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正荣 王天瑞 中国编辑 2022-09-02 15:09 发表于北京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8期
在力量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全球传播生态中，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定义应当从“适应新时代”的动态视角进行界定升级，并在新定义下开展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系统化培养。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重视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和面向共同价值的观念。能力面向，要把握好对人才的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的平衡与培养；价值面向，在现代性引发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时代中，应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厚植的家国情怀和夯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向青年学子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转移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时代，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底层逻辑都在发生剧变，其中的各种关系、秩序和格局都在不断地重构与重组，并逐渐重塑着上层建筑。什么样的价值需要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又需要警惕？这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更是中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指南。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具体目标就是要更好、更快地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则是重要保障和根本途径。本文认为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关键是要顺应底层逻辑和时代逻辑，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在守正基础上聚焦对能力与价值的培养。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定义
在新时代，国情、世情与全球传播生态结构都在加速更新与重塑，现实要求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对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进行反复审视。作为一种阐释性的概念，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对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解释与指导的活力，新时代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的思路与方向。国际传播概念从被提出之时就强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跨国交流［1］，西方世界对于国际传播概念的理解大体上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广义的国际传播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多元主体跨越国际边界或文化边界传递价值、态度、观念信息的活动［2］。我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探究也经历了从强调特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3］、传播主体被限制于国家或政府范围内的国际传播［4］，到作为公共外交核心的国际传播［5］这一过程。国际传播主体从单一国家转向个人、企业组织、政府和媒体等多元主体已基本成为共识。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渠道平台化、内容丰富化，从现实来看，并非只有进入传统媒体国际传播“对口岗位”工作的人才叫“专门的国际传播人才”，这种固化的工业时代分工思维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与落伍。结合全球传播生态的现实格局与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流变，本文认为，“适应新时代”强调视角动态化，“专门”强调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因此应当从动态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视角去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进行界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企业公司、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自媒体在内的各领域中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专门岗位或职业的人都应当是被培养的对象，这是“四全媒体”理念之下适应平台社会时代特征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动态定义。只有在不同的领域、维度与层面从事着各自“专门”的国际传播工作，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人才系统协同才能称得上是“队伍”，比起单一国家主体产生的国际传播效果更加立体和全面。无论从国际局势、全球传播生态的变迁还是国家战略目标等维度分析，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人才队伍应当是多元主体、多个层次、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建而成的既立体又全面的系统化队伍。
层次、规格与类型：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的分层是人类社会分层的本质［6］，社会、文化都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即社会和文化存在多元性［7］。劳动分工是人类本性倾向，通过劳动分工，劳动者逐渐从事一种专门职业［8］。社会与文化的分层、分类和分群的表现是由文化资源、劳动分工和地理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反之国际社会中不同的层、类和群对文化资源的需求不尽相同。在实践中，文化的层次差异、各行业领域的专业差异、国别区域的多维差异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系统考虑，因此才会出现追求规范正确和“拿来就用”的现象。问题就在于传统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体系并没有做到系统化和精细化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其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表明了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多目标、多任务的国家战略传播，应当分层、分类、分群进行，继而，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自然应当是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我国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就要把握国际传播中的“基本盘”与“重点盘”［9］。只有系统化培养出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才能切实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进行实践，才能真正切合传播规律，真正提高传播艺术。
本文认为，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以国家战略与目标为前提，针对国际社会中的“大众层”“专业层”“精英层”等不同层次对象，在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基础上，面向更多专业领域学子及相关在职工作人员开展的多规格、多类型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教育、培训与培养。
（一）本科阶段：普及国情世情与媒介素养
世界绝大多数民众普遍因教育程度、艺术素养等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对于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表层文化更易接受。纵观全球，先发国家惯以迎合更广泛的大众市场需求的流行文化产品作为价值载体对他国进行文化倾销，如影视、音乐、小说和综艺等文化产品所产生的传播效能显而易见。因此，在业已日常且频繁的新时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创作出与时俱进、共情共鸣的内容作品是国际传播人才面向世界大众“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标与任务，但现实中具有高传播效能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十分紧俏。此外，全球化日益深入，各专业、行业及职业的发展同世界的连接愈发紧密，例如商务、体育、医疗、艺术等专业领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现象和需求十分突出，但在日常的国际交流过程中却常常出现“懂传播的不懂专业，懂专业的不懂传播”的尴尬局面，而恰恰多专业、多领域的国际交流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际传播中“大众层”的需求最广泛，所产生的影响最深入，所需人才的类型最多样，队伍的数量也最庞大。因此，可以考虑将媒介素养连同国情与世情普及一起纳入各专业本科阶段的基础素质教育范畴之中，开展大学媒介素养教育和大学国情世情教育等。总体而言，本科阶段所培养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当以面向世界“大众层”的、有能力进行高效能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为主，同时应跳出“专业对口”的传统思维，通过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将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培养范围扩大至多专业领域。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与跨文化培养
在全球化时代，多维度跨国商业往来日趋平常，事业单位、企业组织及国际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传播主体。各行业领域“专业层”的国际传播人才，具体指在专业新闻传播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组织中专门从事国际交流、公关与宣传的工作人员。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某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且在行业领域内拥有一定话语权与影响力。“走出去”的企业是立体展示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世界需要通过它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因此，鼓励和开展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教育尤为重要。在2019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10］，打破学科围栏成为可能，在将国情世情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本科阶段素质教育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设计跨专业通道，鼓励包括新闻传播专业在内的各类专业学子，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进行跨专业、跨国界交流与学习，在守正创新基础上拓宽学子的知识边界，打开学子的国际视野，打造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与格局。同时，应给予国别与区域的跨文化精准传播更多的关注，“一国一策”分群培养精通语言、融通中外文化的同时又兼具技术素养的跨文化传播人才。硕士研究生阶段，应当以培养面向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对象，具备复合能力的“专业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为主。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中国知识体系与全球实践逻辑
概念作为一种话语具有歧义性、竞争性与建构性等特征，它不仅是学术载体，也是随时可能出圈的潜在通用语和流行语 ［11］。纵观人类历史，作为话语的概念影响着思想，塑造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正是通过制造、传播和解释概念的方式向世界提供话语“公共品”以提升全球话语权的“软权力”。全球实践已经成为超越中西实践二元对立的全球现实，在全球实践中生产出具有全球价值的理论概念则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环节。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人才更应具备全球视野，在更高维度进行全球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从中可以了解到，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主要发挥的作用就是要围绕概念和理论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在国际学术领域同世界“精英层”进行交流、论辩与竞争。因此，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当在坚定政治立场和厚植家国情怀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其理论逻辑、思辨逻辑和斗争逻辑，在强调全球实践与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培养有能力建构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知识、话语和故事体系的“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四）职业阶段：问题、实践与效果导向
在社会加速发展的当下，国际局势更新频繁，高校教育模式具有稳定性，但灵活性与时新性不足，培养出来的学子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包括一线工作者在内的传统国际传播人才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及随机应变的能力等，这都是造成我国对外传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重要原因。国际传播是一项关乎国家形象、时变时新的事业，面对变化，国际传播一线工作者需要具备在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技能的终身学习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并且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与行为本身就同国家形象挂钩，在“四全媒体”理念提出后，他们参与到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更应义不容辞。中共中央印发的《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12］正是站在新时代战略高度，为党政机关干部培养包括国际传播素养在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力教育培训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职业阶段，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将资源配置优化，形成政府、高校、行业组织以及具有国际传播需求的机构单位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在职国际传播人才开展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以体现实际效果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培训教育，以职业、行业和终身教育的形式培养与时俱进的、成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厚植的家国情怀，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掌握并平衡好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一）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
首先，业务技能是国际传播人才的标配能力，具体可以概括为传播实践力，包括处理全媒体数据、文字、图像、语音和视频的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写作、拍摄、主持、交流与辩论的能力等。这些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子传统的“面子”能力，达到精通与优秀的程度理所应当。其次，作为指向国际的专门传播人才，还需基础素养作为“里子”予以支撑，包括用动态的目光去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情与世情的自觉，用求同存异的观念去比较学习世界文明渊源差异的自觉，用辩证的逻辑去审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主义、问题与危机的自觉，以及用警惕的态度去辨别极端化和绝对化思维的自觉。具体包括：一是语言文化素养，厚植中国语言与文化，了解世界文明历程，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并了解其文化；二是理论融合素养，具备夯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融通中外、融通学科的理论素养；三是思维逻辑素养，熟悉中国国情，拥有国际视野，具备思辨逻辑、时代逻辑、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是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支撑点。
（二）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
技术技巧强调对传播的渠道和操作的掌握，人文追求强调对传播的内容与意义的把握，能同时很好平衡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的国际传播人才并不多。当下，越来越多学子驻足于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及各种表象面前而忽略了对文学、地理、历史、音乐和哲学等人文素养的厚植。人文素养的缺失和对国情世情的冷漠是导致新时代青年学子在面对民族与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价值判断时迷失方向的重要原因。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应当同时具备跨文化交流所需的技术素养与人文素养，在不断提升技术技巧基础上厚植人文情怀，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功能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缺失或偏科都会带来“故事讲不好”“有理说不出”的尴尬局面。在工具理性泛滥的全球传播生态中，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治理现实，认识到中国治理背后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力量，认识到价值理性的作用，协同好各种观念和文化，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13］。只有懂得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懂得共情共鸣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才有可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既有底蕴又有温度的中国。
（三）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
新文科是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以相近的专业集群融合”［14］为路径进行学科交叉集群式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从我国设立国际新闻专业开始，“外语+新闻”就成为我国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主要模式［15］。2009年，以向六家中央级外宣媒体供应国际传播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五校统一设立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基地”，并形成了“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的培养模式［16］。如今的国际传播早已不再是新闻传播专业或外语专业独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一项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的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事业，仅强调新闻传播或外语的专业水平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只有具备复合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有可能完成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任务。具体来讲，国际传播人才的复合能力应当包括语言传播能力、新闻生产能力、文化共情能力、理论融合能力和产业思维能力等多维意识与知识结构，而实现复合能力的培养，则需要有一套打通学科、院系、校内外与国内外系统协同的观念体系、培养体系和师资体系给予支持。
根据对国际传播人才界定的升级，可将国际传播人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专门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人员，包括国际新闻记者、主持人等专业国际新闻媒体从业者和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企业海外公关人员等具有涉外属性的专业领域从业者；第二类是具有跨文化交流需求的人员，包括跨国学习和交流的学子与学者、国际影视和音乐等艺术创作者以及广大的跨国社交媒体用户等。由此，以效果为导向的学科与课程设计也应分为两类模式：第一类是专业课程（新闻传播）+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通识教育），第二类是专业课程（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各学科专业）+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新闻传播+通识教育）。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国情与世情教育应当以东西文明“异中求同”为导向，开展动态比较式教学。其次，重视外语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中文教育，尤其要关注翻译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问题；同时，小语种教育也应给予足够重视，针对国别与区域的语言文化教育与研究是国际传播去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实践。再次，各类专业在根基上本就彼此关联，应当通过开展通识教育予以融通。最后，实践教学不可或缺，将课程设置连通业界需求，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生产同前沿媒介技术与各领域国际传播一线关联，一方面能为学界提供动力与方向，另一方面也能为用人单位稳定输出定制化的“熟手”人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基础与核心
青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点对象。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时空、主体与形式的设限式微，全球传播生态发生革命性重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交锋、冲突与交融日益多样且频繁，国际信息的垄断、传播秩序的失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等问题进入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球化，人类关系的信息化，生存的数字化等进程的深入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当下的时代特征，其中现代性问题十分突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一代，身上带着来自现代性的深刻烙印，致使他们在新媒体时代看待国际关系之时难以跳出二元对立的视角和工具理性的价值判断。
（一）国家与个人：认同、情怀与使命
人类命运是一体的，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历史、文化、资源与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差距，我们应认清这一现实。马克思通过深入历史维度分析世界发展，将现代性肇始于西方资本的历史本质推到台前，并指出凭借历史先发的优势和资本扩张的强势，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霸权是后发民族国家无法规避的现实。所谓现代性，就是在资本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悖论逻辑影响下的观念的呈现，现代性源于资本的运作。“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7］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总是以“有用和有利”的工具理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断引发全球范围内各种级别的冲突与对抗，致使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成为必然。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推动文明进步的事实之后，认为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矛盾。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跨文化交流增多，国际传播信息垄断与秩序重塑并存，一场技术主导、资本支撑的“全民意识形态”斗争正在悄然发生。能否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杂糅的时代中锚定认同、情怀与使命，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因此，警惕、规避与跨越西方现代性危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具体方案都应当落实在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国特色”强调了中国国际传播人才要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知国爱国，心怀家国，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战略传播体系”强调了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具体培养应当是从个人能力到队伍体系全面的、系统的、高屋建瓴的规划。“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只能由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来实现，这不仅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二）中国与世界：中国理论与全球实践
信息传播技术在重置了全球传播生态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时空的感受，空间的流动感与时间的穿越感冲击着人们对于边界的日常感受。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营销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刊发的文章《全球化的市场》中提出了“全球化”概念，认为技术和全球化是塑造世界的两个动力。技术决定人的喜好，全球化则决定现实［18］。1993年，“全球传播”［19］作为传播“全球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霍华德·H.弗雷德里克提出。至此开始，我国围绕着技术、资本、政治与文化展开的关于国际传播的“全球化”与“世界化”、“国际化”与“跨国化”、“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等概念之间的辨析成为重要课题，关于国际传播的主体与边界问题被反复探究。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简单二元对立，到“脱域”和“内爆”，再到节点式的“网络社会”、今天虚拟真实交织的“元宇宙”，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概念随着现实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和形式不断泛化而变得模糊，并伴随着现代性思潮不断出圈，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边界感也逐渐被技术与资本遮蔽，甚至在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狂欢”氛围中还弥漫着一种期待，边界感的式微将“个人”凸显，致使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与全球世界杂糅在一起，各种认同危机随之而来，青年学子更是面临现代性思潮多重巨浪的考验。李大钊说“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发展速度越快，思潮来袭就越激烈，对于青年的引导就越要紧。从1982年到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转向“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方针。40年的探索中，学者们不断重返历史现场，虽然今天已经清晰认识到来自西方的众多理论或多或少在解释与指导中国社会现实和实践过程中存在局限甚至会产生“副作用”，但依然有很多学子不加思辨地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奉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中，甚至为了博取流量出圈传播，影响不可估量。国际舆论斗争的本质是硬件与软件的综合博弈，理论概念作为话语软件是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的关键，在对理论概念话语没有深入了解与思辨的前提下就贸然借用，具有很大风险。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知识、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正确姿态应当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20］，以明确全球与中国的现实为前提，立足全球实践，面向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只有向青年学子们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培养出“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1］为己任的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注释：略。
作者：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