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到科学的飞跃

——我国传媒学术界与实践界面临的共同命题
中国传统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模糊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模糊性被称为“大智慧”,却使得中国传统中迟迟没有建立起完整而清晰的科学体系。例如,中国的天文历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却没有形成足以成为体系的天文学。中医的很多医理和药理令西方人惊羡,却一直缺乏定量描述,没有可准确遵循的医学规则。

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传入我国后,科学传统开始树立起来,可是经验主义仍然在很多领域内起作用,其中包括传播与媒介学界和业界。这是与这个领域的实践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当我们的传播媒介还保留着农业时代的小作坊手工生产方式时,与工业化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密切相关的科学而规范的理念体系与运行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中国终于加入WTO。可以说,中国等了世界15年,希望能得到一个融入全球化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的机会,同时世界也等了中国15年,等待中国学习如何适应新的游戏法则并按此运行。

华娱电视和凤凰卫视正式获准进入中国地区,这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即使今后仍然会有或明或暗的政策扶持,但行政体系下的国有传媒缺乏竞争的花样年华开始要一去不复返了。

中央六大媒体单位联合组成“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是另一个信号。这个合并后的媒介集团已经是全国广播电视媒介业的领头羊,固定资产超过200亿人民币,并且已经覆盖了广播、电影、电视、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刊、出版业等多个行业,但是与总资产动辄超过几百亿美元的跨国媒介集团来说,还是与狼共舞的羊。

这毕竟提醒我们,首先,我们要准备竞争了,这次竞争前所未有,因此,完全依靠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解决不了竞争中的出现的各种全新的问题。当前,我们看到的弥漫在传媒业界茫然而无序、慌忙而浮躁、雷同而日趋单调的状况是过去经验走到尽头而寻找不到“灵丹妙药”的结果;其次,我们的竞争是在学习西方跨国媒介集团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终于发现他们依仗自己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运用科学思维、科学手段和方法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市场占有和社会占有,最终获得了垄断全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地位。

我们从“狼”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学习他们的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和科学实践。一言以蔽之,我们传播学术界和媒介实践界的“知”与“行”都需要完成从经验向科学的飞跃。

媒介不仅是一个信息传播部门,它更是一个利润庞大的产业。作为信息传播部门,它需要政治、文化元素的科学配置与互动,需要规则体系的健全和制度的完善,需要价值观的内化和意识形态的成熟。作为产业,它将参与市场经济,遵循市场规律的调节,听从经济学的语言。产业化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强调产品的可大量制作,可进行质量控制,同时也要求生产的流程化和人员的专门化。因此,我们要参与媒介市场竞争,推行专业化就是必要的。而要进行从小作坊生产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飞跃,首先更改的就应当是产业观念和产业规则,建构完善的产业链,培育和壮大市场。在整个产业重新洗牌的时候,确立一整套合理科学的游戏规则和思维理念是良性竞争的保证。

规则的建立已经引起业界和理论界的共同关注。从2000年开始,似乎一夜之间,大江南北的传播媒介都已经不满足于经验操作,而开始重新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持。他们从各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邀请专家开办讲座,各种研讨会的广泛举行也反映了同样的迫切心理。2001年成功入世后各种媒介都开始谈论媒介产业的改革及其面对西方媒介进入的抗争,不仅积极开展采访、参与讨论、出谋划策,而且身体力行,尝试用新的规条和观念来改造自己。

我国的传媒业界开始重视市场分析、受众调查、媒介研究、经营管理等,开始愿意对与传媒运行有关的一切东西条分缕析,刨根问底,从ABC学起。

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与此同时,研究工作本身也逐步走出象牙塔。从前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多少存在着两种极端现象:有的学者埋头书斋,进行纯粹的逻辑思维活动和玄思,他们使用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忽视广阔外在世界的变动造成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成果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同时,另外一些学者过于积极地参与媒介实践,为具体的媒介活动进行策划和指导,成为一个策划人而背离了学者谨守的思考本性,从而在纷繁芜杂的现实活动中来不及让头脑中的思维沉淀,最终其成果还是处于经验总结层次,没有能够上升为科学。

在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中,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要求我们不断去关注现实,同时把自己的思维投入到现实中去检验。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双重建构”,意思是说,科学研究是由现实以及对现实的解释共同构建的。英国学者默多克说,在实践中现实主义者总是尽量避免完全依赖抽象的理论或经验性的描述,他们给予理论思考和经验思考同等的重视。

在传播学的开端年代,研究者们正是从最具实践意义的研究活动中开始踏出第一步的。四位奠基人都是从传播模式和态度改变效果进行研究的,开山鼻祖施拉姆则不仅关注普遍模式,而且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树立自己的宏观理论体系,他们奠定了实证学派关注现实的基础。随后,欧洲和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实证学说,其范围从政治经济学者、文化研究学者一直到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等,他们指出,实证学派的根本缺陷在于致力于维护现实,而不是寻求更好的未来。这表明,批判学者们也从来没有忽略过真正的现实,他们虽然在对待现实的维护或批判态度上与实证学派有所不同,但在关注现实这一方面毫无二致。或者可以这样说,要进行批判,也是在了解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也是为了促进现实的变革。而那些脱离了这一点,沉浸于玄思的学者则使得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文本和小圈子,曲高和寡,只对自己负责,而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实践活动。毕竟,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正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中,用自己的科学理性去认识它、掌握它、批判它、改革它,正是责任所在。

现实主义的认识论除了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现实之外,还提醒他们要超越这个现实。对众多的媒介实践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以往工作的总结,他们需要一系列指导性的带有理想色彩的理论模式。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媒介产业化进行宏观整合,指出一条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和我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其次,从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研究和法学的角度对国家的宏观管理进行分析,促进决策过程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再次,从传播学角度给媒介从业者提供一套传播模式,树立现代的传播观念,建立操作层面上的规范化流水线;最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反思大众文化对民主、自由、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促进与遏制,寻求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先进性的主流文化,保持和维护公共空间,保证边缘文化不受扼杀,同时致力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火种的传承。

这种科学理想还要求我们在进行媒介研究的时候将媒介非中心化 (decenter the media),即不是把媒介作为惟一的研究核心,而把传播与媒介放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来研究。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把媒介从它自身的自给自足中解救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脱离了整体的手也就失去了作为手的意义。

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从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生发出来,开拓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它的研究角度有很多,从经济学、政治学到文化研究,几乎每一个研究取向都能从自己的起点出发进入这个阵地,为它做出贡献的同时从这里得到灵感。这是因为,传播活动本来就是人类的最基本活动之一,而大众媒介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亚于原始部落的村民广场。

而不论来自那种研究取向,在进行传媒研究时,对现实的关注和超越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基础。这一方面是现实主义认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由当前媒介领域的迅猛变动所决定的。

我们所研究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一个更美好的现实。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经验操作的总结,而应当上升为科学。惟有如此,更理想化的、更值得追求的传播实践与媒介格局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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