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外新闻学传播学年度报告

课题组成员:胡正荣、张龙、龚伟亮、张焕萍、冯琰、赵乐平

感谢李汶羲、王乃竹、刘乃嘉、佟婧旸、苏全泽、程幡协助查阅资料

本文对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在2010年度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梳理与趋势展望。其中,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外学术界比较权威的期刊和全球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多家领航机构–国际传播学会(ICA)、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以及美国传播学会(NCA)等学术年会的发表论文都是我们关注和分析的研究样本。

在收集上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2010年本学科理论焦点与方法、学术机构与交流、队伍建设与教育培养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回顾。我们欣喜地发现全球性的、交融性的、社会性的和公共取向的研究视野的新崛起。综合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弱势地位正得到扭转,其独特性也在日益凸显。

具体到2010年新闻传播各分支学科的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的整理,从中提炼出九个热点领域进行综述,主要包括传播与法制、传播与科技、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大众传播、媒介与权力、政治传播、流行传播、跨文化传播、视觉传播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政治传播正以深度介入和全盘审视的新面貌影响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格局。

最后,通过分析世界各主要新闻传播年会议程和主要出版机构的相关出版计划,对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热点议题进行了展望。

Abstract

This chapter reviews the focused stud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in the universit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in 2010. The research samples include those academic essays on the key journals published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academic papers presented on the 2010 annual conference of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and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CA).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referenc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chapt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2010. While it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focuses, methodology,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this chapter reveals the new rise of a globalized, merged, socialized and public-oriented research visio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chapter makes a detailed summary of the key research topic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which includes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law,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mas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visional communication, etc.

Analyzing the programs of 2010 annual conference of ICA and publication catalogs of some academic publishers, the last part of this chapter foresees the trends of the studies 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year of 2011.

 

一、201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概况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独特性越来越被学界、业界与知识界所认可。这种重要意义随着媒介融合的滚滚洪流,随着新媒体和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更重要的,–随着媒体在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诸多层面上发挥着愈来愈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可以越来越有底气、掷地有声地说出:没有新闻传播便没有社会的整合,没有新闻传播便无法推动社会的进程,而缺少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会陷入一种知识视角上的局限与局促。

从过去的201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来看,异彩纷呈、琳琅满目的研究成果昭示这门学科的蓬勃活力;从深层次来看,研究视角的全球性(以至于全球传播学的学术定位日益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研究方法的交融性、研究议题的社会性以及公共取向和批判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异军突起,都令人兴奋地看到了一种日渐摆脱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不再对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袖手旁观、更具社会关怀和多元性、以及更具知识品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崛起。

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对2010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概况进行综述:

(一)理论焦点与方法

1. 理论焦点

尽管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势头迅猛,但相较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学科的成熟度上尚显不足,突出体现在有重要影响力的、能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广泛反响的核心理论较为稀少,对其他学科贡献率低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本身的历史就比较短以外,还源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自身视野的偏狭,不能站在理解时代和理解社会这样的高度上来理解传播,因而无法生产出能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流通的学术话语;而专业与政策研究的压倒性地位导致的学术取向的单一,也对这门学科的学术品质及学术的公共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几年的国际新闻学与传播学界呈现出扭转态势,一种越发强烈的社会科学属性的印记已经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浮现了出来。从自成一格的小天地中走出来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关注全球的视野与深入独到的视角,吸引着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而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也给整个社会科学界带来了更多的新气象;应该说,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与其他主流社会学科之间,一种在认可基础上的对话关系正在建立。

2010年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焦点主要涵盖以下领域:

(1)传播与法制: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传播政策与规制问题都在国家法制中位居重要地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美国的媒体法律系统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引人思考;中东”自由媒体区”、塞尔维亚媒体与文化多元以及欧盟视频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

(2)传播与科技:传播业与传播研究的发展,都离不开科技发展这个至关重要的时代背景。科技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不止于传播产业层面的推进,而是深入到了社会传播关系的调整层面。

(3)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全球信息传播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是不可估量的。这里我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包括传播与全球性问题、民族与种族问题、公民民主问题的研究。

(4)大众传播: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新闻学院的未来、大学生的网络依赖以及新闻道德问题已经日益进入公众和学人的视野。

(5)媒介与权力:在人类发展史上,大众传播媒介历来是权力博弈的舞台。一直以来,媒介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对于2010年度国外对媒介与权力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媒体与国家政治、媒体的社会影响功能研究、媒体的话语权研究这三个方面进行关注。

(6)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正深刻体现了一种立足社会、深度介入和全盘审视的传播学研究的新取向。从以往喜欢自说自话的新闻传播研究中走出来的政治传播研究,正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开创出传播研究的新的格局。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政治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对社会政治现象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关注,近年来已越来越成为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7)流行传播:流行传播的群体关注、流行传播的手段研究、流行传播与社会认知和文化构建以及流行传播的规范化与商业化等问题是我们所关注的要点。

(8)跨文化传播:其聚焦主题包括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传播障碍、跨文化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等。

(9)视觉传播:”读图时代”的到来呼唤着视觉传播研究能做出更多理论上的建树以呼应视觉文化实践的蓬勃发展。如何围绕传播效果这个中心,合理运用视觉表征与视觉修辞,实现信息传达的图像化,并且避免视觉信息的误读,–众多的国外学者纷纷以自己角度独特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2.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成熟度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反映为缺乏适用于自身领域的独特的、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都偏向于套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成熟社会学科的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甚至食而不化地衍生出一种”方法论拜物教”,”言必谈数据”,不惜以皇皇长文去论证一些犄角旮旯的碎屑问题,这种方法论上的欠缺也日益引起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者的反思与警醒。

从2010年度的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方法的发展上出现了三个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其一,实证方法上的精细化和特色创新:如在媒介接触的研究中,引入认知神经学的相关仪器与测试方法,又比如在视觉传播研究中的紧密结合研究目的的特色方法创新,这不仅反映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在运用经验的研究方法上更为娴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该学科已经在力图摆脱纯粹的方法论上的”炫技”式和”绣花枕头”式的运用,并开始力图实现方法与目的的因事制宜的紧密联合;其二,人文社科的精神对于技术至上的实证范式的有力补充: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人文-哲学-历史思维的光芒闪烁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之中,而也只有凭借人文思想与人文精神,才能避免使我们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在技术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其三,一种交融的方法与综合性视野的出现:在必要时,批判学者也会操起量化的方法,经验派的学者也会看重研究的人文哲学色彩;而一种综合性的、非媒介中心的、与全球性的研究视野的出现,也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学术机构与交流

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共同体的机构与机制,相关机构、期刊与国际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与创新。

国际传播学会(ICA)、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以及美国传播学协会(NCA)等学术联盟机构,通过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学术会议尤其是年会的召开,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人搭建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与共同体精神的培育基地。这些学术团体不仅促进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发展,而且伴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这些团体本身也在不断壮大。

以国际传播学会(ICA)为例,国际传播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传播学研究团体,其每年举行的年会是国际传播学界的盛会。2010年的年会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承办,于2010年6月21日-29日在新加坡举行,设有近百个专场会议和小组讨论,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夺人眼球的议题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关注,与中国议题相关的专场会议共达七场之多,中国传播研究作为一种颇具影响的研究取向,正日益受到国际传播学界的关注与认同。

(三)队伍建设与教育培养

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在全球范围的教育领域内都可算一股方兴未艾的新兴力量。

西方国家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在理念与实践、宏观与微观上都有颇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从其体系建设、教学机制、培养目标与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能找到它山之石。尤其是,当媒体融合成为当今新闻传播业界的关键词之后,如何在这一变革的大潮中实现专业教育与业界发展的良性互动,美国一些新闻院校的做法给出了值得我们关注的答案。

例如,早在十多年以前,美国堪萨斯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就最早启动了媒体融合的教育计划,而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从2005年起开设了自成体系的媒体融合课程。以后者的办学理念和教学做法为例,其媒体融合的教学体系并非是对旧课程进行换汤不换药的代数式的增增减减和东挪西凑,而是在深刻洞悉媒体的时代旋律的前提下对课程设置、授课内容、教学环境、教学工具和训练方式进行深度整合。这都提醒我们,媒体融合教育的本质目的是在新的媒体大环境(社会环境)和教学小环境(作业环境)中向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这与目前中国大陆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所面临的毕业生素质与业界实际需求脱节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再一次提醒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二、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

从2010年度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主要学术成果和理论创新中,我们提纲挈领地提炼出九个研究领域进行综述,包括:传播与法制、传播与科技、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大众传播、媒介与权力、政治传播、流行传播、跨文化传播、视觉传播等。我们的梳理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在有限的篇幅内凸显学界的热点与亮点,引领读者管窥学术的动态与前沿。

(一)传播与法制

每个国家的传播都有其相应的管理法规。其中,发达国家(美国与欧盟国家)中的公营媒体、发展中国家(中东国家与塞尔维亚)的媒体政策及其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的广播系统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1. 美国媒体法律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新一代网络科技已经对现有的美国媒体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挑战。《数码时代的媒体政策》以写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公开信形式指出,现阶段的美国媒体相关政策依然是来自上世纪20年代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共和党政策、30至4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民主党政策、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政策和80年代里根总统的”去技术化”政策这四项政策的综合体。[1]

文章作者史蒂夫·科尔认为,美国媒体界自诞生起就历经数次的技术”换代”。建国之初的政治宣传小册子被报纸所取代;报纸又先后被电报、广播、电视、卫星电视、互联网所取代,而现在又正在被Kindle、iPad和新智能手机等所取代。因此,当诸如此类的技术、产业、经济进行革新时,最智慧也最应该的应对手法就是更新并调整相应的媒体政策,以保护公共利益。

文章还指出,始建于1934年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取代了1927年的电台法律。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各电台、电视台要想继续持证播出就必须证明自己关注公共话题,且须一个季度向委员会报告一次(一年总共报告四次)。不过,这个制度在最近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一些媒体组织因给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讲话而获得无需填写报告的赦免权。同时,依然填写报告的媒体组织的报告质量(和播出的内容)也令人担忧。鉴于此,作者建议与其继续坚持这种用处不大的纸质官僚主义,不如开拓新闻创新。

同时,该文也提到,有必要继续关注美国的公营媒体。与英国相比,美国媒体界大部分都是私营媒体。美国在公营媒体上每年的总开销只有4.2亿美元,人均开销只有1.43美元。而被指很”省钱”的加拿大每年在公营媒体上的开销也达到人均27美元左右,是美国同类开销的将近19倍。英国的公营媒体开销则为人均87美元左右,是美国同类开销的60倍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公营广播公司(CPB,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的现年度预算与1982年相比还降低了5%。

尽管如此,美国民众依然热衷于公营媒体。近二十年来,美国国家公营电台(NPR,National Public Radio)的电台收听率出现了176%的涨幅(最近五年的涨幅为5%)。当前,公营广播系统的覆盖率已占到全体美国公民的98%。舆情调查更发现,受众对公营媒体给出的评分要明显高于对私营媒体的评价。因此,尽管美国对公营媒体投入不多,但是其未来发展依然充满希望。文章最后建议,政府应坚持关注那些政治中立、对公民社会有益的公营媒体系统。

2. 中东”自由媒体区”

为了应对全球化,埃及、阿联酋的迪拜等非常注重文化、宗教和政治体制的阿拉伯国家创造性地开辟了”自由媒体区”。虽然不是”全部把门敞开”,但媒体表达还是相对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而应当注意的是,国情和法规依旧是首要的影响因素。

波兰独立研究人员帕维尔·克立杰歇克在《在阿拉伯媒体枢纽中的法律测探:三座媒体城市的新闻报导、法律和政治》[2]一文中指出,为了吸引外资、引进新的节目样态,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东的一些国家,如埃及、约旦和阿联酋的迪拜,都设立了所谓的”自由媒体区”(FMZ,Free Media Zones),在该区域内保障投资商在经济业务上、高科技的基础设施上和运营上的优待和便利,并实施一些更加”自由化”的法律[3]。因此,这些自由媒体区被视为该区域乃至全球领先的媒体自由区。迪拜”自由媒体区”的创办人穆罕默德·阿尔·马克图穆酋长[4]说:”我十分注意表达自由对媒体界的重要性。我保障表达自由,并且保障报道就事论事。请大家根据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责任地、客观地行使这些自由权。”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阿拉伯媒体界先后经历了卫星革命、发展私营媒体、减缓内容审查,以及创建”自由媒体区”的历史性阶段。这使得一些西方人士推断,随着约旦和摩洛哥出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民主化”已经不远了。但是,该文也明确指出,”自由媒体区”的设立并不能代表”民主化”能必然实现。而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在文章发表后的2010年末至2011年初,埃及人民在自由媒体的影响下展开数次示威活动,彻底颠覆了穆巴拉克的政权。

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依然存在潜在的内容管制。上文转引一名埃及从业人士补充,具体争议话题包括了当地政治、裸体色情等淫秽内容,以及涉及到毒品、酒精酗酒等与当地宗教主张不符的内容。在约旦,有三条禁止跨越的”红色极限线”,即对国王、宗教、军事或国家安全的批评[5]。因此,不少西方媒体人士认为,这种”阿拉伯化”的自由权利同西方的民主有明显的不同。虽然这些”自由媒体区”在所有权方面的政策更加惠及于投资商,但是在此运营的媒体机构均与国家有着比较明显的关系。此外,该区内的法律规定依然有些含糊,以便于当局对某些争议内容能立即采取措施。

3. 塞尔维亚媒体和文化的多元化

在塞尔维亚,我们看到一个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中媒体机构的组成和运行,如语言和播放时长等。塞尔维亚媒体和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国家体制影响媒介框架发展等方面的思考。

由米罗卢布·拉多智科维奇撰写的《塞尔维亚的媒体和文化多元化》一文梳理了前南斯拉夫(现塞尔维亚)解体前后媒体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情况。[6]

在前南斯拉夫体制下,大众媒体由国家经营,通信权利被视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权利。1990年,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夕,前联邦政府发布了《公共信息法》,首次允许外商投资(外商的股份比例上限是百分之四十九)、解除媒体机构的部分事先审批规矩,并允许普通公民创办报纸或当地广播公司。

而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的一些较大媒体(如Radio Televizija Srbije)反而回归了国营。米洛舍维奇在担任总统期间,规定媒体机构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并受国家严格监管。在他的任期内,塞尔维亚媒体发布了大量攻击性和宣传性都较强的信息。不过到了1990年代,除了国营媒体外,还出现了反政府媒体(亦称”独立媒体”)机构。在这一情况下,当局对这些反政府媒体机构采取了压制性手段,直到美国轰炸南联盟及其国营媒体时才出现了一些改变。

文章还指出,塞尔维亚的媒体始终关注各民族和他们的十五种语言。文章列举了一个该国多民族多语言的案例:挪威萨德电台为匈牙利语少数民族的听众提供了24小时连续播出的匈牙利语节目。其它的少数民族语言,如乌克兰语和其它当地语言等,也专门设有独立的电台节目、电台或是单独的播出时段。

2000年秋天,当米洛舍维奇政府被推翻后,塞尔维亚在政策上再次回归到去往欧洲的道路上。当前,塞尔维亚的媒体受《公共信息法》、《广播法》、《电讯法》、《广告法》和《信息自由法》五部相关法律的管辖。这些法律都和欧盟规则相符。

4. 欧盟在视听业的管辖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彼德·亨弗里斯教授在《欧盟在视听业起了多大的”去管理化”作用?》一文中运用弗里兹·沙夫的研究框架,分析了欧盟在单一市场管理、媒体所有权管理、竞争法及相关管理和文化保护方面的行动。[7]

弗里兹·沙夫的研究框架来源于其1999年的《欧洲统治的有效与民主?》一书。该研究框架认为欧盟管理的特征是以主张自由市场的”消极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为主,而非修改或缩小市场的”积极整合”(Positive Integration)。根据沙夫的观点,欧盟法律体系将使得欧盟的全体公营媒体机构都处于竞争法的管辖之下。[8]

彼德·亨弗里斯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肯定了沙夫的观点,认为欧盟确实存在着”消极整合”的现象,并已致使视听市场的扩大。其中一个依据是1989年开启”单一欧洲市场”的”电视无国界”法令(TWF,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亨弗里斯教授还发现,欧盟在以使用竞争法来规范公营媒体机构时,不愿意采取管理措施,管理力度较小;但同时欧盟也要求公营媒体机构必须依法管理其新媒体业务。而在文化方面,欧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防止外来压力的侵入,以服务其组成的成员国。

(二)传播与科技

毫无疑问,信息科技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传播理念。而这些改变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公众,全球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众也在逐步享受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革命性产品。同时,各国也在这些新科技的带领下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沟通。然而,在新科技的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始终引发新闻学与传播学者的讨论与深思:

1. 互联网链接问题

网页”超级链接”(Hyperlink)技术理念(又简称”超链接”)由特德·纳尔逊等人于1965年提出,并在之后的一年内就初步得到实现。1987年,苹果电脑系统的超连接卡应用程序(HyperCard)资料库处理程序就首次将”超链接”用于普通电脑用户的桌面上。自此,网页链接所带来的新网络传播方式就成为传播技术与使用效果的研究热点。

《新媒体的国际网络结构:对新闻网站使用超链接的分析》一文从全球网络结构的角度来考察互联网技术问题。作者依靠世界系统理论和网状结构定理的优化配置检验了新媒体创造的国际网络。文章考察了来自73个国家的223个新闻网站中用20种不同语言写成的6298篇外国新闻的超链接使用情况。研究结果发现,英国的在线新闻网站提供的外向链接(Outgoing Link)的目的地国数目最多,而中国的网站链接相对较少,主要从国外网站连接到中国内部。研究还显示美国的新闻网站是中国新闻网站的主要链接对象。虽然各个国家都已经被网络连接在一起,现在信息的信息流动仍然是从一些国家向其他地区流动。新媒体更喜欢在核心国家那里建立新闻信息源的链接,新媒体是在用新技术复制原来旧的行为。[9]

2. 非洲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非洲虽然在经济与军事上处于国际社会的弱势地位,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非洲也已进入到全球信息通信的圈子之中。

在《发现自己的声音?非洲和全球传播和传播革命》一文中,作者研究了随着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出现,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和媒体的民主化问题。作者分析了形成非洲大陆信息聚集所必需的机会和挑战,以及非洲人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和挑战所做出的努力。由于过去人们对非洲的认识往往来自非洲以外的信息源(如阿拉伯世界的游客、西方探索者和宗教人士、殖民地年代的西方考古者和近当代的西方大众媒体),因此使得外界对非洲的认识难免局限;同时,非洲的大众媒体也没能有效地在国际社会中发声并占据有利地位;因此,这两种情况共同加剧了非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而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出现,传播的现状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正在利用互联网来搜集和发布信息,来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非洲网民的数量激增,这种新的媒体将非洲带上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彻底改变了这个大陆和世界的联系方式。这些变化和发展和政治、经济和媒体的民主化一道,对非洲在国际事务中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10]

但文章也注意到上网服务在非洲大陆的分布并不均匀。较大部分的上网资源集中在南非。但即便如此,其它非洲国家,如埃及、尼尔利亚、摩洛哥等国家在网络应用数量上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随着非洲自办运营网站的增多,非洲网民的上网行为从最初的获取信息扩展到担任公民新闻的记者或是直接开办媒体机构,一些站点还开辟了网上电台和网上电视台节目。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洲电台也开始上网,从1999年的38个增长到2010年的200多个电台网站。不过,大部分的网络电视只是重播受当地政府管制的媒体节目,独立制作的网络电视依然是”稀缺品”。另外,文章还客观地指出了,在非洲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中,非洲记者缺陷新闻专业,媒体腐败以及政府的信息管制等问题仍亟待解决。

同样以非洲为议题,《移动互联:对喀麦隆草原上的距离、关联与区别的重新诠释》一文认为移动手机的通信模式与互联网一样给非洲带来了极大的改变。文中有三名来自喀麦隆西部巴门达草原的当地民众谈到”用手机可以沟通全球亲人”、”不带手机却仿佛脱离世界”,”手机生活不可倒退”的切身感受,一致肯定了手机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1]

文中提到,当前非洲社会的社交关系已经不完全局限于地理空间。人们的社会关系还经常与移民等经济流动活动相关联,对于文中提到的喀麦隆当地民众尤是如此。巴门达草原位于喀麦隆的边缘,从1998年手机进入巴门达草原及2003年手机资费的降低之后,当地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今天的非洲,即使是手机覆盖率较差的地方,也会为当地人提供”手机话吧”,其经营者更被推举为当地的重要人士。当地民众对于手机的依赖度之高,让该文的作者们感觉民众似乎无法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下过日子。由此可见,移动沟通在今天的巴门达地区已是人们生活中极端重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对网络科技的评价

自上世纪大众媒体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大众媒体的优势就被一味地鼓吹,而学界和业界对其可能和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反思和警惕。学者道格拉斯·凯诺于2010年发表的五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缺失。

《信息高速公路、媒体文化和对今后的挣扎》一文的开篇就提到了弱势群体等当今社会问题的负面状况。其中最令人着急的是美国自1980年代开始实行的不公平政策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民众在面对这样或那样的残酷问题时可能会选择收看电视来”逃避现实”,但是电视中也存在着暴力等不良内容。作者由此呼吁学界对此发出质疑之声。此外,文章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当下的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政治文化问题做出批判,认为是一些政治无能者夺了权,忽视了对自然环境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在此基础上,该文对”信息高速公路”有限度地解决当下问题抱有一定的信心,同时也希望读者对媒体文化保持批判态度。[12]

《媒体与社会问题》一文则指出美国媒体缺乏批判的现实。由于媒体机构已经被变成大型的媒体集团,均为资本主义的”重金”集团,在政府对弱势群体相对不关注的背景下,媒体集团往往注重自己的收入以及是否与政府”搞好关系”。自里根政府以来,昔日宣扬的”民主社会的监视者”的媒体职责已经明显削弱了。不过,作者凯诺依然相信网络具备了”民主媒体”的一种可能。他认为互联网在技术上可以让更多信息以更简单的方式达到更多的用户那里,并且提供双向沟通功能,所以离”民主媒体”更近一些。[13]

在《技术改造、多元文化以及对教育的重新审视》一文中,凯诺主要关注了信息时代的教育要求。昔日的”满堂灌式”的教育正面临着网络时代的挑战。学生们不仅需要现有的媒体教育,而且还需要和电脑、多媒体以及网络博客、社交媒体等新一代科技接触;他们不仅需要精通传统教学下的课程,也需要精通电脑和媒体(Media Literacy)。现阶段的美国依然没有发展好从小学到高中(K-12)的媒体教学。[14]

在《新科技与隔离:一些批判性回应》[15]一文首先探讨了新媒体技术在监管上的困难与矛盾。作者凯诺列举了是1934年到1960年代美国电影业的一项内容审查规则作为个案研究。文章也回顾了当前学界对信息技术的两种看法,即以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为代表的”顶技术”[16]以及与之相反的以克里夫·斯多《硅质蛇油: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第二种想法》为代表的科技无人性论[17]。最后,作者凯诺认为,与其全盘支持或否定科技,不如树立一种对科技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从而全面客观地看待科技问题。

《知识分子与新科技》一文先后引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和让-保罗·萨特的批判理论。凯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批判的力量,知识分子的本职就是批评。而在新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推行西方式民主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利用电视、广播、网络论坛等新科技来发扬民主。[18]

(三)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

全球信息传播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不可估量。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是2010年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所涉及的热点问题包括传播与全球性问题、民族与种族问题、公民民主问题的研究。

1. 新媒体与全球性问题

新媒体使得全球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和快捷。2010年的”全球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中,不少研究锁定在新媒体对灾难、气候变化、霸权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上,从而研究新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及对问题本身的解决所起到的作用,展现了数字时代为信息传播领域带来的变革。

《对于全球灾难的新评估研究:美国新媒体对全球灾难报道选择上的变化》一文讲述了在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中的不同报道,有助于帮助理解全球性事件是如何被媒体构建的。文章考察了在200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美国的主流在线媒体和其他的非主流媒体是如何在气候的影响和在政府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对策上,对全球性事件进行构建报道的。作者从内容上分析了在线媒体的资料来源形式和气候变化的危险、道德、政治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

对于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议题,学者们从媒体的角度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媒体如何报道”全球化”这个问题本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例如在《谈判霸权:另类媒体和主流媒体对全球化争论的报道》一文中,作者考察了处于中间调停的公共领域,并且对比了另类媒体和主流媒体在对全球化报道上的不同。作者通过对另类媒体和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一种假设,即在主流媒体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另类媒体有能力吸引公众,原因就在于它的报道内容与主流媒体的报道大相径庭,而且可以创造反主导的公众氛围。让受众可以看到一种跟通常对于”全球化”的报道截然不同的报道和看法。[20]

《以中东为例的超媒体空间和全球传播研究》一文试图从出现的数字文化中找出一些理论含义来充实全球传播的研究。文章指出,在全球传播的理论中,电视已经不再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了。当前的全球媒介环境可以认为是一种跨国的”超媒体信息空间”,在这个”超媒体信息空间”里,像电视和报纸这样的所谓”旧”媒体联合手机、社交媒体、在线视频等新出现的媒体一起,构成了一个我们开始看到的有着社会和政治含义的传播空间。作者首先对”超媒体信息空间”下了定义,然后考察了超媒体信息空间在2005年黎巴嫩的政治动荡和2009年伊朗动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最后作者讨论了对这两起事件的研究对于全球传播的研究有何意义。作者之所以把中东作为了自己研究的一个参考样本,是因为他认为中东地区最能体现在数字时代中全球传播性质的改变。[21]

2. 全球传播与民族种族问题

民族与种族问题是全球传播中一个重要议题。其中,传播中的民族形象、媒介对少数族裔的描述及形象建构成为2010年的焦点。

在论文《全球化和韩国的”单一种族国家”的自我形象:对韩国报纸报道的分析》中,作者比较了长期以来韩国激进报纸和保守报纸新闻从业者的不同,以及韩国报纸在报道内容上的改变,包括全球化和在韩国的外国人的增多影响了韩国报纸对”单一种族国家”的报道设定。论文运用框架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韩国的激进报纸和保守报纸在面对外来文化和文化多样性时不同的态度和报道方式。激进报纸(如《韩国日报》)支持韩国出现的多样性,批评韩国民众头脑中排斥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想法;而保守报纸(如《朝鲜日报》)则支持国家主义的骄傲感,主要体现在关注韩国(包括朝鲜半岛)的成就。两者的差异客观地展示出韩国面对传播多元文化时的复杂心理。文章最后给今后学者们提供了做相关研究的建议。[22]

《管理者能改变国家媒体上对少数族群的呈现,并反映出文化的多元化吗?–来自以色列的经验》一文中,希伯来大学的伊莱·亚伯拉罕和阿娜塔·福斯特以”以色列”为研究案例,考察了以色列国内的有关管理者能否改变以色列国家级的商业媒体对于少数族群和边缘人群的描述以及这些改变的特点。作者调查了管理者出现之前和之后的电视节目内容,并对比了官方的调查数据,发现在管理者出现之前,国家媒体上对于少数族群的描述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在管理者想要提高商业电视中文化的多元化,增加和改变对少数族群的固有描述,以此希望更加准确地反映以色列的社会现实在努力下是成功的,因此媒体对大多数少数族群和新移民的描述都增加了。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全面,比如对于阿拉伯人的刻板描述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23]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瓦伦蒂纳·马里内斯库在其论文《传播和欧洲移民:罗马尼亚人眼中的罗马尼亚移民印象》中,通过对欧盟国家发行的4张主要报纸上对于罗马尼亚外来务工人员的报道,考察了媒体运用框架理论对于代表某个种族和民族的某类群体的报道倾向。作者选取了某一负面新闻前后一段时期欧盟国家对罗马尼亚外来务工人员和罗马尼亚人的155篇报道为样本,通过对新闻标题、报道角度、关键词等要素的对比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在负面新闻时间发生的前后,媒体对于罗马尼亚移民和罗马尼亚人的报道大相径庭,媒体确实在有意无意地用框架来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外国移民和其他民族散居者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媒体对于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报道,进而影响这个族群在媒体上和受众心中的形象。[24]

《媒介连接起的文化和消息灵通的全球公民:发达国家中的非洲印象》一文中,作者克里斯汀·斯凯尔·奥格莱特认为发达国家媒体对非洲方面的报道和描述存在严重问题,因为受众通常对”硬新闻”的背景资料在报道文章中出现的前后关系认识不够。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观察了电影、电视娱乐节目和文学作品这些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如何展现”非洲”变化着的、有着多侧面的内涵。作者认为发达国家把媒体报道范围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有助于受众对非洲大陆有更多信息的了解。[25]

3. 全球化与民主化

信息传播革命对社会民主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媒体运动与公民实用主义:拉丁美洲的新闻使用民主化》中,作者分析了拉丁美洲”媒体运动”[26]的策略和影响,进而讨论公民行为对于促进媒介民主的可能性。作者分析了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媒体运动”改革的当代经验,经验显示公民的实践促进了媒体的民主化进程。这篇论文对于全球的媒体民主研究做出了三点推论:(1)媒体民主对于理解新闻业是一个折射外部力量的领域,媒体运动的成功和挫折都表明现实情况使得新闻业和新闻学更加容易受到公民社会的影响;(2)文中所举的例子说明了政府在加强媒体民主进程中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必要性;(3)在处理全球事务的过程中,政府依然是媒体民主进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影响新闻业结构和新闻报道内容的关键决策仍然与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公民媒介权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决策制定的全球化,也不意味着在媒介事件上剥夺政府的权力。[27]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提高全球公民权和传播实践国际化中的扮演的角色》一文则跳出地区限制,讨论了”全球公民权”的概念及其与旨在唤起人们对健康、教育、贫穷等国际事务意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契合。论文追踪了一个跨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的发展,这个组织使人们了解到与发展中国家儿童权利有关的传播实践和价值,作者也阐述了救助儿童会是如何促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公民权的价值和传播实践。例如,救助儿童会鼓励受助者们由于不同的情感而产生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决策。这些交流方式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有时还和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方式发生矛盾。这篇论文认为,全球公民权是由救助国家用道德和意识形态设计出来的一种构想,它要求学者、政治决策制定者和非政府组织一起来定义公民权的概念,并予以贯彻执行,从而了解这种外来行为对当地人的实际影响。[28]

在《职能民主和大众媒介》一文中,作者主要研究在民主社会中大众媒介应该起到的作用。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对”民主”一词做了解释和定义,考察了大众媒介在一个社会的职能民主中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通过例举在民主领域里媒介和舆论的事件,探究了媒介的起源,说明媒介其实应该与当前的样子有所区别。然后,作者以南非和尼日利亚的媒介为例,考察了非洲国家中的大众媒介在国家从殖民地统治走向自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认为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经历了媒介的变化过程。如果想要在民众社会中宣传健康的文化,今天的新闻媒体就需要反映这个社会真正关心的问题,体现出媒体在民主公平中的真正价值。[29]

(四)大众传播

在2010年大众传播理论研究六十周年之际,回顾前路、凝望当下,我们看到,随着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具体的媒体和大众传播的组成部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正在影响着使用大众传播的庞大用户群体。

1. 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教授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媒体被假设为一个可以指引或影响互无关联的自然人思维的机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诺(Adorno)和罗文塔尔(Lowenthal)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分析视野首先延伸至”文化产业”领域,指出被单一权威者控制的媒体,尤其是媒体的娱乐化,传播了意识形态下的各种错误信息。

以此为基本时间点,著名学者艾利乎·卡兹撰写的《大众传播理论化研究六十周年》回顾了大众传播研究理论在其后的发展路径。文章指出,”在过去大约六十年中,’所有权’(Ownership)、’科技’(Technology)、’内容’(Content)和’语境’(Context)这四项传播媒体的主要内容都被分开研究。” [30]

截止当前,各个学派对于”所有权”、”科技”、”内容”和”内容关联”等概念界定和相互关系仍持有不同看法。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所谓的”媒体”更多与”所有权”和”组织”相关,而如加拿大学派则认为应当与”科技”更为相关。

卡茨认为,就”所有权”而言,虽然法兰克福学者们主要关注内容,但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法兰克福学者们对电视和影片的”无阶级性”表示过愤怒,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唯一希望就是抵制资产阶级的文化侵蚀。他们认为,各个阶级都应该发扬属于本阶级的文化。

就”科技”而言,卡茨评价科技方面的研究人员其实和从事内容关系的研究人员一样并不太关注媒体所承载和传播的内容。其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提出”世界村”理念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今天,”社交媒体”等新一代的互联网科技使”世界村”在上至国家下至草根阶层的世界范围内得以成真[31]。

就”内容”而言,传统的电视分类主要分为新闻和连续剧。而观众只能通过”观看”来参与其中。但今天的观众在节目样态的创新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电视节目之中。例如在”真人秀”(Reality Show)节目出现后,观众就是节目的主角和裁判。卡兹指出,从某种角度而言,电视的最后”凝聚力”就在于”真人秀”等”全国性媒体活动”之中,因此这一方面研究也已日趋深入。然而,这些”内容”的关注者们却未对”社交媒体”产生过多的兴趣。

就”语境”而言,卡兹认为媒体的主要效果作用就是将政治”搬进家里”。过去的政治活动主要在室外进行(如西方的市政厅广场附近),但广播电视的出现则让政治走进了千家万户。民众感觉自己通过新闻知识的快速获取更多地参与到争执之中,大众媒体还使得政治在表面上脱离了意识形态,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建立起关联。但事实上,电视的单向传播却伤害了民主,让个人立场无法与外界分享。双向互动的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又改变了这一情况。

卡茨最后总结,传播研究应当是上述四者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这种关联性正是传播理论研究的最关键有力之处。

2. 新闻学院的未来

新媒体的介入对大众传播在教学中的实践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皮尔斯·普雷斯利在其《新闻院校:何去何从?》[32]一文中分析了美国一所大学关闭新闻学院的富有争议的案例,由此探讨新闻学院在未来所应当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2010年8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博尔德大学宣布关闭新闻学院,并同时设立信息、传播和科技学院(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新的学院将包含原有新闻学方面的课程和教学人员。这所新学院的创立立刻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新学院的专业组合比较含糊,有人还认为评定该项变革的人员中没有任何一位是记者,因此很难”知道这新产物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文章认为,引起这项重大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媒体的出现。在过去,电脑主要用于报刊媒体的编辑和排版,但今天在互联网、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等新一代通信工具的普及下,电脑在数字媒体时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不少教授认为是技术主导着传播。同时新闻学院通常的40个课时,很难完全容纳新媒体的新内容。

3. 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

网络作为一种交流沟通的新工具,对于使用者而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过度依赖网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少国际研究机构就开始调查研究网络的不正常使用(网瘾)情况所带来的危害。网瘾研究在近年来更成为传播学界的研究热点,受到一定关注。

凯莉·安·米切尔和弗莱德·比尔德的论文《大学生互联网依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美国中西部某大学的网络依赖状况,发现网络依赖与”电视瘾”存在相当的相似之处。问卷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具体使用网络的情况;二是持续过多上网的问题程度;三是上网耗时的整体统计;四是离开网络时出现的潜在问题。但该调查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没有测量受访者的上网内容。此外,调查还”漏掉”了智能手机等新型上网设备所可能带来的差异性上网行为。[33]

4. 新闻道德问题

互联网技术颠覆了传播新闻的制作与传播,而由此产生的新的新闻道德问题再次引起学界关注。《远离记者界的猪圈》一文指出了在新媒体的研究热潮下,对新闻道德问题的关注普遍受到冷落与无视。作者以其参加2010年度”博客世界和新媒体展会”的亲身经历为例,发现在140个不同会场中,只有一个会场是和道德有关的,而且探讨主题还仅限于”博客和博客市场营销代理人之间的道德”,因此他大力谴责当前学界对新闻道德的忽视。作者认为在数字时代新媒体也沦为不道德行为的简便工具: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身兼某公司总裁(CEO)和新闻网站的总编辑,从而由同一个人同时操控新闻和商业,由此获得额外利润。他指出类似的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被不少人所推崇,这将最终导致新闻道德陷入”猪圈”里。[34]

但是,对新闻道德的关注并不等于禁止记者使用新媒体。美国国际记者会此前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时指出,只要新闻道德不受损害,记者依然可以将微博等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方式。

(五)媒介与权力

在人类发展史上,大众传播媒介历来是权力博弈的舞台。媒介与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010年,国外对媒介与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热点问题:

1. 媒体与国家政治

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交融共生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决定着或者制约着本国媒体;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如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权力监督、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控制功能等,也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本国的政治。

《1993年-2000年间,比利时的抗议、示威、媒体、议会、政府和立法的复杂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通过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指出,大众媒体的报道受到抗议活动的影响,进而影响政治议题。文章认为,即使抗议活动得到报道但没有直接引起政府重视,活动也会间接收到成效。而且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都会受到抗议活动的影响,对于电视新闻来说,抗议活动的规模是新闻点,报纸新闻不仅考虑抗议规模,还会注意抗议发生的频率。在媒体报道影响政治议题方面,议会提案和内阁的决定部分程度上都会受到媒体报道的左右;同时,大众媒体的关注还会吸引政府部门的关注。[35]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世界网民人数从几百万增长到十几亿,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也逐渐成为公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从演员到普通市民,从激进分子到非政府组织,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对于新媒体的政治功能,《评估2008年美国大选中新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一文指出,奥巴马是第一个由于在线社交媒体而当选的总统,就像尼克松与肯尼迪的总统辩论标志着电视开始作为一个具有政治变革性的媒体一样,由YouTube赞助并播出的2008年总统大选似乎也宣告了网络开始对政治产生广泛的影响。作者预测,在未来的政治活动中将有更多新形式的媒体与政治相结合。该研究认为,公众对政治活动的认知、兴趣和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会导致出于政治目的使用在线工具这一现象的增多。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作者最后论证了社交媒体形式对公众认知、公众兴趣和他们对2008年大选投票的影响程度。[36]

《视觉的脆弱:政治人物如何掌控自己在媒体上的形象》一文力图让读者了解经常现身媒体的政治人物是如何掌控自身形象的。考虑到媒体塑造政治形象的框架功能,作者认为,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政治人物有必要采取多种策略来塑造自身形象,从而获取更大影响力。作者采访了6位瑞典著名政治人物,通过开放性的问题,发现这些政治人物在应对媒体时既会采取坦诚的方法,也会使用较隐秘灵活的策略。该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不愿消极的屈从于媒体的形象塑造功能。[37]

《汤加媒体自由与国家控制》一文指出,汤加议会保证了人民的自由言论和媒体自由,但其言论自由条款却经常被政府、官员和媒体界误解。作者认为,虽然言论自由早在1875年就被写入汤加宪法,但历史证明,这种自由经常被转变成对反对意见和批评之声的压制。1882年,汤加媒体第一次与政府发生对抗,2003年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篇文章通过研究汤加历史上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案例,论证国家控制对媒体产生的影响。虽然两个案例都没有改变统治者对反对派媒体的态度,但凸显出了媒体活动对政府政策的冲击,尽管冲击的程度有待进一步研究。作者认为,当局政府的媒体政策以及宪法修正案是对反对派媒体的直接攻击。[38]

2. 媒体的社会影响功能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媒体的社会性是其权力的重要来源。媒体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使得媒体的权力不断被放大,媒体的信息传递、形象塑造等功能成为研究媒体与权力的重要基石。

博茨瓦纳大学的穆罕默德·哈伦撰写的《宗教与媒体:关于两者在非洲南部地区关系的思考》一文,从媒体的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论证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弥补了非洲南部地区有关宗教与媒体的研究空白。随着全球化趋势的盛行,非洲南部地区经历了媒体产业的不断发展,但同时宗教激进主义等问题也逐渐产生。在媒体产业,大量传统印刷媒体的产品转向电子媒体;在宗教界,越来越多的福音和原教旨主义活动利用媒体来宣扬他们的观点。作者着重阐述了在非洲南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与宗教的关系,由此对该地区两者关系的本质进行了论证,并对个别地区媒体如何作影响公众对某个教派和组织的看法、宗教团体如何积极利用媒体来推进自己的宗教事业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作者发现,在一些案例中,宗教团体通过引进使用电子媒体能够触及到更多的教徒,并对教徒产生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的影响。[39]

《媒体与名声:名声的建立和使用》从历史的角度,概述了”名声”这一概念是如何在1900年左右变成大众的产物。该文章指出,通过媒体,名声从一种贵族社会地位的标志逐渐转变成民众触手可及的可制造的大众产品。媒体、名人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在对娱乐业如何与明星有着密切联系和记者如何选择名人报道进行概述之后,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真人秀节目参与构建和解构名人名声的现象。作者详细论述了随着社交媒体在传统媒体、名人和观众之间使用的不断增多这种现象在现代名声话题探讨中的重要性。该文在对美国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同时也研究了一些德国文献,并对瑞士进行个案分析,以此论证在名声的建立和复制中的文化差异,加深对全球性成功依赖全球化的认识。文章的最后,路易斯教授还通过对瑞士选美冠军定性研究结果的探讨,研究了名声的利与弊。[40]

《网络媒体负面报道对罗马尼亚年轻人怀疑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选举运动中,媒体的战略性报道对市民的政治负面情绪有很大影响。文章特别讨论了媒体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观点这一话题,并以新兴的东欧民主国家–罗马尼亚为例,因为该国人民普遍认为政治代表们不能对国家的腐败领域进行改革,政治失信程度较高。为了研究网络新闻与政治失信的关系,作者首先对三家知名新闻网站进行内容分析,并通过网络调查、对比读者的政治观点等方式研究报道对政治失信的影响。作者认为,媒体的报道内容和不进行自我筛选造成了读者观点的不同,论证了新媒体话语影响的存在。[41]

3. 媒体的话语权研究

媒体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2010年学界对媒体话语权的具体研究多集中在媒体表述、问题认知和话语影响等方面。

《香港的媒体话语:人权表述的变化》从媒体表述方面对媒体话语权进行了研究。该文通过对从香港主权变化前后两个时期一份主要英文报纸上收集的5000篇文章进行分析以考察人权问题表述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在应对当地和世界政治形势上,该报纸立场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也表明了人权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现象,也是文化动态现象。报纸上人权在词语表述方面的变化不仅反映也影响了读者的认知,甚至是整个香港的大众认知。文章还认为,媒体的话语成为文化自我价值等元素形成、保持和重塑的场所,在纸质媒体新闻话语中对人权表述进行研究为更好的理解报纸及其目标受众的意识形态以及报纸如何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等问题提供了新途径。[42]

美国佛罗里达海岸大学的泰瑞·安·贝里在论文《年龄歧视与媒体话语:报纸对中年的建构》中,对美国几家主要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媒体话语对中年的建构。研究发现有关负面信息要比正面的多两倍,经常出现的两个负面信息是健康情况的下降和面容的老化,经常出现的正面信息是生活安定舒适和事业成功,并且媒体话语多关注中年地位境遇方面的特征,比如事业成功,而不是生理、心理和行动上的特征。文章认为,研究媒体对有关中年变老的建构能够为人们形成对中年的印象提供不同的视角,媒体关于老化过程的表述会造成顽固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真实面貌的认识。[43]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建构中国框架:美国精英媒体话语权建设》一文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对媒体话语权进行的研究。文章指出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国际媒体内容不断本土化,本土媒体内容不断国际化。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的媒体已经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因此出现了在这一社会进程中对本土媒体在现代政治中如何阐述全球性问题的研究。作者认为,在美国媒体中,记者从政治精英们提供的框架内挑选信息,这就赋予媒体在操控外交政策讨论上的巨大权力。全球经济危机使得美国开始忧虑自身经济的衰退,并积极参与讨论国外问题,让自己的声音出现在公共讨论之中,而其中讨论最热烈的是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这篇文章为探索全球化时代国际新闻制作的驱动机制,分析美国媒体对国外问题的报道,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嵌入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程度提供了指导。[44]

《社会变革与革命变革语境中拉美地区的政治传播与媒体话语权》一文在宏观层面提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假设:公众的政治化程度越高,媒体对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越小,反之,公众的政治化程度越低,媒体对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越大;因此,通过媒体进行的政治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环境,对此方面的研究调查必须考虑到公众的政治化程度这一重要变量。文章认为,传播媒体所有权在经济上的集中已成为客观趋势,影响了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民主;媒体参与政治传播并且已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重要的调节手段。作者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经过国家革命或变革洗礼的受众上,比集中在媒体所传递的信息的内容上更有价值,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受众认为,媒体所应拥有的权力是从世界视角和政治倾向出发,产生话语权影响。[45]

(六)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涉及一切有政治意图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话语。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政治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关注社会政治现象与政治、民主进程,近年来已越来越成为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对于政治进程的改变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随着媒体介于政客与公众之间的居间角色日益重要,所有的政治行动者都已经认识到政治传播之于政治讨论与政府决策的重要意义。在当今,政治传播的兴起与政治传播研究的广受瞩目,不过可以视为是李普曼当年”制造同意的认识将改变所有的政治前提”的断言,在社会层面与学术层面的演绎。对2010年英语学术界的政治传播研究,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介绍:

1. 新媒体与美国总统大选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新媒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屡见不鲜的身影总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日益成为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热点。

在《2008年总统大选2.0:对由用户生成的政治性脸谱网(Facebook)的内容分析》[46]一文中,作者认为:虽然脸谱网主要是以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而变得众所周知的,可是2008年总统大选却凸显了这种作为政治传播之可行工具的社会网络网站的作用。事实上,在2008年的选举日之前,脸谱网用户就创造了超过1000个以奥巴马和麦凯恩为主题的脸谱网社群网页。作者的研究采用定量内容分析的方法,主要目的是评估麦凯恩和奥巴马在这些脸谱网社群中被描绘出的形象。结果显示,在群组成员和活跃水平方面,奥巴马要高于麦凯恩。总体而言,奥巴马在脸谱网社群中被描绘的形象较麦凯恩更为积极。

有学者结合议程设置理论,对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各种媒体和信息来源在跨媒体的议程设置方面的效果进行了考察,在《跨媒体议程设置与政治行动主义:MoveOn.org与2008年总统大选》[47]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具有明确党派性的新闻媒体报道与政治活动团体、公民行动者和YouTube上支持同一候选人的官方竞选广告之间在跨媒体议程设置方面的效果。这项调查采集的数据来自于政治行动组织MoveOn.org于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初选期间举行的”奥巴马30秒”在线广告大赛。这些数据提供了第一和第二级议程设置关系的证据。偏相关的结果显示,与广告大赛中所展现的公民行动的议程,有着最密切关联的是党派性的媒介报道,而不是奥巴马官方提出的优先事项或MoveOn.org在YouTube上的广告。这些结果将跨媒体议程设置的框架扩展到了政治活动传播的努力和消费者生产的内容的层面。

2. 公共领域·媒体角色·公民参与

对很多的政治传播研究者而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框架与研究立场。因为,在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由社会中的传播机构组成的。事实和观点在这些机构中流通,集体政治性活动所依赖的共享信息亦在其中累积。换句话说,这些传播机构就是我们的大众传媒。自18世纪以来,它已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经历的主要源泉与焦点。”[48]

在《公民受众与欧洲的跨文化公共领域:探索欧洲政治传播中的公民参与》[49]一文中,作者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公民参与之于欧洲公共领域出现的意义。该文探讨了公民在公共领域建构中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各异的公民是如何参与欧盟的政治传播的?作者在对欧洲公共领域进行研究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强调公民的畅谈式参与(Communicative Participation)的重要性,而且还考察了欧洲政治传播中的跨国和跨文化的特点。文章假定了公共领域(它代表着社会的建构,履行着民主的职能)的形成最终要依托于媒体的公民受众对于共同问题的影响的认知与对欧盟政治决定的认识,还要依托于他们随后在公共话语中的参与。论文还介绍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经验的案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探讨欧洲政制讨论中的公民参与问题。

来自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两位学者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在线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关注了在线媒体对于公共领域的构建与合法性的形成,以及欧盟的”居间政治”的意义。他们提出,”居间”(Mediatization)这个概念不仅应该狭义地用在对媒介之于政治制度之运作模式的影响分析上,还应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以阐释公共领域的变形以及产生政治合法性的条件的转变。为了进行更具体的关于网络政治传播的角色的研究,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在线媒体的改革潜力上,其中包括:(1)公众关注:在线媒体在将公众注意力聚焦于欧盟的政治进程上的能力;(2)参与:在线媒体在传达多元声音和激活受众方面的作用;以及(3)舆论的形成:在线媒体对于促进知情意见形成的作用。他们对2009年欧盟选举期间(2009年5月-6月)发生在12个欧盟成员国内以及跨欧洲层面上的在线辩论进行了考察,并以此检验了他们的居间模式。他们的发现证实了在线政治传播能对欧盟政治合法性的形成发挥居间的影响力。在线媒体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政治传播的共享论坛,这个论坛日益被政治行动者和用户所占据,以用来发展评估欧洲一体化的同质性的模式。此外,线下媒体在欧盟电子领域的要塞地位,以及在国家政治的框架内讨论欧洲议会选举的趋势,都再一次表明了国家政治与媒体文化的关键作用。[50]

与上述两位学者的思路异曲同工,在由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的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新闻、民主与怀疑的作用:对奥地利的政治运动传播的分析》[51]一文中,研究了在2008年奥地利国家选举期间由各政党所发布的539份新闻稿以及刊登在日报上的369篇文章。文章的理论资源来自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为了达致理解,每个交往参与者需要接受四个有效性的要求,即:可领会性(Intelligibility)、真实性(Truth)、真诚性(Truthfulness)、正当性(Legitimacy)。如果有参与者对实现这些要求持有异议,那么就需要一种作为”修复机制”的话语来重建理解。从这个角度思考,就可以将记者设想为公共的”话语的倡导者”。两位作者所关注的中心议题是奥地利国家选举的政治运动传播和大众媒体报道中的”质疑文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报媒体上的新闻报道要比在政党的新闻稿更容易发出怀疑的声音。通过对不同的有效性要求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在这些质疑的声音中,对于正当性和真诚性的质疑占据着压倒地位。总体上看,严肃报纸更能提出可供公众讨论的问题。

3. 非洲国家政治传播研究

针对非洲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传播研究可以称得上是当前政治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这跟一种时间节点的对接有关:非洲国家的民主进程恰好与媒体业尤其是新媒体和通信科技的飞速发展同步,这就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活生生的案例,可以以此考察现代传媒尤其是新媒体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公民与警戒新闻之间:”Zim DaiIy”新闻网站的公平交易运动与津巴布韦的危机》[52]一文的作者,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马诺指出:在线公民新闻的新的形式已经重整了非洲的政治传播面貌。新的信息技术为读者提供了以前所没有的评论和生产他们自己的新闻和信息的机会,从而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力。然而,对非洲的新的公民新闻来说,也并非一切都是尽如人意的。虽然它已经可以生产出为非洲民主所需的可靠的和质量上乘的信息,它在同时还生产出了警戒新闻–一种收集和传播新闻信息的恶意的和报复性的新闻形式。警戒新闻类似于在80年代的南非十分常见的轮胎火刑刑罚(Necklacing)。马诺站在2007-2008年津巴布韦危机的层面上,探讨一个叫做Zim Daily的新闻网站是如何发起一场警戒运动的–其做法是对那些被认为是津巴布韦执政党官员的亲属和子女的人公开点名,号召将他们从”西方”国家驱逐出境。这个想法的目的是想要帮助解决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编辑们拒绝怀疑这种做法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于是,在该网站的编辑们的鼓励下,该网站的用户把法律之剑掌握在了自己手上,他们公布那些被他们认为是跟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有关的公民的住址、电话号码以及其他个人信息。这便模糊了公民与警戒新闻的界限。警戒新闻试图寻求一种即刻的正义,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南非的轮胎火刑刑罚–即使这是在虚拟的网络发生的事情。很显然,在非洲,新兴起的新媒体空间就象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建立民主,也能破坏民主。

同样是以津巴布韦的政治传播为议题,莫约的《作为民主监督者的新媒体:移动电话与津巴布韦2008年选举》[53]却将关注的视线对准了移动电话和手机短信为津巴布韦的政治传播带来的新气象上。论文指出:虽然独立后的津巴布韦于1980年和1985年举行的两次选举,一般被认为是可信地反映了民意,不过该国其后进行的选举大部分都是争议频出的,选举舞弊、擅改选区、贿选、政治胁迫以及其他的违规行为屡见不鲜。鉴于津巴布韦的媒体归国家所有、受国家控制,对津巴布韦的选举报道一直都是公开地偏向总统罗伯特·穆加比的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这就造成了公信力的巨大损失–包括选举制度的公信力与国有媒体自身的公信力。然而,新的通讯技术,如因特网和移动电话的出现,却迎来了政治传播的新时代,使得公民能够积极参与竞选运动并能对这一过程进行监督。该篇论文着眼于新媒体对于政治传播的贡献,尤其关注了手机(特别是SMS或短消息服务)在2008年的津巴布韦选举中的使用。更具体地说,它探讨了普通的津巴布韦人是怎样利用手机短信这个工具来监督选举的。此外,文章还讨论了这些新技术的使用对于津巴布韦以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选举及民主事业将带来何种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新的传播方式正在迅速地侵蚀着在任的政客对于通讯领域的垄断,它削弱了已经对选举进程造成束缚的解放话语,并且预示着不同的意见可以共存的更加开放的政治空间的可能性。

在赫尔曼·沃瑟曼的两篇相关的论文中,南非与纳米比亚媒体的自由与责任问题浮现出了水面。作者先是在《自由只是一个字眼?透视南非与纳米比亚媒体的自由与责任》[54]一文中指出:作为非洲新兴的民主国家,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政治传播制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民主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且受宪法保护的媒体自由。然而,从目前在这两个国家中持续上演的记者、政客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新的非洲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对于什么是媒体的自由与责任的共识。作者以多国比较研究的视角,借助了大约50份半结构化的访谈资料(访谈对象包括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记者、政治人物和政治中间人),探讨了诸如言论自由、媒体责任和媒体的民主作用这样的价值观念,是如何被这些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各种角色的人所理解的。

之后,作者将关注的目光单独投向了南非,在《作为发展中的民主的南非政治新闻–理解媒体自由与责任》[55]一文中,赫尔曼·沃瑟曼更是进一步指出,要想评估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的热潮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南非的政治传播制度,仅对作为政治传播制度之支撑的政治经济和法规政策条件进行结构分析,是不够的。政治传播的动力机制与文化维度同样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这包括态度、价值框架以及在此制度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参与者的相互期望。作者也正是站在动力机制与文化维度的高度上考察了在南非媒体上出现的有关自由与责任的话语以及从中涌现出的各种新的主题,力求得出对于在南非的媒体、中间人和政客之间时常出现的紧张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

(七)流行传播

流行传播与流行现象相关,既表示某个事物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也代表某种思想或是生活方式在某段时间内的盛行。它可能是以”话题”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某种商品的热销来体现。任何一个主体或符号都可以成为流行传播的主体或是载体。

1. 流行传播的群体关注

群体,是具有特点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在当前社会,要大范围地达到流行的目的,往往需要依托大众传播的作用,而对于群体特点的关注正是受众研究的表现。这既是传播的需要,也是社会化进程的需要。

其中,”稚成人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拒绝长大,拒绝承担责任,并不断逃避生活,渴望寻求保护,整个社会对稚成人文化的谴责和批评不断在各种传播媒介上出现,然而这种现状的背后是存在很多发人深思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内涵的。在《每晚都是周六早晨:检视卡通网成人游泳节目中的”稚成人”文化》[56]一文中,作者以成人游泳(Adult Swim)节目为例探讨了这一群体,指出尽管成人游泳是面向成人观众的节目,但该节目常常传播关于青少年、猥亵、无礼、亵渎以及常有的暴力信息,并不间断地尝试模糊或问题化孩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的界限。因此,成人游泳节目已经成为当前稚成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稚成人现象背后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内涵,包括当代成人社会构建、稚成人文化的流行和现存成人社会的不断演变等,将有利于我们以更为乐观且更有成效的观点看待成人社会。

另外还有学者对男女性别问题和性别形象做出了研究。《帕可广告中的表演性和女性化–只为她深情演唱》[57]一文中,作者探讨了后现代社会女性化和欲望观的差异化联系。而《标志性的男子气概,大众电影与全球化》[58]则通过探讨好莱坞男演员受欢迎的多种因素,说明男性形象对观众的成功吸引是由于观众共同对男子气概的渴求所引起的。《性别化协议的达成》[59]一文探讨了色情文学中性欲化研究的女性认知和”受害者”形象。

《类比修辞和穴居神话:嘲弄弱势群体的方式》[60]一文更多指向了同性恋形象。文章用电视剧几种反派的刻板印象和美国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广告中同性恋形象之间的类比联系,揭示出建立在通过使弱势群体的委屈不满等琐碎感觉基础上的强势群体实施霸权的过程,并探讨了始终充斥在现实世界中的弱势群体生存现状及其产生过程的隐喻。

无论是稚成人群体,还是女性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其实还是属于相对弱势的群体的。随着传播方式的不断拓展及深入,弱势群体的声音逐步受到重视。但强势群体依旧掌握了大部分的话语权。因此,对于强弱势群体地位及话语权力的研究也极其重要。

在《棍棒石头可能打断我的骨头,但语言的上海则如同地狱:流行歌曲中的中伤语》[61]一文中,作者探究流行歌曲中的歧视语言,指出俚语在流行歌曲歌词中的使用频率决定了歌曲用语和标签可能无意识地宣扬了女性比男性缺乏价值的想法和刻板印象。而《流行文化中的数学家构建和学习者叙事:数学和非数学主观性研究》[62]一文的研究发现,主流话语权多数来自于白人数学家、异性恋数学家和中产阶级。《中学儿童眼中电视节目中的男女科学家》[63]则表明:在孩子通过电视节目的认知中,在女性和男性科学家专业地位、婚姻状况和父母地位相等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科学家似乎更为基础,而且出现的场合更多。

2. 流行传播手段研究

网络化和数字化给大众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方式和渠道,同时也对传播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构建虚拟电视空间,网络电视传统结构变革、实践和电力动力学》[64]一文探讨了网络对于在线电视节目分配和电视交互性的影响。作者提出了交互性与其在线分配相联系能创造消费网络能收集观众对于节目的观点。其中,交互形式由节目生产者通过在线分配网络结构来决定,而这些结构驱使和暗示了观众的期待,并由此决定了节目的制作。

在电影方面,《互联网上的诺莱坞:对尼日利亚在线视频影片观众的初步分析》[65]则分析了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对观众的参与度和文化的传递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及网络是否对流行艺术受众带来变革。《数字时代的影迷》[66]探讨的则是数字经济时代中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网络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过程对于内容的作用,它也可以成为创造内容和整合内容的渠道。《数字时代的故事叙述者:寻找温馨点》[67]一文体现了数字媒体对于纪录片拍摄的作用。作者在制作和营销其纪录片《独立美国:对于妈妈和流行文化的双重研究》的过程中使用了数字媒体。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作者使用社交网络以跟人们交流,他们帮助作者进行了收集题材信息。同时,他还取得了和美国独立商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后者帮助他构建了电影故事的内容。作者还使用了大量数字交流手段,并在雅虎和视频网站上播放了他们的影片。这充分说明了数字化手段有效贯穿节目制作、发行的全过程,并必将成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路径。

3. 流行传播与社会认知和文化构建

流行传播除了娱乐、商业等一般功能之外,更可以承担起表达和传播社会议题。《娱乐化想法: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社会化议题》[68]一文探究了作为娱乐角色的存在,电视娱乐节目对残疾、移民和犯罪问题的看法,并进一步研究了节目生产者如何理解其自身角色和观众,如何平衡其娱乐功能和其非传统的作为罕见媒体形式的社会责任角色等问题。

流行传播的对象可以是某种观点和思想,也可以成为推广某种政策或是情绪的工具和内容,而这往往伴随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或是整个社会的文化。

在微观层面,流行传播通过类似电影、电视、书籍等传播媒介,从小处改变人们对于人事的认知,甚至改变其价值观。《女歌手和”学徒”女孩》[69]一文的研究表明,年轻女孩通过电视上和杂志中年轻女歌手进行自我认知、通过歌声、舞蹈和衣着等方面进行模仿,从而慢慢建立自己的女性认知观念与行为。

流行传播过程中往往能体现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的民族个性和认知。《文化视角审视流行博客中的个人存在性》[70]对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个人博客中的印象管理策略和个人表现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台湾博客更多关注社会联系,却缺少个人生活细节的表达。同时,他们还使用了很多自我推销策略以进行自我能力的炫耀。这与博客作者的个人因素存在联系,也与其文化背景特征相关。

在社会文化问题层面,《通过对超自然的陈腐宗教的转变再谈宗教幻想》[71]研究了超自然的陈腐宗教观念的转变和受众重新看待宗教幻想的现状,探讨宗教持续媒介化过程。

《中国大陆的社会团体关系转变,作为流行文化的香港电影的变迁分析》[72]研究的是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人对于其与内地人内在联系的认知的对比,港人对于国语的看法以及两岸语言交流。通过对香港电影、电视及电影文学等流行传播方式的分析,文章指出国语已成为香港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并且两岸人民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淡化。

《东非和南非流行音乐的文字世界,语言教育政策的潜在隐喻》[73]则从流行音乐角度探讨了多语种的身份认知和文化根源,从而研究方言语言教学政策对于加强文化联系的作用。

这里有一点发人深省:数字化的使用和社交媒体的流行是否令我们的感情变得麻木而廉价?由于今天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是如此简单而数量又如此海量,我们容易感动,是否也同样容易忘却?《网络对于迈克尔·杰克徐矫饰的祈祷和悲伤》[74]探讨了迈克尔·杰克逊死亡后人们利用新媒体进行的网络哀悼。作者根据来自推特(Twitter),名人新闻网(TMZ·com)和脸谱网(Facebook)共三类新媒体的1046多条信息,对悲伤情绪、宗教信仰和新媒体、主题分析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更多的是让人接受迈克尔·杰克逊的死亡而非进行怀疑或是显示对其死亡的不满情绪。人们通过循环新闻、网络纪念碑等方式进行各种形式的悼念,然后,结果却同样显示:”这种矫饰的祈祷使得对于他的悼念在日常生活中加快被忘却”。信息如此之多,而人的注意力却稀缺到需要也只能够迅速地转向另一个信息点,对一切事物的好奇感和参与度在瞬间增加,然而新鲜感也在瞬间熄灭和转移。

4. 流行传播的规范化与商业化

(1)规范化

流行传播的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对于内容的监管和对于行为的控制。2010年研究者们聚焦于传播内容所带来的版权问题和网络监管。

在版权研究方面,《音乐录影带的再版,用户产品的历史、实践和意义》[75]一文指出几乎所有的歌迷自制的改编录影带都在它们的来源基础上进行,通过再创、图像改编等方式给对不同流派的音乐的改编,以进行仿作、共享和各种形式的演奏。作者从音乐录影带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音乐录影带被重新制作并出现在YouTube等传播平台上所带来的版权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个与历史相符且具有实践意义的司法政策和实践方案。

“孤儿著作”是指依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但是却找不到著作人洽商授权的著作作品。对于孤儿著作的版权解决方案,《孤儿著作的版权困境:大规模试听档案的数字化版权难题及解决》[76]一文针对数字化音像内容广泛制作的背景研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包括扩展集体许可和强制许可权利等,并指出监管干预对于视听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利用是必不可少。

而对于流行的、被公众所认可的文化产品形象,也需要通过商标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保护版权:基于标志性流行文化出口,探讨<大长今>美国版权保护法律诉讼案的教训》[77]一文就指出美国商标法保护那些已取得一定知名度的作品的商标权利。2007年和2008年,美国州法庭对于”大长今”的商标权诉讼做出判决说明了对此的保护,然而仍然需要保护的商标却缺乏明确的司法指导。该文深入分析了这起诉讼案中展示出的三个重要方面:(1)美国进口流行文化形象的商标权是重要且需要保护的;(2)伤害奖励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效果的;(3)继续挪用头像知识产权具有风险。

而在传播行为方面,尤其是网络的监管问题上,《网络管理和大众合法性》[78]指出缺乏法律机制的组织参与话语权和标准的制定仍存在缺陷,其缺乏一锤定音作用的制定规则的权威是最大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公众意愿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方法。文章强调这些方法急需全面普及,也需要公众议题的反复强化,以进一步制定民主而合法的规则制定。

(2)商业化

流行传播的商业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容制作、传播形式等进一步考虑受众感受,进行市场的细分。另一方面,则是指主要大众传播与实体产业的结合和产业链的延伸,以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

商业化传播的最直接形式无疑是广告。《标语性广告类型的内容分析》[79]对静态的、弹出式的、引出式的广告,带来消费者不同的反应,并对于广告类型化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广告对于复杂电视叙事的理解和乐趣的影响》[80]则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广告的负面影响。

市场细分是对受众进行内容营销的直接而便捷方式,而差异化和针对性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产品宣传手段的网络,美国图书市场的性别化、类型化和商业化成功》[81]一文分析了网络时代美国如何出版小说书籍,以及其对书籍商业成功的影响。作者指出,女性小说和流行小说在商业上更易获得成功。同时,使用网络的方式能更好地进行受众的分析和营销,而在网络上所受关注还能通过口碑营销和话题营销等方式进一步推动商业成功。《消费者与销售者的隐秘期望是否存在差别?基于细分市场和技术层面的分析》[82]则对比消费者偏好和销售数据信息,探究市场细分和消费者期望,以利于商业性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

而大众传播文化产品的产业链拓展,正是利用媒介或文化产品本身对于受众产生的心理作用和文化影响进行实体产业的商业发展。《007的审讯,邦德世界里的想象设置》[83]一文指出游览流行的电影和电视剧集的场景已成为旅游业市场的一个增长产业,这正是由于”想象设置”。作者认为,受众往往进行以物质作为寄托的想象世界的精神共享,幻想自己置身其中,并经常进行”想象中”和”现实中”物理证据的搜集和对比。在文中所举的邦德案例中,这个假想的世界似乎主要是一个男性世界,使得粉丝们重新认识、定义并自我欣赏他们的男性特质。这也是利用”大电影”概念进行产业链拓展的一项实例。

另一个实体产业和文化内涵相结合以达到商业目的的例子是可口可乐公司。《探究可口可乐,全球性标志及其流行》[84]一文密切关注流行标志的表达。文章认为,围绕可口可乐的生产环境和资源的争议表现出大众传媒对于构建流行的发展潜力,同时其标志性图案的表达也促进了可口可乐进一步流行。

(八)跨文化传播

随着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日益密切,跨文化传播正成为传播学研究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分支。下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过去一年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议题。2010年,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传播障碍、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研究等方面。

《跨现代视角下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一文立足于跨现代视角,研究了印度精神领袖玛塔·阿姆里塔南达马伊的美国女性追随者如何处理与所在社区的东方人沟通时出现的文化差异问题,并对这一过程体现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进行了重新阐释。该研究采用了新颖的跨现代研究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是对自我概念的古今联系。文章指出,古代东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对自我意识的认知。作者运用跨现代模式下的民族志方法收集数据,利用四年时间在该社区内进行观察、记录和采访,结果发现该社区文化差异极为丰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文化认同与认同解构拥有着不同策略。人们一方面努力融入东方文化,超越文化差异,一方面又远离主流文化,对东方文化进行认同解构,重新构建新的文化认同感。文章得出结论,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认可他者文化的同时维持本族文化十分艰难。跨现代模式下的认同解构概念强调脱离自身文化身份,寻找与他文化的共同之处,对理解跨文化沟通能力有启示意义。[85]

另外,很多学者把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对在他文化社会中生存的人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进行探讨。例如,美国西密西根大学博士生伊娃·L·厄本和教授马克·P·奥博的研究《当代美国移民的身份差异:多种多样的传播经验》建立在身份研究理论之上,旨在分析当代美国移民对自身身份多重性的认识和处理。该研究把来自16个国家的17位美国移民作为深度受访对象,探索当代美国移民身上存在何种身份差异。访谈暗含的旨意是了解受访者移民美国后自身发生的最大变化,以及在美国难以接受的中心文化。研究对访谈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后得出结果,受访者在新环境下重建身份的同时虽然努力保持固持的文化身份,但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地会发生自我身份的改变,而对大多数来说,新身份和旧身份是彼此矛盾的。这篇文章得出结论,当代美国移民的身份差异主要有以下几个矛盾框架:自我–角色扮演下的我、自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我、角色扮演下的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我、公共关系下的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我、自我–公共关系下的我、角色扮演下的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我。每位移民对身份差异矛盾框架的不同体会是该文作者关注的重点。本研究独特性在于展现并详细阐述了多国背景下美国移民身份差异的相同与相异,而以往研究一次只关注一个群体。[86]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珠·华在《语言社会化与跨文化性:海外中国家庭隔代对话中的称谓词》的研究中也把海外移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海外移民家庭不同辈分间在交流对话中协商、建立、重续社会文化价值观分析语言社会化过程,旨在研究跨文化性这一学术新概念。这篇文章以称谓词、”谈论社会、文化、语言”为分析重点,认为跨文化性不仅是会话人将其多元而变化的文化认同感引入对话的动态过程,也是其产生新的社会文化认同感的过程。因此,跨文化交际是年青一代语言社会化的直接手段,他们正在发展自己的社会文化角色,学习海外情境下最适宜社会和文化的行为方式,而移民社区与海外社区往往存在着很大文化差异。这篇文章强调我们不能把语言社会化简单理解为代代相传的过程,相反,语言社会化应会给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带来改变。通过语言社会化,移民家庭的年青一代不仅吸收移民社区的文化价值观和认同感,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社会文化认同感,为所在社区和家庭结构带来理念的改观。[87]

2. 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传播障碍

文化差异是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文化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的思想观念与民俗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使人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以及语言差异。2010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多学者撰文分析了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这两个层面,并从中入手对跨文化传播障碍的内在成因进行了探讨。

外国移民和拥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人都普遍认为,不同社会环境和语言文化拥有不同的人际交流策略,对人的生活交往施加着很大影响。语言文化(Lingua-Culture)传承、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英语为母语的社会尤为如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安娜·威尔兹比卡在《跨文化交流与交流误解:文化关键词的作用》的研究把对文化关键词的理解作为提高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移民语言处境以及跨文化交流造成沟通误解的内在因素。这篇文章告诉人们,在英语风靡全球的今天,人们需要认识到英语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其中包含着历史的文化假设。”盎格鲁大陆英语”作为英语文化的内核,一直被误解为是文化中性词,致使作为全球传播媒介的英语成了造成交流误解的主要源泉。这篇文章以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中主人公的经历作为分析跨文化障碍的案例,小说描述了在美国的俄国移民英语使用不当造成的跨文化沟通障碍。本文通过语义分析法,集中研究了纳博科夫的跨文化交流的经历与外国移民的语言处境,并得出结论,外国移民缺乏对文化关键词的理解,从而造成沟通障碍和误解。[88]

也有学者从翻译角度考察跨文化交流出现的障碍,如《译者视角下日本医疗服务中的文化沟通障碍》一文研究了日本医疗服务中医生与非日本国籍患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本研究立足于医学翻译者的翻译经验,分析日语水平较低的外国患者在医院的沟通障碍,目的在于阐明跨文化医疗沟通中译者调适下所出现的沟通问题与背后的原因。作者通过深度访谈了解译者对自身角色、地位、动机、压力与翻译策略的认识,并分析数据得出结论,语言和文化因素是造成沟通障碍的原因。在翻译者眼中,最大障碍不在于专业术语的翻译,而是文化概念的翻译。文化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是单凭翻译的语言技能就能解决。译者用英语向非英语母语的患者解释信息,会面临很大挑战和压力。医生模棱两可的表达在翻译中会造成理解偏差,特定文化群体医生的刻板印象会影响其与外国患者沟通的行为模式。此外,外国患者由于专业知识欠缺和语言障碍不敢向医生提问,有时会不懂装懂,从而影响沟通效果。总体而言,译者倾向于同情患者,而对医生的沟通行为更为挑剔。

生活方式也会造成跨文化传播障碍,一篇名为《跨文化研究:印度人和美国人手机短信的沟通规范》的研究就对此进行了验证。这篇文章旨在发现,在印度和美国人们互发手机短信进行交流时是否存在礼仪规范,如果存在,该规范对公开和私人场合下短信内容的影响何在。作者利用观察记录法收集数据,参与者包括66名美国人(男14人,女52人)和55名印度人(男39人,女11人)。调查要求参与者记录一或两天内收到的头七条信息和发送的头七条信息,参与者要在第一时间记录他们对收到或发送的信息的评论意见。研究结果发现,印度人和美国人文化差异很大。美国人无论男性女性,都更擅长于在公共场合下利用手机短信进行沟通,比如餐馆、商店、电影院等。印度人无论男性女性,都更倾向于在私人场合下使用手机短信,比如在自己和朋友的家中。二者相似处在于,美国人和印度人无论男性女性,使用短信最少的场合是工作场合和乘坐公共交通场合,由此可见,两国工作环境都对短信行为有限制要求。另外,短信交流对象对该行为也有影响作用,而短信行为的性别差异并不大。文章得出结论,印度人和美国人短信行为存在礼仪规范,关于短信场合与短信行为伴随的情绪反映,两国有相似之处。本文得出结论,短信礼仪规范可在同一文化内调适人们的行为,提高沟通质量,但对于不同文化而言,由于短信礼仪规范有可能彼此对立,所以跨文化短信沟通容易出现理解障碍。[89]

3. 跨文化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

要想有效跨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2010年,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型研究成为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界的热点研究之一。

《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集成模型:模型试验》一文运用本位研究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包含各种文化因素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集成模型,用以发现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ICC)的变量因素和过程。模型预测移情作用与经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生变量,而互动过程、积极情绪和交流动机是具有中介功能的内生变量;模型预测个人经验、全球态度和交流动机三个变量之间具有循环关系;模型还预测移情作用对跨文化交流能力有直接影响作用。上述的预期均在试验中获得了支持。结论表明经验变量与动机变量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经验变量是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生变量而非预期模型中的外生变量。[90]

表1预期集成模型

表2经实证检验后的集成模型

此外,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对一个问题总是保持兴趣,那就是个人特质是否会使某些人具备更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感觉寻求就是该类型的特质之一。具有高度质疑精神的《”感觉寻求”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新模型试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集合模型进行了深层挖掘提升,调查检验发现”感觉寻求”这一新变量因素与跨文化交际的积极态度、移情作用和互动交流三个变量之间有直接正面联系,而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之有积极作用。该研究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集合模型引入了新变量,对认识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影响因素有指导作用。但其局限性在于样本只选择了较为年轻的学生群体,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全面客观性。[91]

一些学者还从影响传播事件的环境入手,研究跨文化传播效果和模式。南加州大学约兰塔·阿里兹和罗宾·C·瓦尔克联合撰写的文章《决策会议中的多文化群体–语言能力与群体绩效》通过比较东亚地区英语非母语使用者和英语母语使用者在同族小组与混杂小组中不同的交际模式,研究语言能力与群体绩效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语言能力是影响多文化群体在决策会议中表现的一个方面,但主要因素还在于群体构成、文化行为模式等非语言因素。该研究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话语模型的提供,它可为跨文化交流模式的未来研究提供测量群体绩效的参考模型。[92]

(九)视觉传播

今天的社会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不仅报纸杂志里的图片使用呈现上升趋势,图书出版行业里的图文类图书也深受读者欢迎。在网络媒体中,图片更是吸引眼球的重要手段。信息以视觉的方式传递给受众的做法,似乎预示了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

YouTube等视频分享网站的出现以前所未有的互联网社区形式贡献出视频内容。网络视频的特点是内容、视频风格、捕捉设备具有更高的多样性。[93]信息以影像方式传递给观众更直接有效,人类不仅仅乐于通过视觉捕捉信息,而且对视觉信息的记忆也非常深刻。对于传播者来说,适当利用视觉信息可以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1. 视觉表征

视觉传播的发展历史实际就是人们创造视觉信息,并且分享视觉信息的历史。由于人们不仅乐于观看,同时还乐于分享,充满了对视觉信息分享与转述的渴望,这种共享特性由此使得视觉传播的发展异常活跃。目前,全球视觉文化与视觉传播的普遍模式也为学者所广泛关注。文章《药物的视觉传达:恶性假设与良性设计?》强调同种视觉符号所指代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作者瓦德在文中指出,外在形象并不等同于内在的真实,如果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观感就认为自己理解了信息的话,反而会误解了信息内容。对于视觉信息的误读,在生活中时有发生。视觉文化不断发展演进,视觉符号越来越多元,表意性也越来越复杂,同一图像,不同的人看到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在医学上,视觉信息主要来源是包装、传单、小册子、标签和网站。而患者由于对药物服用的视觉广告产生误读,而造成了药物服用无效或过度服用的问题。[94]

2. 视觉修辞

视觉修辞是一种传播行为,因为视觉的修辞功能只有在图像等视觉信息进入传播渠道时才能够发挥;没有被看到的图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修辞功能。因此,传播是视觉修辞功能发挥的首要条件。《惊人的图像》列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在激进派倡导的新兴国有企业运动中,视觉修辞的使用情况。文章利用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了1903年到1917年间的七种激进报刊漫画,通过探讨如何建构社会现实,伪造集团的身份,并以此来驳斥媒体霸权。尽管激进的漫画通常提供强大的视觉修辞用来批判资本主义,但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宣传力量不足的现象。[95]

大量语言和神经的研究资料证实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用修辞来进行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尽管视觉修辞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关于在视觉修辞语料库的主要表现形式的研究已经在不断拓展。为了有助于研究视觉修辞在广告中是如何实现的,同时为了研究视觉修辞中主要图案是如何展现广告中所存在的现有知识,一些研究者建议找出可能产生的视觉修辞结构用于广告和物体的对称排列之中。

3. 视觉传播的视觉信息

视觉信息与文字信息的一个最为明显的区别是它的外部特征,比如色彩、图案、节奏等。这些因素一方面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另一方面也给受众带来美的感受,并因此让视觉元素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们看到,电视使得观众热爱图像,而网络文化的流行更促使公众参与到图像的制作过程中。数字时代彻底打破了印刷时代对文字的恪守和尊重,另一切向着视觉化倾向发展。

当前,视觉化的发展开始在政治领域中受到关注。《2008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与视觉设计》一文指出,在2008年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期间,视觉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视觉设计一直是历届美国总统政治营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二十年,至少在纸质媒体印刷方面,视觉设计的地位略有下降。但是,这种趋势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得到扭转。视觉效果不仅在海报宣传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其网站和电视广告中都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营销团队利用视觉元素将奥巴马打造成一个积极独特的品牌形象,并最终为奥巴马的竞选成功提供助力。[96]

同样以美国政治为研究对杨,《戏仿佩林:蒂娜·菲的视觉和口语模仿如何复活了一出喜剧并影响了2008年的选举?》一文指出一位名为佩林的美国州长也从政治喜剧表演的视觉传播中受益。文章对2008年秋季周六夜场秀关于佩林的一系列政治表演做了视觉和语言上的分析,认为这些视觉表演对于竞选者的形象及在线视频商品的收视率都有提升。[97]

在很多选举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候选人都花费大笔资金印制竞选海报。一些党派宣传和视觉传播的研究认为海报内容的设计体现出了候选人的竞选策略,候选人通过利用不同的海报设计来影响选民的支持。《知道我,爱我,怕我:剖析2007年法国立法选举候选人的海报设计》一文细致分析了2007年法国立法选举过程中的海报设计。该调查调用了电脑中的256个候选人的海报原始数据库,调查结果表明有些党派的海报设计是通过对海报的大小和位置的视觉设计来达到宣传的目的,而另一些政党的候选人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面向视觉和非语言线索(如眼神接触)的方式来说服选民。[98]

4. 平面媒体信息的图像化

虽然平面媒体与电视、电影一样是一种作用于眼球的”视觉”媒介,但却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媒介。平面媒体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可以分成理性的文字语言和直观的图像语言两部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视觉文化的发展,后者的地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版面设计工作也因此备受重视。《理解图像和文本相辅助的健康风险》一文指出,信息图形,特别是独立的地图图像,不利于读者在阅读新闻过程中对环境和健康风险进行了解,而只有文字和图形有机的配合在一起,才能使读者充分了解新闻信息。[99]

媒介从静到动,在丰富图像内容的同时却导致了草率的快速阅读。对于今天的媒体受众来说,早些年那种津津有味阅读画报的时代已宣告结束,读图成为一种习惯性消费和快速获得资讯的某种需要。数字技术的使用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提高、易用性增强引发了影像领域的数字化革命。《新闻摄影及其超越:屏幕教育》一文认为,新闻摄影作为平面媒体图像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在1930年至1950年间产生了较快的发展。以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刊物为例,新闻摄影在视觉形象权力及补充文章故事重点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新闻摄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及越南战争期间,对于塑造公众意识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100]

根据新闻专业标准,合格的记者要保证新闻在语言和视觉文本上的中立,尤其是在报道战争和危机中,要为对立双方都提供相同的报道篇幅,以维持话语的平衡与客观。《覆盖冲突:四家新闻周刊在2009加沙危机报道中的视觉和语言差异》一文通过对四家平面媒体对加沙危机事件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冲突双方在视觉传播和文本传播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虽然报道的书面文字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但是其图片却主要反应巴勒斯坦平民。最后,文章提醒媒体内容研究者,在对新闻报道进行研究时需要同时注重图片和文字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101]

三、发展趋势及展望

对于2010年国外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根据2010年世界各主要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组织的年会议程以及国外几个主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型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来进行分析判断。

2011年国际传播学会(ICA)的主题设置与往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一年的五月份,国际传播学会的第61届年会主题被设定成为了”传播在中心(Communication @ the Center)”。围绕这一宏观主题,大会甚至计划将在会前开设特别论坛–“什么样的传播才是在中心?–公关与营销的关系(What Kind of Communication is @ the Center? The Relationship of PR and Marketing)”。此外,诸如”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流行文化中的美学(Placing the Aesthetic in Popular Culture)”等很多饶有趣味的主题在2011年也被设置在了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的研讨议题之中,从这些议题设置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2011年世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将注定呈现愈发明显地体现出”两个融合”的趋势–一是同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更加深入的融合;二是学术研究将与国际社会中的热点时事和文化现象更为紧密的融合。

另外,从SAGE,Routledge 等多家著名的学术型出版社2011年的出版计划来看,上面提到的趋势仍然鲜明地被体现出来。其中,政治传播毫无疑问将成为2011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著作出版中独占鳌头的最热门话题,例如–2011年5月,Routledge出版社的政治传播系列著作中将推出达伦·哈品(Darren Halpin)的新书《利益集团的政治学:演变、结构和能量(The Politics of Interest Groups: Evolution, Form and Capacity)》,而麦柯米伦出版社也将推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博士撰写的著作《公民审议的政治学:市民参与和利益主张(The Politics of Public Deliberation: Citizen Engagement and Interest Advocacy)》。

除了政治传播学以外,基于媒介经济学视野对受众的分析研究以及对媒介营销的研究也同样成为2011年国外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著作出版的热门选题,这与目前我国国内媒介研究领域的热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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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胡正荣、张龙、龚伟亮、张焕萍、冯琰、赵乐平

感谢李汶羲、王乃竹、刘乃嘉、佟婧旸、苏全泽、程幡协助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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