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王天瑞:新传播环境中的泛娱乐化现象与破解

见《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

导  读

  泛娱乐化的核心在于“泛”,在网络平台中,娱乐的主体、客体、时空和方式均呈现出泛化趋势。当风险、情感和审美被娱乐化后,泛娱乐化的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新的社会危机随之而来。而平台的治理、建设和链化应当是最具操作性的破解之术。

泛娱乐化的重音在于“泛”

“娱乐”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其中“以相娱乐”意为相互娱乐[1],今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娱乐”的释义为:使人快乐、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2]以上前者为动词,指向一种积极心理;后者为名词,指向对这种积极心理的追求。一直以来,“娱乐”二字都是以褒义为人所用,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袭,“娱乐”才逐渐有了叛逆和解构的观念内涵。加上“泛”字,“泛娱乐”就有“广泛的、肤浅的、不切实际及过度的积极心理及对这种心理的追求”的含义。进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泛娱乐”也就有了对主流和权威广泛叛逆和解构之意。加上“化”字,泛娱乐化就成了强调过程的概念,它不单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人与社会结构之间互构的过程和结果。 

日常生活的泛娱乐化

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一种超越单一媒体属性的平台,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场域他律程度不断加深,已经牢牢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万物互联,互联网平台愈发“霸权”。“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3]如果说电视是文本内容的“严肃过滤器”,是导致娱乐“霸权”话题甚嚣尘上的技术因素的话,那么互联网平台有可能是生活内容的“严肃过滤器”。当娱乐“霸权”与平台“霸权”相遇叠加,日常生活就可能被泛娱乐化了。

(一)娱乐的主体泛化:泛娱乐化的引爆点

人对时空的感知不断被技术革新,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和匿名性激发了多元主体在公域中的“表达欲”和对私域的“窥视欲”,尽管有规则制约,但在网络平台土壤上,“人人娱乐”和“娱乐人人”几乎已是现实。“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表意活动就会失败。”[4]但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随时切换身份,匿名性和表演性使人对自己的“前台/后台”界限逐渐模糊,变换身份成为网民的日常。文化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作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网络的无限可能吸引人们沉浸其中,人的主体性在“人人娱乐”和“娱乐人人”的互动中逐渐“异化”为构建平台的工具性存在。原子化的个体散落在现实世界各个角度,却又在虚拟世界彼此相连,虚幻感逐渐增强,自我迷失、价值迷失、变得空虚,消费主义趁机裹挟技术把人环绕于“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不自知地被困于“娱乐”-“空虚”-“再娱乐”的循环之中。鲁迅先生说:“文艺要大众化,但读者也应当有相当的程度。……有普遍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5]意思是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和情感如果被娱乐化了,他就放弃了对高尚的追求。

泛娱乐化的引爆点在于“泛”。在平台社会中,如果娱乐的主体被泛化了,那泛娱乐化的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无论是自愿的、被迫的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的,泛化的客体、泛化的时空、泛化的方式、泛化的审美以及泛化的价值观都将一涌而出。不管是非对错,不看美丑善恶,日常生活泛娱乐化的社会危机出现

(二)娱乐的时空泛化:日常生活泛娱乐化的嵌入点

移动互联网平台已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微信、支付宝、Facebook、Twitter等数字平台俨然成了生活的基础设施。信息传递不再受时空限制,但有价值的信息比例未增反降,独处和思考的时空被碎片化信息不断侵占,人们用于发/看微博、朋友圈、抖音短视频的时间、精力大大增加,“娱乐可随时随地发生”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娱乐的方式泛化:泛娱乐化现象的显著点

首先,互动的娱乐方式,网络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呼应着“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思潮。多元互动主体和多样互动方式极易使网络平台社会走向“集体狂欢”。其次,视听化呈现技术的发展不断追求一种“内爆”式娱乐体验。视听方式更契合人类本能的信息获取方式,这使得视听文化快速占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浅薄化、情绪化和形象化的低门槛内容成为视觉文化的特征,感性和刺激代替了理性与思考。再次,多模态的话语范式,比如表情包可以将一切严肃的话题瞬间变成可爱风。即语态变革的另一种风险,可能滑向娱乐化轨道。[6]多模态的传播方式既可快速传播,又极易创新,既可通过多媒体方式刺激感官以屏蔽对价值和意义的感知,又可高频制造更多的话语符号挤占人们对价值和意义的认知空间。

四)娱乐的客体泛化:泛娱乐化的“草原”

如果人是娱乐的主体,那么娱乐的客体就是一切对象化的内容,包括显性的文本、话语和叙事,隐性的道德、价值、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在娱乐的时空和方式都泛化了的网络平台中,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在现实世界中是何身份或性质,都可能被调侃戏谑,娱乐了严肃、解构了意义。在泛娱乐化广阔的客体“草原”中,风险传播泛娱乐化会引发社会具体危情;情感的泛娱乐化是引发精神生活“工业化”的起点;审美的泛娱乐化是引发社会整体危机的临界点。

1.风险信息的泛娱乐化。环境监控尤其是风险信息传播是大众媒体的重要功能,传播时空和方式的娱乐化会阻截人们对风险信息的注意力,风险传播的话语符号是对风险程度的重要表达,娱乐化风险符号会引发人们对现实风险认知和程度评估的偏差。关于个体与整体,我们不能否定个人用娱乐化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评价以满足情绪泄压的需求,但不可无视对风险话题娱乐化而侵占风险信息的传播通道的社会安全问题。

2.人类情感的泛娱乐化。模仿、拟像、超真实直至发生内爆,这是媒介不断构建所谓“元宇宙”的精进之路,无意间也成为将客体对象泛娱乐化的方式,或者说将客体泛娱乐化就是构建手段。如果万物皆可虚拟化,那么感觉和感情也可以,虚拟物解决不了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但虚拟情感可以解决人的心理需求,甚至创造出现实不能给予的情感。人在网络平台中有了数字身份后,微信男女朋友、在线语音聊天等商品化的情感关系随之出现。当情感都被模拟后,关系的定义和范畴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网络平台中有了数字身体、数字身份和数字情感,这不就是生活的主要元素么?曾经我们称其游戏,今天叫它“元宇宙”。如果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到此番景象,他们是否会称之为“情感工业”或“生活工业”呢?本雅明是否会认为这种数字情感或网络日常生活缺失“灵韵”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自然的人化”观念,这种数字情感是“积淀”之物么?

3.人类审美的泛娱乐化。本质上讲,泛娱乐化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审美的问题。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 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7],前者为“优美”,后者为“高尚”。泛娱乐化在审美过程中选择低俗、庸俗和媚俗为基本价值导向,导致审美的平庸化、崇高的消解、精神的懒惰和虚无主义,对“崇高”价值的追求缺乏动力。[8]在审美追求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9]我们在娱乐的同时,要有判断力辨别什么是“优美”什么是“高尚”,在享受“优美”的同时,要有自制力追求“崇高”。黑格尔指出:“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能自视配得上最崇高的东西。”[10]当人类放弃了对崇高的审美追求,就意味着人之以为人的动力逐渐消散,朝动物性面向倒退。在市场经济中,将崇高娱乐化后,审美价值就消解了,引领变为迎合、导向变为谄媚。鲁迅先生说:“若文艺设法俯就,那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11]关于娱乐与审美,我们不能否定数字视听技术对时空和传播方式的改变致使内容形态娱乐化的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千百年来人类在精神世界中追求的价值、意义、道德和观念,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

泛娱乐化的根源

首先,网络的开放性、多元化、去中心化、时空压缩和碎片化等新特性正是对否定理性、消解逻各斯、解构“元叙事”、反叛权威及虚无主义等思潮的现实映照。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泛娱乐化现象最有力的解释,不如说泛娱乐化本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众多主义的一支,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的表象之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思潮引发的中国泛娱乐化现象也逐渐显现,它们将原本的价值观念、道德秩序和话语方式彻底消解,构造出全新的价值观念、道德秩序和话语方式,主张“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12]。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中国社会自身结构化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现象与问题,例如城乡二元结构、饭圈文化等。

其次,资本的入场视逐利为第一目标,通过不断地开掘新技术的特性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资本与技术合谋一起冲击着日常生活的“理性大厦”,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互构出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观念,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作为新规则在网络平台的日常生活中快速弥散,泛娱乐化得到再一次的助推。

再次,个人的需求在资本与技术碾压之下变得越发浅薄,人的社会关系被压缩的时空扭曲,“异化”了的个体在无限的网络空间中自我迷失而无法找到身份认同,逃避集体和寻找归属的矛盾心理同构了大众空虚的心灵。视听刺激、对崇高的戏谑、本能的哈哈笑和漫无目的的刷屏,共同组成了大众对娱乐需求的谱系,尽管社会分层,但大众才是社会的基座。大众媒体追求“雅俗共赏”,在商业逻辑下,很有可能走向“媚俗”。文化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一己悲欢,而在于心灵共鸣。[13]

吉登斯曾经说过:“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秩序问题。”[14]假设泛娱乐化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和问题,那么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观照下,泛娱乐化可以理解为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统一后的社会非正式“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人与社会互构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和资本则是可调配的“资源”。需求是人的能动性体现,具有主观和盲目二重性,从发展角度看,人更需要具有建设引导性的“需求”。因此,危机发生在技术与资本作为“资源”被调配,“泛娱乐化”作为社会“规则”对“需求”引导之时。

娱乐本身并没有进步性或反动性。它可以是“镇静剂”(由于它具有使人放松的力量),也可以是增强剂(由于具有召集力、再造力和表演力)。按资产阶级销售产品的逻辑,大众文化的娱乐需求不会减少(或枯竭)。[15]因此,如果采取措施及时按下暂停键,放任这样循环往复,最终我们的生活将可能完全泛娱乐化。届时,“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叙事还是解放的叙事”[16]。娱乐成为“霸权”,理性、价值和道德式微,社会动员将成为娱乐独享的特权。若平台“霸权”也出现,两种“霸权”叠加,日常生活中可能除了娱乐别无他物。

破解之道:“平台即土壤”

受自然哲学启示,可以将网络平台中的内容比作土壤中的植物。如果土壤是网络平台,那么植物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文本,养分就是价值、道德和观念。植物有花、果和根:内容的呈现方式就是花,价值内核就是果。根扎在土壤中汲取养分,土壤成分影响着养分的配方,养分影响着果的营养,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加上自身衰败循环,也反过来干预着土壤的成分。按照植物生长的逻辑去推演泛娱乐化破解之道:土壤上种的什么植物(娱乐客体)?开什么花(娱乐方式)?结什么果(娱乐需求与供给)?汲取的是什么养分(价值观念)?土壤归属于谁又如何耕种(平台与治理)?我们当然不能用绝对的态度去认为土壤就是第一性的,但从可操性的角度去看,一目了然,“平台即土壤”似乎是破解泛娱乐化现象的切入点。关于平台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17]

从可操作性上讲,要破解泛娱乐化现象的危害,应当从对平台资源(土壤)的调用切入,在人的个性化需求基础上,互构出更具发展意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健康养分)去引导追求。应当加大力度开展网络平台治理(土壤除害),加快脚步对自有平台进行深耕与开掘(自耕土壤),加深程度打通平台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时刻保持对网络平台日常生活中现象与问题的反思与警觉。当每个人的那棵植物都能结出健康之果,它们在健康富饶的土壤中棵棵相接、片片相连便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绿水青山。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卷81[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50.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579.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2.

[4]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346.

[5][11]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79;579.

[6]彭兰.新媒体时代语态变革再思考[J].中国编辑,2021(08):4-8.

[7]胡正荣,李舒.电视娱乐节目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06):43-45.

[8]吴井泉.泛娱乐化时代审美价值的重塑[J].广东社会科学,2021(02):61-66.

[9]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10]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6.

[12]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5.

[13]胡正荣,张磊.以器载道:媒体人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7(03):33-36.

[14]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1.

[15]伊·洛扎诺,阿·辛哈,胡正荣.电视情节连续剧:寓教于乐的电视剧[J].世界电影,1995(01):99-111.

[16]Lyotard. Postmodern Condition [M].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Reprint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1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N].人民日报,2021-03-16.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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