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本文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原因。通过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本文统计了近三十年来（1980-2009）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文期刊论文中的量化表现。统计发现，尽管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呈现出加速度升温的态势；其中，包括外语教学、语言学和管理学在内的六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占据了论文总体的94.48%，外语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已经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力学科。考虑到一般意义上学科间对社会结构各层面的敏感度不同，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假设，认为大多数以跨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文章是建立在文化逻辑内或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之上的。本文总结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是：（1）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不确定位置与学科化渴望的矛盾关系；（2）对文化逻辑的依赖；（3）参与学科间的沟通不充分；（4）偏好应用研究和（5）忽视方法的重要性。最后，本文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为未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向一个成熟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进程、问题、学科、跨学科视野、外语教学、社会结构、中国学科体系

 

一、1980年代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

伴随着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机构乃至个人的关联不断密切。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也被称为作为一个学科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始人——曾言及：文化就是传播（culture is communication[2]）。这一句名言不仅激发了对文化与传播关系的思考，而且以日渐清晰的含义表明：在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无法做到自我封闭，或者独立地生存和发展。不管驱动力来自哪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已不再植根于具体的、有限的地理和社会空间，而是逐渐演化为一个象征、价值、态度、行为、机构和生活方式的集合体。它们被来自这个星球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分享和重建。这便是传播的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对“文化”的定义。

1、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与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改革开放”，这一比较全面的社会变革，力求通过增加与其他国家、制度和文化的接触来解决自身积累的问题。随着不断增加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比如跨国旅行和商业活动）的需要，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关世杰，2006）和加速度（王悠，2007）的特征。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系统性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也被介绍和翻译进来，并开始被中国内地相关领域的学者加以解释和使用。

根据一些早先完成的回顾性文章（胡文仲，2007；李炯英，2002），有三个起始点标志着中国内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诞生：第一篇论文——何道宽于1983年所写的《介绍一个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第一个学术会议——199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的首届中国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以及第一个学术组织——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于1995年在上述学术会议上成立。从那时开始，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比如英语教学、语言学、文学[3]）便开始从自身的学术脉络、方法论视角乃至价值取向上涉入跨文化传播研究，并日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但不平衡的学科架构。本文接下来将详细讨论这一现象，并借助一个量化的统计分析来验证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单一的学科主体。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这一领域对多学科的吸引力，而且包括它在联系、整合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有效性。而这一领域的应用研究多侧重在人际传播、组织管理和国际关系方面。

 

2、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的原因

 

基于文献分析，我们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它们不仅激发了多学科的动力，而且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理念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如文首所述，过往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通过肇始于经济领域的“放权让利”和不断融入全球体系，以打开社会参与空间的方式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之间的碰撞机会。文化的冲突与理解、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世界中的国家形象等议题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不管是在人际交往领域，还是在媒体和舆论空间中。

与1980年代以前的技术环境相比，革命性的、多样化的信息科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乃至必备）组成部分。这一历史的和社会的变革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也为刷新旧的学科体系和学科话语带来了契机。

（2）另一方面，面对社会结构或者说研究对象的急剧变化，僵化的知识体系亟需找到重建的可能，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文革后寻找自身的专业认同时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如何找到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来改变学术界的历史地位和命运，就成为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一个亟需回答的问题。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学者团体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学术界，期冀在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吸收西方新的理论和观点，来促使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西方理论和观点的引进，一些重要的学科比如社会学得到了重建。跨文化传播和传播学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相关领域的学者，尤其是那些拥有了解其他语言和文化能力的学科而言，这正是一个好的机会，将自身的研究历史翻开一个新的篇章——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进入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

（3）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在现实中承载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社会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的经验基础。而且，我们也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发现跨文化传播研究多年来聚焦于人际传播层面的原因。

 

二、作为一个交叉领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基于中文期刊的量化分析

 

1、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的逻辑

 

在作为一个“理念”刚被引进之初，中国学术界就将“跨文化传播”定义为一个“学科”（discipline，或者被称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见何道宽，1983）。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在传播学的引入过程中发现同样的现象（刘海龙，2006）。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称其为一个学科的同时，还同时宣称：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跨文化传播仍然是一个并不成熟、并不系统的学科（关世杰，1996）。

这一有些模糊的定义模式多少源于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轨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学术界渴望重建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主体性。因而，实用主义和过于简化的操作方式（刘海龙，2006）在新一轮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西学语境中诞生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中国学术圈的“接合”（articulation）[4]带有着强烈的本土色彩。

因此，考虑到这一历史过程，以及当今对这一领域的多学科介入，我们将“跨文化传播”操作性地定义为一个交叉或跨学科研究领域（Steve J, Kulich，2007），以展开接下来的分析。

 

2、基于中国知网1980-2009年间相关论文数据的量化分析

 

历史地来说，诸多西方学术思想都是经过语言层面的翻译和文化层面的本土化过程来实现“为我所用”的。以跨文化传播研究为例，之前的很多综述性文字（胡文仲，1999；关世杰，2006；何道宽，1998；刘阳，2009；王悠，2007）已经揭示了参与其中的学术力量的庞杂。其中，外语教学、语言学、大众传播研究、商业管理、心理学以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领域在概念、研究对象界定、研究方法选择和学科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将跨文化传播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看待着实缺乏牢固的现实基础。

在“联结跨文化传播与中国研究——语言和关系的视角”一文中（Link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Studies- Language and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s，2007），顾力行（Steve J. Kulich）教授勾画了一幅以跨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多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参与的关系图，涉及九个主要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均来自一些传统的学科，比如人类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研究，以及最新发展的一些学科，比如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

基于这一划分，我们发展出一个新的分类框架（见下图），并借用这一框架来分析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跨学科或者交叉性特征。作为一个尝试性研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来修正这一框架。

 

在中国，介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或者研究领域[5]

1、人类学

2、心理学

3、语言学（主要指翻译和其他较为实用主义的研究路径）

4、教育：外国语言教学

5、教育：民族文化教学

6、比较文化和哲学分析（包含文学研究）

7、社会学

8、文化研究

9、以媒介为载体的跨文化和国际传播研究（包含大众传播和新媒体）

10、产业研究

11、政治传播

12、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

13、软实力研究

14、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属性（包括西方和中国）

15、一般评论（包含学术会议综述等）

 

（表1：建议的学科分析框架）

 

为了使统计的论文在数量上更逼近研究总体，我们采用了“跨文化”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了主题搜索。排除不相关的，进一步的筛选结果显示，与跨文化传播有关的中文研究文章总数（包括经过翻译的外国学者的论文）为 6233篇。

 

学科或者研究领域	论文数量
人类学	14
心理学	66
语言学	227
教育：外国语言教学	4469
教育：民族文化教学	20
比较文化和哲学分析	172
社会学	14
文化研究	31
以媒介为载体的跨文化和国际传播研究	279
产业研究	3
政治传播	4
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	742
软实力研究	4
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属性	121
一般评论	67
总数	6,233

 

（表2：量化统计后的分析框架和统计结果）

 

跨文化传播：一个逐渐热门的研究主题（1980-2009）

 

 

（图1: 1980-2009年间，与跨文化传播有关的研究文章的年度数量变化）

 

如图1所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出现了明显而稳步的数量增长趋势。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这一趋势不断加速，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篇，接近2000年1年发表论文的五倍之多。基于这个数量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在数量上实现了迅速的攀升。

 

不同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数量比例

 

 

（图2：不同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数量比例）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语教学已经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力学科，在总量上占有70%左右的比例，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共发表了4469篇文章。其中，英语语言教学最为突出，其他还有德语、中文（作为外语）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除此之外，占据总量23%的其他五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语言学，与外语教学最为相关的学科之一，其文章总数占比为3.64%；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分析在数量上占有2.76%的比重；与媒介有关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章数量为4.48%，同时，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类文章占有11.9%的比例，在总量上位居各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序列的第二名。

我们同时发现，中国学者将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进行介绍、翻译和创造的文章也数量不少，为121篇，占比为1.94%。

最后，我们根据统计数据分离出六个主要学科或者研究领域，文章总数占有调查总体的94.48%。它们分别是：外语教学、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与媒介有关的跨文化和国际传播，语言学、比较文化和哲学分析以及对跨文化传播学科属性进行的讨论。

 

六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及其文章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

 

 

（图3：六个主要学科的论文数量变化）

 

基于图3，我们发现，外语教学的文章数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增长迅速，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前十年中。与此同时，与媒介有关的跨文化和国际传播研究，以及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亦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考虑到外语教学与其他五个领域在文章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我们制作了图4，以更清晰地显示另外五个领域的文章数量在历时维度上的变化。

 

 

（图4：除外语教学外，其他五个学科或领域的文章数量的变化）

 

从图4可知，商业管理和跨文化营销在数量上上升最为明显，并在2005到2008年间保持了多于每年100篇的生产速度。与媒介有关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章在数量上增长稳定，其他三个领域虽然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年度的波动。

 

3、社会结构视野中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平衡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三十年中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我们采用了一个象限分析框架。这一象限的横坐标为“相关研究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敏感度”，纵坐标为“相关研究对社会文化系统的敏感度”。基于以上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在这个象限中的不同侧重，我们将统计结果按照对社会政治经济框架和文化的敏感程度进行了重新归类，并希望通过归类后的论文数量关系，陈述当今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要问题。支撑这一框架的是三个概念或者范畴：（1）文化的相对独立性；（2）文化与其他社会部门的互动关系；（3）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政治经济结构。

对我们来说，一个有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假设是：学术界过于关注人际传播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独立性）逻辑；同时轻视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或者说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跨文化传播的制约作用。

 

 

 

 

 

 

 

 

 

 

 

 

 

 

 

 

 

 

 

 

 

 

 

 

 

 

 

 

 

 

 

（图5：基于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敏感度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分类）

 

第一象限：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均有着密切关系的研究，仅占有论文总量的0.5%。这一类研究多表现为宏观的批判取向，多就跨文化传播的世界和地区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霸权进行分析，比如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如姜飞，2005）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等。

第二象限：与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sm）逻辑有着密切关系的研究，占有论文总量的79.60%。基于对文化逻辑的重视，这一被大多数跨文化传播研究论文采用的路径显示了对不同文化间象征互动的喜好，比如中国和外国语言研究（如单波、熊伟，2009），英语教学和跨文化人类学。这类研究通过分析语言与习俗的特征来解释跨文化传播行为和过程。

作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外语教学和语言学力图通过研究或教学解决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语言和习俗障碍，因此也更多地聚焦于两个层面：具体微观的个体行为层面和抽象宏观的文化系统层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依据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程甚至常识，心理学理应在这一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的统计结果并未显示：心理学已经系统地介入了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仅有66篇）。这一统计结果也许源自所选数据库的局限性，或者我们在统计时对文章主要论点的侧重。与此同时，比较文化研究更多地侧重共时研究，比如对文化类型和差异的发现，但也因此十分遗憾地忽视了历时的对传播过程的研究。

第三象限：一般评论（包含对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的讨论），占比为3.01%。这一部分文章尝试性地将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学科或者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进行讨论，表达了学术界的某种主动建构行为（尽管对于何为一个学科没有比较规范的共识）。

第四象限：在国际和组织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这类研究占有16.88%的比例。其中，国际传播（如胡正荣1992、1996，陈卫星2009）强调对地区或世界结构的分析，尤其注重政治经济力量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跨文化传播被认为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反应。跨文化商业管理和营销研究侧重跨文化背景下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文化因素与营销策略的关系。

对跨文化传播领域来说，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凸显。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包含多样的研究分支。这一多样性也在制度方面表现在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各个分会设置上。相反，在中国，传播研究多将自己限定在大众传播层面，表达了对与主流社会体制相关的大众媒介的偏爱。因此，传播学研究中的跨文化传播部分表达了对大众媒介及其功能和影响的重视，也因此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跨文化商业管理和营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传播学的概念将这一类研究归类为“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或者说是扩大的组织传播。这一多少被国内跨文化传播学者忽略的重要部分，将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管理和跨国营销中的文化冲突作为研究焦点。从中距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路径更多的关注了商业管理中的政策制定过程和理论对现实困境的解决作用，因此难以避免地和地区乃至国际政治经济背景有着紧密互动。

在以上对四个象限进行了简单解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论：

（1）统计分析显示，大多数中文论文位于第二象限。换句话说，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数量上倾向于对文化逻辑的偏爱。王悠（2007）的论文同样揭示了，跨文化传播与教育教学的关系吸引了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注意力。

（2）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包含了更为抽象、批判、全面和具有反思性的研究，比如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分析均显示了对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传播不平等关系的理论批判。尽管在数量上占比不大，但却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指出了一个既视野宽阔又理论成熟的路径。

（3）应用型研究多位于第二和第四象限。前者关注人际传播层面，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和习俗问题；后者多侧重宏观和中观层面，目的是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商业管理和营销提供战略与策略分析。

 

4、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

 

在学者古迪昆斯特（William B.Gudykunst）主编的《跨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2007）一书中，巴内特（George A. Barnett）和李美华（Meihua Lee）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如何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与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和cross-cultural research作出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学者所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但却没有对这种区分进行较为细致的关注。

与此同时，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学者做了许多回顾性、总结式评论。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更关注有关学科建设、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的应用等一系列问题（如关世杰，2006；万小广，2009；姜飞，2006；蒋晓萍，2006）。依据这些分析，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四个主要问题是：（1）不同学科间缺少互动和有效的沟通；（2）缺少有关概念、研究对象和理论视野的共识；（3）定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缺乏；（4）聚焦于应用研究，缺少对于背后价值和社会语境的讨论，例如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等。

基于上述的量化统计和社会结构分析，以及上述学者的总结式反思，我们将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1. 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学科体系中的模糊现状与学科化渴望。它被认为是一个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又因多种历史条件，造成各个学科在研究上缺乏共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方面接受这一判断，即在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分支；另一方面，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完整性却又存疑。这部分地因为在这一大的概念后面，包含着分散的、碎片化的、缺乏有机联系的研究领域。

因此，建构一个完善的跨文化传播学科不应当从单纯的理念（idea）出发，也就是从声称一个学科的存在出发，而是需要各种相关的研究部门加以融合，从概念、理论到研究方法，多层面地建构一个系统的理论创造过程。除此之外，跨文化传播研究者需要聚焦于中国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理论不是那么简单地“落地”，并在比较和实验中建设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

2、文化逻辑的路径依赖。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背景需要被纳入进来，而不仅是依赖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也造成了研究的批判色彩暗淡。尤其是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背景需要得到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更多的考虑。另外，联系具体理论和经验的中距研究（刘阳，2009）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和采用。

3、不同学科或领域间的互动匮乏，在概念、研究问题和理论框架方面需要加强沟通，互通有无，共通检视。比如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

4、过于强调应用研究的取向。我们的量化统计显示，更多的研究倒向了关于技术、经验的应用层面，而忽视了范式、价值以及核心理论的建构。其中，作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胡文仲，1999），看待和理解其他文化的价值问题（比如世界观和政治偏好）还没有被讨论充分（单波、王金礼，2005）。因此，相关研究需要对研究者自身的无意识价值偏见进行一番理性的自审。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基本的假设层面。诸如民族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价值偏见需要得到检视，从而使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文化多元和平等的基本价值判断上进行，因而也会更具有解释力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5、研究方法的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纳入更多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具有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呼吁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多元化。

 

三、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化建议

 

在中国的学科语境中，规范化或者体制化的研究才可以获得合法性和学术资源。因此，在前人研究和铺垫的基础上，在诸多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学科化构想的前提下，我们根据上述研究提出如下的建议，以促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化发展：

学科的本体论方面：考虑到当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碎片化状态，我们建议学界将注意力投向学科本体的建设。换句话说，在加强现有各个涉足学科和领域之间交流沟通的前提下，确立共识的、清晰的概念系统，多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更为重要的——成熟的理论框架，从而最终形成作为一个学科（institutional discipline）形式的“跨文化传播学”。因此，打破各个学科各自为战的局面是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跨文化传播的“本土问题”（domestic issues）——比如不同民族（ethnic groups）之间或者亚文化（subcultures）之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并有可能因此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体系增添中国语境下的创新因子。

学科的价值论方面：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强调的，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前提（foreground）需要得到全面而慎重的检视。这是因为，价值判断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而这一领域并未得到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足够重视，因而使得相关研究缺少基本的反思性而流于对现存结构（尤其是不平等的全球文化与政治经济秩序）的诠释。批判的传播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议题的探讨可以作为这一尝试的样板。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对价值的审视是文化多元性的起点之一，从而，国际和地区的跨文化传播议题才会获得道德上的公正，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联结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桥梁。

学科的方法论层面：要实现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多样化，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1）认真考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归纳式和演绎式方法都需要得到重视；（2）与传统的思辨式路径相比，基于详实的经验材料的实证分析需要得到加强，理论的系统化和创新可能需要在生动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找到基础；（3）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定量的、近代以来科学化的研究方法需要得到尝试，并逐渐应用到日常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一方面，要强调系统、严谨的方法对研究的重要性，是研究的基础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平衡理论框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有效性，毕竟，合理与重要的问题意识才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

 

作者简介：胡正荣，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播学会会长；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

 

说明：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2010年3月29-31日，6月11-13日，分别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德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者感谢德国联邦教育和科研部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邀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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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liam B.Gudykunst编著，《跨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版。

[5]顾力行、普罗斯主编，《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人：交际与传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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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向阳，《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20年：回顾与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2期，pp54-56。

[23]单波、熊伟，《跨文化传播的语言问题》，《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pp133-140。

[24]颜静兰，《以“霍尔模式”解读跨文化交际中的传播与接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pp91-96。

[25]彭世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pp86-91。

[26]史安斌，《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跨文化传播学的演进和前景》，《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1期，pp46-49。

[27]刘也良，《全球化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思考——以华语电影冲击奥斯卡为例》，《长春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pp74-77。

[28]“中德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柏林会议（2010年3月29-31日）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