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智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发表于《国际传播》,2019年第12期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权力观的凝练,也是国际传播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核心目标之一,为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以“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利益”为逻辑起点的传播新视角和新思路。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应充分把握智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态势的新变化,把握复杂传播环境下的核心功能,从建构叙事平台、把握叙事情境、优化叙事结构、注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等维度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智能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着眼于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全球治理解决方案。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9年10月31日发布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写明: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等原则基础上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1]

作为一种与此前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完全不同的世界发展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着眼于全人类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权力观的凝练,也是国际传播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和核心目标之一。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的提出也为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人类共同命运”“人类共同利益”的传播新视角和新思路,即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全球视角和全人类的命运为出发点,更新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运行逻辑。如此,才能使我国的国际传播活动与“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践逻辑相一致。

一、智能化背景下国际传播态势的新变化

今天,“人工智能”对传媒业而言已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它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写作、剪辑、分发、监测、互动等传媒业运作的各个环节。尽管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人工智能终将将人类传播引向何处,但可以确定的是,万物互联、智能传播的时代已经来临,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诸种影响将随着其与传播逻辑的深度嵌入而逐渐显现。

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国际传播的技术手段和呈现方式。正在建设中的全媒介系统整体呈现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演进趋势,5G、AR等技术的并用使得内容呈现、传输的能力持续提高。二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传播内容与不同媒体类型的适配性。例如,智能化的编辑转换平台能够依据接收终端的数据对内容的进行自动编辑,使之与接收终端的屏幕尺寸、网络环境等条件相适应。三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了传播内容与不同受众文化背景的适应性。例如,通过深度学习,写作机器人能够掌握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读者的阅读偏好,从而具备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进行定制化创作的能力。从而改变国际传播中的“翻译”逻辑。四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其他技术一同丰富了国际传播体系的主体构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不仅仅以“辅助”的身份参与人类传播。他们成为社交媒体账号主人,并进行信息的发布、转发、点赞,而普通公众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其中,社交媒体中政治机器人的表现尤为突出。[2]五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的结合带来传播场景的泛在化。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消弭了国际传播的地理界限,智能传播则进一步消弭了媒介消费场景与生活、工作等其他场景的界限。与“无处不在”的传播相伴而行的是“难以发现”的传播。当媒介信息不在与报纸、电视、手机等特定的媒介终端或媒介形态相关联时,国际传播活动的意识形态属性也随之大幅减弱,从而呈现出更多生活化、娱乐化、服务化,甚至是商业化的特征。

媒体的深度融合和媒介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在“赋能”国际传播的同时,也给国际传播的形式、形态、主体构成等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我们应将所有主体有意或无意基于各类平台、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跨国、跨文化信息交流和沟通活动都纳入国际传播的讨论范畴中来,以期更加准确地把握智能传播时代国际传播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与逻辑;更好地运用新技术、适应新环境,实现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

二、复杂传播环境下国际传播功能的再认识

当前,技术环境与国际社会环境的偶合,形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从国际关系方面来看,受到全球经济持续走低的影响,在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世界大国的带动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思潮涌动;令各国神经时刻紧绷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也为世界格局增添着焦虑因素。美国在总统特朗普奉行的以“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为原则的贸易保护政策下,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和国际合作关系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从技术环境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借助技术优势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传播中积累的话语优势和媒体优势,国际传播中的强权政治色彩日益浓重。同时,基于用户画像的内容定定制和精准传播、能够实现身份扮演的社交机器人的参与等一系列新趋势使以往主要由专业媒体开展的、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国际传播活动具有了更加明显的社会参与特征。例如,政治机器人被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用于社会动员和政治干扰,它们广泛参与到在线政治信息的讨论和扩散环节,成为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一个变量。[3]韦伯所提出的四种社会行动,即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形成叠加,国际传播的复杂性也进一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活动的有效开展既是我国拓宽发展空间、赢得国际认同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国际话语权,保障中国方案解释权的客观要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连接。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早在大众传播时代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现代交通系统的发展提升了人们实现地理连接的能力,现代媒介系统的发展则提高了人们认知连接的能力。然而,如果说地理接近性的实现是交通技术发展的必然指向,媒介技术的发展却并非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心理接近性提高的充分条件。受到语言、文化、习俗等多重因素影响,大范围、无障碍的跨文化交流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我们能够明确地观察到,互联网发展的近40年来,无论是美国式的“熔炉”(melting pot),还是其批判者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都没有如期呈现,而是转向了通过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而引向隔离区化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monoculturalism)。[4]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以用户偏好为基础的信息定制和推送,在不断强化“信息茧房”的同时还在进一步加深着群体之间的隔离。更勿论发达国家/地区和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尚未消弭的数字鸿沟。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人类有意识、有组织开展的专门性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必然承载着更多的心理和认知连接的功能期待,实现“连接”也是对国际传播活动成功展开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2.沟通。传播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是信息单向或双向流动的过程,还伴随着信息的传送者和接收者的一系列行为反应和心理反应,这也正是传播学效果研究和受众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但在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中,出于保障传播的准确性、安全性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沟通”的空间往往被压缩。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内容以新闻为主,当新闻与当前流行的“算法分发”新闻服务方式相结合时,更容易形成单向度的推送式传播,而非沟通式传播。“缺失沟通”的国际传播要实现传播目标和效果是困难的。以国家形象塑造为例,国家形象不是抽象化的指标或根据品牌指数进行塑造的东西,而是可感知的文化心理事实;不是区隔化的形象谱系,而是在多元互动中形成的认识与理解;不是由少数精英或公司设计的,而是在日常交流中形成的形象对话。[5]可见,要通过国际传播塑造国家形象,不仅要使国际传播在内容、形式的设计过程中注重“沟通”特征的融入,还应充分考虑传播活动能否引发日常生活中的二级或N级沟通。而在当前的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际政治对话的渠道并不通畅 ,国际传播也成为国家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平台。

3.建构。媒体本身具有建构拟态环境的能力,而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下,其“建构”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环境和场景的建构上,更强调发挥情感建构和认同建构的功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给出的“中国答案”,也是当代中国全球治理观和国际权力观的体现。而如何使这一抽象的价值理念能够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公众所能够理解、接纳,则需要借助多样化的国际传播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未来命运。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还能讲好全球故事;需要具有运用多样化形式和手段建构令各国公众能够“感同身受”媒介体验情境。例如,相对于新闻、评论、纪录片等现实传播话语,电影、音乐、游戏等其他带有虚构、想象色彩的内容更便于符号和叙事来构建跨时空的共同场景。借助共同场景,不同地域、背景的受众能够形成体验和情感的联结,个人体验与抽象的理念经由具体的人物、情节形成联结,从而逐步实现从共同场景到共同体验,再到共同情感、共同认知的建构过程。在此思路下,国际传播可运用的故事素材、文化元素也更加丰富。

三、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一)打造叙事平台,建立以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工具,社交媒体成为社会交往和舆论流通的重要场域,同时,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再次改造了媒体图景。我国的国际传播主力军应当更加注重新兴媒体、新兴技术、新兴终端的运用,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经由深度媒体融合而共同走向智能媒体,未来的国际传播也将充分利用新的媒介体系。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目标。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营要求传播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生产高品质、全类型(音频、视频、文字、图片)、多终端适配(广播、电视、手机、电脑、报纸、图书、户外)内容的能力;二是,实现多渠道(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等、物流网)、多平台(自有平台、非专用性平台、社交平台)协同传播的能力;三是,适应多场景(工作、学习、娱乐、运动、在途)、多形态(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社交传播)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能力;四是,面向规模庞大的、人口特征差异显著的受众群体(年龄、身份、性别、收入、文化、地域)开展差异化、垂直化有效传播的能力。国际传播者还应该能够利用新的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获得海量素材,以贴近性思维创作易于接受的跨文化内容产品,并利用感知智能去判断特定场景下人的状态和需求,利用运算智能和大数据去将适当的内容推送给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使用者。换言之,追求国际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6]

(二)注重叙事语境,避免自话自说

我们可将国际传播的“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二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即我们所遵循的新闻或传播的基本叙事规则;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 、性别 、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7]在国际传播中,社会历史语境往往是造成理解障碍或传播困境的原因。

从发达国家国际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看,国际传播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话自说阶段,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早期,形成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第二个阶段是回应关切阶段,也就是民族国家大量兴起后,各国主权意识增强,利益冲突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对独立国家的各种关切进行适当回应,从而诞生了各种传播手段与方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国际现实。第三个阶段是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争取话语权,话语权来源于原创话语,依赖于主动的议题设置。这种原创话语能力,即概念化(conceptualize)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然后把原创话语,即概念进行普遍化(generalize),并为世界所说、所用、所认同,更是一个国家硬软实力联合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GTN、外交部为主体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传播活动中看到对国际关切的正面回应,但同时也注意到还有相当一部分国际传播的叙事格局还处于自说自话的初级阶段。而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角度来看,唯有我国的国际传播尽快步入原创话语阶段,才能有效地进行概念阐述和话语体系建设。例如,国际舆论态势表明,“目的”是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疑虑来源,其原因在于西方“零和博弈”思维逻辑与“合作共赢”思维逻辑的冲突。我们的国际传播可以通过“叙事语境+传播对象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确定传播的语境,从而尽快走出自话自说的阶段。今天,得益于数据挖掘等技术的辅助,我们可以更加便捷和准确地通过用户画像等方式描摹传播对象的社会历史语境。

(三)优化叙事结构,强化体验性与可述性

德国认知叙事学者莫妮卡·弗鲁德尼克归纳了叙事的深层结构的三个认知参数,即体验性、可述性和意旨。她指出读者的认知过程是叙事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以三个层次的叙事交流为基础:一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基本层次的认知理解框架, 譬如读者对什么构成一个行动的理解;二是,通过五种不同的视角框架,即行动、讲述、体验、目击和思考评价等,对叙事材料予以界定;三是,文类和历史框架 , 譬如“讽刺作品”和“戏剧独白”。[8]这一分析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从叙事结构的角度重新思考国际传播中编码与解码的路径。例如,在国际传播活动中,“意旨”通常是最明确的一个参数;叙述内容与叙事者本身的体验相关联时将增强实践的可述性;当叙述内容与受众现实生活中形成的认知框架相匹配时,将更容易被理解。欧美的电影产业正是通过“植根人性”实现与最具普遍性的认知框架相匹配,实现跨越价值观的地域和文化界线全球传播。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倡议,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尤其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叙事结构的设计,拉近其与普通公众的距离,获得各国人民的理解和认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共同体》中的描述:“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9]通过这样一段细腻而诗意的描述,“共同体”由抽象的学术命题转化为拥有最为普遍认知基础的日常概念——家;同时,通过对“寒冬——壁炉”这一具有普遍体验经历的场景和具象化的事物的描述,共同体形成了与叙述者和读者都有的共同体验经历的联结。此时,对共同体的理解,不仅是字面的,还可能由此产生情感共鸣。

(四)合理把握国际传播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技术是生产力,是催化剂。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我们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带来的诸多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以更好地把握和协调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国际传播实践逻辑,写稿机器人、AI主播的加入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变得更加热闹,多级多元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扩大不同主体国际话语表达权和国际传播参与权的同时,也在滋生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假新闻。现阶段,智能媒体在内容生产、翻译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优势,但还不足以胜任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的工作,特别是当话题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相关问题时。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和信息分配在实现精准化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值得正视的潜在问题,即这是一种以迎合受众观点和偏好为逻辑的精准化传播。换句话说,越是采用这种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就越会肯定或强化受众已有的观点和态度。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建构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形象扭曲、认知滞后等问题广泛存在。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算法对受众偏好的判断为基础开展,不仅不能有效树立立体、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还将使得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情况无疑是与我们国际传播活动的初衷相背离,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事实导向传播形成对观点导向、情绪导向传播的对冲;在制度层面,重构顶层架构与流程,减少信息衰减;在主体层面,鼓励多主体交流,而不是选择性交流;在信息方面,进行更多观点交流,兼听则明。

参考文献:

  • 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胡正荣,张磊.欧美电影中的价值观传播[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09):30-33.
  • 李智.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国家形象研究的方法论反思[J].新视野,2015(06):124-128.
  • 王润珏,胡正荣.真实、立体、全面: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出版发行研究,2019(08):81-84.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和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学科)(项目编号:GJ19013501)的阶段性成果。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05/c_1125195786.htm[2019-11-6]

[2] Algorithms, bot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US 2016 election: The challenge of automa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or election law and administration[J] . Howard,Woolley,Calo.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 2018 (2)

[3] 张洪忠,段泽宁,杨慧芸.政治机器人在社交媒体空间的舆论干预分析[J].新闻界,2019(09):17-25.

[4] Welsh W. Transculturality: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M],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ed. Space of Culture, London: Sage, 1999.

[5] 单波.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5(05):32-36.

[6] 王润珏,胡正荣.真实、立体、全面: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出版发行研究,2019(08):81-84.

[7] 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1-8.

[8] 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09):1-8.

[9]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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