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铺路

作者 陈娜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新闻爱好者》 2013年11月

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长眠着一位伟人:卡尔·马克思。在他陵墓下方的碑石上镌刻着一句举世闻名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这两句话几乎浓缩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与实践,也吸引着其后无数的智者与英雄前赴后继。

对于一直在追寻最理想的学术体系来理解与推动中国媒介现实的胡正荣而言,他的宏愿中同样潜藏着一位学者在面对世界时,那种最本真的冲动与最终极的追求。作为新中国杰出的第二代传播学者,胡正荣的学术人生渗透着时代际遇与个体命运交相辉映的烙印:开放、多元、务实、融通。他说,“没有普世的学术体系,我想找到一个对中国最具解释力的理论融合体。”这就是他执着坚持的学术理想,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实现这个理想,并不容易。

“我最早讲的课是社会学”

1982年,因为中学老师的一个建议,原本想学外语、外贸类专业的胡正荣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懵懵懂懂地成为编采专业的一名学生。“其实上广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想报的学校没有理想的专业,老师说,‘你平常不是朗读挺好的吗,应该上这个学校’,我就这样报考进来了。”刚上大学的头两年,胡正荣对专业一直没有产生太大兴趣,直到大三时才发生了改变。

“三年级的时候,广院有一位刚刚留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讲到外国有一门学科叫做传播学,我发现这个学科的视野很广泛,和社会学有关、和政治学有关,还有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么庞杂、丰富、多元的内容一下子把我的兴趣调起来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到图书馆借传播学的书看。”让胡正荣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不经意间引发的兴趣,给他的学术人生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门。

“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有几本传播学的书了,包括美国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那本英文原版的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说实话,那时候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却因此对传播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令人称奇的是,初出茅庐的胡正荣在看完德弗勒的书后,竟勇敢地给当时还在迈阿密大学任教的作者寄去了一封信,讨论书中的某些观点。而更让人惊叹的是,随后德弗勒不但回信了,还同时给胡正荣寄来了一本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供他参考。这段经历给了胡正荣记忆犹深的影响,“德弗勒的回信对我个人未来学术方向的暗示与鼓励是难以估量的,我觉得这个正面暗示一下子激励了我,如果他当时给我一盆冷水的话,我可能也放弃了”。

1986年,胡正荣本科毕业后留校,1988年正式走上讲台的他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刚开始我想讲传播学,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观念,认为传播理论就是新闻理论,两个差不多,没必要再开这门课。因为之前看过几本社会学的书,后来又从头到尾去旁听了一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课程,于是我又提出要讲社会学,系里决定让我试试。就这样,从1988年到1993年,全校的社会学都是由我来讲。”如果说德弗勒的回信给了胡正荣一次鼓励和召唤,那么连续数年的社会学授课经历则带给胡正荣难能可贵的学术积淀与思维训练:“社会学训练了我的思维角度,为什么后来我喜欢从社会学角度去看问题,比较关注社会矛盾、社会变迁等,绝对是受了那个阶段讲授社会学课程的影响。”

不得不注意的是,与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传播学者相比,胡正荣这段自称为“误打误撞”的学术旅程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我觉得整体而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学科背景上存在着一个遗憾,就是现在的传播学者们之前要么是学新闻的、要么是学中文的,这个比例大约会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其实我们真正做了传播学之后就会发现,传播学所要用的理论体系、研究框架、思维逻辑,大多数反而是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包括后来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也就是说,学科交会越多,传播学才越容易出成果。而我们整个传播学研究存在学科背景的结构性遗憾,并且这个遗憾直到现在依旧存在。”胡正荣接着说,“当然,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也在走进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对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看看国外,比如我上次参加的那个爱尔兰大会(注:2013年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年会,IAMCR创立于1957年,是世界最大的传播研究国际性学术组织之一),与会的学者不是学政治学出身,就是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当然也有新闻传播学的,反正学什么的都有,总之,学科之间越交叉,才可能越有创新。”

 

“我的优势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广播学院曾经培养出了一批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的优秀学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今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并且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着中流砥柱的推动作用。与同时代的他们相比,胡正荣自称“土生土长”,而这位从90年代起就频繁出入国门、孜孜追求国际化的本土学者,却对自身的学术定位有着非常清醒的把握,并且还有着与之相应的对学术责任的理性担当。

“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华人学者这个圈子里,包括国内的学者和海外的学者,我跟他们确实有些不一样,我有点介乎他们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我是国内传播学界里国际化走得最远的人之一,因为我出国比较早,语言条件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跟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接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和拥有更优越的国际化平台,但是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胡正荣坦言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根基与研究方法较之国外要单薄许多,缺少系统的海外教育经历也是他无法更改的遗憾,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自己想要超越的以及应当坚守的分别是什么。

“我出国开会也好,讲学也好,基本上都是跟海外的主流学术圈打交道,我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话语让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同时,这么多年下来,我也一直跟国内的传媒决策者、管理者、从业者都保持着一线的交往,他们会跟我谈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换句话说,与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能够听到、看到、了解到最真实、最一手、最符合中国实际的素材和资源。我的优势恰恰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正如他所说,1994年,因为出色的德语水平,胡正荣争取到了由德国之声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新闻与时事报道”培训班的资格,在那个出国机会异常珍贵的时代他先后走访了德国多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也是带给他极大触动的第一次。从那时起,胡正荣就产生了强烈的国际意识,并且在“走出去”的意愿下开始了越发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将近20年间,他先后走访了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典、美国、比利时、爱尔兰、韩国等许多国家,通过参观考察、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与视野开阔,胡正荣说,“学术只有放在国际性背景下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标准。

尽管如此,胡正荣对学术殖民主义与西方话语霸权同样保持着相当的审慎与警惕。“我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的阶段应该是在十年前左右,那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做长期的访问学者。因为之前对西方并不了解,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方面的书,我发现学术流派简直太多了,框架、模式、理论、方法也非常多。那时候真的觉得好有营养,感觉特别有收获。但是,那个过程会过去的,因为你不能光吸纳,你还必须要反思,‘学而不思则罔’,你终究是要把那些理论拿过来解释中国的。”

正是在反复思考如何解释中国的过程中,胡正荣开始了最初的反思。“有些学者试图用一套成型的海外理论来解释中国,我有时候觉得不是太管用,因为他们分析的那些根本不是中国的现实。换句话说,有些学者完全是为了迎合他们理论的有效性而找一些中国的案例来说明问题,但是那些不能够证明他们理论的,甚至和他们的理论相反、相悖的大多数的中国现实,却被他们省略、忽略掉了。”胡正荣继续谈道,“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了半年research fellow(研究员),2006年我又作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注:Lever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每年资助不到20位全球一流学者访学英国)在英国待了半年,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反思一个问题——如果完整地把西方那套东西搬过来究竟适不适用?而这恰恰是每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胡正荣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确实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如果真的把西方那一套直接拿来解释中国的现实,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很多时候是隔靴搔痒的。因为我了解那些理论中所描绘的情形在中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这几年国际学术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有人提出de-westernized communication(传播学去西方化),正是因为现在的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具备自身发展模式的已经越来越多,很难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套在中国的环境下。尽管我们也不反对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别确实是太大了。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几乎就游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双方的营养我都在吸纳,因此我也时常困惑:我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系来解释中国。”

“学术研究就是寻找最具解释力的框架和方法”

胡正荣曾经把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至1995年是受到“传播学召唤和学术起步”的几年;1996年至2003年是完成博士学位攻读并且在国际视野的推动下实现“学术研究上路”的关键性进阶;而2003年以来则被他称为是“远未完成的国际化”。对于第三段依旧在路上的征程,胡正荣对自己还有着更细致的解读。

“如果细分的话,2003年至2006年应该算一个吸纳、咀嚼、回味的阶段。我开始把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我的研究中去,所以这个阶段中我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我过去的学术立场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学术视野变宽了。”正是在这几年间,胡正荣先后发表了若干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作,包括2003年的《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号),英文论文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注:发表于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03,Vol.10.4),以及2005年的《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来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炉真实反映了胡正荣在理论框架的融合与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以及他对日益明朗的学术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也是什么热研究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2003年从加拿大访学回来以后,对批判学派的东西开始接触比较多,所以后来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框架基本上都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做,大部分采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排斥意识形态分析,也不排斥文化研究。我认为学科是交融的,研究方法是交融的,框架体系同样如此。做社会研究绝对不能单一化,必须要多视野、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有解释力的东西我都要用。”

“为什么说国际化的阶段仍是未完成的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反思问题。我已经吸纳了国际化的一部分东西,虽然不能说很成熟或老道,但我总在想:我吸纳的这些东西是否管用,当它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传播学的研究是要有地方性特点的,将西方通用理论当作一把能开所有锁的钥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虑的是,能不能有一套框架和体系,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做非常有力的解释。应该说这是2006年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答案。不光是我没有答案,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没有答案。所以,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寻找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一套框架和方法,而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

实际上,这个令胡正荣感到困惑的问题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就各国来说体系是不一样的,你不承认都不行。这和我们了解传播学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区别是相似的。像美国以实证为主,非实证的他们根本看不上。而欧洲有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他们却认为并非一切都可以测量。再比如法国的后现代和德国的后现代也都不一样。经济学里同样有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心理学还分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西方仅仅政治理论就有很多,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学术体系,没有的。”胡正荣认真地说道,“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有现成的东西,并且做得很成熟,我们就直接拿过来用,这绝对是自我矮化和奴化,反而不是科学的态度。”

“所以,虽然不可否认各国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但是任何文化和经验也存在着本土差异。谁敢否认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那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胡正荣笑道。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铺路”

胡正荣对于个体命运和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谦谨与自持。他曾说,他个人的发展受惠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他在事业上施展才华的20年,正是北京广播学院大发展的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20年,也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20年——“我出生在一个很有利的时代,简单说,就是生逢其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个人的努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勤奋的,因为不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也不会属于你。但是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进入这个圈子很早,上大学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注:1993年6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在厦门联合主办),算是年龄最小的。当时与会的包括戴元光、段京肃、李彬、郭庆光、张国良等,我和他们的年龄小的差六七岁、大的差十几岁,所以说我很幸运很早就进入了这个圈子。当然,在我眼里,我们都不是第一代传播学者,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复旦大学的郑北渭,这几位老师真的是在国内三所高校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我们不能苛求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外语水平怎么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码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尊重老一代学者。”

正如他所说的,从1978年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算起,早期的传播学研究者为学科的建立和传播学教育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当中,除了胡正荣所提到的苑子熙、张隆栋、郑北渭几位元老之外,还包括复旦大学的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张藜、徐耀魁等一批资深学者,并且逐渐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大学术阵地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他们对早期中国传播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胡正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上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是引介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典型的铺路。我们不指望马上就建高楼大厦,因为我们这代人由于自己的学科背景、学识经验各方面的原因,只是在引介的基础之上做了铺路的工作,也就是使传播学在国内先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且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但至于是不是奢华、有没有修饰,那个先不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如何让传播学更有实力、更加丰富,并且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认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需要下一代来完成。”

“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

对于“学者”这个身份,胡正荣对自己有着非常明确的诠释与定位:“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愿意追求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我想,即便是出世的学者,他们也是希望对社会有干预的,尤其是做社会科学。没有书斋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至少我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传播学者还是入世一点好,要能对这个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框架起到一种积极推动的作用。”

或许正因为此,胡正荣所承担的研究课题都保持了对媒介现实积极推进的一贯倾向,例如1996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主持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项目“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与“西部开放中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2000年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以及2002年再次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战略研究”等。“做一个积极入世的学者”,这在胡正荣的学术人生中并非一句功利的表态,而恰恰是他用一以贯之的坚持和真才实干的钻研来兑现的承诺。

“因为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倾向于做这样的课题。虽然我也不排斥做纯学术的研究,但是这些东西更能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实践产生干预。尽管媒体、政府不见得会完全采纳我们的建议,但是这对他们的决策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这至少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说到这里,胡正荣聊起曾经的几段经历。“我们早些年做过一个研究海外传媒集团的课题,还有后来给总局做的一两个项目,这些中宣部领导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把我们叫过去谈话,让我们感到他们愿意倾听不同学者的声音。此外,我们也参与过很多总局的决策过程,比如他们要对某一类节目进行管理之前,也会听听我们这些学者的意见。包括我们对地方媒体也做过一些特别有针对性的研究,像内部改版、组织结构调整,甚至全媒体架构等。后来我们发现其他一些台也在按我们的模式做。慢慢地你就会认识到你的研究不敢说改变,但起码是能帮助现实向前推进一点。我觉得这样挺好,作为学者,应该有干预社会的使命,尽管不敢说这是唯一的,但也是应有的使命。”

 

“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中”

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胡正荣还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管理任务。1994年,28岁的他出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1998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升任校教务处处长;2005年,改任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不惑之年的他正式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而在此之前,他还以34岁的年龄被誉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胡正荣最令人惊叹的,还有他多元身份的整合智慧。

“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做管理者和做学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极端冲突的。做管理者要学会圆润,要协调和处理好矛盾,要懂得平衡,还有的时候要有时间设计,注重轻重缓急,管理工作是需要技巧的。而学者却不是这样,学术研究要求一针见血,要对现实有及时反应。学者必须非常独立、非常批判,见到不顺眼的必须说出来,这与管理者有很大的差别。总而言之,管理者是处理矛盾的,而学者是发现矛盾的,所以游走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有时候会有快分裂的感觉。”胡正荣笑道。

“好在我28岁就当新闻系副主任了,在这方面还有些磨炼。我的原则就是做事不琢磨人,尤其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我始终给自己这样的定位。某种意义上我更倾向的是能不能把事儿做成,以事为本、就事论事,找到症结、不扯闲话。所以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一些问题。”

除此之外,胡正荣还谈道,“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好心态就是要宽容一点、豁达一点、开放一点。千万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一再说这句话。其实一个好的学者往往就是学术是学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学者一定要在学术上保持高度的批判、高度的敏锐、高度的一针见血,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就无法与人相处、跟人生活。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生活和工作里来,只是这点并不容易做到”。

胡正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语言表达和他的行事风格一样:精准、高效。尽管他一直以国际化和前沿性的高标准不断审视并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但是即便今天再翻看他十余年前接受的访谈和撰写的文章,仍然不得不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创见的高瞻远瞩。这源于他的眼界,更得益于他的智慧。

访谈的最后,胡正荣不忘谈到对年青一代的期待:“第一是要国际化,当你拥有全球的视野和眼光的时候,很多问题便会一览众山小;第二是要接触中国的现实,你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呢?”

他顿了顿,说:“简单地说,就是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这是他的期盼,也是他的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李慧琪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