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风险治理研究 2023-05-21 09:04 发表于江苏

【摘 要】新观念和新思想的产生绝非也不应是迎合新传播技术及新变化的产物，而应是以人类长久地、更好地生存、生活与发展作为应然价值、追求目标而进行的观念更迭。体现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则可以归结为学术性、开放性与思想性三者间关系的问题：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与普遍；学术性源于实践、抽象于实践，是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保证；思想性是学术性的跨越与升华，是知识体系长久价值的保证；开放性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实现的基础，是知识体系普遍性的保证。在保证严谨学术性的基础上，关注思想性与开放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活动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更为紧要的面向。

【关键词】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

【作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2023,No.465(03):14-23.

—文章结构—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责任

（一）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责任

（二）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责任

（三）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二、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属性

（一）关于人与技术的思想

（二）关于建构主义与知识实践的思想

（三）关于唯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本主义思想

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

（一）学术性

（二）思想性

（三）开放性

新技术带来了传播革命和社会结构变迁，以西方为中心的、在传统大众传播语境下诞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传播实践的解释力逐渐减弱，现行主流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正面临严重学术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逐渐在互联网、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机、电商物流以及智能车联网等众多新传播与交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今天中国本土的传播实践创新与传播生态繁荣在全球独一无二，俨然成为了全球学人向往的研究田野和新思想的襁褓之地。传播作为社会构成性要素的影响日益凸显，已经来到了社会的中心，专业发展与现实实践都对知识创新有所需求，但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仍然在旧范式中打转，呈现高度“内眷化”状态，在实践升级与范式危机双重召唤下，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通过彰显思想去引领学术创新，理应成为当今时代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旋律。笔者认为，加速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辩证地分析其中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三重关系。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责任

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自身的发展需求、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三者共同呈现出系统并存之势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速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责任重大，刻不容缓。

（一）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责任

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为源头发展出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所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问题存在一定价值偏差和语境缺失，对于指引人类共同命运与前途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缺陷。具体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现状，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从百年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和发展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外，当下现行新闻传播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几乎不分语境全部照搬西方。在学术的科研面向上，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以更开放的视野探索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范式的可能，但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繁多，产出的中国特色概念理论寥寥无几；在学术的教育面向上，尽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近些年在全国各类型、层次高校中如雨后春笋般新立扩张，但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依然在大多数高校课堂中被当作核心基础知识对待，且多数时候只讲概念不讲语境。于是，中国青年学子在学习新闻传播学知识基础和关键处就出现了以下问题与现象：盲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实践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新闻传播学科学主义倾向、对不同范式的认知混乱以及对研究方法的迷茫和缺乏学术规范等。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历史在人与技术可供性共同推动下不断流淌。进入现代社会，政治承诺与资本扩张裹挟着传播与交通技术加速发展，人类交往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全球传播生态与整体社会结构因此一直处在快速流变之中。就此，摆脱大众传播框架束缚之后的新闻传播学成了最直接关注与研究这一现象的哲学社会学科。随着社会系统广泛媒介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边界不断延展，媒介哲学、媒介文化、媒介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地理学、健康传播、计算传播、智能传播等各种冠以“传播”与“媒介”的交叉研究领域萌现，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后科学知识社会学（Post-SSK）和实践范式转向等研究视域的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路口”的名号越来越扎实。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从互联网、移动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大数据算法到元宇宙，全球传播科技的发展似乎毫无任何停滞的迹象，近期由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人们对未来智能传播生态的憧憬和对人的境况担忧的热潮，此时肯定有不少学人正在对此进行观察与思考。现实表明新闻传播学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多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叉转化属性的凸显程度距终点尚远，从本质上看，理论与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张力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需要重新构建的根本原因。

（二）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责任

对真理的追求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共同的目标，但区别于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绝对真理的聚焦，哲学社会科学的真理探索无疑关涉到人的问题与主体性的意义。自科学成为人类普遍信仰以来，在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系统中的各子学科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与质疑。尤其近百年，全球化的维度与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先发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方面的势能在各学科领域的发展都引领全球，今天绝大多数社会国家所持有的关涉主体与存在、价值与意义的现代知识体系都源于古希腊认知理性。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为本源的哲学基本问题并未被参透，但显而易见，人类世界的现状是偶然与必然耦合结果，多元文明在不同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及迥异的历史语境中一齐推进着人类命运，一元的人文知识无法适配人类世界千百年来发展出的多元文明，更无法单独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多元危机。科技的发展将整个世界紧密相连，文明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在被传播技术的力量拉进另一个世界，在不同的终极关怀下发展出来不同的现实世界，它们之间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磨合，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如何才能对这个加速变迁的世界一直保持着解释和发现的能力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中，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公认的前沿交叉学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实际上都正引领着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

（三）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理想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其中再次强调了“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的重要性，这关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增强，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源泉。对于“话语、思想、文化、文明、传播、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影响力”等上文出现的关键概念与问题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具有“直接学术责任”。

二、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属性

（一）关于人与技术的思想

劳动－语言－思想是人类能够超越其他物种发展出多元智慧文明的元特质。“如果将过去五千年的技术发明一下子都消除的话，对生活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但人还是人，但如果将人的解释能力消除的话，那么人就将沉沦于比任何动物都更加孤立无助和更加野蛮的境地。”通过劳动，人类拥有了语言文字，思维逐渐抽象化塑形出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随之日益精细的工具技术和组织技术出现，而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技术并不比其它动物更先进。科技越复杂先进，对人的遮蔽越深刻，发现与否定“人”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实践。从洞穴壁画到甲骨文、莎草纸、印刷术、小册子、大众报纸，从广播到电视、互联网、卫星通讯、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元宇宙，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创新都将人类交往方式与组织结构带到新阶段。但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我们“对工具、武器、物理器械和机器的高估已经模糊了人类发展的真正道路。”当人类享受着科学理性不断提升的便利之时，也总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机。

当下科学技术有逐渐凸显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发展趋势，尽管技术的发展并未脱轨人类社会的需求，也有类似“软媒介决定论”的解释，但在人类整体文明结构化过程中，技术被主体化、人被物化以及意识与物质之间有被拉平可能的暗示一直暗藏在技术哲学的论述之中。一旦人的主体地位在伦理上被突破，科技的发展不被加以价值理性的钳制的话，如果摩尔定律有效，那么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不久的未来人类的存在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警惕。当人的主体性不再彰显，科学技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人将从技术的目的变成技术的手段，表面上看似乎是技术导致，本质上是思想与价值的问题。若期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技术所导致的问题的话，只会从一个深渊走入另一个深渊。科技在资本扩张本性的裹挟下不断创新，带来的是手段的便捷与高效，而非更多道德与正义，被解放的生产力更多在资本与技术双重逻辑中成为“技术黑箱”，越是先进的科技对人的剥削与异化越严重，人与科技之间应有的伦理关系越是模糊。因此，技术和资本不是讨论公正立场和伦理关系的对象，这个对象只能是人的思想与价值。人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编织成一种伦理关系，规范并促进了人的发展，若看不到这份伦理关系中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话，科技引发人异化而导致伦理失范将不可避免。“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中，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最终归咎于人的全面发展。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源自彼时技术的可供性，但工业革命真的发生总体上是因为人类的丰富想象力和勇敢实践。信息革命亦是如此。幸福美好是人类的追求，也是人类才有的一种主观感受，卢梭说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反过来又滋长闲逸”是想揭示在具体科技发展状况中，并非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那么科技在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的路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ChatGPT 这样的计算传播技术能给人带来幸福美好么？技术的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科学主义倾向和实证主义大概率不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批判的学术研究找不到真正对人解放的方向，因为这是思想的问题。

（二）关于建构主义与知识实践的思想

新闻传播学本就是一门被建构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在这体系中诞生的知识通过话语实践又构建着世界。自然科学主要看结论，而人文社科知识关键在过程，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人文知识的对象则是人的多种可能性。“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命运的人文知识(knowledge offate) 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fact)”，学者赵汀阳在“知识、命运与幸福”一文中对人文知识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探讨，认为人文知识是关于人的知识，是试图把握命运的主体间性技艺，是对命运的理解，又是对命运的参与，是知与行互动的过程，是创造观念和价值体系、建立制度和规则、造成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创造命运的艺术。对人文知识进行探究的行为本身就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尝试，无论正确与否，关于人的价值与命运的知识都会对人的实践产生暗示，而人在实践中发生的变化又对知识进行改造，例如萨义德在 1978 年提出的东方主义使得西方人民对东方世界的偏见延续至今。人文知识的对象不是事物和世界，而是事物的价值或意义，是许多可选择的生活可能，是命运。诚如有学者从“思想即实践”批判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观念这一行为本身带有强烈的现实暗示与引导进而增加了冲突可能性的嫌疑一样，“对技术主体性的普遍承认”这一观念的强调也可能会增加其被接受的可能，引发“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被否定以及意识湮灭的可能。针对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论，中国提出了文明互鉴论，西方坚持零和博弈的观念，中国则践行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当这些概念被探讨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出者在对“社会的想象”付诸行动。赵汀阳提出“人文知识在本质上只是某种建议、策略、对话、交往和诱导，因此，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这样看来，人文知识就是“知行合一”的知识，哲学社会科学与世界之间就是对话的关系，“知”与“行”的互动正是在塑形政治、信仰、价值与观念的过程。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只是人们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精准表征，并非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世界的法则，更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随着人类的进步，知识体系必然要不断变革、升华和改写。知识是情境化、个体化的产物。例如被视为新闻传播学核心基础理论的“议程设置”，其内涵从诞生至今一直在努力不被实践抛弃而不断流变。因此，这里我们要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生活中的知识源自实践，获得关于人的知识必须诉诸实践。因此，知识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更是一个实践论范畴。

不同的人文理念导致不同的技术哲学。资本裹挟技术会异化劳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异化的程度与范围、警惕与遏制异化的机制，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下相差甚远。中国传统的儒、道、墨、法以及禅宗等哲学思想关注人内在的道德秩序和世俗生活，西方传统的认知理性与基督教文明关注外在的力量规律和救赎，中国传统思想是

追求通过天人合一“得道”，在于成事而非“知道”，中国哲学思维是“形势思维”的实践智慧，西方哲学思维是“本质思维”的知识智慧。东西方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差异使得两种文明对“器”与技术物持有不同的认知与期待，百年前的中国拥有丰富技术发明，却没有引发类似西方的工业革命似乎可以作为佐证。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新闻传播学知识被具体语境所建构的痕迹显而易见，而如“新闻自由”对世界影响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今也是昭然若揭。从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思想的生发是具体语境的偶然与普遍规律的必然的耦合结果，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诞生的中国式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将会为世界建构一份区别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中国思想与中国式关怀。

（三）关于唯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本主义思想

实证主义是传统新闻传播学知识生成的主要路径，除此之外还有话语阐释和批判路径，从哲学视角看，他们之间是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分歧。科学哲学与科学主义本身是一种人文知识的概念，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实践的经验，也是建构的结果，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道路的选择。科学与理性诞生于西方并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是现代社会的思想起源。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去量客观世界以及人的主体性问题，其实就是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根基的价值实践。当视自然科学为知识的唯一典范并把科学性作为所有文化价值评判标准的时候，科学主义出现了，或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据《韦伯斯特大词典》，scientism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 1877 年出现在英语世界，伴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最为盛行，定义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并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追求知识的信念。”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繁荣的产物，主要特征包括：信仰科学是合乎理性的，信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确认科学是程式化的事业，相信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推广至一切领域和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它将人对象化、抽象化，人的问题在这里成了科学的问题。当资本逻辑与科学主义的实践相遇，人便开始异化，这也是现代危机的根源之一。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胡塞尔认为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于实证主义，“现代人的世界观完全受实证科学支配，并且被唯一的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回避了对人性具有真正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20世纪中期的大众媒体时代，在对战争和选举中信息传播活动研究总结之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学诞生了，由于特定历史语境和各种偶然因素，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学首先被引入中国并同新闻学联姻进行学科建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今天影响了几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对中国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制与发展的影响全面且深刻。其间文化－批判主义范式和技术－环境主义范式的传播学经典著作一直都在被国内学者引进推广，但影响力相差甚远。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视媒介为工具的技术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近乎唯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并没有关照技术的主体性可能，它也忽视了人的主体性。新闻学与传播学都非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讲，主流新闻传播学的核心预设绝非客观的定理和规律，更非真理，而是具体语境中具体传播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引发的一种阶段性的偶然与必然并存的产物，经验主义范式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解决关于人在传播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其范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局限性最为明显。在资本与技术深度交融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大背景中，新闻传播学的范式危机与革命也正在发生。“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一种传播的人本主义研究范式逐渐兴起。随着传统范式受到各种质疑，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范围内，对作为极具交叉属性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与边界、研究对象与问题以及对范式类型的归纳总结一直热度不减，从多元视角开启的新闻传播学范式反思与创新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 

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

（一）学术性

在《辞海》中“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英文 academic 与 academia 都可与之对应，academic 一般“用于描述与在学校、学院和大学所做的工作相关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学习和推理而不是实践或技术技能的工作”，academia除了可以翻译为“学术”，也有释义为“学院、学者、学术界”等名词。今天“学术”一词的使用非常广泛，“广义上说，学术涉及整个知识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指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和专门化研究中特有的属性、精神、风格与品格等，也指学术研究、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等科学思想。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专业归属、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专业归属指在学科建制体系下，一项学术研究所产出的学术成果或所建构的知识需要有某个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作为归宿；问题意识强调研究要有真问题，其次强调在专业领域要有学术想象力；理论创新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能够在实践层面或在理论层面对专业学科发展有所贡献。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来说，构建过程中在学术性上首先是要对新闻传播学的历史、范式、框架、概念和理论等核心问题重新厘清与界定，要明确新闻传播学除了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外，也具有人文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特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维度对已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生成语境进行客观还原，以期发现新知；第二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与教育的观念、措施与评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范式”中进行重新设计，创新解决新闻传播学的普遍性和语境性问题；第三是要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交叉属性和前沿属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不断加速出现的新技术、新现象、新问题与新知识提供充足的兼容空间。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水平方面。学者 ErnestL·Boyer曾提出学术水平应拓展为“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运用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的学术水平。”从建构主义知识观出发，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应用性、交叉性和语境性，在学术科研、教育教学中与媒介实践中，社会各领域都与新闻传播活动有相关性，从传播到交通、从内容到实践，知识生产场域并非局限在文献之中。当下，新闻传播学界乃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经历实践范式转向，对于中国来说，实践范式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传播实践相契合，因此，媒介实践范式可以作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变革的基础方向。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的建设不能依靠单一研究方法，学术水平的评判也不能完全依赖传统范式的学术规范与标准。实践范式引导学术实践，学科在实践层面自然要更加重视“政产学研用”之间系统协同创新关系，重新思考与设计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机制。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规范方面。“学术规范”最早来自 R.K.默顿在 1942 年《论科学与民主》中提出的构成“科学精神”四大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讲学术规范，重视学术规范和“要想富先修路”一个道理，就此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加速发展。无论国内外学术界，一方面，普遍公认的学术规范规则是对话的保证；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灵魂是学术创新”，明确的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成果科学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因此，新闻传播学范式创新需要遵循现行学术规范，以此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国际学术界中进行传播、交流与对话。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学术界现行的学术规范基本上都是西方定下的规则，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判定权都掌握在他者手中，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人文知识，当与西方世界现行的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利益立场不同的学术文章投向西方主办的国际期刊时，其评判过程必定存在固有偏见和无意曲解。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思想舆论斗争可谓无处不在，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传播思想、创造思想的知识，其学术交流本身就是一场话语的争夺。因此，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平台，逐渐搭建由中国制定的科学严谨、开放包容的学术规范，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思想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接轨世界的步伐逐渐加快，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潮席卷华夏大地，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着西方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正是在此时期，结构－功能/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被当作传播学的全部知识被官方认可引入中国与新闻学联姻建制。思想家李泽厚描述中国学界在90年代出现了“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态势，这番景观也直接体现于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学术规范与思想创新之间的张力与时空语境和价值立场有关，思想是学术之“道”，学术是思想之“术”，当强调学术性时，注意力在方法与规范；当强调思想时，注意力在问题和观念，二者辩证统一于时代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危机四伏，在传播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科学理性也正在用方法架空着价值与思想，被科学理性遮蔽许久的人与价值的问题在加速社会与风险社会中愈发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的发展都需要彰显思想的力量。“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全球力量转移和价值转移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凸显，思想淡出”之迷雾正当消散时。以下将通过辨析三组概念去认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性内涵：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性与自然科学的思想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生活本身的问题，与价值判断和意义有关，是主观问题，本质上讲就是思想性的问题；自然科学 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无关价值判断与意义，是客观问题，极端地讲，自然科学的思想性体现为单一的科学主义思想。世界本是浑然一体，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只是人的一厢情愿，人的问题正是两者的中间地带，如果将人的问题完全放入科学主义视角，那么一切都将成为客观对象，哲学社会科学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二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广义上讲同人的关系、立场与意识形态有关，狭义讲与国家体制、道路属性与利益立场有关；思想性与人之所以为人有关，是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政治性更多情况下寓于思想性之中，思想性应以政治性为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思想性与政治性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与新闻的思想性。新闻的思想性主体是具体新闻内容，意在强调其中所隐含的思想观念与立场态度，是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舆论影响的一种承认；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主体是新闻传播学知识，具有语境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强调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关涉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学科，对新闻传播相关话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是对这种影响的一种发现、承认、判断与引领。 

综上所述，在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过程中，如果将新闻传播学的思想性与政治性混同，产生的范式将会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特质，理论与概念将不具普遍性；如果将新闻传播学的思想性完全放入科学理性之中，那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人将被物化，人的全面发展将被磨灭。因此，作为一种被建构的人文知识，关注新闻传播学思想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实践，这关系到对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守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库恩提出的范式是一种被接受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当我们辨清技术主体性、唯科学主义倾向和西方资本逻辑三种都是将传播中人的价值抹平的“无人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式关怀的思想均与之相反的时候，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范式的基调就已逐渐明晰。

（三）开放性

我国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与知识建构方面起步较晚，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主要是继承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唯独开放的学习态度才能迎头赶上、弯道超车、各美其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学习过程存在四个因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借此分析：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国际传播舆论日益复杂，全球传播生态正在转型的情境中，我们需要在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经典新闻传播学理论等已有的“知识基模”上，让学界同政府、企业、新旧媒体平台以及各类传播活动实践者协作创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究及其他学科领域中进行创新式转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还要常于会话、勤于反思、勇于批判、敢于否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政产研学用”的实践中学、在学科知识的碰撞中学、在学术交流与争论中学；注重在中外新闻传播理论间转化、在实践与理论间转化、在多学科知识间的转化和在机制与评价的转化，最终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进行意义构建。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与普遍；学术性源于传播实践、抽象于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保证；思想性是学术性的跨越与升华，是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长久价值的保证；开放性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实现的基础，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彼此融通的桥梁，更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发展的前提。

每种文明与文化都有自己的终极关怀，每个区域与国家都各自处在某种意识形态与发展语境之中，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兼具时空语境与全球普遍的特征，因此，要以开放的姿态对不同文明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和不同体制道路下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知己知彼的分析研判，用开放的眼光辩证看待传播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今天谈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用“中国自主”这一包含并超越“中国特色”概念，本身就体现出了对开放性的重视，这是一种对新闻传播学知识类型“各美其美”的认识与态度，也表明我们所要构建的是一种中国式普遍性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学界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中国贡献。但自主不能建立在对他者的傲慢之上，只有持“美人之美”的开放包容姿态才可能发现与创新。当今世界风险无处不在，新闻传播学关涉人的基本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并非某一种研究范式或基于一元知识体系就能够独自解答的。唯有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正确姿态去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话 和叙事体系，以明确全球中国、全球实践和人类共同价值为前提，在开放的“思想实践”中“美美与共”，人类命运的“天下大同”才得以可能。总的来说，只有坚持了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性与思想性才能够做到多元平衡发展，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具有普遍性。 

青年者，国家之魂，未来之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开放性发展，需要具有开放性思维意识的专业人才队伍。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属性决定了对这一体系构建的期待不应该是某种一蹴而就的固化成果，而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围绕人类传播活动不断反思与更 的动态过程。实现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传承与超越任务在于青年，知识体系的开放性达成与否，最终也体现在对青人才队伍的培养方式的开放性上：能力面向，要把握好对人才的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的平衡与培养；价值面向，在现代性引发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时代中，应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向青年学子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学科体系，才能培养出能够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所创新与突破的人才队伍，这才是构建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真正根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