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中国图景

by Hu Zhengrong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历史图景

我们生活在后工业时代,即信息时代中,对媒介及传播熟视无睹是不可能,也是危险的。人们日益关注与己、与社会、与国家、与世界甚为基础的媒介及传播。从20多年来传播学在中国的起伏兴盛,便可窥见这种变化。

有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经有学者介绍当时在西方刚刚萌芽的大众传播学,不过我国学术界更为普遍的看法,传播学传入我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 197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尝试性地引进、介绍、讲授传播学并开始了初步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学在中国主要经历了一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进和介绍、学习(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有新闻院系的高校中和部分有新闻研究机构的科研院所中,人们开始翻译、解读、介绍和学习西方的传播学。这种最早起始于古希腊修辞学研究,后拓展到语言学等领域,19世纪又因新闻学等兴起,而学术脉络日益清晰的学科,终于在20世纪40、 50年代形成了大众传播学,在西方众多政治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它更加概念化为普遍的传播学。这种学科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既新鲜陌生,独具魅力,又狐疑颇多,谨慎地在抗拒中吸收。特别是当中国社会遭遇政治和经济波动时,传播学会首当其冲地遇到抵制。
第二阶段,推广、普及和自主研究(1993年-1997年):5年中,借我国思想解放、经济腾飞、社会多元以及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契机,传播学迅速在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许多高校开设此类课程,相关的新闻学、广告学等专业层出不穷。媒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关系日渐复杂,媒介的作用日益凸现,问题逐渐增多,这些使得我国的学术社区不得不思考和研究有关信息、媒介、传播的课题。一批自主研究成果诞生。
第三阶段,学科地位的标志性确立和传播学学术繁荣的开始(1997年-至今):以前,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之中将新闻传播类学科专业列为二级和二级以下的学科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文学门类中的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可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借助于传播学教育的推动,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得到正式确立。学科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传播学研究的繁荣。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设置的传播学以及相关的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等专业已经多达近300家。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纷纷开始关注并研究信息、媒介、传播问题。

传播学在我国的道路是坎坷起伏的,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范式等都带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色彩,这使得我国的传播学学术发展在主观上受制于长期的意识形态化传统,在客观上受制于历来单一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理论范式基础。另外的原因是,如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传播学,我国开始繁荣的传播学学科本身,也面临着学科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困惑和质疑。由于传播学研究对象宽泛、缺乏自主的研究方法,从而难以形成较为清晰而严谨的学科体系。特别是目前我国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核心仍然是西方学科话语的产物,其概念体系、方法系统等都是西方的,而只有对象系统等尚有中国特色。

二、传播学在中国的现实图景

经过了我国传播学学术界20多年的努力,传播学在我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不过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学科发展需要扎实而创新的学术研究的支撑。就目前我国的传播学学术研究而言,问题相当多,与国际先进的传播学学术水平差距相当大。
我国传播学学科体系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选择中探索前行。由于西方政治、经济实力强大,它的学术研究也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和方向标,特别是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已经使得我国的传播学呈现出日益被西方话语体系“化”的趋势。虽然在学术范式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做或然选择,有简单的二元论嫌疑,但是理论和方法都是人家的,只有研究对象和情景是自己的,这是令中国传播学学术界有心改变而无力实现的事情,而且,推而广之,恐怕这种郁闷不为我国的传播学界独有。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元理论基本上都是舶来品。
我国传播学的认识论从单一到多元、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中成熟。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传播学研究必然需要首先廓清所依赖的认识论基础。从国际传播学学术研究现实看,美国等国的传播学中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研究是其主流,而欧洲主要国家的传播与媒介研究则多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研究的基础。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认识论基础单一,而且模糊,往往很难从研究中看出研究者认识问题的基础。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传播学学术社区的日益开放,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扭转。
我国传播学的方法论与方法方面也由单一、经验向多元、科学演进。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可以依靠我们自己丰富而悠久的整体观、朴素的系统思维以及归纳、总结等传统,但是,当今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更加需要多元化的、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系统论、意识形态、文化研究、质化、量化等方法论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见诸于近年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

三、传播学在中国的未来远景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日益引起国际传播学学术社区的重视。国际传播学学术会议上讨论中国媒介与传播问题的次数大量增加,国际传播学学术期刊中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在国内,传播学研究和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媒介决策者和管理者、媒介业界的重视,
国际学术社区开始关注我国传播学主要是因为中国独特的媒介发展道路以及在发展中出现的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实在具有新鲜性和独特性,这种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发达国家的传播变迁也有着意义,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日益融入世界体系中,中国媒介与传播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世界。 2003年的“非典”报道,中国媒介的市场化、集团化进程等有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媒介与传播体系。
我国媒介决策者和管理者、媒介业者日益重视传播学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媒介与传播的内在规律性,特别是这种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以及违背规律之后的成本。
我国正在进行的媒介与传播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因此,我国传播学研究对象是全新的,研究素材是丰富的,研究领域是广泛的。我国媒介与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的变动高度相关,从中产生了大量的新课题,而解决这些课题就需要我国传播学家解放思想,更新认识论和方法论,创造性地产出成果,培育、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传播学体系。这一学科体系是科学的,开放的,前沿的,是我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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