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批判传播学”微信公众号，2021-12-28

今天是极具标志性的一天，何以这么说，不仅仅是《传播经济学手册》这本书即将上市，如同赵月枝老师所言，赵老师当初设计这个会议题目的时候考虑到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批判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这十年和下一个十年的一个交接和一个转折。所以，今天的会议之于整个批判传播学，特别是之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具备了一种从全球化到中国化的意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是在21年前。当时，由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校长牵头，中国传媒大学我负责的团队与华夏出版社商讨出版中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译丛，我们团队负责落地执行，选择书目，寻找翻译者，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译丛，其中就包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当年这套传播学译丛选书和译介的过程，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尽管国外的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已有多年，但总体上看，当时我们对国外传播学整体的学术地图与脉络的透视仍旧不够清晰，当年的丛书统共选了十本书，其中一本就是由文森特·莫斯可所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十分粗浅，当年在翻译时也是两眼一抹黑，然而，当时所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如今看来，标志着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进入了中国大陆的学术场域。
从2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特别是面向未来，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抑或是批判传播学的研究，可能在中国大陆这块大地上有着具有丰富的实践土壤，但是缺乏自主性的研究因而尚未形成有效框架的学术现状。

从未来十年的发展看，我们当下处于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上。
其一。历史范式的转折点。当前的历史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用现在比较通行的描述和表述即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可以从政治上解读，可以从经济上解读，也可以从文化、社会乃至从纯学术角度解读其多重意涵。这可以视为一个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其二，全球范围内理论与社会实践范式的转折点。我们回望过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整个世界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即理论范式以及实践范式上亦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具体而言，从全球宏观模式上看，从早先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到西方世界开始异军突起的逆全球化之势，再到如今中国成为高举全球化大旗的大国，在此动态过程中，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等种种思潮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态势；从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潮上来看，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乃至国家主义也好，其实都是各有特色，都在自己的政治文化中，自己的国土上生长着；从政治形态上来讲，代议制、协商制，乃至到基于互联网时代的所谓的参与式的民主，也都在越来越多地被人援引到实践维度之中，同时也援引到学术研究的层面之中；从治理模式上来讲，我们经常看到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带来的所谓的“工业革命4.0”，同时也带来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个体和群体愈发重要，地域切分相对淡化。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平台经济在蓬勃发展，尽管尚存诸多问题，但是平台社会的形成基本是一个事实。对我们从事传播研究的人而言，此时再看媒体，便已然与工业时代截然不同了，定位、功能完全不同。
面对这两个转型，我特别期待在座各位学者不要眼睛只看着书本，因为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候，也是在关注了大量社会现实之后进行的研究。
历史范式转换，理论与实践范式转换理解之后，再来看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从中国大陆现实的这块土壤上萌生出很多新的认识、新的表述、新的变化。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透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到底积累了哪些经验、创造了哪些成就，哪些地方还需要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一系列深度的改革。我在通读全文之后发现其中很多地方的一些亮点提法，比如，决议里面明确阐释，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事件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换言之，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如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当代和未来中国要探寻的一条道路。另外，在过去党和国家文件里面很少看到这样的表述，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学里面关注的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这三个概念在过去党和国家的文件，特别是党的文件里面并不多见。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到了今天，《决议》提出明显看到了体制、机制的问题和利益固化的问题，这个利益众所周知，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很多政治利益，政治和经济的纠结，包括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上面很多表述可以理解为对内。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还要遵循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价值。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历史决议中最新的一个，也是对一百年经验做的梳理，对未来做的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结构运行的底层逻辑或者叫基础逻辑已经发生了很本质的一些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包括批判传播学，底层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再看今年另外一个讲话，即“5.31”讲话，如果说刚才阐述的内容更多是对内，那么“5.31”讲话则指向国际传播。我们在面向对外关系的处理和协调的时候，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里提及了很多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西强我弱”是多年来描述中国在国际传播世界中的位置，然而这次特别强调“东升西降”，跟前文论及的历史范式的转型和理论实践范式转型是互为说明的。“5.31”讲话里面提到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的传播是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一个体现、一个载体，或者一个表征，我们的国际传播最终要向别人阐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何在国际上有效地形成传播的效果，这个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国际传播很多时候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如何将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这便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须关注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在新时代，传播究竟如何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人力系统内部形成各种力量展开互动。简言之，作为传播研究的参与主体的我们，在自己看自己的传播的时候，立足当下中国现实做自己研究的时候，加之这两个范式的转型，我觉得我们特别值得去脚踏实地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现实，并提出富有解释力的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体系或者框架。
近前观察今年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的现实，有很多东西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深度研究。比如，从今年年初的蚂蚁金服的治理，到滴滴出行的治理，到整个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到最新的文娱领域的综合治理，再到近日中央网信办进行的专项行动，这些都不是一简单的专项治理行动，其背后渗透着多重力量的交互。
总而言之，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power）和价值（value）转移（shift）或者互为因果的时代。伴随着力量的转移，实际上我们的价值也在转移，而这个价值的转移究竟面向何方？何去何从？则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这两种转移带来的诸种关系的重塑、秩序的重构和格局的重组，更多是因为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也包括政治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由此，才会带来上层建筑所谓的重塑、重构和重组。如果把这些传播的现实或者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一种现实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就必然会形成充满解释力的，至少是解释中国大陆发展自身问题的，有价值的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向未来十年的新的框架。但是仅仅是解释中国现实的，其普遍性还远远不够，所以未来或许要求一个更重要的抽象过程，就是要在我们对自身现实关注后，需要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的普遍化抽象，才可能真正建构起来面向未来十年的、能够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的体系和全新的框架。

本文由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博士生顾明敏根据速记整理，经胡正荣老师审阅与修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