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4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磊 胡正荣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新技术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进程中,人的控制力通过机器不断延展与扩张,社会要素与动力之间的连接性(interconnectivity)也由此重组。学者们使用各种概念术语来描绘这种结构性变化,从较早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信息化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到后来的“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全球化”,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大数据时代”。的确,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互通社会(a connected society)的时代。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打破与融合。

　　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在互联互通社会中,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电脑终端及背后一个个社会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要素,这迫使人类思考的宏大逻辑结构也因此更新。这其中有四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的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资金不断流转,带来物流和人员流动加剧,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重启了社会建构与社会运动的新通道。传播学者李金铨为此提出,这不仅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也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所谓的“全球村”与其说是将整个世界拉回到部落与村落的生存方式,不如说在人际交往密集化的表象下重建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层面。现实社会中的结构及其流动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组,但它绝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有固化与瓦解,更蕴含重构和再造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诸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因果关系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渐让位于复杂思维带来的混沌理论,它更强调整体性思维,也更强调偶然性因素。这启发了当代社会领域的思考。偶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中越来越不稀有,因果链条逐渐断裂,只关注一组因果关系(甚至关注因果关系本身)都不足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离奇景象,更促使大数据分析的全体性模式日益引发关注。总之,推及性研究日渐式微,而复杂性研究或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第三,时间与空间的再组织与再界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学家不断观察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物理空间和绝对时间不断与社会时空相剥离,造就了曼威·卡斯特所言的“无时之时”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地域感的消逝”,也引发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展”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持续性讨论。在互联互通时代,时空更深地非同步化,也把现代性的人类历史与环境重新组织。

　　第四,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知识分工源自生产分工,但单独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处理日益联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问题,只能依赖于各种人类知识的综合解释,甚至这种解释不再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增进解决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把国际性政治事件、金融经济与商务、社会结构分化重组、文化更新等维度融为一炉,对于传播研究来说,越来越大的挑战是去结构化,寻找新的传统、范式、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反思传播研究的四大传统

　　传播研究扎根于四个重要传统:效果研究、技术与社会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文化研究,而每一个传统都值得在新语境下再次审视。

　　效果研究传统是以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施拉姆为核心开创的所谓美式“主流”传统。它专注于结构、功能,寻找理想型和因果联系,体现了典型的线性思维与知识专门化。但在这一传统的不断讨论中,学者们却发现核心问题难以取得定论。以媒介暴力对青少年的效果而言,争论数十年,只有一个共识: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在互联网环境下,暴力内容并不鲜见。但研究互联网暴力,仅仅聚焦于效果可能无法为理解传播问题提供更深刻的思路。

　　技术与社会传统来自于以芝加哥、纽约、多伦多三座城市为坐标的学者群,包括罗伯特·帕克领导的芝加哥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影响下的技术学派,他们重视综合思考。在技术决定论或媒介环境学的延展下,媒介的技术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往往缺失了批判性的情怀,对于社会变革的基本面缺乏兴趣。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统继承马克思的衣钵,致力于发展一种改变不平等社会现状的理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与政治传统都体现在赫伯特·席勒的媒介帝国主义批判、达拉斯·斯迈兹的受众商品论、赵月枝的全球权力转移与新秩序讨论、邱林川的工人阶级互联网状况、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以及克里斯廷·富克斯领导的社交媒体研究之中。然而权力仅限于从经济基础生发的政治行动吗?以数字劳动而言,那些社交媒体中的活跃分子,仅仅是自愿接受剥削吗?是否有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都值得思考。

　　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同,文化研究传统持有一种更宽泛的权力概念和政治概念。从英国伯明翰扩散至全球的文化研究潮流中,福柯的微观权力、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符号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在后现代社会理解意义生产与流通的另一路径。“文化是普通的”,雷蒙·威廉斯的这句名言,在互联互通的时代伴随着真人秀、社交媒体和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更加确凿无疑。但这个传统提供的解决方案,却同样依靠其他传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才能阐释更多问题。

　　重新布局学术路线图

　　传播与媒介研究必须回应互联互通时代的核心挑战,重新思考新结构的学术路线图。一个例子是如何通过传播改革来寻求全球善治(good global governance)。无论是建设全球性的信息传播新秩序,或者是防止资本化带来的新闻市场化与媒介产业危机,或者是改变种种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去异化、再造文化意义,又或者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抑制剥削、发扬自治,都离不开学术性传播研究的再度创新。

　　这种创新依靠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传播研究应当打破内部壁垒,在不同传统的学术路径之间寻找携手的机会,也应当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种种社会思潮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建立新的知识共同体。其次,传播研究不应局限于地域界限,在新的时空结构体中重新思考各种联合的可能性。最后,传播研究还应当把自己置于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实践之中,使其本身成为连接社会变革动力要素的环节与桥梁。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催生传播研究作为知识的本质性生命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媒体前沿发展报告”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