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 四级融合发展:全媒体传播体系新布局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8日;见《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11月10日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必须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不断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这样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提法似曾相识,不少人又回忆起原来广电行业曾经的“四级办”。不过,智能网络时代提出四级融合发展布局是对工业时代媒体“四级办”的一种迭代更新,更是一种颠覆。

经历了工业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经济社会文化都存在着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层级化、扁平化和网络化并存,以及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共生等多趋势并行的特征。因此,这次提出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其实能够体现出互联网思维下治理模式的跟进与更新,更能够看出互联网思维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基本模式和路径。根本上来说就是建构一个层级化与网络化、垂直化(纵向)与平台化(横向)、中心化与多元化、统一性与差异化、线上与线下、内部与外部等架构融合、功能融合、效果融合的新的传播生态体系,即通常说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想要实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战略愿景,就要对四级主流媒体在构建智慧全媒体传播生态中的定位、职能等进行有效配置。实现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差异化分工、融合化协同能够更好地凸显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的独到优势,从而打造一个“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多领域拓展”的传播网络和生态体系。

对于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来说,应当充分利用占有头部资源的优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金、政策资源强势来建立技术平台,支撑媒体融合迈向纵深。通过其搭建的全媒体传播平台这个功能强大的资源库,央媒、省级媒体可以为全国及下属区域内的市、县级媒体融合转型发展提供理念指导和技术支持,高效完成媒体生产全过程的沟通、调度和指挥,从而将全国各地的融媒体平台和资源整合、汇聚在一起,真正实现“全国一张网”的战略构想。同时,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的媒体融合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地方媒体的融合实践提供了现实案例和可供参考借鉴的模板。

这些年,地市级媒体的融合步伐稍显缓慢。当下,能够在融合实践中做到覆盖体制机制、人员、运营、管理、业务链及业态布局在内的全面融合的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凤毛麟角。之所以只有个别地方正在进行这种探索,就是因为这种模式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已有的限制与禁锢,进入体制机制的深水区、人事改革的雷区、业务流程优化和平台业态再造的盲区进行探索。未来,地市级媒体应当将自身定义成为万物皆联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作为下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可以连通中央级媒体、省级媒体平台,实现加速媒体融合发展,同时应当承担构建智慧全媒体传播体系所赋予的分工任务。互联网应用下沉是大势所趋,地市级媒体应当借助这个契机,实现对地方区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有效聚合,打造一个兼顾政务、服务、商务的城市便民平台,以及用户数据资源沉淀的平台,真正实现信息的上下通达。此外,由于底层建设同样是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地市级媒体的融合发展与“智慧城市”项目需要完全打通融合。

在各级媒体中,县级媒体的融合实践进度与程度不亚于甚至大于中央级媒体和省、市级媒体。作为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整合了县域内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也将综合服务、信息枢纽等功能聚合到自主平台和第三方矩阵上,真正实现媒体功能+政务服务商务功能的接地气的下沉化,汇聚基础资源、连接基本用户、实现基层治理等根本任务,最终为智慧全媒体传播生态体系的加速建设奠定根基。“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贯穿政治治理现实的基本认识。时代在变迁,但是信息与传播力量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削弱过,到信息网络时代甚至更加强化,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中,一定包含着信息、媒体与传播的力量,特别是来自最基层、最一线信息与数据的根本性支撑力量。因此,作为最贴近人民群众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应当将自身定位成为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智慧型县域综合治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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