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数字化进程中的“确定与不确定”

见《新闻与写作》杂志,2020年第12期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中国迎难而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胜利。当下,疫情影响仍在蔓延,人类未来仍处于不确定之中。回望这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在全民抗疫中凭借制度和技术的双重优势,找到了“数字化生存”这一确定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生存”被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时来已久。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前瞻性地提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2019年他再次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今年在人与人物理隔离的状态下,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应用不仅重塑着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关系,也带来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数字治理模式,数字社会也由此呈现出垂直化、场景化、下沉化和智能化四大特征,展现了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潜力。

垂直化,聚焦利基市场需求的刚性满足。物理隔离的实际需求加速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服务的垂直化发展,内容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细分主题,聚焦小众的利基市场,高度瞄准目标群体、垂直满足用户刚性需求。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市场火爆。各大市场机构细分出教育功能,切入教育赛道,同时根据已沉淀的用户群体和资源优势,开发不同种类的培训课程、培训平台、以及教学与非教学等支持服务。     

场景化,适配时空需求的数字化满足。移动互联网重构了社会中个人的时空关系,个人能超越时空限制得到数字经济的满足、数字文化的满足、与数字社会供给的满足,在场景化的细分市场中实现供需适配。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开通基于移动端的“便民送菜”“口罩预售”“疫情上报”等服务,打通了监管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个人在具体时空条件下产生的需求,能够得到与其时空环境相匹配的服务,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下沉化,全民的数字化参与。数字社会中互联网应用的地理空间趋于下沉。鉴于物理空间的隔离,互联网技术迅速向三四线、四五线城市村镇发展。今年的双十一例证了下沉市场消费的迅猛爆发,某种意义而言,数字鸿沟正在缩小。同时,社会空间也在下沉。由于全民抗疫的措施要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购物、在线娱乐等数字化实践极大推进了社会中层乃至社会底层的参与程度,使得他们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社会红利、经济红利以及文化红利。

智能化,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高度智能匹配。基于下沉化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同时空场景里适配的个人垂直需要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被发现,并在完善的物联网助力下,实现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完成全过程的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匹配与智能化分发。此次健康码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对物流和人流采取精准和灵活的治理模式,体现出未来智慧城市的智能化管理前景。

不可否认,数字化进程带来了红利,但其背后潜伏的不确定性隐忧也不容忽视。首先,需警惕新的社会不均衡的出现,尤其是区域数字化建设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于数字技术掌握的差距,导致数字鸿沟消弭后又以新的方式再生。其次,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全民数字化参与程度的提高使得数据在广度和深度上呈井喷式增长,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滥用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现。

此次新冠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经济形态数字化、文化形态数字化,以及基于数字化的政治治理,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加速和升级。但是,中国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将考验疫情常态化时代的社会运行和治理模式。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可期。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