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正荣 李涵舒 青年记者杂志 2022-09-28 07:30 发表于山东
导 读
透视智媒时代舆论传播机制中的表征，探看舆论场域中海量同质化的信息堆积，有助于揭示舆论场域中的历史与现时的诸多悖论。
近年来，多元媒体融合不断深入，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果助推媒体生态的智能化进程。[1]这意味着智媒时代更为纵深地与多元的数字媒介联结，泛媒介化数字生态格局渐趋形成，而置身于其间的传播主体、受众都不可避免地与媒介产生更多互动与黏结。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媒介形态以及信息传播范式遭受冲击，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助力智能媒体传播格局的重构。基于移动互联、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智能匹配的智能媒体，已深刻嵌入现代媒介信息生产、分发、反馈等层面。智媒时代的多元媒体平台，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但智媒时代的主体对媒介依赖性愈益明显，也存在着数字媒介的另一困境：人的本体功能急遽被压缩或削弱，传统技术驱动的传媒形态逐渐由单一模态向多模态方向衍变，新闻舆论治理问题于焉浮现。
通过对智媒时代的舆论格局及生态展开廓清，基于智媒时代的媒介生态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现状，展开对数字媒介多元融合衍变的规律和趋势探析，梳理智媒时代新闻舆论的突出特征，进而剖析全球的舆论情境与传播格局，纵深探析新兴数字媒介技术对舆论传播的影响，可以为多元融媒的全模态传播提供借鉴。
智能媒体的舆论表征
作为新数字媒介场域中的重要交流载体，智媒技术因其对人-媒介交互的高配适性，附着于数字媒介之中，正以一种潜隐的数字化特征，渗入人的日常生活，承担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功能。智媒场域中的舆论由数字技术驱动，基于传统社会中的熟人交流场景到虚拟网络社会中个体的陌生化关联，智媒场域中的新闻舆论因而呈现出“新的主流舆论演化趋向”[2]，与此同时，它也助推着现时媒介语境中的个体改善其对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与洞察。因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传统传媒行业的急遽更新迭代，不断为信息传播、媒体生态环境填充各类符号，如文字与网络、图像与新技术等的融合，即为舆论场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全视听感官以及非严肃性的传播内容的传播生态，其间映射着新闻舆论传播范式的余续，也呈现了新的智媒体系建构与媒介表征。
（一）人机共生的舆论格局
智媒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及状态。首先是视频化信息传播，全球传播区隔以及疫情叠加的风险与危机，物理隔离在时空距离上阻断病毒的传播以及信息传播生态的圈层，致使大量信息传播聚集在虚拟的“云端”，个体的切身体验与言说，依凭生动的即时视听化信息传播与舆论交流，而实现了共鸣收割以及信息交流。其次是多元化主体传播，鉴于整个数字传播生态的革新，万物皆媒、万众皆媒已成为数字传播过程中的常态，但背后的传媒逻辑是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之间的传播形态转化也是多元化表征的一大体现，即以智媒为技术基础的数字媒介实践，在智能标注、语音合成以及跨屏转码的数字技术编辑中，不断被复制、传播，进而使舆论信息生产与传播内容具有碎片化、散点式以及进行时等诸多特质。
随着智媒技术的不断推进，人-机交互纵深发展。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原本是指人类与电子计算机之间的合作互动的发展阶段，人机共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智媒时代，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是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三者的整体变革与整体秩序构建，这是一个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新秩序。因此，人机共生视角下，智媒技术赋能舆论实践。一方面，智媒能够加速舆论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智媒能够有效甄选出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内容进行传播。随着智媒技术对舆论内容的逐渐渗透，个性化、针对性强的舆论逐渐出现，并且会在新闻传播中得以体现。此外，智媒技术不断演进还会影响受众对于智媒的整体感受，舆论生产与传播中的“人机协同”等内容将不断人性化。与此同时，提升受众对于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也将成为智媒技术赋予舆论传播的新特征。
除此以外，智媒技术深化了身体媒介与其他媒介的深度融合，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消弭正在显现。而库利所提出的“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互相映照着对方，与他人的交往是形成‘自我观念’的必要手段”[3]的观点仍在现时世界中被不断提及，智媒语境中的人与人之关系、人- 机交互界面，都被数字技术转化至虚拟空间中，并最大程度地实现“媒介是人的延伸”。生物量子芯片、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嵌入，不断将现时世界中生产的信息实现直接收集、储存、回放、传递、分析，无需借助外在设备，突破人的“技术身体”，基于此实现针对传播主体的特定个性化场景传播实践，因此明确舆论内容的主体性判断是智媒时代舆论研究与舆论应对的重要基准点。在智媒时代，舆论内容看似是通过智媒作为产出主体，但舆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本质而言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作为文化的主体，通过与智媒的协同关系，主导了舆论内容的走向。
(二)智媒场域的算法赋权
算法作为一种中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人的认知方式。数字技术驱动的智媒，以其多元变动的形态，多维展现舆论场域中的数据之谜以及算法表征。社交媒体终端设置的多样化以及元宇宙的风行都证明了数字对新旧媒介生态的融合与感知置换。在智媒时代的“虚拟-现实”场域中，数字空间、现实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多维融合网络，都一统于数字构造的算法结构，并在与信息传播的交错网格中促进新闻生产。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方式以及受众参与等方面革新，推动5G技术的突破以及拟态社会氛围的形成。当前新闻信息舆论传播环境Web3.0时代的转向——万物相融、万物智联，也即以数据为代表的算法，隐匿于独特的算法暗箱装置中，不断变换形式以诉诸5G通信、元宇宙以及云计算等概念范畴，默然操控着隐入暗箱之中的单向度传播，将之变为一种多元传播以及多向互动数字传播。
同时，数字媒介收集用户的观看偏好、兴趣，经由大数据统计核算之后，再度推送新一轮用户喜爱的舆论信息，此举奠定了舆论生产环节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其消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凸显媒介各方隐含力量的对立与冲突，进而呈现对应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各方面的算法机制和影响因素。但经由数字媒介所建构的人-机协同舆论格局，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不消”[4]的动态机制，由此人在面对机器、遭逢算法时，方能有更多主动权。人与世界的连接模式，最能映射人在不同方面的社会关系需求，而个体舆论的兴盛，昭示着人对大数据智媒时代的本能抗拒却又不断追逐的面向，舆论场域中的各色人生、各类现象以及多种文明，都通过算法这一潜藏于媒介背后的理性逻辑，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建构。
断裂与融合：信息舆论场域的实质
“未来智媒时代逐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个性化以及社会化特征”[5]，与以往的单一连接模式不同，数字媒介依凭数字技术渐趋实现信息舆论场域的个性化建构。纵览媒介发展史，作为对象的技术与“在场”的传播主体不断交织、纠缠，信息传播过程中身体作为媒介的抽离与卷入，无不是在断裂与融合中归返信息舆论场域的本质之所在，也因此，需将人本身纳入舆论场域的讨论之中。
(一)舆论传播场域中的隐私危机
在诸多数字媒介舆论场域传播背后，个体隐私危机也一共并存。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视域而对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展开批判与理论透视，他们对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性展开评述，透过作为中介的媒介而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个体成员所对应的传播与受众的结构性认同关系。而与之相反，麦克卢汉则认为“‘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与形式”[6]，信息舆论传播场域中的现时社会情境建构，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沟通过程中所关涉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非内容。再有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对第一、第二媒介时代的划分，也是聚焦于媒介形式，对媒介生产信息、传播信息过程的技术特性表示关切，这种媒介偏向性的隐含意指，也是对媒介的一种数字化进程的反思。上述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三种观点，不论哪一种，都有其合理的社会语境与生发传播土壤，媒介形式影响信息舆论也好，媒介内容推动数字传播也罢，隐藏于技术背后的隐私危机不应被忽视，即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已经成为新闻媒体融合与转型的焦点问题[7]，而视频信息舆论场域中的身体或符号表征，都是将“物质身体”或“技术身体”作为引流的关键要素。舆论场域中的暴力往往来自主体与媒介双双合谋，进而致使泄露个人数据、展露个体隐私等的风险增大，在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断裂中，身体本身所关涉的隐私危机凸显。
(二)情感驱动下的舆情流向
社会媒介中的传播者与受众均为个体，个体更明显地呈现其受情感驱动而传达的舆论情感偏向，而群体则呈现“乌合之众”式的群体煽动或某种社会情感的推动而做出的群体舆论面向。智媒时代传播技术的融合发展，实现的是“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形态”[8]，不同圈层的相同内容生产机制消弭了不同物质生产空间中的生产与传播权利，草根或精英的“受众赋权”程式打破了信息舆论场域中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用户与受众在舆论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单向度、被动地接受转向了内容生产、参与传播的主动情感趋向。智媒场域中的原有权利关系被打破，信息生产机制在数字技术这一隐藏的巨大推手作用下，重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以及用户接受的体系，数字技术的拥有者渐趋成为内容生产环节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智媒时代，舆情的流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一凸显，如郑州暴雨、丰县“铁链女”以及唐山打人事件中舆论分裂极为突出。借鉴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看，舆论场域中的信息制造者与接收者都并非直接对符号做出反应或答复，而是在对个体传达信息的编码以及解码的互动中，达成某种共同理解并形成自我意识甚至群体意识，这种互动经由人与数字媒介的交互与传播，进而影响个体再到群体的情感，形成一股舆情共识或流向。
智媒时代的舆情对策
智媒时代数字媒介与个体生产的信息内容，会对社会产生潜在影响。媒介多元化以及信息生产草根化固然有利于更多民间声音的出现，但智媒时代的快速发展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困境，致使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首发、独家等维度减少了吸引力，低门槛、社交媒体使用率高等使舆论场呈现繁杂的丰富景象，舆论的治理尤为迫切。
(一)技术赋能：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技术赋能受众，手机普及奠定了民间舆论异军突起的传播前提，丰富了当前数字媒介的传播生态以及格局。首先，智媒时代舆论路径逐渐个性化。智媒通过发现用户偏好、帮助用户筛选个性化内容进行精准推送，助推热门事件发酵。其次，面对文字传播在“快节奏阅读时代”的传播乏力，视觉化舆论表达将成为辅助智媒传播舆论的新助理。虽然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多样化，迎合了当前人们的视听需求，但多模态复合型话语需重视并加以实践，综合利用视听感官、图像文字以及符号编码等多模态话语来实现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的加持，可以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诸如红色资源云端化、革命文化内容多样化以及红色场景还原化处理等，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属圈层的经济、文化等的影响，进而影响其信息选择偏好，但是依凭数字技术赋能普通受众，在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中，助力用户化解自身经验、圈层弊端以及认识盲区等因素，可以重构当下舆论媒介的文化语境与传播氛围。具体而言，可通过“更有效的人机协作，消除传播中的信息疑虑，以便更有效地消除人对人工智能的疑惧”[9]，更加全面地呈现个体的需求以及文化群像的形塑。如2021年7月河南卫视《唐宫夜宴》的“破圈”展演，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于一体，集虚拟场景与现时舞台于现时多模态场景之中，为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技术赋能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化解危机：个体与群体情感的合理分流
如前所述，身体在智媒时代受到很大关注，但智媒时代的身体存在异化风险，如何积极建构“流动”的身体，强化身体传播的价值和作用，是化解多元融媒语境下的舆情危机的思考基点。哈贝马斯强调的尊重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的交往理性，也都是要祛除数字智能媒介魅影的“工具理性”成分，而突破其仅“服务社会上层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基本目的”，[10]更为深广地触及数字时代个体的素养以及个体的积极创造。
数字技术与新闻传媒耦合，加剧传统媒体行业进军国际传播的面向和进路，也带来新闻内容创作生产、受众接收场域和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带来的海量信息与复杂舆情危机，还需依凭数字技术来化解：其一是借助现实物质媒介实现对主体信息泛滥的控制与舆情的边界控制，“人”借“物”力而实现对信息的判断与控制；其二是用“虚拟”增强“现实”，精准还原事实真相，侧面勾画个体、群体与社会，获取更多共鸣。首先，在信息生产环节上，不仅要考虑意见领袖、新闻媒体、利益集团、文化名人等主体，还需将为算法算力提供动能的“服务器”纳入新的考量标准，不同的算法平台影响舆论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趋向。其次，主流媒体在深度融合基础上，应凝心聚力，通过多方平台、多方联动，分层次、有分量、接地气、有温度地实现创造性表达形式，同频共振、同向聚力，构建全新的信息传播格局。同时，需厘清舆情背后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深刻性，挖掘交织在舆情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与话语，避免舆情引发震荡与不满情绪，从多个环节、层面实现信息生产模式与生产思维的变迁。
结 语
综上所述，透析智媒时代的舆论特征对化解后疫情时代传播困境具现实意义。正如媒介理论家道格拉斯·鲁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人类团队》中所言：“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前数字时代，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必须闯过去。”面对智媒时代的困局，我们应当在５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加持下的媒介环境中进行主流价值观表达，不断发展壮大主流媒体，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助推国内、国际传播的舆论主阵地建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形下，应积极建构传播机制与话语，深切洞察现象级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形成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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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浩，袁璐.智媒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媒介特性与技术路径[M]//高晓虹.北京：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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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涵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李涵舒.智媒时代舆论的特征、实质及对策[J].青年记者,2022(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