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创意经济”的概念由英国提出，这里面是否有特殊的发酵土壤？

胡正荣：创意产业这个概念的出现，有大的历史背景：第一就是欧美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开始向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变，一方面把一些粗加工工业、重工业生产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方面它们本国很多老的产业、城市出现了衰落，这时候就出现了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

其次就是上世纪60年代，欧美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亚文化、流行文化、社会思潮等等都风起云涌，对传统的工业社会结构有很大的冲击，这个时候人们更重视差异，对以前大家认为怪异的文化、性行为等等都逐渐开始承认，社会文化多样化、多元化了，形成了有利于发挥个人创造力的氛围；第三，也是和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里根上台以后的经济政策有关，他们鼓励私有化和自由竞争，企业和个人要创新才能有市场，这样也刺激了创意产业的发展。

新京报：国内很多城市也推出了各种政策在发展创意经济，你怎么评价这些措施？

胡正荣：就政府来说，第一当然是在税上应该有优惠，就像吸引外资一样，优惠多愿意进来的就多，这就需要配套的降税、减税的措施；第二是管理体制上有一个协调，在英国是文化体育传播大臣，日本也是经产部下面一个厅在协调，相对来说国内的部门条块分割较多；其次在社会管理体制、版权保护方面要有支持。我想特别强调，有一个宽松的体制、鼓励创造的氛围非常重要，实际上创意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也是那种文化多元的地方。

新京报：我注意到，现在很多人都着急要包装出文化产品去赚钱，但是实际上一些文化产品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商业利益。

胡正荣：我在国外考察时，感触最深的也是这方面，比如影视行业确实能赚钱，但是高利润也需要高投入，不是说谁都可以做。就文化产业整体来说，影视、动漫游戏、出版比较赚钱，其他很多行业利润很低，甚至不赢利。而且大量的文化产业从业者是个体户，在国外经常看到自己开个陶艺店、自己做手工出售等，这其实都是小本生意，希望能发大财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创意活动都能赢利，比如交响乐、芭蕾舞这些严肃艺术，在国外也是靠企业、基金会和政府拨款生存，但是这些不赚钱的行业有熏陶和教育的功能，是一个大的支撑系统。所以在欧美，包括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政府很支持企业、基金会参与这样非赢利的活动，比如伦敦的设计博物馆就有三星展厅，但是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还很少有这种意识。这个和整个社会的意识，包括社会团体管理体制、法律环境有关系。

新京报：国内比较赚钱的文化产业，比如旅游业，多数属于把垄断性资源进行简单包装，比如故宫、九寨沟等，但是真正来自人的创造、深加工的产业很少。

胡正荣：我把这叫粗加工，高附加值的产业还比较少。比如旅游业，我去过的希腊小岛的沙滩绝对不如三亚，但是世界各地的人去玩，重点不是沙滩，而是酒吧、餐馆和夜生活，强调的是一个休闲的概念，当然这也和旅游开发的历史有关系。另外，这也和人们的需求有关系，毕竟我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欧洲国家的人富裕，对各种文化产品的接受度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旅游业、工业设计等方面创意产品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

新京报：你在国外是否看到有中国出口的“创意产品”？你觉得发展“创意经济”和“软实力”之间有什么关联？

胡正荣：就影视产品来说，中国的电影在欧美还是有比较好的口碑的，有个别电影也进入到艺术院线放映，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主流院线，另外很多电视剧在东南亚也有市场，因为当地有华人。此外没有看到什么中国原创的“创意产品”，反倒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热，所以外国很多设计师、艺术家喜欢把中国元素、符号加到他们的设计作品中。就亚洲的文化产业来说，在欧美最有影响的还是日本，他们的动漫游戏、出版、艺术设计都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要在短期内超过日本也很难，我们还是一个文化贸易的逆差国家。

至于“软实力”问题，创意产品出口当然有助于“软实力”的提升。但是我在哈佛讲学的时候，也曾和提出这个概念的约瑟夫·奈教授谈过，我觉得国内有个误解，一谈“软实力”就是怎样卖电影、书籍等等文化产品，实际上，“软实力”最核心的是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其次比如科技能力，这些方面美国无疑是很强势的，中国要在这个方面赶上，无疑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调整、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