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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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 张龙
本文立足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理论基础,首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轨迹中,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是与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与形势密切相关的。早在16世纪,新闻作为一种社会信息产品就已经出现在了当时贸易繁荣的意大利,而后新闻事业的飞速发展直接催生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新闻学,从17世纪德国“报学”的研究到19世纪欧美对新闻史的梳理,再到现代新闻事业的飞速前进,新闻学的学科视野也在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而作为新闻学的姊妹学科,传播学的诞生要比新闻学晚上几个世纪。而且和新闻学迥乎不同的是,传播学从诞生伊始就鲜明地表现出了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理论色彩。这门学科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催生之下,从它的元学科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吸收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

由于近几年间大众传播媒介的日新月异,新闻传播学研究也被快速地向前推进着。2007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原有的学科框架体系内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在结合新的传播形势展开新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问题和领域受到了格外的青睐与重视,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研究、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伦理研究、政治与战争新闻、在线新闻学、传播政策与规制研究、传播技术研究、传播社会变迁研究、传播与文化研究、传播与全球化研究、以及传播相关领域研究等等。

当前,社会形态的变迁、媒介环境的变革以及受众接收习惯的潜移默化,必将给学术研究带来更多新的命题与思考和新的发展要求,也将因此直接促进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并向着纵深的理性方向继续发展。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During the history of this discipline, the stud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s of the society. As early as 16th century, news as a commodity had already emerged in the prosperous Italy, and later on, the rapid boom of the media industry had given rise to journalism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From the studies on newspaper in Germany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studies on history of new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n to modern journalism, the horizon of journalism has been greatly widened. As the sister discipline of journalism,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s several centuries’ shorter than journalism. Unlik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studies are more abstract and theoretical. In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ext, absorbing the theoretical heritage of its meta disciplines – linguistics, sociology,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studies have established its own disciplinary structure.

Due to rapid development of mass media in the recent years, stud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ve been increasingly promoted. In the year of 2007, almost every field in this discipline has been developed and some particular topics have drawn the academic attention – civic news, citizen news and public news; objectivity and ethics of news; political and conflict reporting; onlin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law & polic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studies 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field, etc.

Nowadays, the transforming social morphology,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and viewing habits of the audiences is setting some new topics for the research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herby push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in a rational direction.
第一节 发展概况
一、新闻学学科发展脉络简述

新闻学是随着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学科独立性的。16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新闻业发展在经验主义层面为这门学科提供了“术”的积淀,而作为新闻学母体的政治学,尤其是17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又在学理层面为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培育了理论土壤。和绝大部分学科一样,新闻学是“术”先行于“学”的,即从实践操作的经验总结层面逐渐通过概括和抽象上升到理论高度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新闻无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术”的探讨是要大过对“学”的研究的,这也体现了这门学科浓重的经验主义色彩。

16世纪,正值欧洲资本主义刚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之时,为了满足商业活动对各种信息的需求,意大利的著名沿海贸易枢纽城市——威尼斯出现了手抄新闻,提供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政治、贸易、交通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并且相应地也出现了以采集和报道手抄新闻内容作为谋生手段的专职社会工作者。后来,手抄新闻在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出现,在17世纪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并且直接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周报和日报——《观察》和《莱比锡新闻》,分别于1609年和1660年在德国诞生。至此,周报和日报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新闻事业的正式诞生。

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使得人们开始对新闻及其载体——大众媒介(在当时主要是报刊)开始关注并且进行理性的思考,而在系统的新闻理论建立之前,人们更多地使用政治学的框架来分析。1644年,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出版了名作——《论出版自由》,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口号思想,对日后新闻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到了17世纪末,德国的大学生开始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702年,英国创立了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始人爱德华·马利特(Edward Mallet)最早提出有关新闻客观性的理念,并且提出“报纸的义务在于将事实叙述出来,结论应该由读者来做。”1这种理念直到现代新闻学中还依然适用。

一个世纪以后——19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对报业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为日后新闻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又过了近半个世纪后,1845年对新闻学发展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德国学者普尔兹(又译作波尔兹)编写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新闻史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同时在这一年中,另外一名德国学者科德教授在海德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研究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专门研究机构。1884年,德国的巴塞尔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正式设立了新闻学课程。由于早期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只有报纸,因此早期的新闻学也被称作“报学”,换而言之,现代新闻学是从“报学”发源而来的。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也在初见端倪。早在1810年,汤姆生出版的《美国印刷史》一书中就有一部分关于对报纸的论述,而到了1873年,哈德生出版了美国的第一本新闻专著——《美国新闻史》;1893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新闻学讲座,从而标志着美国正式开始了新闻学的专业教育。就在六年之后的1899年,日本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松本君平编写的《新闻学》也出版问世了。

20世纪初,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纷纷设立新闻学院、系和研究所——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密苏里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1912年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Pulitzer)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资200万美元,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这两所院校以及后来成立的一些新闻学院或新闻系(比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始系统的研究新闻理论和讲授新闻实务,这昭示着新闻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正式确立。而后,美国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学的著作,一些著作至今仍然堪称经典,比如1924年美国报人卡斯柏·约斯特的著作《新闻学原理》系统阐述了新闻学的基本原理,构建起了新闻学的理论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的相继兴起,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得到拓展。尤其是在传播学形成和兴起以后,更是给新闻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使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得到深化,同时也令学科体系更加完整与合理。当前在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里,新闻学研究框架主要包括新闻理论研究(Journalism Theory)、新闻实务研究(Journalism Practice)、广播电视新闻研究(Broadcast Journalism)以及新闻伦理研究(News Ethics)、新闻法规与政策研究(Communication Law & Policy)以及新闻专业主义(News Professionalism)研究等具体领域。除了上述最基本的内容以外,近几年来现代新闻学也愈发注重边缘学科以及新闻学同其他学科产生的交叉学科研究,如新闻社会学研究、新闻与政治研究等等。
二、传播学学科发展脉络简述

同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传播学要比新闻学晚上几个世纪诞生,而且和新闻学迥乎不同的是,传播学从诞生伊始就鲜明地表现出了高度抽象和概括的理论色彩。这门学科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催生之下,从它的元学科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吸收精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而且无论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对象方面而言,传播学都与语言学、修辞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本质联系。被誉为“传播学之父”的美国伊阿华大学教授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对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2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先哲亚历士多德(Aristotle)撰写的名作《修辞学》(The Art of Rhetoric)从修辞术的角度对公共演说的说服效果进行了论证,这其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早期对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因此,《修辞学》对传播学而言,犹如一颗来自欧洲的最早的种子,在缓慢但却从未间断地向前寻求着生长的空间和养料。

当代大多数传播学者都认可——传播学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发展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渊源。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认为,“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以浮现。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到19世纪末,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含义。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社会是一个整体,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触发了最早的传播学概念。”3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概念的科学阐述,到赫伯特·斯宾塞进一步阐述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论点(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有机体”已成为了传播的生存环境。而意大利社会学家西皮奥·西盖勒和法国精神病理学博士居斯塔夫·勒庞开创的有关群众心理学的研究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尤其是有关模仿律的研究),更是为日后传播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然而,正式被确立为传播学三大欧洲源头的,却是19世纪欧洲的三大智者所提出的三大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卡尔·马克思的批判学派。虽然这三位智者的理论本身并未和传播学有着特别直接的承接关系,然而这三大理论对后来传播学的奠基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推动着传播学于20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问世并迅速兴起。

在美国,对传播学理论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学派,首先要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所形成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对社会传播领域进行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还资助了包括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勒温、拉斯韦尔和施拉姆在内的几乎每一位传播学的奠基者。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C·H·库利、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和罗伯特·E·帕克等人,该学派主要以实证主义方法对社会传播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库利和帕克等人都对“传播”做出过明确定义。美国传播学者罗杰斯曾这样评价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功绩:“对于芝加哥社会学家来说,传播是一个基本的人类过程,尽管除了R·帕克以外,他们都没有指出今后传播研究要选择的特定方向。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芝加哥社会学学派与传播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受到如此之少的评价,并最为经常地被其他追溯传播学史的观察家所忽略的一个原因。”4

20世纪20-30年代可以被视做传播学理论的创立期——1922年,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他的名作《公众舆论》(Pulic Opinion),对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且在这部书稿中提出了著名的“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经典概念。1927年,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哈罗德·拉斯韦尔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策略和效果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而这部著作又直接导致拉斯韦尔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续深入从事宣传研究。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以后,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和社会主义者进行了大肆迫害,于是大批欧洲的学者流亡到了美国,甚至以批判精神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整体迁至美国。于是,传播学有了空前的良机在美国得以迅速兴起,此期间出现了后来被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和勒温,而他们中的两位(勒温和拉扎斯菲尔德)就是为了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在1933年逃亡到美国的欧洲犹太人。

20世纪的40-50年代,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和勒温分别出版了对传播学诞生起到至关重要的著作——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主要针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著名的“两级传播”理论。拉斯韦尔的经典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将传播的基本过程细化为五个具体要素(即著名的“5W模式”)——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效果如何,并且按照这个模式划定出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最基本的领域。卡尔·霍夫兰的研究报告《大众传播实验报告》使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对说服效果进行研究,并且把“可信度”解析成了若干可量化的要素。科特·勒温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传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群体动力论的思想、以及“把关人”(gatekeeper)的概念,为美国传播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对上述四位传播学奠基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传播学的建立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学者、亦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传播学家以及“传播学之父”的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结合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以及新闻学的学科理论,对传播学进行了系统化、结构化的阐述,将前人对传播的研究成果和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有机的挖掘与整合。他于1949年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大众传播学》(Mass Communications: A book of readings selected and edited for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这标志着传播学的正式建立。

随着传播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美国和欧洲的传播学研究逐渐走上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日益形成了两大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从前文介绍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得知,美国对传播的研究在关注的问题和使用的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受到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影响,侧重实证分析和效果研究,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经验性特点;而60-70年代开始出现的欧洲传播学研究显然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主义精神的影响,偏向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社会、文化和传播的关系和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英国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的詹姆斯·库兰教授曾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播学在美国和欧洲的不同发展:“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挑战美国人把该学科限定为‘传播学’——一种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对周遭世界持理所当然的认同态度,只关注各种零碎即刻的媒介效果的学科。我们试图拓展媒介研究的学科基础,将各种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纳入其间;同时把媒介研究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欧洲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之上。”5当代欧洲对传播学的研究视野正在日益宽泛,将意识形态研究、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消费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研究等领域统统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畴

如今,全世界对传播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热烈的争鸣氛围,在国际性的传播学研究学会ICA(国际传播学会)、IAMCR(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等组织的年会上,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讨,已经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一系列流派,主要包括传播法律与政策研究(communication law & policy)、传播与技术研究(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信息系统研究(information systems)、国际传播与发展传播研究(international &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人际传播研究(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研究(mass 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研究(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传播哲学研究(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政治传播研究(political communication)、流行传播研究(popular communication)、公共关系研究(public relations)等等。
三、2007新闻传播学发展概况

自从上个世界中叶以来,大众媒介产业一直在以日行千里的速度发展变化,并且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前进和人们的思维。在这样的前提下,以大众媒介和信息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得到了极好的发展契机。近几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和专业教育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一)理论焦点与方法

1.新闻学部分

人类进入公元21世纪后,“9·11”恐怖袭击、第二次海湾战争等一系列国际重大时事的发生已经令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受众共同感受到了新闻的跃动,同时也为新闻学研究设置了热点论题——在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重大新闻事件(尤其是灾难等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全球的新闻记者应当如何全面、客观的报道这些事件,这已成为近几年间新闻学研究经久不衰的理论焦点;而由此衍生出的一些问题——如当前形势下的新闻可信度研究、新闻真实性研究、新闻客观性研究、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研究等比较传统的研究问题,以及新闻与公共外交研究、危机报道研究、政治报道研究等相对新兴的研究问题——也都被放置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与社会环境中进行重新审视与探讨。

2.传播学部分

2007年国外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焦点主要涵盖以下领域:

(1)传播政策与规制研究,其中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知情权)的探讨格外热烈;

(2)传播技术研究:主要针对媒介选择、博客的政治与文化、网页的个人化、东亚地区的互联网自由与控制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

(3)社会变迁与媒介多样化研究:主要包括媒介与社会民主化研究、转型社会的文化研究、涵化理论研究、本土化环境中的全球媒介研究(Global media in local context)等问题。

(4)政治传播研究:2007年国外在该领域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研究、党派性与意识形态研究、战争与和平研究、网络对政治的影响、市民参与、竞选传播(campaign communication)等主要问题上。

3.研究方法

由于历史发展轨迹不尽相同,长期以来,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主义学派一直秉承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这两个学派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有所不同:经验主义学派侧重于对现实的测量和服务,显得更为微观;而批判主义学派则侧重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视野更偏向宏观层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经验主义学派大多采用内容分析法、焦点小组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所提出的命题进行研究,而批判学派则更加倾向于使用思辨的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式的分析。

然而,对于这两个学派中的任何一方来讲,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都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划清界限的。尤其是最近几年间,两大学派在研究方法层面已经都开始向彼此借鉴,实现两大方法系统地结合使用,寻求既对概念体系进行定性分析,又对事实体系进行量化分析。正如《大众传播研究方法》一书作者所言,“有效的研究通常都得益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组合使用。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所选取的研究课题或者实际问题,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哪种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还应该考虑研究方法怎样组合才能够产生一个更好的效果,使得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6

(二)学术机构与交流

从新闻传播学在国外的学术交流来看,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重要的交流与争鸣的场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SSCI所收录的传播学期刊已达到42种,其中《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等期刊有着相当高的学术影响力。而每年,世界新闻传播学最著名的几大国际组织——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AMIC)的年会都会遴选出一批具有比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会议上宣读。另外,由于这些国际学术组织的年会每年选在不同国家举行,会议举办的城市可谓遍布世界各地,这也在客观上促进各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交流与发展。

2007年,国外新闻传播学领域依然保持着活跃之势,世界各国有多部研究著作出版问世。而且在这一年间,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探讨更加热烈,无论是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还是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的年会上,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对于该年度新闻传播学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三)队伍建设与教育培养

从新闻传播学科的队伍来看,随着学科融合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开始从事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而学生数量也在延续着不断增长的势头。这里仅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新闻传播学者贝克(Becker)等人所做出的研究报告中的数字——2005年,美国大学中新闻传播学全职教师的总数略少于六千人,将近三分之二的大学里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了半数。2005年秋季,美国共有195376名本科生选择新闻传播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在这一年中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总数的增幅是自从2000年以来最小的,但是一年级新入学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在这一年间却一下子增长了3.2%。尽管传播行业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但是从这个领域的本科生数量来看,却几乎无法看出任何低迷趋势。而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硕士生数量则在2005年继续延续2002年以来的增长之势,增幅达到了4.5%。

从新闻传播学的教育理念来看,由于不同研究学派的影响,美国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仍然呈现出不同的新闻传播培养模式。英国的培养模式是主张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开培养——新闻学教育侧重新闻实践,传播学教育则侧重对传播效果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论分析。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英国城市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德•艾伦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系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是不同的。如果在同一个学院,新闻学与传播学应当在不同的系 ……我非常坚持这一点,因为两者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我们的培养目标越明确,我们的竞争力就越强。”而与之相反的是,美国高校里新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界限却比较模糊,讲授、研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班子通常是在一个团队之内,这一点和中国大陆比较相似。
第二节 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
一、新闻学部分

2007年国外新闻学的理论与实务研究继续秉承着西方新闻学经验主义的传统,侧重研究新闻在各种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实践操作与社会影响。其中,针对市民新闻与公共新闻、调查性新闻等具体新闻形式的研究在这一年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一)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研究

市民新闻(civic news)、公民新闻(citizen news)和公共新闻(public news)在2007年成为了国外新闻学研究的焦点。世界第二大新闻传播研究学会——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在2007年的年会上设置了“市民新闻”的专场研讨,很多学者对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撰文进行了探讨,并且结合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的焦点问题主要有:

1. 市民新闻与公共新闻的报道范围(news coverage)

针对此焦点问题,很多国外学者着重关注的是市民新闻、公民新闻以及公共新闻对于公共事件的报道以及在市民群体中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的研究主要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例进行定量分析的方式来进行。

突发自然灾害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成为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公共事件,在全球化大潮如此汹涌的“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然灾害都有可能成为全球共同瞩目的话题。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新闻对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角度与取材也各有不同,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以2005年美国先后遭受“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侵袭事件为例,时隔两年之后,2007年美国德克萨斯工业大学的三位学者撰文对遭受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侵袭地区的五份报纸的报道范围和所引用的新闻来源进行了内容分析,试图研究出市民新闻对于报纸报道范围的影响。这项研究特别关注报纸的官方与非官方的消息来源。研究结果显示大报会使用更多的官方来源,另外,官方来源在公务报道中更为常见,而非官方的来源在以市民为主导的报道中则更为普遍。

2.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中的专业主义

长期以来,专业主义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中的最焦点的问题,而对于市民新闻、公民新闻和公共新闻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是2007年新闻学的一个新热点。国外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研究以及新闻从业者在新媒介形势下的职业操守上。学者伯顿的文章《公共新闻与宣传的合并:报纸对社会活动传播的抵制》分析了报纸在面对相关性的问题下,是如何探索把公共新闻作为一种路径去和受众实现再结合,并且拒绝将它变成一种宣传模式的。这两种因素的汇合——新闻专业对于指派的警惕性以及区分社会活动传播与宣传的困难性——导致了很多媒体界人士抨击公共新闻正在演变为宣传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专业主义的兴起和新闻界对指派(co-option)的冷嘲热讽也在文中有所回顾与评论。

英国SAGE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学术刊物《新闻学》(Journalism)在2007年2月号中也刊发了美国学者雷尼塔·科尔曼的文章《描绘市民新闻:摄影师和美工如何用视觉传播市民新闻的准则》,这篇文章使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采访了18位摄影师和设计师以了解市民新闻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操作问题。对美工师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有“太多碎片”了——故事、补充报道、信息图表和照片,于是他们发明出了一种被称之为“格子”的图表设计程序用来将信息系统化地整合。而摄影师们则同那些无法图解的概念性故事进行着抗争。对于理论核心问题的不同论证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首先,这些市民新闻工作者的世界是被划分为视觉和语言两部分,而语言则是占主导地位的。其次,日常运作忽视了组织层面上的变化,而更多地关注市民等个体。第三,当把规范问题同哲学问题分开而论的时候,做视觉传播的记者对他们的工作是辩证地来看的。此外,一些关于职业问题的解决途径与启示在文中也有所探及。

(二)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伦理研究

1. 新闻的客观性研究

新闻的客观性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被称为“不死的神”,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最焦点、最经典的一个主题。2007年国外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客观性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当今社会中与诸多的社会因素彼此影响作用下,各种类型的新闻报道如何保持客观,而且目前在新闻业界和学界对一些具体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其中一个重要争议就是新闻报道究竟是应当是以事件为中心还是应当以观点为中心(opinion-oriented),这无疑在本质上是与新闻的客观性研究密切相关的。

2007年,在对客观性报道进行探索的过程之中,很多相关的领域,如调查新闻学等新闻与社会互动的研究也在一如既往的进行探索,有很多专著和论文出版问世。普利策奖得主、调查记者出身的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威廉·C·盖恩斯在继《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 for Print and Broadcast)一书之后,又在2007年出版了他的新作《调查性新闻学——报道事件的可靠战略》,对调查性报道的职业操作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从调查性新闻学的角度为新闻的客观性做出了诠释。

此外,乔治·肯尼迪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达利·摩恩共同主编了《新闻学有什么好?——记者和编辑们是如何挽救美国生活方式的》。该书认为,在当今的形势下,美国新闻学处于一个低潮期,然而新闻学无疑是促进我们的民主健康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今天是一个国家和谐团结的信息黏着剂。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新文学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两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学教育家和实践家召集了一个作者队伍,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天美国新闻学发展的状态仍有值得肯定之处。新闻学有什么好?这本书为今天的读者和明天的记者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新闻与公民权利研究

2007年,国外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焦点就是公民的知情权与公民的隐私权之间制衡关系问题,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新闻对社会影响力的进一步深入讨论。很多研究者撰文分析公众对于这两种权利的理解、新闻记者在面对这两种公民权利的抉择,以及欧美等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与隐私权所做出定义的历史变迁。

比如,英国利兹大学大卫·E·莫里森和麦克·斯温尼维格联合撰写的文章《公共利益的捍卫与隐私权的侵扰》对公共利益和隐私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且着重分析了新闻职业操作和新闻价值,以及社会监督的一般增长。此文通过对一系列英国媒介管理者和媒介利益群体的深度访谈,以及接下来一系列对焦点小组进行的研究,完成了一项英国全国性的样本调查。这项研究为判定媒介侵权与个人维权提供了基础,而分析的核心就在于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重要性”( ‘social importance’)。这个概念不同于已有的“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社会重要性”在应用潜力方面来看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扩展性。

3. 新闻伦理研究

新闻伦理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新闻传播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根本立场之上所展开的研究,着重探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2007年,新闻伦理研究的新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传播视野中,新闻应当怎样更好的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不必要的侵害,这首先体现在保护公民免遭诽谤的问题上。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者发现,很多隐性诽谤案例都来自那些有可能毁坏他人名誉的新闻事件,而这些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却全部使用的都是可靠、真实的素材。这为传统的诽谤法律和伦理标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研究者使用哲学中有关真实性的理论(theories of truth)来分析法官们到底应如何确定对新闻媒介报道内容真实性的期待。15

又如,有研究者撰文试图总结出新闻媒介对犯罪受害者的报道伦理规范,这项研究分别使用经验性和理论性的方法,结合一些主要的伦理哲学,来对新闻媒介中犯罪受害者的报道进行探讨。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将有助于新闻记者在对犯罪受害者的需求(the needs of the crime victim)和对新闻媒介的要求(the demands of the news media)之间达到一个伦理的平衡。16

(三)政治与战争新闻

随着国际冲突的不断增多以及国际社会对反对恐怖主义愈发重视,国际冲突与危机报道已经在现代媒介新闻报道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因此,对于政治和战争新闻的研究也成为最近几年,特别是2007年新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对政治和战争新闻的研究之中,新闻审查和新闻报道权是格外凸现的问题。

1.新闻审查

其实,新闻审查在新闻学研究中并不能算得上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新闻审查自从新闻诞生之日起就与新闻传播如影随形。然而,随着当今学术界学科融合的不断加剧,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跨学科的视角,将其他领域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引入对新闻传播的研究之中。对新闻审查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比如,200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年会上,三位美国学者使用恐怖活动管理的理论来对新闻审查进行观照,潜在地解释了为何公众会支持在战争或恐怖袭击等冲突时期加大对新闻的审查力度。他们的文章《死亡的口罩:有关支持新闻审查的死亡思维效应》中指出,有实验结果表明,高度重视安全的人们在被引导去思索死亡的问题时,会比普通具有安全意识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对新闻审查制度的支持。

2. 报道权

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嵌入式记者(embedded journalists)”首次被人们所了解,并且在新闻学界引发了关于新闻报道权的争议。2007年,距离第二次海湾战争已经已有四年的时间,国际传播学会(ICA)在该组织2007年会的新闻学研究分会研讨中特意设置了专场论坛——“伊拉克报道批判:四年后的视角”,围绕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的记者报道权和新闻报道范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该论坛指出,美国对伊拉克的这场战争可以大致归入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事之一。事实上,经历了四年的时间后,新闻学研究可以重新用一种批判的视角去审视一下在这场战事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报道权。而在这个论坛中所发表的多篇论文(如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学者尼克·吉尔斯皮撰写的《美军伴随下的嵌入式新闻摄影和身份认同》)对战争中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主流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且着重探讨了战争中随同美军的“嵌入式”摄影师的报道权以及他们的作用。

出了上述两个热点问题之外,欧洲新闻与欧洲政治也是2007年国外新闻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就欧洲新闻与欧洲政治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和差异性(difference)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四)在线新闻学(online journalism)

众所周知,新媒介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信息传播作用正在日益加大,甚至已有趋势表明,新媒介可能会取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公众获取信息最重要的平台。因此,新闻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分支——在线新闻学(online journalism)随着网络等新媒介的流行也开始方兴未艾。2007年,在线新闻学同样是国外新闻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对这一焦点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在线新闻的制作与使用、在线新闻的公信力与伦理等问题上。

1. 在线新闻的制作与使用

2007年,国外学者对在线新闻制作与使用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应用传统的新闻理论对在线新闻做出审视,并且从新闻实务角度来对在线新闻学进行总结,从而丰富新闻实务研究的成果。这类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制作在线新闻(如网络新闻)的实务;二是研究可以如何使用在线新闻来更好地完成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

2007年两位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科恩和斯蒂芬·兰博出版了他们共同撰写的关于在线新闻学的著作——《网络信息采集:新闻策划与报道》(Online Newsgathering: Research and Reporting for Journalism),用于指导新闻从业合作如何更快捷、便利的使用新媒介获取信息来完成新闻报道。这本书中也捕捉到了在线新闻制作和使用中的一些最新现象,比如使用计算机来进行信息收集和调查,也就是现在新闻界里非常流行的CAR(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计算机辅助报道)和CAI(Computer-Assisted Investigation计算机辅助调查)。

在国际传播学会2007年会上,很多美国学者对在线新闻的制作与使用进行了专场研讨,研讨主要针对研究人员所发表的四篇论文来进行——(1)《报纸记者如何使用互联网收集信息》;(2)《在线新闻的即时性:压力下的新闻准则》;(3)《互联网对传统媒介新闻使用的影响》;(4)《在线政治新闻报道和敌对媒介现象解析》。这四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概括出了当前对于在线新闻制作与使用的主要研究问题,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前文曾提到的世界最早的新闻学院——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在这一领域内的实力和权威。仅上述提到的四篇文章中,就有半数出自密苏里新闻学院。

2. 在线新闻的公信力与伦理

在线新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仅自身在处于迅速的发展变化之中,而且它对传统的有关新闻公信力(credibility)和新闻伦理的认知都带来新的问题和读解方式,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07年,两位学者塞西莉亚·弗兰德和简·辛格共同出版了他们的著作《在线新闻伦理:传统与变迁》(Online Journalism Ethics: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从历时态研究的角度对于在线新闻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及其与传统的渊源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此外,在国际传播学会2007年的年会上,很多学者对博客等新媒介的公信力进行了讨论,他们在对博客和网络报纸的内容分析与技术分析后指出:首先,博客等新媒介并不是一直随着技术革新而发展,它只是依存于互联网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技术。其次,博客信息的发布者们总是徘徊在“真实”新闻、言辞激烈的咆哮和谣言的交界点上。
二、传播学部分

(一)传播政策与规制研究

1. 互联网管理规制研究

对于互联网的信息管理一直是传播政策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国外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继续升温,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就是如何既保证信息传播的自由,同时又减少无效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干扰。这是一种博弈的关系,学者在寻求这个抽象的平衡点的过程中结合很多具体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学者科特尼·巴克莱针对互联网管理和政治大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联邦大选委员将互联网视作政治言论的一种独特的出口,他们起初并没有将互联网媒介纳入政治大选的财务管理范畴之内的。然而,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区域法庭发觉这并不合法,甚至与国会的意向背道而驰时,联邦大选委员会(FEC)开始试图去在互联网能够被如何管制和应该被如何管制之间寻求平衡。18

还有一些学者沿用法学理论的视角来对互联网的管制进行讨论,这其中包括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莎拉·巴罗和杰弗里·布莱温斯。他们认为,过去对于网络中立性(network neutrality)的讨论大多是基于技术和经济的立场,相比之下依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审视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显得少了很多。于是这两位学者研究了相关法律及案例后提出,由于是传播媒介最终决定媒介出口和媒介使用者之间话语权力的分配,所以应当平等地对访问互联网进行监管,这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19

2. 媒介产业所有权、广告及市场结构研究

媒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是在2007年格外受到关注的一个主题,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主要讨论有:日报产业的组织架构、报纸与广播电视的所有权交叉(cross ownership)、媒介所有权中的广播电视经营执照拍卖问题,等等。由于全球的媒介产业格局都处在一种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处在争论的状态下。

针对所有权交叉问题,美国弗罗里达国际大学的罗娜·弗拉迪撰写了文章《报纸-广播电视所有权交叉规则与公众利益》,该文章指出,三十多年前,连邦通讯委员会(FCC)制定规则,禁止未来广播电视机构在同一市场内向报纸所有者提供经营许可证,不过现在这些规则都在依照国会1996年制定的电讯法案被重新审核。联邦通讯委员会会周期性地检查它所制定的有关所有权的法令,并且会撤销其中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条款。20

(二)传播技术研究

长期以来,传播技术研究也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域,因为信息传播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传播理念的不断革新都会促使传播技术实现突破;而反过来讲,传播技术的每一点进步,也必将带动信息传播的理念和行为发生变化。2007年,对移动传播技术的研究成为了新的热点,研究者们不仅对移动传播技术所全新打造出的移动媒介投入了巨大关注,同时也对新媒介影响下广播电视媒介的发展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2007年国外传播界对于网络传播技术的研究依然保持着几年来的焦点地位。

1. 移动媒介研究(Mobile Media Adoption)

2007年在国外,几乎所有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期刊和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对于移动媒介和移动传播(mobile communication)的研究成果都是屡见不鲜的,这充分体现出在2007年度传播研究界对这一焦点问题的关注。研究者们针对新出现的移动媒介的传播特点、传播效果、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公众对于移动媒介的使用情况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探讨。

例如,佛罗里达大学两位学者撰写了论文《移动电话娱乐、信息、沟通、交易服务使用情况的预测》发表在了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2007年的年会上。这篇文章认为,3G网络的出现为移动电话服务加入了很多有价值的元素。消费者对这些服务的使用程度根据服务的种类各有不同。作者使用调查统计的研究方法,旨在探索四类移动电话高级服务的影响因素。消费者的娱乐、社会互动、以及使用移动电话的手段和动机都能够预测出他们分别使用娱乐、沟通和交易服务的意向21。

2. 新媒介影响下广播电视媒介的发展

相当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在当前移动媒介等新媒介的影响之下,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介并不至于陷入僵局,反而会从新媒介的传播特征中汲取新鲜的元素来实现自身的调整,从而体现媒介融合的时代发展之势。比如,一些学者对卫星广播、网络广播的发展趋向做出了分析和预测。而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者西尔维亚撰写了《探索电视的下一块疆域:影响移动电视发展因素的全球化分析》,该文章从电视电话的媒介融合特征、多变的技术传输装置、新的消费模式、以及包括商业模型、市场营销、管理方式在内的多维视角,比较全面地对正在出现的移动电视进行了综合分析。作者指出,移动电视所具有的活动性、即时性、个人化、互动性的这些特点使得这种媒介能够成为传统的固定电视的有益补充22。

3. 网络传播技术研究

对网络传播技术的研究在2007年逐渐趋向成熟和多元,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对最新的网络传播现象进行总结和描述,而是从中发现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对博客以及网站所刊载信息的“把关(gatekeeping)”问题、风险判断与网络隐私权的问题、博客传播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网络电视(Internet-protocol television,简称IPTV)与自由话语空间,等等。从这些研究问题我们可以看出,2007年国外传播学界对于网络传播技术的研究开始更加倾向于对传播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考。

(三)传播与社会变迁

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正在潜移默化地经历着变迁,在此过程之中信息传播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对于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也成为了当前国外传播学所研究的理论焦点之一。2007年,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所涉及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公民参与、媒介与性别研究、传播与民族及种族问题研究。

1. 公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

从2007年的学术成果来看,对公民参与进行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美国经验主义学派。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讲,公民参与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难于测量的指标,因此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者们通常会为研究制定一个具体的场景,并且对该场景中媒介传播活动对激发公民参与的程度进行分析。换而言之,公民参与研究可以被视作传播效果研究中的一种。

举例来说,南加州大学的约翰·柏斯利和阿尔玛学院的詹妮·迪尔斯所撰写的文章《乐乐电视节目中的公众集会:使用程序正义分析虚幻的公民参与》认为,有关娱乐电视节目表现公众集会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显示:当公民时常被表现出他们具有影响当地政府抉择的潜在机会时,当权者通常会被刻画地相当负面,特别是他们时常会在一场利益的政治中被表现得非常无礼。这种内容分析源自于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正义的理论,研究的主体部分为传播学者提供了潜在效用。

又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卫·路密斯和匹兹堡大学的珍妮佛·伊斯顿共同撰写的《冷漠:1,市民参与:0——对校园中市民新闻的案例研究》一文则立足一份刊登在校园报纸上的市民新闻项目,力图研究为期一年的用以提高大学中的市民参与程度的效果。通过对学生选举进行投票的参与程度看,在该大学中冷漠程度正在增长。在该项研究中,定性分析涉及一项有关学生自治团体选举的自然实验,并且把试验和焦点小组调查方法相结合用以测量学生读者对新闻覆盖面的引导性。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鲁提格利亚诺撰写的《新闻学的未来以及如何执教》一文指出:在2006年秋季和2007年春季,作者执教一门课程作为对该领域内发生着的变化的反应,尤其是新闻制作者们试图鼓励新闻受众去创造内容。这种现象为市民和评论教育者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与此前相比,他们的利益更多地同新闻从业者的需求联系在了一起,共同致力于激发公众对新闻业更多地参与。

2. 媒介与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媒介与性别研究在2007年主要延续了前几年媒介与女性研究逐渐升温的热度,成为了2007年传播学研究的热点。AEJMC的年会上,共有22位学者撰文参加了关于“女性状态”(Status of Women)的专场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的内容——对于女性媒介从业者的本体研究和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1)女性媒介从业者研究

路辛达·达文波特和丹尼斯·史密斯在合作的文章《女性记者的先驱:凯瑟琳·康威和〈波士顿导航报〉(1883-1908)》中对女性记者进行了考证。据记载,19世纪70年代时共有35名女性记者,凯瑟琳·康威(Katherine Conway)就是其中之一。到了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事新闻业的女性已经接近了两千人,而那时凯瑟琳·康威已经独力出版《波士顿导航报》(Boston Pilot)十个年头了。虽然康威用她的新闻天赋来提倡女性从事好妻子与母亲的天职,但是她却始终是一个独身的职业女性。她的生命本身造就了一个悖论。

德克萨斯工业大学的莉兹·瓦茨在她的文章《美联社记者贝斯·佛曼和她与第一夫人艾莉诺·罗斯福的四年交往》中对女性记者和总统府人的交往以及对女记者所产生的个人影响进行了回顾——艾莉诺·罗斯福影响了美联社驻华盛顿记者贝斯·佛曼的工作和个人生活。罗斯福太太允许贝斯参加记者招待会,并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这令贝斯愉悦和感激。在罗斯福太太的指导下,佛曼了解到了很多有关社会形势和改革政策方面的东西。逐渐地,她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职业记者。

俄亥俄大学的罗杰·库珀的《媒介职场中事业成功的性别要素和其他归因》一文从心理学和职业选择的理论基础出发,探索性别在评估媒介职业的成功要素中的地位。作者对1122名媒介从业人员进行了有关42项职业要素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调查对象对所测量的42项要素中的17项做出的迥乎不同的回答。

来自内华达州-里诺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地的五位学者共同撰写了论文——《认知体育专栏的说服力与质量过程中的性别要素:一项实验研究》。为了验证女性体育记者是否依然被读者认为缺少可信度,这项实验研究通过调整作者的性别对一个体育专栏的质量和说服力进行了实验研究。尽管男性和女性的专栏作者被平等的鉴别,然而在评价关于男性运动的专栏文章时出现了有关性别的刻板印象——按照女性读者所做出的评价结果,男性专栏作者写出的文章要比女性专栏作者所写出的文章具有更高的质量和说服力。

(2)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布莱德利大学的斯蒂芬·本恩和瓦沙利·斯瑞肯德共同撰写的论文——《女性的东施形象: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对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证实了今天电视广告与造成女性刻板印象之间的关联。作者对美国的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广告进行分析,以确定每条广告的核心形象是一个男性还是女性。除此之外,也注重分析广告中的每一个核心形象是如何根据年龄、产品功用、职业、配音等因素进行编码的。

印第安纳大学的罗莉·德斯罗切丝的文章《妈妈博客的激进行为:博客空间对母性的重新定义》通过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自传对“妈妈博客”进行了分析,从而对博客空间的男性构造提出了不同的解读。作者对“妈妈博客”本身以及它们所构建起的媒介话语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它们存在着很大的潜力去构建社区,并且挑战博客空间和主流媒介中原有的母性定义。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卡尔彦国和温弗雷德两位学者撰写的文章《半民主和全民主状态下的第一夫人候选人:修辞分析框架中的媒介比较》探讨了平面媒体是如何在修辞学上为两场不同的政治大选中的第一夫人设置框架的。这两位第一夫人分别是2006年竞选乌干达国会议员的珍妮特·穆斯薇妮(Janet Museveni)和2000年竞选美国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对大选中对这两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媒体报道,评价媒介框架中是否存在跨文化的家长制新闻范式。

3. 传播与民族、种族问题研究

2007年的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有关传播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比较鲜明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1)传播政治、文化差异和移民文化;(2)流行文本中的种族划分、民族问题和文化代表;(3)无线电波中的民族:跨国环境中的身份定位;(4)种族化技术:从电脑空间到人类基因组工程;(5)风险状况中的民族与种族划分;(6)从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标记中读解民族身份,等等。学者们围绕着这些焦点问题,将种族研究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如风险研究)进行有机的结合与交叉,把民族、种族问题研究置于全球化、网络化以及新闻化的语境之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四)传播与文化研究

1. 文化政治与公众生活

关注社会的公共空间,社会权力的更民主化的分配是文化研究一直以来关注的中心。西方文化研究学者目前的关注点集中于普通人对政治进程的参与的方式与热情,以及这种参与方式的影响。

媒介与文化研究新近以来对于如何改变人们对民主的参与积极性提出了新的话题,比如说,明星文化是那些本来对民主不感兴趣的人重新参与民主社会建设的一条路径吗?伦敦大学的尼克·寇得瑞教授和蒂姆·马克汉姆的论文《明星文化与公众联系:桥梁还是裂缝》就通过量化和质化的分析办法对这一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通过个人日记、深访和全国调查的方式,两位作者论证到:虽然明星文化是人们通过媒介使用而获得的一种社会纽带,不过这种纽带却不能把普通公众对社会一体的关注联系起来。调查数据显示,对追星最感兴趣的的受众也是那些政治参与最少的受众,这些人也最没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社会网络探讨公共性话题。这当然不是说明星文化是不好的,而只能说,这项调查挑战了以往的明星与流行文化会对有效民主做出贡献的论述。

威斯康星大学的阿特金森教授的论文《印刷媒体上的公共领域:读者来信能够成为理性探讨的平台吗?》探讨了读者来信对于形成公共领域的潜在力量。本文依附于哈贝马斯最早提出的,并有阿恩特和伊利阿索夫发展的公共领域的概念,追问读者给报纸的来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公共领域,并且能够促进或限制理性探讨。本文对读者来信的探讨也结合了对媒体技术发展的影响的关注。

2. 后殖民主义时期与理论

除去西方目前对文化研究赋予的保卫开放社会,推进民主的社会意义,以及文化研究天然具有的地方研究两个中心之外,全球化与后发国家、帝国主义与后殖民地时代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文化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2007年媒介与文化研究中也有来自对后殖民地时期民族国家的研究,比如《第三世界与文化研究》重新定义第三世界,力求分解就概念,提出新主张;而格教授对英国十九世纪游记中的马来人物形象分析把关注重心转移到了后殖民时代的马来和菲律宾人的身份人同以及国家建构上来。

香港中文大学Ming-yan Lai的论文《表述第三世界与文化研究或曰文化研究中的第三世界》目的在于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批判性的追问以及重新表述,来澄清第三世界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或曰文化研究中的第三世界。这个过程中,作者着重关注了全球资本的当下特征,以及其对集体斗争的结构性作用。通过追述这一词汇对第三世界与国家形式之间的联系的批判,论文提出了应对第三世界进行解体,并宣称这些国家有着某种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对于作为受压迫的国家的重新联合以及创造另类未来乌托邦式的共同渴望。在作者看来,解体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透过使用“酷儿理论”的创造性使用,以及对香港的菲佣的经验研究的探讨获得新的形式。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丹尼尔·格教授的论文《英美旅行志中的马来人形象,以及马来半岛和菲律宾德殖民主义》认为,东方主义的种族区分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帝国话语中的装饰性的阶级亲密性可以联合起来,用以理解殖民再现的微妙之处。作者通过重新探讨马来人的形象来论述,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将本地人描绘成处于从野蛮人向西方文明过渡阶段的中世纪式的传统是非常关键的。在19世纪的英国旅行志忠,马来人的形象由表现出不可妥协的东方形象,转变成了趋向文明的中世纪形象。在这些作品中,英国作者还在把马来人描绘成标准的中世纪人或者退化了的中古人之间摇摆不定。而对这两种定论的描述都是通过描述其种族与阶级特征来完成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再现方式影响了十九世纪后期的殖民地国家建构。作者对上述主张的论述是通过研读那些对殖民政策持有鲜明不同观点的作家的作品来完成的。

3.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与流行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研究

2007年国外传播学界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文化的市场化与文化主题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国际传播学会对此议题的专题研讨中,研究学者将市场与消费视为现代性的表现,他们试图使用市场营销的话语来解读一些此前被认为属于非商业领域内的社会行为,包括四种曾被传统认为是远离市场以外的认同模式,即自我、童年、国际和宗教。

对于流行音乐的传播效果研究也是2007年流行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来自荷兰的学者Alex van Venrooij将美国、德国和荷兰的流行音乐进行了比较;而美国学者弗朗西丝卡•迪曼•卡彭特对于音乐传播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她的论文《在工作可能受伤时吹吹口哨:一项关于评价工作申请人过程中音乐效果的实验》指出,随着工作场合音乐运用的增加以及流行音乐在暴力和性的主题中变得更加直接,领会盛行的音乐主题如何影响听众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变得尤为重要。卡彭特的这项实验评估了那些关于性、攻击或者思想主题的流行音乐对于大众个体的影响力。

此外,流行传播研究领域关注的问题也包括数字媒介中的流行文化研究: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对播客和网络等数字媒介中青少年的表现以及身份认同进行分析。

(五)传播与全球化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整个世界的信息传播格局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们对于全球化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化。区域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仍然是人们在国际传播领域所关心最多的话题,很多学者对当代社会中全球化的现象进行了解读和批判。另外在2007年,由于世界上许多重大时事的发生,人们对国际新闻给予了空前的关注,而国际新闻传播在国外学术界也同样成为不容忽视的焦点问题。

1. 全球化批判

全球化这一概念自从提出以来就裹挟着巨大的悖论,并且一直在遭遇着各种批判的声音,近几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全球化这一现象提出了很多探讨,其中以社会学的批判视角为主,但也不乏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观点。

2007年,很多学者结合当代世界最近的发展变化对备受争议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见解。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科林·斯巴克斯撰写了文章《全球化错在何处?》,用批判的视角对当前通行的全球化理论提出了质疑的声音。在文章中,斯巴克斯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回顾,然而他并未从目前诸多关于全球化理论的争议中选出一个予以支持,而是试图从这些彼此矛盾的理论之中寻求出一些共性的东西。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五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全球化理论的基础都是有失准确的,即便是一些浅显易懂的论据都有可能对这些理论构成质疑。因此,斯巴克斯在文章中总结道,全球化理论实则未必能为认知世界提供一个准确的方向。事实表明,当代移民的流动趋势更多地呈现为国内流动而非跨国流动,这一现象似乎向人们展示着坚持一个错误理论所造成的扭曲后果。斯巴克斯认为,类似这样的现象可以更好地结合此前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分析工具予以解释。

英国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的尼克·库德瑞和坦亚·德莱厄合作撰文《全球化和公共领域:探寻悉尼社区媒介的空间》指出,近期人们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理解已经涉及多个交叉的领域和空间。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现存的公共领域和反公共领域间的对接可能造成多种反民众的思维。针对这种现象,两位作者共同撰写的这篇文章通过对三种媒介——移民媒介(diasporic media)、土著媒介和介于不同族裔和主流之间操作的媒介进行研究,旨在了解澳大利亚不同于主流公共领域的交流空间。

2. 本土化语境中的全球新闻与全球媒介

如前文所说,每天都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新闻时事正在逐渐变得为各地受众所广泛关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正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则国际新闻是如何在本土化的语境中进行报道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对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2007年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对新闻的内容分析角度来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三位学者对美国新闻媒体对于卡特里娜飓风和印度洋海啸的报道进行了研究后撰写了论文《美国媒体对自然灾害的报道:对卡特里娜飓风和海啸的框架分析》。通过对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57条新闻的内容分析,来鉴定和描述这两场自然灾害的报道框架。研究结果显示,对这两场自然灾害的报道存在这非常明显的相似以及不同之处。对于卡特里娜飓风的报到更多的是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来框定,而对于海啸的报道则更多地强调伤亡情况和生存条件的改变。

而从媒介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卡迪夫大学的马格达·莱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西蒙·科托在英国学术期刊《全球媒介与传播》上发表的文章《全球斡旋:变革中的卫星电视新闻生态》。这篇文章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间,人们在全球范围内见证了全天候不间断播出的卫星电视的大量涌现。一些理论家认为,全天候不间断播出的新闻播出系统和频道标志着明确的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全球公共领域”的形成基础。其他人则把全球化简单地视作为以西方为主导的企业利益的拓展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在他们眼中,宣传性的新闻正在从西方传向世界其他地方。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所撰写的文章提供了最新的经验主义发现和论证,并且首次将当今世界的全天候不间断播出的新闻频道图景向世人系统地展示出来。

(六)传播相关领域研究

随着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发展,传播相关研究领域的外延正在变得越来越广阔,比如健康传播研究、环境传播研究、教育与发展传播研究(instructional and developmental communication)、科技传播研究、媒介与残疾研究(media and disability)等领域都在同新闻传播研究密切结合、相互渗透着。2007年,传播相关领域研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健康传播研究(health communication)和科学传播研究(science communication)。

1. 健康传播研究

健康传播研究是最近几年开始愈发成为一个传播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的。如今,无论是在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各大研讨会议上,还是在重要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健康传播都已经顺理成章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对国际传播学会、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国际媒介与大众传播研究学会等各主要学术组织2007年年会上关于健康传播的研究主题加以归纳的话,可以发现在该年度中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1)健康传播的叙事研究(narrative in health communication),侧重探讨健康传播的叙事与如何改变受众的思维;(2)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direct-to-consumer advertising)和社会营销(social marketing)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广告分别会对健康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3)新闻中有关卫生与健康的报道范围,特别是这些新闻的框架、陈述以及议程设置;(4)在青少年中预防究竟相关疾病的标准方法;(5)健康传播的历史、冲突、矛盾和力量;(6)健康风险的偏向和框架;(7)21世纪防治艾滋病的传播视野;(8)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影响;(9)卫生保健的技术、社会资本和对恐怖主义的预防(terrorism preparedness);(10)如何向青少年传播性、毒品和究竟方面的信息。

2.科学传播

2007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的年会为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以兴趣团体(interest group)的形式设置专场研讨。在对2007年度科学传播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时我们发现,与其他传播学研究领域相比较,科学传播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体现得更加明显,不仅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密切相关,而且同自然科学也在彼此借鉴。因此,科学传播所研究的问题的视野明显更为宽泛,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健康传播研究形成了很多共同的研究主题。

2007年科学传播研究的主要热点包括:(1)2002年女性健康立法报告出台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介对于荷尔蒙激素替代治疗的报道框架;(2)生物恐怖袭击中危机阶段的溯源模式;(3)女性及消费健康杂志中对乳腺癌的报道分析;(4)媒介传播、政治利益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类环境的影响;(5)环境报道记者与其它记者的差异之处41,等等。
第三节 发展趋势及展望

对于国外新闻传播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以下视角来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理论热点与研究方法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在国外的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正在带动着所有的科学研究为之旋转,新闻传播学也必将经历不断重新定位与拓展视域的过程,而作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也将面临着不同的发展调整,形成新的理论热点,并进一步开阔学科研究的视野。

(一)新闻学部分

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都处于风云变幻之中,很多能够影响全球发展进程的重大时事都在接连发生着,人们对新闻资讯的关注乃至依赖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和国际冲突的不断加剧,现代社会要求在世界国家之间实现一种平等的对话空间,这也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此前,无论是美国经验学派还是欧洲批判学派的学者都已经对当代国际传播的形势与利弊做出过剖析,以“媒介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批判观点曾对当代国际传播提出过质疑和担忧,世界各国对1976年不结盟国家在突尼斯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呼声越来越高。另外,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的召开,整个世界也开始更加关注东方,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包括东方国家的社会体系、意识形态以及信息传播。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为新闻学未来的发展设定一个大的全球框架,因此,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新闻学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在两个领域进一步加强研究——其一为新闻本体研究,特别是新闻实务研究;其二为新闻与交叉学科研究。

随着媒介环境的日新月异以及受众接收习惯的潜移默化,新闻在传播内容及传播形式上都需要相应地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给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带来更多新的命题与思考,从而为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尤其是新闻实务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等对新闻本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提出新的发展要求。另外近几年来,无论是报纸新闻、广播电视新闻还是网络新闻的发展,都为新闻与社会、新闻与文化以及新闻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设置了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的新闻学研究中,诸如新闻伦理研究、新闻法治研究、新闻社会学研究等领域必将随着当代社会上一个又一个媒体事件的接连出现而得到迅速推进。

(二)传播学部分

纵观当前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国际上最权威的几大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组织为2008年和2009年的年会所预先设置的主题,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学在未来几年中可能会关注的理论热点。比如,世界最大的传播学研究组织——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为了社会影响而传播(Communicating for Social Impact)”,2009年年会的主题是“传播的关键词(Key Words in Communication)”;而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2008年的主题是“媒介与全球分界线(Media and Global Divides)”,2009年的主题是“人权与传播(Human Right and Communication)”。从上述主题的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传播、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包括传播的社会影响、人权与传播、传播与民主等)等领域的研究将必定成为未来传播学研究最热门的话题。

从更加具体的层面上来讲,在2008年各大学术组织的年会上,已经明确计划将传播政策与技术研究、性别与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政治传播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字鸿沟研究、流行文化研究以及环境、科学与风险传播研究作为重要的理论热点进行专题研究。此外,当代社会中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传播学对新媒体的传播技术、过程、以及新媒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投入越来越大的关注,这也直接决定了日后传播学的研究中必然会把新媒体研究和媒介融合研究作为一项热点。

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传播学的学科独立性和体系性会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会进一步得到彰显,向着更为理论化的方向迈进。本文在前面已经对此有所阐述,与注重实务的新闻学不同,传播学从诞生伊始就有着鲜明的理论色彩,是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中汲取出与传播相关的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因此,对于传播本质以及传播效果的探讨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必将愈演愈烈,需要传播学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对社会各种宏观与微观信息的生产、流通、处理和接收使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其中继续从信息学(informatics)、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等更多相关学科体系中吸收可借鉴的观点和视角。这不仅仅是学科前进的必然方向,更是现代信息社会和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研究方法

传播学研究近几年来在欧美确实呈现出了愈发不同的发展路径。传播学的两大派系——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主义学派都在各自朝着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进着。

从2007年的形势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格外侧重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特定的传播效果进行测量,并由此解释该传播行为对某一事务的影响力,这是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学派最常用的研究方式。因此,我们有理由据此判断,美国经验主义学派下一步的研究趋势一定会与社会调查方法、心理学以及新闻的内容分析进行更紧密地结合,从而体现出更强的定量研究特性。

而同样从2007年形势判断,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更多地去关注新的传播现象对于社会文化、体制以及民主的影响,并对此进行批判式的分析,这体现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欧洲社会科学研究的深远影响。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之下,欧洲传播学研究正在体现出与政治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等学科彼此借鉴、交叉研究的趋势。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可以总结出的一个趋势就是经验主义与批判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融合,批判学派的研究开始使用观察法、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的方法进行分析,而经验学派的研究在对传播效果进行测量的基础上,也开始使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提出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意见。欧美新闻传播学两大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融合与碰撞将直接有助于不同地区研究者的交流与相互借鉴,从而促进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在当前的学术视野中,新闻传播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融合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研究方法也随之拓展并趋向多样,这既是信息传播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国际交流

近几年间,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各个地区纷纷建立。随着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学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国际学术组织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以及世界各大高校对新闻传播学科内国际交流的愈发重视,为来自东西方不同话语体系学术观点的碰撞和彼此理解搭建了有益的平台。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这些国际学术组织的年会每年都选在不同大洲的不同国家举行——比如,国际传播学会2008年的年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2009年的年会在美国芝加哥举行,而2010年的年会将在亚洲的新加坡举行;国际媒介2008年的年会在北欧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2009年的年会在北美的墨西哥城举行。而且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开始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上发出东方的声音。这足以令研究者们有理由相信,有关新闻传播学的国际研讨将进一步增强。

除了这些久负盛名的世界性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组织之外,如今各种区域性的新闻传播研究组织也必在世界各个区域范围内加强研究与交流。以亚洲为例,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缩写为AMIC)在亚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风生水起,该组织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年会以及“南亚媒介论坛(South Asian Media Forum)”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亚太地区新闻传播学的国际交流。而欧洲传播学会(Europe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缩写为ECA)等区域性新闻传播学研究组织也在积极扩大影响,加强在本区域内的交流。

总之,放眼未来的新闻传播学发展,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对媒介环境、社会环境发展变化的关注依然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汇流以及全球新闻传播学术话语的碰撞与融合也必然为这一学科的成熟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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