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特殊时期,媒体的高点还是拐点?

见“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4日,《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3月10日

全国上下奋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普遍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紧迫性、破坏性、易变性和信息不确定性等特征。其中信息不确定性是前面这些特征的基础和原因。真实、全面、及时、准确、有效信息的易得、顺达、传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更有利于全社会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涵化。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传播,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含机构媒体与自媒体)在信息传播的真实性、时效性、开放性等方面的努力与尽心。从各级各类媒体的传播实践看,可能更可以看到特殊与常态的交织,开放与封闭的博弈,高点与拐点的更迭,多少可以看出时代转换、自然规律的别无选择和勇往直前。

当下和下一个阶段都是战“疫”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会有许多非常规的举动和表现,媒体也一样。媒体会在特殊时期快速聚合资源,抓住机会,重组内容与渠道,明确目标对象与时机,找准刚需,加大特殊时期的内容与服务供给,以期获得非常态的传播效果。从此次有关疫情防控信息传播中凸显的机构媒体和相当一部分自媒体的表现看,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成效。已有的实践告诉我们,就媒体自身系统而言,特殊时期激活的媒体生产力与临时重构的媒体生产关系,得以证明其活力与影响力,更能看出在关键时期有些媒体,包括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力、舆论引导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就媒体与社会生态系统而言,这种特殊时期显现的两者关系看似有点特殊性,特别是这次疫情是互联网已经达到2.0移动互联时代高点,正在迈向3.0智能互联时代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发生在自媒体完全全民化后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在这个时代重新构建社会生态与媒体生态的关系,其实是涉及治理体系核心命题的一个问题。谈及媒体系统的特殊性,媒体与社会的特殊性可能还不够,我觉得其实更应该审视一下这种特殊性是否主要源自极为特殊的外部环境?是否可持续?特别是如何将特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态系统,转化成为常态性中的合理有效组成部分?这个应该是我们进入智能网络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即生产力如何迭代升级,生产关系如何重构更新,生态系统如何转型可持续。

这个特殊时期,媒体圈还有一个话分两头说的特殊情况,一是电视行业说电视收视率暴涨,原因自然不难理解。全民宅在家中,最基础、最主要、最家庭化的娱乐平台就是电视。收视率自然会在这个时机大幅上升,达到了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未有过的一个高点。热收视浪潮中还是需要冷思考的。电视正处于行业周期的成熟期,多年积累下来的电视的观众红利还大量存在。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8%以上。这种红利虽然受到了互联网的挤压和蚕食,但是在场景被压缩和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红利在特殊时段集中释放,便在情理之中了。另一说法是互联网的各种应用也在这个特殊时期爆发,特别是娱乐类、教育类、社交类、远程工作与会议类、电商类等,变现尤为突出。不少互联网应用服务商都一度出现过系统崩了,网络断了,应用卡顿了,瞬间巨大数量的用户同步涌入,使得能够保证日常最大并发量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商都大呼受不了,疲于奔命。这又能说明什么呢?用户随需而上、随需而用、随需而乐。说到底,看电视的观众与用网络的用户既合流,又分化。特殊时期,由于场景的局限性,这种用户合流会更明显,中老年人看电视更多,年轻人用网络更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使用电视机,也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用户是使用手机等小屏投屏使用,或者使用IPTV以及OTT,而非收看传统电视频道和节目。还有本来是电视优势的直播流,当下和未来也日益被多平台分发而正在失去垄断性,因此,互联网平台的直播、回看、点播、互动乃至沉浸等应用,将更加能够生发出更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由此可见,传统电视、互联网应用都说自己用户暴涨,达到了高点,特殊时期的这种特殊现象可能预示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拐点也正在到来。内容优势与平台聚合双轮驱动更显竞争力,用户账号跨平台连通将日渐强声,跨屏互动生态会呼之欲出,网间结算新政可能促进强者更强,开放跨界与闭门抗争将会高下立见。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