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4期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从初期重创湖北武汉，迅速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表面看媒体对信息的传播也像2003年非典期间，经历了从最初的信息不足到中期的信息过载，到后期的信息基本对称，再到新一轮的信息供求博弈，但是这次疫情是互联网迈向智能化、万物皆联时代、自媒体全民化后的第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最基本手段，更是最核心的驱动力。对媒体来说，疫情时代是大考，后疫情时代是升级。

    首先，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够考验媒体资源配置与效率，能够考验媒体生产、服务与平台整合能力。疫情防控中各种媒体普遍做法是通过聚合资源，加大供给，精准传播，吹哨监督，垂直服务等，使内容服务化、服务平台化、平台数据化，力争达到信息供求对称。特殊时期激活的媒体生产力与临时重构的媒体生产关系是有其特殊性的和共时性的，如何将其转化为普遍性和历时性，这是对媒体的大考。汇聚和用足资源是基础，特别是政府、社会、公众等重要的核心资源，从而开发和建设关键的资源库，基于这个资源库，向区域、垂直用户下沉，提供深度内容与服务。不少各级各类融媒体中心正在将众多资源聚合起来，使全媒体平台成为区域或者行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与数据服务的平台之一。

其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够迭代升级媒体功能。疫情防控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所有媒体的各种实践都可以突出地显现媒体功能也因时代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升级迭代。工业时代大众媒体的告知、监督、娱乐与守望等功能，正在丰富多元化为传播协同、监督上下、服务对称、疏导阻滞、提升治理的复杂网络社会需要的功能。此次疫情中全球主流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非线性、非中心化的复杂网络社会中，主体、渠道多元化，自媒体在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特别是传播强度、速度、范围、频率等方面与机构媒体有着巨大的差异。自媒体的弥散性、自组织性、非科层制、非线性、非中心化完全适应了当下和未来复杂网络社会的特质和需要，也是这种社会的标配。

第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够升维全媒体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力量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此次最让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应该是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重新构建社会生态与媒体生态的关系，这其实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命题之一。复杂网络社会的治理模式一定包括信息网络化、资源数字化、决策与治理智能化。信息供给与消耗是耗散结构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和特征；信息交流与自组织又是保障社会协同性的根本要素；信息输入与输出还能决定社会突变的方向、程度与结果。从已有的媒体实践看，包括机构媒体和自媒体，已经全面地反映出了复杂网络社会治理的耗散结构、协同性和突变性的特征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