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处理好四组关系

见《综艺报》文娱锐见专栏,2019年3月25日

这四组关系既具有针对性,也具有全国的普遍性。

最近,与几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单位调研,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建设模式和成绩,但也有困惑,如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一个新闻宣传的集成平台,还是应该成为一个综合智慧治理平台?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综合了几家的情况,有比较经典的浙江长兴、河南项城等,也有新起的江苏邳州“银杏融媒”,都很值得关注。总结“银杏融媒”的经验,我觉得要处理好四组关系,才能保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四组关系既具有针对性,也具有全国的普遍性。

一是中央、省与基层的关系。县域及以下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治理的基层。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有保障各个信息节点通畅,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实时顺畅,才能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使公共决策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提高信息效能也将节省国家的治理资源,节约资源配置成本,增强中央权威。江苏省早在2017年便将邳州确定为县级媒体深度融合试点,随后,以“邳州银杏融媒集团”之名率先挂牌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邳州的“银杏融媒”在地方上打通了各类媒体形态,实现了集中管理,向下与老百姓重建联系,向上与江苏广电“荔枝云”对接,确保宣传效果最大化。县级融媒体要想成功,就要通过融合传播、全媒体建设这一手段重塑中央与基层的舆论场,重新引导和整合社会秩序,支撑基层治理。

二是内容与技术的关系。当下,信息技术作为生产性与组织性的社会力量,极大地拓展了多元表达渠道,重塑了人与人交往模式,促进了多种主体话语权的实现。然而,商业平台和自媒体时常出于趋利的天性而追逐不良内容,轻则断章取义,重则混淆视听,造成传播内容的低俗化、耸动化、浅薄化、娱乐化。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技术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在市场化的竞争中积极采纳人工智能与5G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不能被技术与形式蒙蔽双眼,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而又创造性地让党的路线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在“邳州模式”中,“银杏融媒”完成了移动传播矩阵建设布局,打造数字化策采编发流程生产体系;同时,坚持党媒立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弘扬正能量、提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去年底,在全省县级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评选中,“银杏融媒”申报的5个创新案例全部入选最佳。

三是媒体功能与政务功能的关系。新时代以来,各式各样的传播系统将迥然相异的人、事物、组织和社会捆绑在一起。随着传播不断开辟新的社会空间,履行传递信息和塑造仪式的功能,其提供服务的价值功能逐渐缺失。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为县域政务的展开提供基础资源支持,促进政府系统的扁平化,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银杏融媒”在“融媒”和“政务”上精准发力,一方面开通“政企号”整合全市政务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对接智慧城市,打造手机政务服务平台,并计划将邳州市所有政府办事事项全部转移到App平台上办理。通过无缝对接县域各类平台资源以及数据的共建共享共融,“银杏融媒”从单纯的宣传通道,变为全方位的政务功能提供平台。

四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媒体融合的主导动力之一是解决传统媒体日益加大的生存危机,通过加速全业态布局实现新的效益来源。但从根本上而言,媒体融合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是提升“四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必须注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银杏融媒”在拓展全媒体业态、建立全员项目营销体系的同时,积极探索在教育、医疗、交通、文旅、就业、治安、环保等垂直场景中,开发与人民日常生活服务息息相关的行业和服务。通过打造“综合服务平台”,“银杏融媒”进一步践行“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思想,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推进媒体融合中的这“四组关系”在不少地方仍是个盲区和困局,县域的广电系统需要突破简单的新闻业务整合,提升到县域智慧治理平台高度,去构建连接政务、商务与服务的生态系统,才能够“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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