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王润珏 （中国传媒大学）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明了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势发展积极改革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习总书记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对于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关于新闻舆论“人才”问题的论述与要求，吹响了未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号角，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压力。

一、人才：国际传播能力的核心与关键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从我国新闻舆论工作和媒体竞争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战略性意义。对媒体而言，传播能力、竞争能力的强与弱，关键在于人才。国家有了优秀的人才，才能开展优秀的传播活动；媒体有了优秀的人才，才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媒体。人才工作是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还进一步指出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

在当前多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下，新闻舆论工作者不能将自己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或某种新媒体的任意一个媒体形态之中，而是需要掌握全媒体新闻舆论工作的规律，具备运用全媒体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今天的国际传播活动更需要懂媒体、懂传播、懂受众的能够基于多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专家型人才。

 

 

二、人才缺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各类问题的共同指向

当前我国在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结到人才缺乏、人才能力不足的问题上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传播相关从业人员对传播对象了解不足。

我国媒体写出来的稿子、做出来的片子，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外落地，但传播效果却不尽人意。其原因在于，媒体制作的内容与国外受众习惯的表达方式、接收方式、理解方式不一样。我们在开展对外传播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直接使用对内宣传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例如，在“一带一路”的宣传过程中，类似《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的新闻标题经常在国内媒体出现，对于我国公众来说，“桥头堡”的概念便于理解和记忆。但是，在许多国家的受众的观念中，“桥头堡”是一个战争时期的概念。当我们的媒体将“桥头堡”直接翻译并使用在对外传播的内容中时，国外受众在看到这个名词时就感到害怕，不由自主地将“一带一路”跟军事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目的是搭建区域合作交流平台，不具有任何军事色彩。

由此可见，仅仅是一个表达词语的选择，就可能带来传播效果的巨大差异。如果我们从事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工作的人才，不了解传播对象的表达和思维习惯，不具备根据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特征转换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能力，对外传播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还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

二是，国际传播相关从业人员对国际传播格局与规律不掌握。

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谈到，“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建构舆论引导新格局”。结合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工作中来看，我们从事国际传播的新闻舆论工作者，需要充分了解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把握国际传播规律，以分众化、差异化的方式开展国际传播活动。

当前我们国际传播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一稿走遍天下” ，“十国一面”的内容产品比比皆是。一个事件面对不同国家的受众传播时，只是进行简单的文字或语言翻译，而不是根据不同国家受众的文化、经济、宗教背景进行“分众化、差异化”的量身定制，这就使得无效传播的现象难以避免。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我国国际传播工作者对国际传播格局与规律不掌握。

每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因为宗教、文化、政治立场的不同，所应选择的传播内容、采用的讲述方法、传播手段，甚至是记者、主持人的着装风格和颜色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同样的内容，对非洲人讲、拉美和美国人讲、英国人讲不一样；对同样有共产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传统的东欧人和俄罗斯人讲也不一样。再细化一些，英美人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其价值体系中主张折中、妥协的倾向，而法兰西主张革命，那么对英美人和对法国人讲也有不同。另外，非洲因为殖民时期宗主国不同，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的原殖民地国家，其价值体系截然不同。

因此，只有让我们的国际传播从业者充分掌握和遵循不同地区的传播规律，采用“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方式，才有可能拉近与传播对象的距离，并进一步对当地的传播格局产生影响，从而实现国际传播目标。

三是，我国媒体的国际话语设置能力不强。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西方文明仍是核心话语，主导着整个世界，全球仍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重要的是推动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在国际传播中，我国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不强，习惯于被动跟随国际强势媒体，特别是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常常保持沉默，抑或言辞隐晦、不温不火，对国际社会关切度不够明朗，也就无法像CNN、BBC和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一流媒体那样设置国际事务议程，进而难以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话语传播模式创新性不够，表现在叙事方式不够成熟，话语传播体系不够完善，在国际交流中说教色彩过浓，空泛直白，简单僵硬；同时，对新媒体认识不够、研究不多进而重视不够。

因此，提升我国媒体议题设置能力，需要国际传播人才具备运用他国语言诠释自己、建构自身形象的人才；具备关注国际事件、世界大势和人类命题，及时迅速、客观全面、真实公正地报道、分析和诠释这些事件、趋势和命题的能力；具备运用多媒体渠道，通过创新传播模式，积极主动地表达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彰显中国价值的能力。

四是，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能力欠缺。

习近平主席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十几次出访公开演讲中，通过讲述温暖人心的故事，拉近中外民众的心理距离，向世界形象传递出中国观点和中国态度。

我国媒体是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最主要的实践者，但是却面临着中国故事讲出去不够有力的困境。这一现象反映出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国际表达能力欠缺的现实，实际上也就是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欠缺。例如，国内主流媒体在把中国故事讲出去时，主要的模式是把中国的成就讲出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出去，把中国古代的经典故事讲出去。而对于其他国家民众真正关注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伦理问题、医疗保障问题几乎避而不谈。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我国媒体讲的中国故事，对海外公众没有吸引力、没有说服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媒体的失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国际话语权被其他国家的媒体掌握，从而失去从社会重大问题入手讲好中国发展故事的主动权。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归根到底，其凸显的都是我们国际传播人才匮乏的问题，包括人才的数量、人才的理念、人才的素质、人才的能力等多个方面。这就导致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有理说不出，说出传不开”的国际传播困境。

 

二、人才培养与智力输出：传媒类高校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面对人才的严重匮乏，传媒类高校在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上，应该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为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特别是全媒型、专家型人才。另一方面，传媒类高校要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为我国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人才培养和输送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传媒大学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尝试：一是，将培养目标定位为全媒体、专家型人才，或者称为复合型人才。一个明显的效果是，目前学校培养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特别是每年专门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招收的国际传播研究生每年的就业都非常好。大量的学生前往新华社、人民日报、国际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从事国际传播相关工作。二是，对媒体在职人员的再培训，这是解决我国大量媒体机构人才需求当务之急的有效途径。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要求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到了工作岗位以后马上就能上手并熟练地进行国际传播是不现实的；对现有的大量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全媒体、专业性的转型培训和培养是能够最直接和有效地提升新闻舆论工作人才队伍水平和能力的途径，也是我国媒体机构所积累的大量传播人才适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必然要求。三是，对留学生的培养。传媒大学招收的留学生国别达到112个，已经毕业的留学生有接近300人。我们发现，留学生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媒体工作后，通过他们的报道和讲述，对中国形象在当地的正向传播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我国的媒体工作者很难进入南苏丹和苏丹地区开展传播活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留学生却能在回国后，在媒体机构刊发数十篇报道来关注和展现中国形象。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已经对中国的国家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最直接的体验，并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认同感。他们回国就业后，会更多地关注与中国相关的事件，开展更多地与中国有关的正向报道。因此，对新闻传播类留学生人才的培养，可以作为我国国际传播人才的本土化工作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提高我们国际传播能力和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抓手。

从传媒类高校智力输出的角度来看，这是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发挥高校智力优势和智库功能的重要途径。

科学研究是高等院校的首要任务。在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是围绕着人才培养来进行的，更是围绕着国家发展需求的大局来进行的。因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国故事讲述和叙事能力建设、话语体系建构、媒体融合发展等应该成为传媒类高校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当中的重点。中国传媒大学近几年已经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许多工作和努力，多个科研团队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宣部委托项目等各类国家和企业国际传播相关重大课题，以内部研究报告、定期研究报告、公开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向中央决策机构、媒体机构、企业、公众输出智力成果，发挥智库功能。

 

总体而言，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以及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是一家单打独斗能够完成的。国际传播能力人才缺乏的现象也不是仅仅通过一家或几家高校的努力就能够转变的。这需要通过智库、媒体机构、科研机构、人才培养机构以及广大媒体从业人员的联合和共同努力。其中，对于专门培养传媒类人才的传媒高等院校而言，准确把握国际传播的人才需求，与政府部门、媒介机构、智库等不同机构在人才培养、智力输出等方面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是责任也是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