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新闻大学》杂志，2022年第5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147—P14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摘自《新闻大学》2022年5期，王建峰 韩卓吾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从局部看，我国国际传播在具体战术层面收获颇丰，已经拥有相当多的成功案例与经验。但从全局看，我国国际传播的整体战略系统性不足、关键要件之间协同性不够，国际传播的效能在全球范围内还未达到理想状态。
厘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逻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下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着就事论事、区别对待和亦步亦趋的问题，缺乏协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安全等不同要素的方法；缺乏协同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意识；缺乏协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能力。究其原因，在于整体的战略传播系统性不强、统一性不足、传播资源协同性不够、传播人才供给匮乏，深入探究，已有的国际传播理论同网络社会的国际传播规律和中国具体国际传播实践不匹配、不适用。
下文将从系统科学出发，结合系统协同这一基础逻辑的基本原理和关键观念，探析我国国际传播实践中五组重要的关系：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以寻求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
当前，我们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总体战略进行探究，围绕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要件进行系统协同战术设计，才能具有高效能的国际传播能力。具体而言，从传播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具有针对性的国际战略传播理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以及国际战略传播人才；从系统科学视角看，国际传播战略要件应当包括整体的战略与局部的战术。从系统协同逻辑出发，总体战略下的具体战术之间要实现协同，就必须共同以国际传播战略总目标为统一前提，把握好“协同”概念中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个具有递进层次的关键内涵，只有如此，才能制定出具有高能效的具体策略。
内部与外部首先指的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根据系统论的竞争协同律，我国国际传播系统内部包括同国内社会系统之间的竞争，因为目标统一，因此系统内部的竞争是对协同的追求；而同外部世界系统的竞争，则是不同战略理念下的竞争。用系统协同逻辑去梳理内部与外部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国际传播现实的复杂性和斗争性，进而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此外，内部与外部也是指国际传播的环境和系统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环境的内外，即党和国家的国内宣传政策、宣传纪律和宣传惯例等内部宣传与外部国际传播的策略之间的协同；二是作为系统的内外，即国际传播系统内部的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和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协同，以及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类系统之间的协同。从系统的开放性、相似性和稳定性原理看，在全球网络社会中“内爆”无处不在，尽管国有疆界，但客观来讲国内宣传和国际传播的信息流向正在逐渐融为一体，两者的结构功能边界越来越模糊。媒介融合是传播技术发展的规律，国际传播系统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各方面都要融合，融合就需要系统更加开放，开放就会带来更多摩擦和矛盾。根据竞争协同律，竞争又协同是系统发展的动力，因此在处理国际传播内部与外部关系上，应当以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三层内涵为思路，为摩擦和矛盾定制出能够转化为机遇的具体策略。
硬件与软件包含两层含义。首先，硬件是指一个国家的治理现实，软件是指一个国家对治理现实传播的能力，过硬的治理现实一定是强大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本质上看，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其实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把握问题。在全球化浪潮的当下，硬件重构了社会结构，软件随之具有了超强的时空跨越性和扩张性。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及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与分配等媒体硬件的发展共同改变了国际传播的实践逻辑。谣言、假新闻层出不穷，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媒体功能都出现问题，加之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有意无意的片面报道，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东方主义”之下扭曲的刻板印象之中。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选择标准，那么算法带来的所谓“个性化”推送只会进一步固化刻板印象，而无法有效树立真实、立体、全面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更无法有效实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总目标，这无疑有悖于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初衷。在以系统协同作为基础逻辑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基础设施及硬实力等硬件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如果观念和思维的软件得不到发展，物质硬件同样无法实现良性协同运作，这种情况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不全面、不协调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针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处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当在硬件的基础上提升对软件价值导向的重视程度，并协同好其内部各种思维、观念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将软件协同的重要程度提升到更高的战略维度。同时，还要处理好软件中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旧媒介的融合、多元传播主体的协同、内宣外传的统一、传统与现代思想及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等各种“子软件”之间关系的协同。国际传播实践要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其中“文化折扣”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只有遵循尊重传播的基本规律和国际传播的特殊规律，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受众进行精准传播，做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才能有效降低“文化折扣”的程度、频率及引发误解的概率。当前社会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显在规律，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具备包括数字技术素养、数字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在内的数字素养的人才队伍作为实践和发展的基石。今天的国际传播必须遵循数字规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规矩来。因此，媒体融合时代，需要以遵循媒介运作系统逻辑和协同传播的规律为前提，将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只有系统协同好国际传播中规律与规矩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好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5G、物联网、人工智能、VR/AR等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媒介革命，正在重构着国际传播格局与实践，而在此次变革中，中国快速赶超态势凸显。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发展旭日初升，这是中国的机会。但现实依旧严峻，当前的全球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依然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当下，亟须重新审视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全球理念，构建符合新时代传播规律和世界发展现实且具有人类共同视野的中国国际观和传播观，进而构建本土性与普适性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在以系统科学为前提，以系统论为方法，以系统协同为基础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系统的目标下展开。重点厘清新时代全球范围内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及其内外部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战略与战术、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规律与规矩和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搞懂系统的特性与规律，吃透协同的共同协作、协调同步和合作互惠的层次性内涵，辩证看待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量“度”划“界”，定“度”守“界”，以“度”为“界”，只有如此，才能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速度，有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能力，完成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