抓手，扎牢学科发展的学术根基。

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在“三大体系”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基础、核心和应然政治身份。目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需要加强原创性，增强主体性身份，从哲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化和提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生产有较大学术知识增量的精品，尤其是要总结区别于一般新闻学、西方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身份特质，对该领域争议的基本问题加以澄清，推动能形成逻辑自洽的、具有原创性和主体性的学术体系。同时，也需要创新中国特色传播学体系，在普遍性和共通性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本土建立中国特色传播学，强化概念和范畴、范式和理论的原创性以及知识生产的体系化、全球贡献和认同。要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的传播思想、传播现象、传播媒介进行挖掘、阐释或知识考古，从中国经验出发探索新的阐释框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概念、范畴、话语，从而构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框架的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3]

重大前沿理论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要求和现实路径。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新闻传播学面临新的理论逻辑，其核心概念与范畴、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学科与专业体系等亟需反思和创新。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了网络社会，驱动了传播格局与媒体形态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的巨变，这种新格局、新形态、新关系要求新闻传播学要有系统性、本质性的重大革新。回应这样重大的革新，需要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基于数字社会逻辑展开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重视能够构建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本土化、原创性、创新性基础研究。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

面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家发展的新目标，中国特色新闻学不能囿于自身理论圈子，而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在国家发展中承担起新闻传播学的职责使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时代议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则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三大体系”建构要面向这些国家重大战略，在发挥新闻传播学社会功能的同时，筑牢新闻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学科的学科地位。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此进程中，信息既是重要基础，也是核心要素之一。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强大的传媒业可以助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互联网新技术的倒逼之下，主流媒体把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任务，打破了工业社会时期的媒体概念，塑造出的新型主流媒体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抓手，融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中。正因如此，媒体融合已成为一种强大的国家意志行为，嵌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进程中，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进程中，需要主动回应这一战略议题，提升学科建设的认识层级和研究维度。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战略要素。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的国际舆论态势日益复杂。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较为薄弱，国家形象塑造以“他塑”为主，如何塑造出“可信、可爱、可敬”的国际形象，成为新闻传播学助力国家迈向世界强国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就需要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理念上，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国际传播观念的基础。作为一种“开放、包容、多样、平等”的文明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冲破了20世纪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所构建的世界文明秩序。这种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文明间性将是打破西方国家历经数百年打造的主导性话语体系的突破口，在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中起到根本性作用。方式方法上，要丰富国际传播主体，打造国际传播平台，把握国际传播对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学术研究上，要突破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狭隘的关系之争，把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面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更需要加速构建融通中外的学术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赋予中国特色新闻学更广阔的国际视角。

面向实践重大问题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面向新闻实践、指导新闻实践。与医学、法学等学科相比，目前新闻学在新闻业界中的指导性不强，新闻业界与新闻学界存在一定的隔阂。特别是在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中，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理论未能及时跟进，导致互联网新媒体发展一度处于失序状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要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回应新闻业界的困惑，并把新闻的社会功能纳入“三大体系”范畴，拓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性。

互联网治理是当前实践面临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对党的治国理政还是新闻业的融合发展，互联网这一关都至关重要。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时，要把互联网传播规律与善治作为重要研究议题：研究互联网传播规律，提出有助于互联网善治的理论依据与具体举措；研究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传播、公众心理和应对模式；研究互联网空间的平台垄断、价值导向、网络谣言、隐私保护等新问题；研究智能传播、人机传播、元宇宙等新应用新趋势；研究国内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和全球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建构等宏大命题。

中国是世界互联网应用大国，互联网对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时，要把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从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到各类突发事件的积极响应，再到弱势群体保护、公平正义维护等，都是互联网带来的新议题，需要我们结合数字技术与社会系统进行深入思考。面向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中国特色新闻学才能做到面向中国国情，面向社会发展需要，面向人民群众切身福祉，拓宽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野。

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改革方向

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进程中，已有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既是基础也是制约因素。为此，我们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推进学科建构的思维改革。笔者认为，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学术体系、活化话语体系、深化社会贡献这“四个化”是当前推进新闻学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

优化学科体系：交叉、协同、融合

中国特色新闻学现有学科体系中，总体学科设置思维较为落后。《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1997年颁布）中，文学大类下设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新闻传播学在大类上仍属于文学。而2009年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国家标准GBT_13745-2009）中，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存在，下设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等专业（见表1）。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中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设置

这种学科设置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截然分开，突出广播电视学，忽视互联网新闻学的设置，显然是传统媒体时代的产物，带有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不符合数字化时代的媒体生态，难以适应数字化、信息化环境中的新闻实践需求。尽管目前一些新闻院校已经开始增设网络与新媒体、数字新闻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但这种修补基于原有学科体系基础，并未起到重构作用，优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仍然任务艰巨。在学科体系的优化中，要认识到新闻学的实践性很强、新闻实践潜入社会系统、新闻业态已然发生巨变等现实问题，为此，应把交叉、协同与融合作为优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关键。

交叉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吸纳不同学科理论成果，在学科交叉中寻求学科体系的突破。新闻学与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关系密切，新闻理论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尽管重构新闻学和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多，但在教学体系、教材体系中并未得到很好体现，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科布局较多采用新闻传播学的单一学科维度，运用传统报刊新闻学的框架设计学科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要在学科布局、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上体现交叉性和系统性，探索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

协同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鼓励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在跨学科合作研究中寻求学科体系的融合。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新闻舆论工作深入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这是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性作用的重要原因。同时，新闻学的研究理论很多借鉴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为主，研究对象和其他学科有诸多交叉之处，需要跨学科的协同研究。为此，应鼓励新闻学与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合作，从而使相关研究结论形成学界共识，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知识贡献。

融合性，即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要打通不同媒体之间的边界，在数字化思维中寻求学科体系的重构。新闻学学科体系内部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之间关系不清，且未能体现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范式变化。同时，融合媒体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急需运用融合思维、融合文化，对学科体系再造予以回答。这既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的内在需要，也是丰富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出新闻学研究中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教材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动力。当前，新闻学的教材主体部分依然是新闻史论+新闻业务，而新闻业务则仍以传统的采写编评为主，数字媒体、融合新闻、数据新闻、视听传播、国际传播等重要议题或处于边缘化地位，未能进入学科体系设计之中。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教材体系不及时革新，学科体系就会失去后劲。为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时，要把教材体系建设作为突破口，形成适应中国新闻实践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布局合理的教材体系。

强化学术体系：基础、前沿、问题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是整个学科创新发展的核心部分，没有学术体系的支撑，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就会失去创新动力。目前，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基础部分不够厚重，前沿部分不够深入，问题意识不够强烈，导致学术研究出现炒冷饭、追时髦的现象。为此，需要强化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建设，围绕基础、前沿和问题对已有学术体系进行重组。^[4]

基础性研究是学术体系建设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建设应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同时，要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系统地研究新闻学的基本概念，深挖基础理论的规律性，夯实新闻理论研究方法，提升新闻理论的逻辑性和学理性，提高基础理论的适用性，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大厦打下扎实基础。

前沿性研究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发展空间。随着媒介生态和新闻业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底层逻辑已发生改变，新闻学面临着理论体系再造的现实挑战。为此，必须加深对新闻传播的新现象新问题研究，探索学科的前沿理论，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术逻辑和学术范式。具体来说，有必要加强数字新闻理论、传播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互联网治理等前沿议题的研究，并从中探寻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的发展空间。

问题意识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创新之源。新闻业正处于社会环境与媒介环境大变化的时代，且新闻业嵌入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因此新闻学研究对象十分广泛。无论是自身理论演进还是在与社会相联系时所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都需要新闻学的介入，从新闻、传播、舆论、宣传等视角进行深度解读或提出对策建议。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术体系，要以问题为导向，着重聚焦基础问题、现实问题、重大问题，为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新闻学的学术贡献。

活化话语体系：范畴、概念、普遍化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知识的外在形式，是一个学科是否具有深度和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话语体系是，“由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多重认知关系”，^[5]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制约。而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是集中反映基于中国国情的新闻实践所形成的范畴、概念，及其构成的新闻思想体系、新闻理论体系和新闻知识体系。目前，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囿于传统报刊新闻学思维，核心概念不足且相对陈旧，创新概念缺乏认同度，导致整个话语体系竞争力较弱。为此，有必要从范畴、概念以及话语的普遍性入手，重塑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

在范畴上，要重建新闻学研究范畴。传统新闻学以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传播规律为主，但对新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关注，研究范畴和研究视野有限，束缚话语体系创新，难以融入整个哲学社科学科阵营中。为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过程中，要重建研究范畴，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规律等作为基础部分，把新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动纳入新闻学研究范畴，使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更加立体化，更好地发挥新闻学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作用。

在概念上，要打造新闻学的术语群。新闻学发展至今有一百余年，但学术术语非常有限，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术语群。一方面，新闻学的核心术语仍停留在新闻事实、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基本概念上，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概念较少；另一方面，一些创新性的概念缺乏方法、理论和逻辑支撑，过于随意，难以得到学术界公认。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时，要提高学术界的概念化水平，按照严密的逻辑和科学的方法就新闻活动的新现象新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性且能受到认可的学术概念，打造新闻学自身的术语群。

在普遍性上，要推动新闻学思想、理论、知识的普遍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普遍性和特殊性是无法逾越的一对关系。毫无疑问，“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底色，离开特殊性谈普遍性就是忘本，失去话语的自主性，被外来学术话语所主导，产生“南橘北枳”的理论移植误区。而如果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在与其他学科交流时，在与国外新闻学界交流时，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也会受限。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要不断推动新闻学思想、理论、知识的普遍化，以此提升话语体系的学术公认度和影响力。

深化社会贡献：实践、行业、治理

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作为研究新闻舆论规律、指导新闻舆论工作和培养新闻舆论工作人才的新闻学，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中，要立足于时代需要和社会需要，深化社会贡献。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使命所在。

要提高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性，深化新闻学对新闻实践的贡献。新闻学基于新闻实践指导新闻实践，其社会贡献首先体现在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性上。一方面，要更新新闻学中新闻业务的内容。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业务不断产生各种新的业务形态，再也不是采写编评这么简单，新闻业务如果不及时跟进，就很难培养出新闻实践需要的人才，也很难回应新闻实践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面向新闻实践研究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为新闻实践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和伦理约束。新闻实践与社会系统产生关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这需要新闻学在理论上的探索。

要提升新闻学研究的前瞻性，深化新闻学对新闻行业的贡献。新闻业正面临着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巨变，互联网新媒体对新闻业带了巨大冲击。为此，新闻业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全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但是，媒体融合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是阶段性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媒体融合怎么融？最终实现什么？媒体融合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全媒体传播体系什么样？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媒体的未来图景是什么？这些都将随着媒介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命题将一直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作出行业贡献的重要命题。

要建构新闻与社会的连接体系，深化新闻学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贡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是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作为一门应用性和人文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能停留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扩大视野，建构起新闻与社会的连接体系，把社会系统中的新闻、舆论、宣传、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为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必须把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如此才能把握全局、大局、大势，更好地作出社会贡献。

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范式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创新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前，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构起自主知识体系，这是核心与根本所在。为此，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实践与理论等维度深入分析和把握，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入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范式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历史发展也有其规律可循。一个学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要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需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创新知识体系，提高知识增量，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建构范式即历史范式，可以突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一方面，要基于中国历史，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中国特色”关键在于理论知识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当前新闻学的理论国外引进的较多，而且国外流行什么我们引进什么，很难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回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实际，以此作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真正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特色和优势，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这就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寻找知识逻辑和文化支撑，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宝贵资源，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舆论观念、传播观念，还是近现代史上的报刊观念、宣传观念以及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新闻实践，都蕴含着丰富的新闻知识，需要系统性地总结、开发和运用。这些是中国独有的知识，既可以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思想文化支撑，也可以对当下中国新闻实践起到有力的阐释。

另一方面，要遵循世界历史规律，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自主性并非排斥国外理论，国外的新闻学、传播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中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历史发展已进入新的时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需要融通中外新闻传播理论资源，推进新闻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要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合作，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知识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范式

面对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代议制、协商制与参与制，工业革命4.0、全球治理模式4.0，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与平台媒体等现实变化，“三大体系”建设需要摆脱起源于工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框架束缚，建构符合国际新闻传播变局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逻辑的自主性知识体系。

首先，要符合全球新闻传播的实践趋势。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下，国际传播舆论日益复杂，国际新闻业受新技术影响凸显，全球传播生态正在转型之中。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视信息传播基础结构，5G商用在全球铺开，卫星互联网竞争白热化，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广泛运用，在线视听快速发展，新闻业愈发深入地融入社会系统，传播议题、新闻生产、平台治理、元宇宙等成为全球热点议题。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新闻业呈现不确定性、复杂性趋势，新闻业已深深嵌入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变局之中。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要有全球视野，积极融入这种变动中的全球新闻传播实践，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实践，使“三大体系”兼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其次，要符合中国新闻传播的实践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既有与全球新闻传播实践的一致性，也有因自身历史文化和实践传统而来的独特性，中国独特的新闻传播历史与实践经验以及新技术革命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基础所在，也是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最主要的范式。为此，要“以中国为方法”作为新闻理论范式转换的一种方法论，“倡导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共同体在基本的信念、价值与范例上建立共识，主张扎根中国经验、寻求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性”。^[6]任何离开中国实践的理论架构都难以满足当下新闻业的现实需求，也无法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的知识体系。

再次，要符合互联网新闻传播的实践要求。飞速发展与变化的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业的基本生态，倒逼新闻学开始探索改革或重构。面对数字技术已渗进新闻生产、新闻分发、新闻消费各个链条的新闻业，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都在随之而变，涌现出互联网新闻学、数字新闻学、融合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新概念新领域。学界或“偏向坚守传统新闻理论研究基本内核、不断扩展新闻理论研究领域”，或“根据新闻活动实际变化，积极探索转换新闻理论研究范式”，或“侧重新兴媒介环境根本特征，试图彻底改变传统新闻理论研究方向”，这些都是有益尝试。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来说，一个根本遵循是要在“从传统新闻理论研究范式向新兴媒介环境中的新闻理论研究范式转换”，^[7]在互联网思维下构建“三大体系”，要能概括互联网新闻传播规律，阐释互联网新闻传播现象，指导互联网新闻传播实践，指明互联网新闻传播方向。

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范式

当前，新闻传播生态整体面临着价值转移与力量转移、关系重塑、秩序重构、格局重组、底层逻辑等新变化新现象，要求新闻学必须重整逻辑，基于上述逻辑基础，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与普遍化，夯实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学术根基。

基于价值转移和力量转移，从数字化中打造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基础。数字化推动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的全面转型，受众因主动性参与性的增强而演变为用户，个性化、情感化成为新闻业的新课题，公共性与非公共性同时存在于新闻业。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和新闻业转型的驱动，被视为一种“复杂的循环、交叠和新旧机制的协商”^[8]，而不再是单向的报道和传播。这其中既有世界互联网传播的普遍性，也有基于中国互联网实践的特殊性。这些变化和特征，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时，要充分把握这种趋势以及趋势下的中国数字化实践特点，用数字逻辑贯穿新的新闻学知识生产，构建起系统性的自主性知识体系。

基于格局重组和秩序重构，从融合文化中寻求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突破。当今世界格局和媒体格局都处于大变局时代，传统的世界秩序和媒介秩序正在重构。对新闻业来说，新格局新秩序要求有新方法新手段，只有融入并适应变化中的媒介生态，才能更好地实现新闻业的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媒体融合成为时代命题，融合文化因此而生。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能像以往那样局限于单一媒介形态，甚至把报刊、广播、电视分开，而是要基于融合平台、融合产品打造新型融合媒体。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要有融合思维，学术体系要加强融合理论研究，话语体系要增强融合内容，基于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创造出自主性的融合理论和知识。

基于关系重塑和底层逻辑，从传受关系中重构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理论。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大众传播模式正向公共传播模式转型，传受关系出现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现象，公众以普通网民身份参与到新闻生产、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中，话语权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尤其是在中国，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与窗口，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义深远。为此，要基于中国新媒体实践，重视关系与连接、底层与参与，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

结语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除了理论上重视思维逻辑之外，还要注重方法路径。要在坚守正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的基础上，善于对新闻业发展中的新现象以及新媒介与社会、新媒介与人的关系理论化，遵循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新闻实践经验，结合新闻业的新变化，在新闻学“三大体系”内进行范畴化、框架化、概念化和普遍化，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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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正荣，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传播学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会长等。历任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13-201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舒伦斯坦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介与媒体融合、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主要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传播学》（主编）、《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国际传播蓝皮书）2017》、《全球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7》、《新媒体前沿2017》、《中国文化发展1978-2018》、《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等。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人社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英国威敏大学荣誉博士。中宣部、中组部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际传播人选。

叶俊，新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中国特新闻学、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交办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中央部委委托项目等十余项。发表论文70余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信息奖，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成果奖。

 胡正荣 李涵舒 对外传播 2022-10-19 16:31 发表于北京

【内容提要】“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增强国际话语权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战略考量。跨文化背景下，国际局势动荡与世纪疫情多变的传播情境，致使中国故事的国际接受与传统文化叙述仍存在定型化、传统文化延续、跨文化传播实践不足等困境。为此，着力构建对外传播理念与路径的创新机制尤为迫切。本文重点探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与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交互效能，以此促进视听媒介与讲好中国故事之间的纵深联合，彰显中国以“自我”参与者形象建构的国际传播机制求索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故事 传统文化 国际化叙事 传播机制

伴随世纪疫情的驳杂与新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直驱向前，不断冲击世界各民族文化模式与地域文明格局。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与世纪疫情多变的传播情境，亟待厘清以下基础性问题：其一、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精髓积淀，是彰显中国形象的文化切面，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与其对自身内涵的扬弃相关，更与当下传播载体与媒介技术的迭代创新相联，媒介融合所促动的跨文化数字媒体，在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形式、突破传播时空限制、打破文化传播体系壁垒等方面，仍有待深耕改善;其二、西方国家长期主导以信息流动为主要特性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国长期以他者身份被言说和被定义，世界听到的往往是西方版中国故事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失真问题有待探讨。由于文化传统与传播历史的差异，中西方对外传播的媒体话语体系方式迥然不同：西方媒体注重新闻信息与观点意见的分离;中国媒体擅长以比喻和隐喻表达观点。这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存在的叙事接受问题奠定探讨契机。在全球化进程加快与媒介技术更新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故事的国际接受与传统文化建构问题亟待探讨。

基于此，跨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探究为化解现实难题提供有力借鉴。自远距离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以来，国际传播舆论场中媒介技术与时空融合愈益加快，麦克卢汉的媒介信息论仍回荡于当前传媒界，并焕发出全新的媒介学意义：媒介对人类与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依凭于现时的资讯媒介。该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有所启发，即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历程与审美经验凝结的对外传播，有利于化解消费主义至上、霸权主义传播的现代性困境。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以及媒介等传播元素着手，探析疫情常态化时代的跨文化背景中的中国文化国际化叙事，有利于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尤其是在媒介技术与时空融合急遽加快的当下，更能促进视听媒介与讲好中国故事之间的纵深联合。

一、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

置身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当前传播学热议的论题。一直以来，国际主流的交际方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为主，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与传统传播相异的是，跨文化视域中的国际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通过合作和协商构建共享意义的象征性过程”，其间蕴含种族、群族、群体传播等侧重点，彰显出文化传播所面临的时空距离、观念不一以及文化区隔等危机。简言之，跨文化视域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国际传播中的中华传统文化会演变为何种新文化等问题有待深入探究。

(一)“西方的中国故事”：定型化中国文化叙事

世界是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随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世界渐趋成为霸权国家与民族的话语场域，这套庞杂的话语体系与霸权逻辑，揭示出西方所建立的“东方主义”的凌驾之势，也即视西方文明为衡量、重构和控制“东方”诸文明的标准。

自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伴随封建社会的分崩离析而渐趋向现代转型。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消逝或瓦解，致使彼时国际传播失去本土话语的土壤，而沦为国际传播场域中被凝视的“异质文化”。这一动态的文化过程包含两个侧面：一是传统文化的解体，二是现代传统文化的生成，而西方传播镜像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俨然已打上“弱国”的标签。纵览西方现代文艺传播中涉中的影视文艺作品，由于传播差异仍能发掘诸多带有偏见的原型，这些看似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主义书写，实质上早已先验地将强/弱、东/西这套二元对立的传播学范式厚植其间，并对西方社会的东方态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这些传媒产品比严肃新闻更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在形塑中国及中国媒体形象时同样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是，不论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以建构全球霸权的政治、军事霸权，还是隐蔽、精微的传播话语霸权，都内置了“西优东劣”的虚妄，企图将东方降格为西方文明的相反镜像，由西方传媒主导的国际舆论，更是将中国视为西方的相反镜像，并借此实现东西文明的分类区隔。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击溃了看似繁盛的西方霸权话语表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其转移舆论矛盾的对象，进而开始对中国展开粗暴、强硬的遏制，以此保持其在全球舆论场域中的绝对话语权。由此，西方媒体不断依凭其话语霸权，使用“语言陷阱”舆论战术，利用语言的主导地位、西方媒体的强大传播力以及将词语或形象嵌入传播受众的观念，始终以“西优东劣”的地域、种族主义加以透视，形成一种难以察觉的操纵性力量，始终将“中国故事”呈现为一种“有缺陷”或“奇观式”的定型化奇观范式。

(二)“东方的中国故事”：国际化叙事与接受

作为对西方镜像传播的回应，讲好中国故事无疑是我国化解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传播策略。尽管中华传统文化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霸权凝视”，也在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世界“接轨”)的历程中，东/西、传统/现代这两个维度成为构筑“自我”国家形象的现实感，实质是东方主义的逻辑架构的复制和搬用。而就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问题，国内流行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三种观点，诸多论争都揭示出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传播，还是传承”这一有待深入探讨的悖论。

不同文化的交融，必将面临“改变”的选择，是选择融入现代文明的其他因素，还是坚持传统文化中已有的其他要素，答案是“‘全球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能够将自己的文化置于国际文化语境中重新定位”。因此，现代社会中的视觉传播也凸显出主体的叙事与接受问题。也就是将视觉传播格局中的观看视为一个历史文化问题来加以思考，共同呈现出中国故事在国际化叙事方面所做的改变，这种改变与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着的视觉传播体验相关，侧面映证中国故事在视觉文化传播活动中所采取的“看与被看”的辩证逻辑。实质上，伴随这种逻辑而来的，是中国国际传播叙事的历史化转向，以古鉴今，为重新认识现代文化传播开启新的认知。

回顾西方镜像中的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叙事可发现，分解、汰选、融入是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进程的一般性理论概述与总结。虽然真实的传播境况远比这一论述更为复杂和多变，但通过历时回顾与共时的阐述，能更全面地呈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更新的现代化历程，实现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谓的“文化自觉”，更为纵深地探看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发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华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并藉此促动中华文化的复兴之旅。

二、中国故事与西方历史元素的跨媒介建构

不论是西方镜像中的他者，还是本土传统文化的改写，都面临着重要的中介——媒介、话语与权力交织与建构的问题，二者各自所在体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挪用或移植，而是依循其内在传播逻辑与跨媒介路径的融合，关涉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接受等问题。

(一)传统文化故事话语与新媒介传播权力嬗变

传播或传承这一难题，在新媒介的传播中演变为一种传播权力的话语逻辑。纵览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史，自口语时代的口口相传开始，民族史诗的传承与传播就成为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彼时的中国故事话语源于民间，附着于媒介—仪式场域的传播权力在整个传播链中产生影响的范围较小，呈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可移动复制的传播模式。随后印刷时代的图文传播，传播媒介形态的更新演变，有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印刷媒介传播中的现代性转化，拓展其媒介化生存的创新路径。电子信息时代，多元传播方式兴起，传播主体去专业化，传播受众通过丰富的多媒体传播形式表达个体观点，展示关注重点，不断更新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显示理解和自由选择。新媒体传播迅速席卷并改变以往传播方式，全面调动人的全觉感知，重构新型的双向多维的立体传播模式，处于这一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受众，不但成为传播的客体，更是作为文化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参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或可以说，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不仅是一种专业性的单向度的线性文化输出，而且是一种去专业的、与受众深度互动的文化输出和一种新的个性化生产。处于该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高度发展的技术赋权相结合，从被动到自主参与，在极大发挥传播受众的感受和体验、认同和接纳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二)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叙事

厘清不同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形态转化以及权力演变，更能明晰地呈现跨文化视域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媒介表达。相较于本土，国际传播视域中的中国故事建构，更侧重于对轻松的“历史元素”的书写，因为“大多数海外受众乐于接受轻松愉悦的东西，排斥刻板、教条、说教式的文化内容。即便是受教育的东西，大多数海外受众也是‘寓教于乐’，或是乐于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快乐受教”。国际传播中的中国故事严肃的、说教的文化因素被改写或是被摒弃，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中国际化叙事的模式或机制尚待创新。

首先，随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技术改变了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新媒体信息中的文化传播更具契合当前人们的心理特征，而中西媒介的使用差异，致使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信息媒介素养与媒介形态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思潮有关，也与政府的引导相联。西方社会看似实现了技术的升级，实质上却依然陷入东/西的二元对立传播范式中，仍从镜像中理解东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文化传播、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的纵深建设等举措是近来的考量，经济与文化的耦合作用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的原因展开论述，认为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被他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层面的东西，例如敬业、诚信、勤劳以及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全球化在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时，总会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与转化。这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国际化叙事模式，既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又对超越自身文化的本土语境展现出更为深广的传播内在诉求。

三、中华传统文化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重构

新时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模式与传播格局呈现新特点。这不仅与当前传播文化语境相关，更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叙事模式变化相联。电子数字媒介更新影响下的社会心理思潮变迁，致使后疫情时代的个体用户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发生了改变，即从昔日的“媒介的延伸”转而至“沉浸的媒介”，个体与媒介已深度捆绑，而视觉传播机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系统已成为传播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传播范式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图像为中心”(世界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语)转化，视觉与听觉以及文字传播的融合，重构视听一体化的国际化叙事传播机制。

(一)国际精准传播：打破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

亨廷顿提出了未来世界格局中的主要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身处“社会全面视觉化”的时代，人的视觉、听觉等感官被调动起来，营造了一个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语境，影响了意义的传播与接收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走向国际场域时，依循以下四个策略来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叙事重构：一是赋予新意，即对中华传统文化要素赋予新含义，创造新载体或新形式以符合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二是揭示隐含意义，即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要素中与现代文化相容但此前并未被凸显的意义，加以现代意义的阐释，使之成为具有主要地位的含义。三是二次阐释，即通过对旧的文化要素的内容引申、变意等方式展开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四是意义重构，即基于旧的文化要素而建立新的文化要素联结，通过改变所处结构使之发生性质的变化，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仁”“礼”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延续。应立于跨文化视域，以客观的传播态度，尽力打破自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对东方文化群像的刻板认知，赋予新时代传播策略以鲜活的时代内涵与历史承续，以精准的视觉国际传播，实现本土文化世界化的继承转型与创新性转化，探寻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实现文化之间的“和”与“同”，为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接受提供助力。

(二)表征与实践：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

而如何化解国际传播中的“偏见”就尤为重要，“‘偏见’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在国际传播中，偏见一直扮演着抑制传播效果发挥的角色”。与传统单向度传播方式有别，当下的网络视听媒体矩阵，正是一个极其多元、丰富的生产体系，它由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诸多网络视听产品生产构成。若能使当前个人在视觉文化传播背景下，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个体的“传播权力”，基于媒介融合的互联网移动与在线数字文化传播，可缓解后疫情时代各国之间文化交流锐减、人际隔离等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物理空间壁垒。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曾指出的：我们越来越需要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由卫星轨道或无线电信号决定的“传播空间”来划定互联网传播场域中的文化共性范畴，共同化解国际传播技术单向度难题，以当前主流的媒介形式为重点，多元突出传播创作主体的丰富表现形式，创新文化国际传播创作的运营机制，以文化精品共享带动寻求全球传播共同体“媒介矩阵”的“共振效应”。

新媒体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模式的路径创新应基于流动的、变化中的媒介，不仅吸收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丰厚历史元素，也注重凸显文化中的个性和特色，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多元媒介发展的情境下，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激发传播受众自主创作的热情与动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融入现代传播体系之中，化解当前国际传播局势中的困境和难题，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立身全媒介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回归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依托“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借助地方文化，实现世界文化的联动，以及由本土到国际的辩证、双向的创新互动，促动中国故事在全球传播中的“双向传播”和“双向互鉴”。从综合思维和整体思维出发，以历史元素、本土化特色和娱乐化元素的中国故事，促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话语体系建构，实现中国式的价值观阐释。持续深入地挖掘、研究、实践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现今看来，对中国故事的国际化书写，是实现跨文化国际传播创新机制的可行之道，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待拓展与深耕的媒介理论借鉴。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涵舒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创 胡正荣 李涵舒 青年记者杂志 2022-09-28 07:30 发表于山东

导  读

　　透视智媒时代舆论传播机制中的表征，探看舆论场域中海量同质化的信息堆积，有助于揭示舆论场域中的历史与现时的诸多悖论。

近年来，多元媒体融合不断深入，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果助推媒体生态的智能化进程。[1]这意味着智媒时代更为纵深地与多元的数字媒介联结，泛媒介化数字生态格局渐趋形成，而置身于其间的传播主体、受众都不可避免地与媒介产生更多互动与黏结。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媒介形态以及信息传播范式遭受冲击，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助力智能媒体传播格局的重构。基于移动互联、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智能匹配的智能媒体，已深刻嵌入现代媒介信息生产、分发、反馈等层面。智媒时代的多元媒体平台，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但智媒时代的主体对媒介依赖性愈益明显，也存在着数字媒介的另一困境：人的本体功能急遽被压缩或削弱，传统技术驱动的传媒形态逐渐由单一模态向多模态方向衍变，新闻舆论治理问题于焉浮现。

通过对智媒时代的舆论格局及生态展开廓清，基于智媒时代的媒介生态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现状，展开对数字媒介多元融合衍变的规律和趋势探析，梳理智媒时代新闻舆论的突出特征，进而剖析全球的舆论情境与传播格局，纵深探析新兴数字媒介技术对舆论传播的影响，可以为多元融媒的全模态传播提供借鉴。

智能媒体的舆论表征

作为新数字媒介场域中的重要交流载体，智媒技术因其对人-媒介交互的高配适性，附着于数字媒介之中，正以一种潜隐的数字化特征，渗入人的日常生活，承担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功能。智媒场域中的舆论由数字技术驱动，基于传统社会中的熟人交流场景到虚拟网络社会中个体的陌生化关联，智媒场域中的新闻舆论因而呈现出“新的主流舆论演化趋向”[2]，与此同时，它也助推着现时媒介语境中的个体改善其对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与洞察。因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传统传媒行业的急遽更新迭代，不断为信息传播、媒体生态环境填充各类符号，如文字与网络、图像与新技术等的融合，即为舆论场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全视听感官以及非严肃性的传播内容的传播生态，其间映射着新闻舆论传播范式的余续，也呈现了新的智媒体系建构与媒介表征。

（一）人机共生的舆论格局

智媒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及状态。首先是视频化信息传播，全球传播区隔以及疫情叠加的风险与危机，物理隔离在时空距离上阻断病毒的传播以及信息传播生态的圈层，致使大量信息传播聚集在虚拟的“云端”，个体的切身体验与言说，依凭生动的即时视听化信息传播与舆论交流，而实现了共鸣收割以及信息交流。其次是多元化主体传播，鉴于整个数字传播生态的革新，万物皆媒、万众皆媒已成为数字传播过程中的常态，但背后的传媒逻辑是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之间的传播形态转化也是多元化表征的一大体现，即以智媒为技术基础的数字媒介实践，在智能标注、语音合成以及跨屏转码的数字技术编辑中，不断被复制、传播，进而使舆论信息生产与传播内容具有碎片化、散点式以及进行时等诸多特质。

随着智媒技术的不断推进，人-机交互纵深发展。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原本是指人类与电子计算机之间的合作互动的发展阶段，人机共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智媒时代，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是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三者的整体变革与整体秩序构建，这是一个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新秩序。因此，人机共生视角下，智媒技术赋能舆论实践。一方面，智媒能够加速舆论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智媒能够有效甄选出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内容进行传播。随着智媒技术对舆论内容的逐渐渗透，个性化、针对性强的舆论逐渐出现，并且会在新闻传播中得以体现。此外，智媒技术不断演进还会影响受众对于智媒的整体感受，舆论生产与传播中的“人机协同”等内容将不断人性化。与此同时，提升受众对于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也将成为智媒技术赋予舆论传播的新特征。

除此以外，智媒技术深化了身体媒介与其他媒介的深度融合，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消弭正在显现。而库利所提出的“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互相映照着对方，与他人的交往是形成‘自我观念’的必要手段”[3]的观点仍在现时世界中被不断提及，智媒语境中的人与人之关系、人- 机交互界面，都被数字技术转化至虚拟空间中，并最大程度地实现“媒介是人的延伸”。生物量子芯片、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嵌入，不断将现时世界中生产的信息实现直接收集、储存、回放、传递、分析，无需借助外在设备，突破人的“技术身体”，基于此实现针对传播主体的特定个性化场景传播实践，因此明确舆论内容的主体性判断是智媒时代舆论研究与舆论应对的重要基准点。在智媒时代，舆论内容看似是通过智媒作为产出主体，但舆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本质而言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作为文化的主体，通过与智媒的协同关系，主导了舆论内容的走向。

(二)智媒场域的算法赋权

算法作为一种中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人的认知方式。数字技术驱动的智媒，以其多元变动的形态，多维展现舆论场域中的数据之谜以及算法表征。社交媒体终端设置的多样化以及元宇宙的风行都证明了数字对新旧媒介生态的融合与感知置换。在智媒时代的“虚拟-现实”场域中，数字空间、现实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多维融合网络，都一统于数字构造的算法结构，并在与信息传播的交错网格中促进新闻生产。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方式以及受众参与等方面革新，推动5G技术的突破以及拟态社会氛围的形成。当前新闻信息舆论传播环境Web3.0时代的转向——万物相融、万物智联，也即以数据为代表的算法，隐匿于独特的算法暗箱装置中，不断变换形式以诉诸5G通信、元宇宙以及云计算等概念范畴，默然操控着隐入暗箱之中的单向度传播，将之变为一种多元传播以及多向互动数字传播。

同时，数字媒介收集用户的观看偏好、兴趣，经由大数据统计核算之后，再度推送新一轮用户喜爱的舆论信息，此举奠定了舆论生产环节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其消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凸显媒介各方隐含力量的对立与冲突，进而呈现对应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各方面的算法机制和影响因素。但经由数字媒介所建构的人-机协同舆论格局，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不消”[4]的动态机制，由此人在面对机器、遭逢算法时，方能有更多主动权。人与世界的连接模式，最能映射人在不同方面的社会关系需求，而个体舆论的兴盛，昭示着人对大数据智媒时代的本能抗拒却又不断追逐的面向，舆论场域中的各色人生、各类现象以及多种文明，都通过算法这一潜藏于媒介背后的理性逻辑，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建构。

断裂与融合：信息舆论场域的实质

“未来智媒时代逐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个性化以及社会化特征”[5]，与以往的单一连接模式不同，数字媒介依凭数字技术渐趋实现信息舆论场域的个性化建构。纵览媒介发展史，作为对象的技术与“在场”的传播主体不断交织、纠缠，信息传播过程中身体作为媒介的抽离与卷入，无不是在断裂与融合中归返信息舆论场域的本质之所在，也因此，需将人本身纳入舆论场域的讨论之中。

(一)舆论传播场域中的隐私危机

在诸多数字媒介舆论场域传播背后，个体隐私危机也一共并存。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视域而对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展开批判与理论透视，他们对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性展开评述，透过作为中介的媒介而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个体成员所对应的传播与受众的结构性认同关系。而与之相反，麦克卢汉则认为“‘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与形式”[6]，信息舆论传播场域中的现时社会情境建构，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沟通过程中所关涉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非内容。再有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对第一、第二媒介时代的划分，也是聚焦于媒介形式，对媒介生产信息、传播信息过程的技术特性表示关切，这种媒介偏向性的隐含意指，也是对媒介的一种数字化进程的反思。上述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三种观点，不论哪一种，都有其合理的社会语境与生发传播土壤，媒介形式影响信息舆论也好，媒介内容推动数字传播也罢，隐藏于技术背后的隐私危机不应被忽视，即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已经成为新闻媒体融合与转型的焦点问题[7]，而视频信息舆论场域中的身体或符号表征，都是将“物质身体”或“技术身体”作为引流的关键要素。舆论场域中的暴力往往来自主体与媒介双双合谋，进而致使泄露个人数据、展露个体隐私等的风险增大，在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断裂中，身体本身所关涉的隐私危机凸显。

(二)情感驱动下的舆情流向

社会媒介中的传播者与受众均为个体，个体更明显地呈现其受情感驱动而传达的舆论情感偏向，而群体则呈现“乌合之众”式的群体煽动或某种社会情感的推动而做出的群体舆论面向。智媒时代传播技术的融合发展，实现的是“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形态”[8]，不同圈层的相同内容生产机制消弭了不同物质生产空间中的生产与传播权利，草根或精英的“受众赋权”程式打破了信息舆论场域中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用户与受众在舆论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单向度、被动地接受转向了内容生产、参与传播的主动情感趋向。智媒场域中的原有权利关系被打破，信息生产机制在数字技术这一隐藏的巨大推手作用下，重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以及用户接受的体系，数字技术的拥有者渐趋成为内容生产环节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智媒时代，舆情的流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一凸显，如郑州暴雨、丰县“铁链女”以及唐山打人事件中舆论分裂极为突出。借鉴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看，舆论场域中的信息制造者与接收者都并非直接对符号做出反应或答复，而是在对个体传达信息的编码以及解码的互动中，达成某种共同理解并形成自我意识甚至群体意识，这种互动经由人与数字媒介的交互与传播，进而影响个体再到群体的情感，形成一股舆情共识或流向。

智媒时代的舆情对策

智媒时代数字媒介与个体生产的信息内容，会对社会产生潜在影响。媒介多元化以及信息生产草根化固然有利于更多民间声音的出现，但智媒时代的快速发展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困境，致使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首发、独家等维度减少了吸引力，低门槛、社交媒体使用率高等使舆论场呈现繁杂的丰富景象，舆论的治理尤为迫切。

(一)技术赋能：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技术赋能受众，手机普及奠定了民间舆论异军突起的传播前提，丰富了当前数字媒介的传播生态以及格局。首先，智媒时代舆论路径逐渐个性化。智媒通过发现用户偏好、帮助用户筛选个性化内容进行精准推送，助推热门事件发酵。其次，面对文字传播在“快节奏阅读时代”的传播乏力，视觉化舆论表达将成为辅助智媒传播舆论的新助理。虽然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多样化，迎合了当前人们的视听需求，但多模态复合型话语需重视并加以实践，综合利用视听感官、图像文字以及符号编码等多模态话语来实现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的加持，可以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诸如红色资源云端化、革命文化内容多样化以及红色场景还原化处理等，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属圈层的经济、文化等的影响，进而影响其信息选择偏好，但是依凭数字技术赋能普通受众，在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中，助力用户化解自身经验、圈层弊端以及认识盲区等因素，可以重构当下舆论媒介的文化语境与传播氛围。具体而言，可通过“更有效的人机协作，消除传播中的信息疑虑，以便更有效地消除人对人工智能的疑惧”[9]，更加全面地呈现个体的需求以及文化群像的形塑。如2021年7月河南卫视《唐宫夜宴》的“破圈”展演，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于一体，集虚拟场景与现时舞台于现时多模态场景之中，为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技术赋能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化解危机：个体与群体情感的合理分流

如前所述，身体在智媒时代受到很大关注，但智媒时代的身体存在异化风险，如何积极建构“流动”的身体，强化身体传播的价值和作用，是化解多元融媒语境下的舆情危机的思考基点。哈贝马斯强调的尊重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的交往理性，也都是要祛除数字智能媒介魅影的“工具理性”成分，而突破其仅“服务社会上层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基本目的”，[10]更为深广地触及数字时代个体的素养以及个体的积极创造。

数字技术与新闻传媒耦合，加剧传统媒体行业进军国际传播的面向和进路，也带来新闻内容创作生产、受众接收场域和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带来的海量信息与复杂舆情危机，还需依凭数字技术来化解：其一是借助现实物质媒介实现对主体信息泛滥的控制与舆情的边界控制，“人”借“物”力而实现对信息的判断与控制；其二是用“虚拟”增强“现实”，精准还原事实真相，侧面勾画个体、群体与社会，获取更多共鸣。首先，在信息生产环节上，不仅要考虑意见领袖、新闻媒体、利益集团、文化名人等主体，还需将为算法算力提供动能的“服务器”纳入新的考量标准，不同的算法平台影响舆论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趋向。其次，主流媒体在深度融合基础上，应凝心聚力，通过多方平台、多方联动，分层次、有分量、接地气、有温度地实现创造性表达形式，同频共振、同向聚力，构建全新的信息传播格局。同时，需厘清舆情背后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深刻性，挖掘交织在舆情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与话语，避免舆情引发震荡与不满情绪，从多个环节、层面实现信息生产模式与生产思维的变迁。

结  语

综上所述，透析智媒时代的舆论特征对化解后疫情时代传播困境具现实意义。正如媒介理论家道格拉斯·鲁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人类团队》中所言：“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前数字时代，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必须闯过去。”面对智媒时代的困局，我们应当在５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加持下的媒介环境中进行主流价值观表达，不断发展壮大主流媒体，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助推国内、国际传播的舆论主阵地建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形下，应积极建构传播机制与话语，深切洞察现象级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形成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沈浩，袁璐.智媒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媒介特性与技术路径[M]//高晓虹.北京：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2:3-14.

[2]高宪春.智媒技术对主流舆论演化的影响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5):5-11

[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一凡，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35.

[4]彭兰.增强与克制:智媒时代的新生产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04):132-142.

[5]喻国明，王小龙，郭剑楠.智媒时代媒介的重新定义——依据社会化场域的范式[J].青年记者，2019(28):38-41.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7]高慧敏，殷乐.智媒时代新闻场域身体“在场”与“离场”问题考——基于智能化新闻实践的考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02):131-138.

[8]喻国明.智能时代的传播逻辑:着眼点与着手处[J].教育传媒研究，2019(03):6-8.

[9]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6):98－108．

[10]胡翼青.论文化向度与社会向度的传播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3.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涵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李涵舒.智媒时代舆论的特征、实质及对策[J].青年记者,2022(18):12-14.

原创 胡正荣 王天瑞 中国编辑 2022-09-02 15:09 发表于北京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8期

 在力量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全球传播生态中，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定义应当从“适应新时代”的动态视角进行界定升级，并在新定义下开展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系统化培养。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重视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和面向共同价值的观念。能力面向，要把握好对人才的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的平衡与培养；价值面向，在现代性引发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时代中，应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厚植的家国情怀和夯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向青年学子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转移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时代，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底层逻辑都在发生剧变，其中的各种关系、秩序和格局都在不断地重构与重组，并逐渐重塑着上层建筑。什么样的价值需要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又需要警惕？这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更是中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指南。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具体目标就是要更好、更快地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则是重要保障和根本途径。本文认为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关键是要顺应底层逻辑和时代逻辑，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在守正基础上聚焦对能力与价值的培养。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定义

 在新时代，国情、世情与全球传播生态结构都在加速更新与重塑，现实要求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对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进行反复审视。作为一种阐释性的概念，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对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解释与指导的活力，新时代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的思路与方向。国际传播概念从被提出之时就强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跨国交流^［1］，西方世界对于国际传播概念的理解大体上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广义的国际传播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多元主体跨越国际边界或文化边界传递价值、态度、观念信息的活动^［2］。我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探究也经历了从强调特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3］、传播主体被限制于国家或政府范围内的国际传播^［4］，到作为公共外交核心的国际传播^［5］这一过程。国际传播主体从单一国家转向个人、企业组织、政府和媒体等多元主体已基本成为共识。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渠道平台化、内容丰富化，从现实来看，并非只有进入传统媒体国际传播“对口岗位”工作的人才叫“专门的国际传播人才”，这种固化的工业时代分工思维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与落伍。结合全球传播生态的现实格局与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流变，本文认为，“适应新时代”强调视角动态化，“专门”强调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因此应当从动态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视角去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进行界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企业公司、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自媒体在内的各领域中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专门岗位或职业的人都应当是被培养的对象，这是“四全媒体”理念之下适应平台社会时代特征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动态定义。只有在不同的领域、维度与层面从事着各自“专门”的国际传播工作，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人才系统协同才能称得上是“队伍”，比起单一国家主体产生的国际传播效果更加立体和全面。无论从国际局势、全球传播生态的变迁还是国家战略目标等维度分析，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人才队伍应当是多元主体、多个层次、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建而成的既立体又全面的系统化队伍。

层次、规格与类型：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的分层是人类社会分层的本质^［6］，社会、文化都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即社会和文化存在多元性^［7］。劳动分工是人类本性倾向，通过劳动分工，劳动者逐渐从事一种专门职业^［8］。社会与文化的分层、分类和分群的表现是由文化资源、劳动分工和地理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反之国际社会中不同的层、类和群对文化资源的需求不尽相同。在实践中，文化的层次差异、各行业领域的专业差异、国别区域的多维差异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系统考虑，因此才会出现追求规范正确和“拿来就用”的现象。问题就在于传统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体系并没有做到系统化和精细化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其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表明了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多目标、多任务的国家战略传播，应当分层、分类、分群进行，继而，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自然应当是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我国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就要把握国际传播中的“基本盘”与“重点盘”^［9］。只有系统化培养出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才能切实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进行实践，才能真正切合传播规律，真正提高传播艺术。

 本文认为，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以国家战略与目标为前提，针对国际社会中的“大众层”“专业层”“精英层”等不同层次对象，在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基础上，面向更多专业领域学子及相关在职工作人员开展的多规格、多类型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教育、培训与培养。

（一）本科阶段：普及国情世情与媒介素养

 世界绝大多数民众普遍因教育程度、艺术素养等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对于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表层文化更易接受。纵观全球，先发国家惯以迎合更广泛的大众市场需求的流行文化产品作为价值载体对他国进行文化倾销，如影视、音乐、小说和综艺等文化产品所产生的传播效能显而易见。因此，在业已日常且频繁的新时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创作出与时俱进、共情共鸣的内容作品是国际传播人才面向世界大众“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标与任务，但现实中具有高传播效能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十分紧俏。此外，全球化日益深入，各专业、行业及职业的发展同世界的连接愈发紧密，例如商务、体育、医疗、艺术等专业领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现象和需求十分突出，但在日常的国际交流过程中却常常出现“懂传播的不懂专业，懂专业的不懂传播”的尴尬局面，而恰恰多专业、多领域的国际交流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际传播中“大众层”的需求最广泛，所产生的影响最深入，所需人才的类型最多样，队伍的数量也最庞大。因此，可以考虑将媒介素养连同国情与世情普及一起纳入各专业本科阶段的基础素质教育范畴之中，开展大学媒介素养教育和大学国情世情教育等。总体而言，本科阶段所培养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当以面向世界“大众层”的、有能力进行高效能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为主，同时应跳出“专业对口”的传统思维，通过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将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培养范围扩大至多专业领域。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与跨文化培养

 在全球化时代，多维度跨国商业往来日趋平常，事业单位、企业组织及国际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传播主体。各行业领域“专业层”的国际传播人才，具体指在专业新闻传播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组织中专门从事国际交流、公关与宣传的工作人员。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某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且在行业领域内拥有一定话语权与影响力。“走出去”的企业是立体展示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世界需要通过它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因此，鼓励和开展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教育尤为重要。在2019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10］，打破学科围栏成为可能，在将国情世情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本科阶段素质教育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设计跨专业通道，鼓励包括新闻传播专业在内的各类专业学子，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进行跨专业、跨国界交流与学习，在守正创新基础上拓宽学子的知识边界，打开学子的国际视野，打造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与格局。同时，应给予国别与区域的跨文化精准传播更多的关注，“一国一策”分群培养精通语言、融通中外文化的同时又兼具技术素养的跨文化传播人才。硕士研究生阶段，应当以培养面向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对象，具备复合能力的“专业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为主。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中国知识体系与全球实践逻辑

 概念作为一种话语具有歧义性、竞争性与建构性等特征，它不仅是学术载体，也是随时可能出圈的潜在通用语和流行语 ^［11］。纵观人类历史，作为话语的概念影响着思想，塑造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正是通过制造、传播和解释概念的方式向世界提供话语“公共品”以提升全球话语权的“软权力”。全球实践已经成为超越中西实践二元对立的全球现实，在全球实践中生产出具有全球价值的理论概念则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环节。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人才更应具备全球视野，在更高维度进行全球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从中可以了解到，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主要发挥的作用就是要围绕概念和理论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在国际学术领域同世界“精英层”进行交流、论辩与竞争。因此，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当在坚定政治立场和厚植家国情怀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其理论逻辑、思辨逻辑和斗争逻辑，在强调全球实践与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培养有能力建构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知识、话语和故事体系的“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四）职业阶段：问题、实践与效果导向

 在社会加速发展的当下，国际局势更新频繁，高校教育模式具有稳定性，但灵活性与时新性不足，培养出来的学子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包括一线工作者在内的传统国际传播人才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及随机应变的能力等，这都是造成我国对外传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重要原因。国际传播是一项关乎国家形象、时变时新的事业，面对变化，国际传播一线工作者需要具备在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技能的终身学习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并且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与行为本身就同国家形象挂钩，在“四全媒体”理念提出后，他们参与到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更应义不容辞。中共中央印发的《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12］正是站在新时代战略高度，为党政机关干部培养包括国际传播素养在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力教育培训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职业阶段，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将资源配置优化，形成政府、高校、行业组织以及具有国际传播需求的机构单位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在职国际传播人才开展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以体现实际效果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培训教育，以职业、行业和终身教育的形式培养与时俱进的、成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厚植的家国情怀，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掌握并平衡好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一）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

 首先，业务技能是国际传播人才的标配能力，具体可以概括为传播实践力，包括处理全媒体数据、文字、图像、语音和视频的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写作、拍摄、主持、交流与辩论的能力等。这些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子传统的“面子”能力，达到精通与优秀的程度理所应当。其次，作为指向国际的专门传播人才，还需基础素养作为“里子”予以支撑，包括用动态的目光去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情与世情的自觉，用求同存异的观念去比较学习世界文明渊源差异的自觉，用辩证的逻辑去审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主义、问题与危机的自觉，以及用警惕的态度去辨别极端化和绝对化思维的自觉。具体包括：一是语言文化素养，厚植中国语言与文化，了解世界文明历程，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并了解其文化；二是理论融合素养，具备夯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融通中外、融通学科的理论素养；三是思维逻辑素养，熟悉中国国情，拥有国际视野，具备思辨逻辑、时代逻辑、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是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支撑点。

（二）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

 技术技巧强调对传播的渠道和操作的掌握，人文追求强调对传播的内容与意义的把握，能同时很好平衡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的国际传播人才并不多。当下，越来越多学子驻足于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及各种表象面前而忽略了对文学、地理、历史、音乐和哲学等人文素养的厚植。人文素养的缺失和对国情世情的冷漠是导致新时代青年学子在面对民族与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价值判断时迷失方向的重要原因。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应当同时具备跨文化交流所需的技术素养与人文素养，在不断提升技术技巧基础上厚植人文情怀，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功能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缺失或偏科都会带来“故事讲不好”“有理说不出”的尴尬局面。在工具理性泛滥的全球传播生态中，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治理现实，认识到中国治理背后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力量，认识到价值理性的作用，协同好各种观念和文化，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13］。只有懂得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懂得共情共鸣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才有可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既有底蕴又有温度的中国。

（三）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

 新文科是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以相近的专业集群融合”^［14］为路径进行学科交叉集群式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从我国设立国际新闻专业开始，“外语+新闻”就成为我国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主要模式^［15］。2009年，以向六家中央级外宣媒体供应国际传播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五校统一设立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基地”，并形成了“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的培养模式^［16］。如今的国际传播早已不再是新闻传播专业或外语专业独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一项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的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事业，仅强调新闻传播或外语的专业水平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只有具备复合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有可能完成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任务。具体来讲，国际传播人才的复合能力应当包括语言传播能力、新闻生产能力、文化共情能力、理论融合能力和产业思维能力等多维意识与知识结构，而实现复合能力的培养，则需要有一套打通学科、院系、校内外与国内外系统协同的观念体系、培养体系和师资体系给予支持。

 根据对国际传播人才界定的升级，可将国际传播人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专门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人员，包括国际新闻记者、主持人等专业国际新闻媒体从业者和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企业海外公关人员等具有涉外属性的专业领域从业者；第二类是具有跨文化交流需求的人员，包括跨国学习和交流的学子与学者、国际影视和音乐等艺术创作者以及广大的跨国社交媒体用户等。由此，以效果为导向的学科与课程设计也应分为两类模式：第一类是专业课程（新闻传播）+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通识教育），第二类是专业课程（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各学科专业）+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新闻传播+通识教育）。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国情与世情教育应当以东西文明“异中求同”为导向，开展动态比较式教学。其次，重视外语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中文教育，尤其要关注翻译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问题；同时，小语种教育也应给予足够重视，针对国别与区域的语言文化教育与研究是国际传播去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实践。再次，各类专业在根基上本就彼此关联，应当通过开展通识教育予以融通。最后，实践教学不可或缺，将课程设置连通业界需求，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生产同前沿媒介技术与各领域国际传播一线关联，一方面能为学界提供动力与方向，另一方面也能为用人单位稳定输出定制化的“熟手”人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基础与核心

 青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点对象。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时空、主体与形式的设限式微，全球传播生态发生革命性重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交锋、冲突与交融日益多样且频繁，国际信息的垄断、传播秩序的失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等问题进入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球化，人类关系的信息化，生存的数字化等进程的深入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当下的时代特征，其中现代性问题十分突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一代，身上带着来自现代性的深刻烙印，致使他们在新媒体时代看待国际关系之时难以跳出二元对立的视角和工具理性的价值判断。

（一）国家与个人：认同、情怀与使命

 人类命运是一体的，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历史、文化、资源与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差距，我们应认清这一现实。马克思通过深入历史维度分析世界发展，将现代性肇始于西方资本的历史本质推到台前，并指出凭借历史先发的优势和资本扩张的强势，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霸权是后发民族国家无法规避的现实。所谓现代性，就是在资本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悖论逻辑影响下的观念的呈现，现代性源于资本的运作。“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7］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总是以“有用和有利”的工具理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断引发全球范围内各种级别的冲突与对抗，致使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成为必然。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推动文明进步的事实之后，认为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矛盾。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跨文化交流增多，国际传播信息垄断与秩序重塑并存，一场技术主导、资本支撑的“全民意识形态”斗争正在悄然发生。能否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杂糅的时代中锚定认同、情怀与使命，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因此，警惕、规避与跨越西方现代性危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具体方案都应当落实在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国特色”强调了中国国际传播人才要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知国爱国，心怀家国，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战略传播体系”强调了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具体培养应当是从个人能力到队伍体系全面的、系统的、高屋建瓴的规划。“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只能由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来实现，这不仅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二）中国与世界：中国理论与全球实践

 信息传播技术在重置了全球传播生态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时空的感受，空间的流动感与时间的穿越感冲击着人们对于边界的日常感受。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营销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刊发的文章《全球化的市场》中提出了“全球化”概念，认为技术和全球化是塑造世界的两个动力。技术决定人的喜好，全球化则决定现实^［18］。1993年，“全球传播”^［19］作为传播“全球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霍华德·H.弗雷德里克提出。至此开始，我国围绕着技术、资本、政治与文化展开的关于国际传播的“全球化”与“世界化”、“国际化”与“跨国化”、“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等概念之间的辨析成为重要课题，关于国际传播的主体与边界问题被反复探究。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简单二元对立，到“脱域”和“内爆”，再到节点式的“网络社会”、今天虚拟真实交织的“元宇宙”，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概念随着现实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和形式不断泛化而变得模糊，并伴随着现代性思潮不断出圈，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边界感也逐渐被技术与资本遮蔽，甚至在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狂欢”氛围中还弥漫着一种期待，边界感的式微将“个人”凸显，致使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与全球世界杂糅在一起，各种认同危机随之而来，青年学子更是面临现代性思潮多重巨浪的考验。李大钊说“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发展速度越快，思潮来袭就越激烈，对于青年的引导就越要紧。从1982年到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转向“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方针。40年的探索中，学者们不断重返历史现场，虽然今天已经清晰认识到来自西方的众多理论或多或少在解释与指导中国社会现实和实践过程中存在局限甚至会产生“副作用”，但依然有很多学子不加思辨地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奉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中，甚至为了博取流量出圈传播，影响不可估量。国际舆论斗争的本质是硬件与软件的综合博弈，理论概念作为话语软件是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的关键，在对理论概念话语没有深入了解与思辨的前提下就贸然借用，具有很大风险。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知识、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正确姿态应当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20］，以明确全球与中国的现实为前提，立足全球实践，面向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只有向青年学子们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培养出“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1］为己任的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注释：略。

作者：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