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世界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大众社会形成以来，有关大众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就已然成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激烈讨论的话题。政治议题的形成、传播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公共领域的变迁、媒介职业和内容生产……无论从哪种认知取向或研究范式来看，新闻媒介在社会民主化中的巨大作用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政治传播的探讨来说， 9 -11 之后的世界自然而然地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当然，政治与传媒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民主社会的影响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但是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日子过后，西方社会政治民主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的确在不断地给已有的各种观点和争鸣带来新的典型例证：从伊战前后美国大众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神话到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部分媒体旗帜鲜明的党派立场；从 BBC 、半岛电视台等“独立媒体”与政权斗争中的尴尬处境到跨国媒介资本无孔不入的全球扩张，政治、资本与媒体在世纪之交的世界舞台上给我们演绎着难以捉摸的当代迷思。
以自由民主为标榜的美国社会在政治传播的探讨中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介的一系列举动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以“幻象政治”为关键概念，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著作对美国当代媒体的运作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作了比较全面细致的解析。著作中对政治传播中一些基本元素和机理的分析可能会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借鉴。
在书中，作者首先概括性地探讨了新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内在复杂的关系给出了若干基本的假设和论断，以此解释新闻背后的奥妙。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基本问题，也许对我们看清商业媒体的本质很有帮助，比如“为什么言论自由不能保证好新闻”、“被媒体修饰过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前一个问题很好地诠释了商业利益驱动下，媒体言论自由与社会民主的悖论，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除了盈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治责任和社会目的的传播内容来说，宪法成为他们的挡箭牌”。而在后一个问题中，作者则切中了他提出的关键概念“幻象政治”。充斥着情节化的故事和“权威人士”的“政治欺骗”，新闻已经越来越缺乏分析和解释性的内容，这使得公民的批判意识逐渐弱化，“当人们依照一种主流的政治画面来作出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就会自我放大，创造出一个可能并不真正存在的世界。”
领略了以上的观点之后我们不禁发问，既然新闻媒介制造了幻象政治，那么这种幻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新闻媒介制造幻象政治这一现象的根源又何在？对新闻内容中信息倾向性的分析也许能很好地解释第一个问题，相关问题也是目前西方传播学界沿着定量思路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而班尼特在这里将政治压力和社会变迁下新闻信息倾向性概括为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和权威主义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总结。这四种倾向性可以解释已经沦为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新闻为什么没有象理想中那样促进民主事业的发展而往往成为一种阻力。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难再找到比政治经济学分析更有解释力的范式了。作者从三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新闻业变迁背后的经济根源：第一，新闻业的“企业利润法则”；第二，媒介垄断带来的信息垄断及其对新闻的种种负面影响；第三，媒介系统外的经济力量如何对新闻施加影响。同时，作者还借题发挥讨论了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社会民主化的影响以及公共领域缩小的问题。
要想对幻象政治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就要深入到这种意义产生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制造同意”的全过程。在书的后半部分，班尼特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来介绍。首先，从信息的来源上，作者分析了政治家们是如何制造新闻的，其中涉及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符号政治和形象塑造的技巧以及新闻管理等问题。接下来，沿着媒介职业的从业者和机构分析的思路，作者从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压力、组织压力、工作惯例和新闻行业标准化的专业主义来看新闻内容的产生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制约。最后当然还要涉及到新闻受众对新闻制造的幻象政治无可奈何的解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到了公民解读新闻过程中遇到的两难，并把它们概括为“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无论从新闻与政治经济力量的微妙关系来看还是从新闻制造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我们很难将“相信谁”和“相信什么”加以并列和区分，在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渗透之下，不仅是被解读的客体——新闻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解读的主体——人的头脑也是被生产和控制的，这就是消费文化和资本扩张与统治的需要，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因此，难不仅难在相信谁和相信什么，更难在解读所依从的价值体系、解读过程和方式本身已经无法逃脱主流的控制，受众更多的不是面对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选择的问题。因此，“两难”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沿着美国传统思维方式倾向于将现行制度合法化的思维局限性。
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全书的结尾部分。给我们描述和分析了制约新闻业变化的经济根源的作者，仍然将公民摆脱媒体束缚的解决办法寄托在“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一点上实在免不了让读者感到些许遗憾。“社会责任”这一术语在二次大战以后便已风行美国，与其说它是解决媒介伦理问题的理想方案，还不如说是政府、民众利益和媒介资本之间妥协的产物。华尔街日报一位编辑曾说：“一张报纸是一家私人企业，它不欠公众任何东西，公众也没有特许它经营权，因此它不受公众利益的影响”，这番言论毫不客气地亵渎了社会责任的神话，因为它切中了制度本身的要害。
可见，大多数社会理论，包括媒介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着眼于全球范围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繁杂多样，在政治传播的问题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任意套用的宏大理论。另外班尼特的这部论据有力、例证充足的著作也并没有展示出一个分析相关问题的严谨学术框架。但是作者多维的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范式以及对美国新闻行业制造幻象政治的复杂机理的分析，甚至著作的局限性本身，还都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并对我们惯有的一些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首先，多数人长期持有的市场化带来生产力发展，带来上层建筑分化重组从而促进社会民主进步的线性思维方式，看起来要接受挑战了。在这个逻辑链条上，其实很多关系都是多重指向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资本力量和权力的复杂关系带给市场、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在今天往往被简化成一个随便拿来套用的公式，这种思维习惯不仅难以描述真实的社会变迁，它的盲目性更可能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外部成本。
其次，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很多人对市场的非理性崇拜造成了普遍存在的市场幼稚病，甚至发展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当我们对商业和资本高速发展大声叫好的同时，对许多侵害公共利益和阻碍民主发展的现象却越来越缺乏质疑。在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社会转型期，我们常常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认真审视这些发展和变迁中的病态基因。
另外，班尼特的这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分析新闻传播业和传播过程的多元化思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化发展的多重维度下审视新闻业变迁对我国面临改革和重组的大众媒介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有解释力的研究范式。
总之，班尼特的著作给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线性的、缺乏批判和质疑的单向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着眼现实，近几年中国媒介改革所大力推进的市场化、集团化是否能带来新闻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主发展，或者说这些变革将会对中国公众利益和公共领域产生何种影响？我们迎合市场、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打造 ” 国家队 ” 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会不会重蹈拉美或东亚部分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覆辙？这些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近几年媒介行业中愈演愈烈的寻租恶习以及充斥电视荧屏的虚伪的“人文关怀”和“公共”概念的假借已经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特定环境下媒介在现代化和民主化中的角色和作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新闻：政治的幻象》无论从写作水平还是编译水平来看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但是，由于专业性的原因，翻译中也存在一些对西方学术概念的误读。例如，“片断化”与“碎片化”；“公共范围”与“公共领域”，虽然乍看起来这些细小失误无碍大局，但是用词的涵义还是不尽相同，另外，一个规范的学科也需要规范的学术话语和讨论的文本。无论如何，要感谢编辑出版人员为我们引介了这样一部经典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