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黄艾:展望2022 传媒业需要面对哪些时代课题

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2年1月4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中外舆论博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相互交织,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历史和记忆。全球舆论环境的错综复杂,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严峻挑战,也使我国传媒业的发展面临深刻复杂变化。2022年,传媒业应立足时代前沿,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及时回应国家、民族、人民乃至全球与人类都关切的时代课题。

新命题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2022年,将迎来党的二十大。传媒业应基于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方位,围绕新时期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结合重要时间节点、重要思想理论、重要决策部署和重大现实需求进行深入思考,围绕治国理政等重要时代主题做好选题策划,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度阐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精髓要义,为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传媒业应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旨归,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突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主题,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宣传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生动实践,忠实记录并传播这些重要思想理论成果,真实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全景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和时代新风貌。

当前,西方文化的渗透,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十分复杂,传媒业应勇担时代重任,充分运用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占领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在宣传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与时代同行同向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融合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推动作用,更好地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新格局 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加速度” 智慧全媒体传播“进行时”

自2014年开启融合进程至今,传媒业的媒体融合已取得了突出成绩。2020年6月30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引领媒体融合加速迈向纵深的最新纲领性文件。在信息技术的赋能下,2022年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步伐将呈现出“加速度”的演进趋势,并在自主平台建设、移动端开发和融合生态系统布局3个层面加快步伐。

加快打造自主可控的全媒体平台。《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这为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明确了未来发展方向。随着5G技术的加快布局以及多种新兴技术的叠加,中央、各省主流媒体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着力建设智慧全媒体。以互联网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全媒体平台,聚合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等多重功能,兼备公益服务和经营造血机能。

加快移动端研发。移动互联网已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中国,移动社交的用户规模庞大且用户数量逐年增加。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移动社交用户规模已然达到9.24亿人,预计2022年中国移动社交用户整体突破10亿人。2022年,新型主流媒体将会继续坚持“移动优先”战略,在做好新闻资讯的同时,以精准化、多元化服务为主要目标,以移动化、多屏化、社交化和分众化为主要方向,加快移动端的研发,吸引用户转移到主流媒体的全媒体平台,从而实现舆论引导和思想引领。

加快布局全方位、多业态的融合生态系统。一些头部互联网公司已利用技术优势打破行业壁垒,依托强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将内容服务体系拓展到数据分析、信息咨询和舆情监测等领域。2022年,这一现象将更加突出。因此,新型主流媒体可加速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最初的新闻资讯单一价值链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产业多元经营为基础的融合生态系统延伸。通过媒体融合建设成的未来媒体应当包括以下要素,即以用户数据为核心,多元产品为基础,多个终端为平台,深度服务为延伸,业态创新为重点的全新的开放、共享、智能化的生态系统。

新动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所在。2022年,传媒业将通过顶层设计、组织重构、流程优化、平台聚合和资源共享等对体制机制进行深度调整和改革创新,以期“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共通”。

传媒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支点在于以下3个方面。

以互联跨界实现产业机构的迭代转型。传媒业只有通过加快经营性业务的改制,才能在资本市场以控投、参股和并购等商业手段拓展多元经营,延伸产业链,最终实现自身产业机构的迭代转型。互联跨界,不仅是媒体自身转型的立足点,也是激发媒体跨越自身产业属性、创新性发展新业态的突破点。

布局合纵连横以融通的媒体结构体系。媒体结构体系的融通是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所在,通过布局媒体的合纵连横实现媒体结构体系的融通:在纵向上,实现从央媒到基层媒体的垂直融合,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媒体垂直平台。在横向上,通过“台、网、报”核心媒体与微博、微信、微视频、APP客户端以及抖音端的深度融合,实现媒体的横向布局,充分适应分众化传播趋势。

以全新的制度设计实现对媒体的科学监管。传媒业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索全媒体新业态,全面构建立体互联的产业矩阵,通过跨产业经营、跨平台整合、跨地域合作方可实现价值共生。

体制机制改革旨在为媒体行业打造一个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外部环境,但人才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要素。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业对于人才的争夺将达到白热化程度。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能胜任全媒体流程设计与平台建设的专业人才,将会在传媒市场炙手可热。

新赛道 新兴技术与媒体融合叠加演进 供给定制化产品与服务

我国5G商业化的正式开启与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多重叠加,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其衍生出的新应用、新模式和新业态重塑了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并呈现出服务垂直细分、场景化应用、空间下沉和智能化发展四大明显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加速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服务的垂直化发展,传媒业依托5G、智媒、物联、区块链技术,以精准服务和受众细分为主要方向,进行内容生产和服务提供,高度瞄准目标群体、垂直满足用户刚性需求。例如,依托直播卫星平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在2020年年初疫情初期便及时上线空中课堂,空中课堂节目覆盖近一亿户家庭,使3000多万农村家庭小学生在家实现了“停课不停学”。未来传媒业的服务垂直细分趋势将更为明显。

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报道业务的深层融合,带来了VR+H5、VR+全景图像、VR+AR等新的融合媒介形态。传媒业将进一步加快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融合,打造场景化新闻模式和沉浸式场景应用。2021年末,科技圈刮起了“元宇宙”旋风,元宇宙“新赛道”爆发。元宇宙是虚拟时空间的集合,由一系列的AR、VR和互联网所组成,即通过技术能力在现实世界基础上搭建一个平行且持久存在的虚拟世界,现实中的人以数字化身的形式进入虚拟时空中生活,同时在虚拟世界中还拥有完整运行的社会和经济系统。2022年以及更长时间里,在深度融合创新的框架下,元宇宙将重新界定并迭代优化传媒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与新业态。

随着互联网技术向三、四线城市村镇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应用的地理空间趋于下沉。基于下沉化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大数据和云计算采集识别不同时空场景的个人垂直需要,并依托完善的物联网,实现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完成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匹配和智能化分发。

新版图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真实立体全面展示中国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使全球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和经济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共振,给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和全球社会治理带来深刻冲击,也重构了国际传播格局与生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甚至挑动“新冷战”,国际矛盾激化,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22年,中国媒体仍然肩负着对内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对外与境外舆论和西方话语霸权斗争的双重使命。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即将举办。在前述背景下,中国举办冬奥会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体育竞技层面的争金夺银,更是国际经济、文化,乃至地缘政治、外交综合博弈的舞台;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窗口,更面临着来自公共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中国媒体有必要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邃的历史维度思考北京冬奥会的历史使命,制定相应新闻报道和国际传播策略,更好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使之成为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擘画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愿景,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作者黄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传媒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

编辑:齐雅文

审核:杜一娜

胡正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

见“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之“繁荣中国学术 发展中国理论 传播中国思想,发表于”2021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学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要紧扣国家战略,聚焦传媒新发展阶段,贯彻传媒新发展理念,构建传媒新发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这是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们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三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我国如火如荼的传播活动和媒体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播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构、学术体系需要重组、话语体系需要重塑。实现这“三重”的根本原则是基础性、前沿性和开放性。

  基础性体现在我们要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具体表现在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

  前沿性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底层的逻辑,我们必须加快和加深对新闻传播新问题的基础研究,以期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数字传播理论与历史、传播媒体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数字文娱、平台生态与治理等方面研究。

  开放性表现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增强学术自信,提升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胡正荣 李涵舒:2021年的中国对外传播新变局

见《对外传播》杂志,2021年第12期

【内容提要】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面临双重挑战:国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与全球化进程中传播场域区隔。面对此传播领域新变局,实现系统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努力方向。因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中国国际传播的推进基点应不断变化,思维逻辑亟需调整,实践路径持续革新,回归具体传播语境,以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在知识生产意义上“回到中国”,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理解“全球中国”,在沟通实践意义上说清实践的中国,让了解与发展同步,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

【关键词】对外传播 中国话语 实践路径 回顾前瞻

回顾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理论实践创新,“万物皆媒”传播体系的建构,成为中国对外传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参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建构,是提升中国对外传播影响力、跨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舆论引导力的动力之源。“一带一路”传播、媒体“走出去”等对外传播工程的推进,正彰显着我国对外传播话语权重的大幅提升,亦从侧面映照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得到加强。但当前对外传播体系建设仍有局限,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对外传播在影响力、内容叙事、体系建构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而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西方缺位’带来的理念冲突和治理困局”的当下,这一问题也随着中国自身发展、国际地位提高以及与世界交往交流频度增强而不断发生新变化。尤其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世界各国疫情风险危机未散,传播挑战与压力共存,媒体技术不断拓宽的新型对外传播,成为国际间了解彼此及交往的重要视窗。

一、后疫情时代下的对外传播现状

后疫情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场域与文明错综交互,跨文化交际更为深入,对外传播成为基于文化传播与创新开展媒体合作、提高国际能见度的重要举措。同时,中国对外传播已具可观规模且呈现新特征,故倡导对外传播的“全球认知正义”,是平衡传播媒体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有力因素。

(一)“多元主体”的视听传播图景

基于宏观生态与微观平台,后疫情时代的崭新媒介环境已然形成,人际传播以及文化传播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视听传播图景。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对外传播,推动和深化融媒平台的广阔实践场域,新场景、新生态、新技术源源汇入对外传播大潮,“融媒体”“视听媒体”逐渐成为激发受众沉浸其中的新型媒介语境,形成不同于以往的系统化的传播实践平台。新媒体技术逻辑下,对外传播中的信息和舆论的互通流动,与融媒平台中的多元传播形式相联系,还原真实场景,映现着对外传播的专业性、专注度。

基于媒介融合形成的对外传播主客体“横向扩展、纵向延伸”的特征,此格局中不断加入各类社会角色。中国对外传播表现出主体多元化、客体复杂细分化等。历经2021年的抗疫实践,中国有效的抗疫策略,使得媒体的聚焦点渐趋转向国际疫情发展,对外传播策略也由宏观生态走向微观分散,主体多元呈现巴赫金意义上的众声喧哗的复调传播纵深发展,对外传播的信息内容内蕴跨文化符码和话语。

(二)“入脑赢心”的对外传播效果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视化与交互传播等视觉化工具的发展,强化了传播的即时反馈、在线互动、实时参与等传播特点,推动对外传播方式发生跨越式变革。当前对外传播叙事呈现出明显的读图特性,多语种文字的新闻信息、图片视频成为叙事的主要方式,叙事结构及其深度广度都发生较大变化。对外传播表征为更厚重、繁复、细腻的传播图景,拓展至对外传播更为纵深的沟通渠道,各国用户间的交流进一步加深。

“事实真实”深入人脑,“情感真挚”赢得人心。借助媒介使用的专业性及事实报道的全景、立体化呈现,国内对外传播系统地向世界展现国内疫情实况,以及由境外输入引起的疫情、当地物资供应和市民生活状况、疫情更新情况等一系列社会关心的话题。这不仅有力回击了霸权国家对中国的污名化和各种谣言,也拉近了中国与国际受众的距离,所提供的身临其境的全新体验,让对外传播变得可浸入、可延展、可互动,进而有助于改变传统对外传播的信息传输,推动媒体边界和媒体行业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实现超越时空的对接,达到中国对外传播的“入脑赢心”。而2021年对外传播以及衍生的各类文化冲突、对话与协同,正是对中国对外传播相关理论的现实写照。

二、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格局的逻辑理路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一系列国际传播中的矛盾与冲突,分别以意识形态分歧、经济贸易、文化对立等二元结构呈现。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思维理路,立于国际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内在语言特征,融通中国对外传播重构升级的内在力量与外在话语思维,结合新媒体表达特性,摒弃冷战思维的刻板成见,调适非官方、生活化、碎片化的对外传播模式,坚持“回到中国”的本土传播实践逻辑和“全球中国”的放眼世界传播理路思维,从而在不确定性与危险之中维护人类文明的传播与和谐。

(一)“回到中国”:本土传播实践逻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霸权逻辑凸显,尽快建构完善本土体系化的对外传播,尤为迫切。而中国抗疫的有效进展,却招致西方媒体的无端质疑甚至批评,一时间负面舆论甚嚣尘上。基于此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传播语境,国家发展与努力消除西方国家误读面临挑战。历经中西文化激荡、技术交融更迭,媒介融合语境渐趋形成,消解技术与功能的二元关系,改善对外传播以扭转中国国际形象,本土传播实践逻辑仍要“回到中国”,从原生文化语境中汲取养分。

就媒介历程发展来看,媒介新效能的激活是特定技术属性与用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在互动之下产生的加成作用,媒介技术与国内受众需求推动了媒介变革进程。曾经“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目标,在疫情常态化的社会化媒体场域中,逐渐变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即以对外传播建构本土具有信服力的对外传播话语,消除化解疫情期间的谣言、误会和偏见。但当下多元媒体泛化,信息对外传播准入门槛降低,众多媒体机构携带自身特有的价值逻辑,以当下看似时髦的传播修辞,影响受众判断、侵蚀传播生态中的主流话语权。

同时,对外传播是舆论竞争和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故应紧紧抓住传播生态中的话语权,将集体记忆与文化精神转化为家国同一的国族话语。面临西方国家霸权的话语权格局,不论是疫情污名化,还是中美贸易战舆情,中国本土的对外传播逐渐摆脱以往被动局面,寻求建构更加平衡的对外传播格局与话语权力秩序。若能整合宏大叙事与微观话语体系,有效运用传播平台和思维,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对外传播的体系之中,转化为国际受众易于接受的某一形式,或可催生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日常生活的普遍传播范式。当下本土媒介融合与技术加持,除地理优势、媒介多元、传播政策等本土传媒的独特优势,“多屏共存、跨屏传播”也为展现本土文化社会提供了更丰富的渠道,加之互联网用户与跨屏传播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兴趣、共同话题、消费群等现实人际关系形成的对外传播群体的社交属性日益凸显。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逻辑转向也是中国本土传播话语思维的建构。

(二)“全球中国”:放眼世界传播理路

当然,“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认同,中国的国际传播才有所作为”,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动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建构提供了源动力。基于2021年对外传播的情况梳理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在面临疫情危机时表现出的治理体系乏力,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就存在的各类隐患,以及西方各国难以短时间应对全球性环境、经济和公共卫生等治理危机的困境。鉴于此,“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分层传播”是有效建构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抓手,面临疫情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沟壑与国际间此起彼伏的战略竞争壁垒,应当建立中西方文化共通的传播连接点,将文化交融作为中西方的精神共通体连接点,以填补“我者”与“他者”间的传播认知分歧,进而塑造与扩容“共通的意义空间”,用传播媒体制作内容的文化共通感、表现形态上的跨文化交融策略以及普世性情感上的媒介仪式化表达,满足各种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期待,以“传播的仪式观”形成对外传播过程中精神上的共同体意识。

因此,基于国际视野建构对外传播体系,形成“全球中国”的宽广格局,是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在该逻辑理路中,分析权衡不同文化背景下多元受众的需求和认知差异,以比较传播学视角考量他国文化中的精华,树立“和而不同”的换位思维,优化对外传播的政治议题,能有效调和中国对外传播体系中的多种元素。在调和的过程中,应坚定文化自信和服务对外传播的主体意识,形成跨文化叙事的传播思维,以配合对外传播的影像和内容生产。以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来看,建立一种新型的、合理的对话关系,需充分考虑双方的利益,从当前视听传播思维来看,以国际通用的视听语言传播中国故事,仍是“全球中国”的重要思维。与此同时,多方对话的差异,可通过整合对话双方的不同文化观念、巧用“他者”叙事思维、站在“他者”角度去制作其思想意识形态背景下可接受的传播作品,在差异性对话中实现自我与他者视点的平衡,以及本土影像符号的跨语言传播,在此基础上塑造、建构并传播真实客观的形象,形成有序的共同体传播意识。

三、中国对外传播话语实践路径

中国对外传播既要立足本土,又要放眼全球,厘清自身站位,在以效果/流量为核心的市场导向和以影响/话语为核心的政治导向之间取得平衡,避免陷入“数字威权主义”的威胁论话语之中,方能实践中国对外传播新路径,并尽可能地应对当前的传播风险。新冠肺炎疫情虽给予世界经济和传播格局以重击,但更令人心忧的,是全球各国之间开放与合作的精神呈枯萎趋势。故应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对外传播实践,化解霸权国家重拾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宣战等外部压力带来的困境。中国对外传播进行现代化转型,可打造自有平台,破解“国际失语”困境以及发挥技术优势,推动中国话语走向国际,围绕对外传播人才培养、传媒技术运用等策略,构建全媒体国际传播格局。

(一)打造可控自有平台,破解“国际失语”困境

政治经济的崛起促进传播强盛,是立于国际传播之林的重要基点。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与媒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大有可为。我国抗疫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模式为对外传播奠定了话语权基础。新技术层出不穷,“圈层化社群化日益显现,分群传播必将更加重要、也更加可行”,因此,要牢牢抓住对外传播中的技术核心,把握5G的商用契机,摆脱“国际失语”困境,实现我国面向世界其他国家传播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对外传播议题。

聚焦于信息传播媒介等基础设施建构,在媒介化、信息化与平台化的传播环境,充分发挥“互联网+”模式,提供国家对外传播与形象塑造的正能量内容。中国对外传播,除政治传播这一层面外,还应强化价值与文化传播。在坚守政治主体意识及主流意识形态不变的同时,兼顾受众需求呼声的辩证统一。树立品牌核心概念,坚守本国精神价值观,确立“精神价值观是品牌传播的最高境界”等传播价值话语体系凝结的心理共鸣。通过某种价值观的符号认同、媒介技术发展及媒介融合语境,多元化拓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渠道,允许多种媒介力量的汇入,避免策略的简单套用与传统传播方式的全盘“拿来”。

具体而言,从“多平台、多分发、多价值”的传播理念出发,围绕主流媒体优势,打造智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提升中国形象和话语权,依靠全息传播来建构传播大国的身份。发挥数字媒介技术的功用,融合人机智慧,为国家形象的国内外建构双向赋能。基于国际局势与传播格局,不固化套用传播话语与范式,根据面向各国的跨文化传播特性实现有针对性的传播,融合人文智慧,对数据信息进行反馈回溯与修正迭代,最终实现国家对外传播的策略优化。与此同时,力争将传播用户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破除“国际失语”困境,为加快并向纵深推进对外传播高地建设夯实基础。

(二)激发多元主体潜能,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首先,发挥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传播主体的作用,融合建构视听媒体、音频领域的智慧媒体平台,不仅以主流媒体为主导、推广高水平新闻资讯和新闻评论产品,也要借助第三方媒体平台,讲述中国故事,进行意义生产,填补“我者”与“他者”的认知空白,洞察并阐释不同主体间的视点差异,营造可沟通的意义空间。

其次,以个性化、人格化的传播路径,弥补机构性传播局限,打造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个性化账号,基于此形成对外传播生态格局,超越政治、文化的传播边界,搭建广泛的交流平台,实现共识性、人文维度的传播交流。

然而,开放性、对话性媒体拓宽了读者参与权,其文化权要求更多分享与平等交流,也必然裹挟信息商业化、文化分享、消费主义逻辑驱使下的传播表征,因此,民间舆论场域应处于国家对外传播与治理框架之内。化解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中的潜在困境与规避信息流向不平衡风险,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我国及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塑造友好舆论环境的重要着力点。

(三)建构“中国叙事”,推动中国话语走向国际

首先,对外传播应以“中国话语”为驱动,通过社交媒体中介化的社会交往、对话互动,形成数据、算法、界面和系统默认值等技术维度建立的网络社交结构。其中主客分布、内容生产、叙事话语、传播平台和受众体验实践当与技术优势融合,让国际受众感受中国对外传播载体中的文化内涵。如鼓励在抖音海外版中创作内蕴丰富文化的“中国场景”,设置情节曲折、富有吸引力的故事呈现,从“中国叙事”中建构国际受众的体验场景,引导受众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使之形成共鸣、共情和好感。

其次,以技术平台为载体,搭载文化元素,或符号、信息,精准传播可被国际认知的中国叙事和内容。根据用户特性选择社交媒介平台和适宜的内容传输形态,实现电信媒体与对外传播媒体的通力合作,使对外传播从平面化向纵深发展,鼓励专业和非专业团队、个人拍摄与中国相关的视频内容,积累视频素材资源,让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中国的实际发展同步。由此,基于中西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对外传播,方能实现从点到面、从平面向纵深的发展,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丰富立体、生动多元的态势,真正实现对外传播的“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四、结语

简言之,在知识生产意义上“回到中国”,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理解“全球中国”,在沟通意义上说清实践中的中国,需要更加明确国家和民族主体意识,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更加坚定本土化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基础,为对外传播新秩序和人类沟通的未来做出贡献。基于此,把握对外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让更多的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构建多元传播生态,形成国际传播的格局互补、交流融合。与此同时,批判地吸收国外传播精华,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构建新型对外传播体系,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让了解与发展同步,在破与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国”。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涵舒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正荣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全球化到中国化

见“批判传播学”微信公众号,2021-12-28

今天是极具标志性的一天,何以这么说,不仅仅是《传播经济学手册》这本书即将上市,如同赵月枝老师所言,赵老师当初设计这个会议题目的时候考虑到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因为批判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这十年和下一个十年的一个交接和一个转折。所以,今天的会议之于整个批判传播学,特别是之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具备了一种从全球化到中国化的意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是在21年前。当时,由中国传媒大学刘继南校长牵头,中国传媒大学我负责的团队与华夏出版社商讨出版中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译丛,我们团队负责落地执行,选择书目,寻找翻译者,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套传播学译丛,其中就包括一本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当年这套传播学译丛选书和译介的过程,是充满挑战的,因为尽管国外的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已有多年,但总体上看,当时我们对国外传播学整体的学术地图与脉络的透视仍旧不够清晰,当年的丛书统共选了十本书,其中一本就是由文森特·莫斯可所著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由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十分粗浅,当年在翻译时也是两眼一抹黑,然而,当时所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在如今看来,标志着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进入了中国大陆的学术场域
从2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特别是面向未来,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抑或是批判传播学的研究,可能在中国大陆这块大地上有着具有丰富的实践土壤,但是缺乏自主性的研究因而尚未形成有效框架的学术现状。

从未来十年的发展看,我们当下处于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上。
其一。历史范式的转折点。
当前的历史处在一个关键转折点,用现在比较通行的描述和表述即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可以从政治上解读,可以从经济上解读,也可以从文化、社会乃至从纯学术角度解读其多重意涵。这可以视为一个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其二,全球范围内理论与社会实践范式的转折点。我们回望过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整个世界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即理论范式以及实践范式上亦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具体而言,从全球宏观模式上看,从早先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到西方世界开始异军突起的逆全球化之势,再到如今中国成为高举全球化大旗的大国,在此动态过程中,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等种种思潮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态势;从一个国家的政治思潮上来看,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乃至国家主义也好,其实都是各有特色,都在自己的政治文化中,自己的国土上生长着;从政治形态上来讲,代议制、协商制,乃至到基于互联网时代的所谓的参与式的民主,也都在越来越多地被人援引到实践维度之中,同时也援引到学术研究的层面之中;从治理模式上来讲,我们经常看到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带来的所谓的“工业革命4.0”,同时也带来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个体和群体愈发重要,地域切分相对淡化。我们不难发现,今天平台经济在蓬勃发展,尽管尚存诸多问题,但是平台社会的形成基本是一个事实。对我们从事传播研究的人而言,此时再看媒体,便已然与工业时代截然不同了,定位、功能完全不同。
面对这两个转型,我特别期待在座各位学者不要眼睛只看着书本,因为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独树一帜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时候,也是在关注了大量社会现实之后进行的研究。
历史范式转换,理论与实践范式转换理解之后,再来看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我们发现从中国大陆现实的这块土壤上萌生出很多新的认识、新的表述、新的变化。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透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到底积累了哪些经验、创造了哪些成就,哪些地方还需要面向未来继续推进一系列深度的改革。我在通读全文之后发现其中很多地方的一些亮点提法,比如,决议里面明确阐释,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事件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换言之,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如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当代和未来中国要探寻的一条道路。另外,在过去党和国家文件里面很少看到这样的表述,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学里面关注的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这三个概念在过去党和国家的文件,特别是党的文件里面并不多见。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到了今天,《决议》提出明显看到了体制、机制的问题和利益固化的问题,这个利益众所周知,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很多政治利益,政治和经济的纠结,包括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上面很多表述可以理解为对内。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还要遵循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价值。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个历史决议中最新的一个,也是对一百年经验做的梳理,对未来做的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结构运行的底层逻辑或者叫基础逻辑已经发生了很本质的一些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包括批判传播学,底层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再看今年另外一个讲话,即“5.31”讲话,如果说刚才阐述的内容更多是对内,那么“5.31”讲话则指向国际传播。我们在面向对外关系的处理和协调的时候,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里提及了很多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西强我弱”是多年来描述中国在国际传播世界中的位置,然而这次特别强调“东升西降”,跟前文论及的历史范式的转型和理论实践范式转型是互为说明的。“5.31”讲话里面提到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国的传播是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一个体现、一个载体,或者一个表征,我们的国际传播最终要向别人阐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如何在国际上有效地形成传播的效果,这个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国际传播很多时候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如何将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这便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须关注的问题意识,特别是在新时代,传播究竟如何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人力系统内部形成各种力量展开互动。简言之,作为传播研究的参与主体的我们,在自己看自己的传播的时候,立足当下中国现实做自己研究的时候,加之这两个范式的转型,我觉得我们特别值得去脚踏实地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现实,并提出富有解释力的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种体系或者框架。
近前观察今年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的现实,有很多东西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深度研究。比如,从今年年初的蚂蚁金服的治理,到滴滴出行的治理,到整个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到最新的文娱领域的综合治理,再到近日中央网信办进行的专项行动,这些都不是一简单的专项治理行动,其背后渗透着多重力量的交互。
总而言之,以中国社会现实而言,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power)和价值(value)转移(shift)或者互为因果的时代。伴随着力量的转移,实际上我们的价值也在转移,而这个价值的转移究竟面向何方?何去何从?则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这两种转移带来的诸种关系的重塑、秩序的重构和格局的重组,更多是因为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仅是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也包括政治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由此,才会带来上层建筑所谓的重塑、重构和重组。如果把这些传播的现实或者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一种现实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就必然会形成充满解释力的,至少是解释中国大陆发展自身问题的,有价值的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向未来十年的新的框架。但是仅仅是解释中国现实的,其普遍性还远远不够,所以未来或许要求一个更重要的抽象过程,就是要在我们对自身现实关注后,需要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的普遍化抽象,才可能真正建构起来面向未来十年的、能够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新的体系和全新的框架。

本文由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博士生顾明敏根据速记整理,经胡正荣老师审阅与修订完成。

胡正荣 王天瑞:新传播环境中的泛娱乐化现象与破解

见《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

导  读

  泛娱乐化的核心在于“泛”,在网络平台中,娱乐的主体、客体、时空和方式均呈现出泛化趋势。当风险、情感和审美被娱乐化后,泛娱乐化的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新的社会危机随之而来。而平台的治理、建设和链化应当是最具操作性的破解之术。

泛娱乐化的重音在于“泛”

“娱乐”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其中“以相娱乐”意为相互娱乐[1],今天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娱乐”的释义为:使人快乐、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2]以上前者为动词,指向一种积极心理;后者为名词,指向对这种积极心理的追求。一直以来,“娱乐”二字都是以褒义为人所用,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袭,“娱乐”才逐渐有了叛逆和解构的观念内涵。加上“泛”字,“泛娱乐”就有“广泛的、肤浅的、不切实际及过度的积极心理及对这种心理的追求”的含义。进而,在后现代语境中,“泛娱乐”也就有了对主流和权威广泛叛逆和解构之意。加上“化”字,泛娱乐化就成了强调过程的概念,它不单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人与社会结构之间互构的过程和结果。 

日常生活的泛娱乐化

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一种超越单一媒体属性的平台,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场域他律程度不断加深,已经牢牢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万物互联,互联网平台愈发“霸权”。“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3]如果说电视是文本内容的“严肃过滤器”,是导致娱乐“霸权”话题甚嚣尘上的技术因素的话,那么互联网平台有可能是生活内容的“严肃过滤器”。当娱乐“霸权”与平台“霸权”相遇叠加,日常生活就可能被泛娱乐化了。

(一)娱乐的主体泛化:泛娱乐化的引爆点

人对时空的感知不断被技术革新,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和匿名性激发了多元主体在公域中的“表达欲”和对私域的“窥视欲”,尽管有规则制约,但在网络平台土壤上,“人人娱乐”和“娱乐人人”几乎已是现实。“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表意活动就会失败。”[4]但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随时切换身份,匿名性和表演性使人对自己的“前台/后台”界限逐渐模糊,变换身份成为网民的日常。文化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作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网络的无限可能吸引人们沉浸其中,人的主体性在“人人娱乐”和“娱乐人人”的互动中逐渐“异化”为构建平台的工具性存在。原子化的个体散落在现实世界各个角度,却又在虚拟世界彼此相连,虚幻感逐渐增强,自我迷失、价值迷失、变得空虚,消费主义趁机裹挟技术把人环绕于“美丽新世界”中,人们不自知地被困于“娱乐”-“空虚”-“再娱乐”的循环之中。鲁迅先生说:“文艺要大众化,但读者也应当有相当的程度。……有普遍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感情,也须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5]意思是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和情感如果被娱乐化了,他就放弃了对高尚的追求。

泛娱乐化的引爆点在于“泛”。在平台社会中,如果娱乐的主体被泛化了,那泛娱乐化的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无论是自愿的、被迫的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的,泛化的客体、泛化的时空、泛化的方式、泛化的审美以及泛化的价值观都将一涌而出。不管是非对错,不看美丑善恶,日常生活泛娱乐化的社会危机出现

(二)娱乐的时空泛化:日常生活泛娱乐化的嵌入点

移动互联网平台已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微信、支付宝、Facebook、Twitter等数字平台俨然成了生活的基础设施。信息传递不再受时空限制,但有价值的信息比例未增反降,独处和思考的时空被碎片化信息不断侵占,人们用于发/看微博、朋友圈、抖音短视频的时间、精力大大增加,“娱乐可随时随地发生”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娱乐的方式泛化:泛娱乐化现象的显著点

首先,互动的娱乐方式,网络平台的去中心化特性呼应着“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思潮。多元互动主体和多样互动方式极易使网络平台社会走向“集体狂欢”。其次,视听化呈现技术的发展不断追求一种“内爆”式娱乐体验。视听方式更契合人类本能的信息获取方式,这使得视听文化快速占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浅薄化、情绪化和形象化的低门槛内容成为视觉文化的特征,感性和刺激代替了理性与思考。再次,多模态的话语范式,比如表情包可以将一切严肃的话题瞬间变成可爱风。即语态变革的另一种风险,可能滑向娱乐化轨道。[6]多模态的传播方式既可快速传播,又极易创新,既可通过多媒体方式刺激感官以屏蔽对价值和意义的感知,又可高频制造更多的话语符号挤占人们对价值和意义的认知空间。

四)娱乐的客体泛化:泛娱乐化的“草原”

如果人是娱乐的主体,那么娱乐的客体就是一切对象化的内容,包括显性的文本、话语和叙事,隐性的道德、价值、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在娱乐的时空和方式都泛化了的网络平台中,文本中的人物和事件无论在现实世界中是何身份或性质,都可能被调侃戏谑,娱乐了严肃、解构了意义。在泛娱乐化广阔的客体“草原”中,风险传播泛娱乐化会引发社会具体危情;情感的泛娱乐化是引发精神生活“工业化”的起点;审美的泛娱乐化是引发社会整体危机的临界点。

1.风险信息的泛娱乐化。环境监控尤其是风险信息传播是大众媒体的重要功能,传播时空和方式的娱乐化会阻截人们对风险信息的注意力,风险传播的话语符号是对风险程度的重要表达,娱乐化风险符号会引发人们对现实风险认知和程度评估的偏差。关于个体与整体,我们不能否定个人用娱乐化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评价以满足情绪泄压的需求,但不可无视对风险话题娱乐化而侵占风险信息的传播通道的社会安全问题。

2.人类情感的泛娱乐化。模仿、拟像、超真实直至发生内爆,这是媒介不断构建所谓“元宇宙”的精进之路,无意间也成为将客体对象泛娱乐化的方式,或者说将客体泛娱乐化就是构建手段。如果万物皆可虚拟化,那么感觉和感情也可以,虚拟物解决不了吃喝拉撒的生理需求,但虚拟情感可以解决人的心理需求,甚至创造出现实不能给予的情感。人在网络平台中有了数字身份后,微信男女朋友、在线语音聊天等商品化的情感关系随之出现。当情感都被模拟后,关系的定义和范畴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网络平台中有了数字身体、数字身份和数字情感,这不就是生活的主要元素么?曾经我们称其游戏,今天叫它“元宇宙”。如果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到此番景象,他们是否会称之为“情感工业”或“生活工业”呢?本雅明是否会认为这种数字情感或网络日常生活缺失“灵韵”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自然的人化”观念,这种数字情感是“积淀”之物么?

3.人类审美的泛娱乐化。本质上讲,泛娱乐化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审美的问题。康德曾经把人的愉快归纳为两类:一是经由感官或者鉴赏获得的“感性的愉快”, 二是通过概念或者理念表现出来的“智性的愉快”[7],前者为“优美”,后者为“高尚”。泛娱乐化在审美过程中选择低俗、庸俗和媚俗为基本价值导向,导致审美的平庸化、崇高的消解、精神的懒惰和虚无主义,对“崇高”价值的追求缺乏动力。[8]在审美追求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9]我们在娱乐的同时,要有判断力辨别什么是“优美”什么是“高尚”,在享受“优美”的同时,要有自制力追求“崇高”。黑格尔指出:“人应尊重他自己,并应能自视配得上最崇高的东西。”[10]当人类放弃了对崇高的审美追求,就意味着人之以为人的动力逐渐消散,朝动物性面向倒退。在市场经济中,将崇高娱乐化后,审美价值就消解了,引领变为迎合、导向变为谄媚。鲁迅先生说:“若文艺设法俯就,那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11]关于娱乐与审美,我们不能否定数字视听技术对时空和传播方式的改变致使内容形态娱乐化的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千百年来人类在精神世界中追求的价值、意义、道德和观念,即“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

泛娱乐化的根源

首先,网络的开放性、多元化、去中心化、时空压缩和碎片化等新特性正是对否定理性、消解逻各斯、解构“元叙事”、反叛权威及虚无主义等思潮的现实映照。与其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泛娱乐化现象最有力的解释,不如说泛娱乐化本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众多主义的一支,或者说是后现代主义的表象之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思潮引发的中国泛娱乐化现象也逐渐显现,它们将原本的价值观念、道德秩序和话语方式彻底消解,构造出全新的价值观念、道德秩序和话语方式,主张“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12]。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中国社会自身结构化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现象与问题,例如城乡二元结构、饭圈文化等。

其次,资本的入场视逐利为第一目标,通过不断地开掘新技术的特性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和需求。资本与技术合谋一起冲击着日常生活的“理性大厦”,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互构出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观念,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作为新规则在网络平台的日常生活中快速弥散,泛娱乐化得到再一次的助推。

再次,个人的需求在资本与技术碾压之下变得越发浅薄,人的社会关系被压缩的时空扭曲,“异化”了的个体在无限的网络空间中自我迷失而无法找到身份认同,逃避集体和寻找归属的矛盾心理同构了大众空虚的心灵。视听刺激、对崇高的戏谑、本能的哈哈笑和漫无目的的刷屏,共同组成了大众对娱乐需求的谱系,尽管社会分层,但大众才是社会的基座。大众媒体追求“雅俗共赏”,在商业逻辑下,很有可能走向“媚俗”。文化的真正力量,不在于一己悲欢,而在于心灵共鸣。[13]

吉登斯曾经说过:“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秩序问题。”[14]假设泛娱乐化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和问题,那么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观照下,泛娱乐化可以理解为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统一后的社会非正式“规则”,也可以理解为人与社会互构过程中的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和资本则是可调配的“资源”。需求是人的能动性体现,具有主观和盲目二重性,从发展角度看,人更需要具有建设引导性的“需求”。因此,危机发生在技术与资本作为“资源”被调配,“泛娱乐化”作为社会“规则”对“需求”引导之时。

娱乐本身并没有进步性或反动性。它可以是“镇静剂”(由于它具有使人放松的力量),也可以是增强剂(由于具有召集力、再造力和表演力)。按资产阶级销售产品的逻辑,大众文化的娱乐需求不会减少(或枯竭)。[15]因此,如果采取措施及时按下暂停键,放任这样循环往复,最终我们的生活将可能完全泛娱乐化。届时,“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它的可靠性,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统一方式,也无论它是思辨的叙事还是解放的叙事”[16]。娱乐成为“霸权”,理性、价值和道德式微,社会动员将成为娱乐独享的特权。若平台“霸权”也出现,两种“霸权”叠加,日常生活中可能除了娱乐别无他物。

破解之道:“平台即土壤”

受自然哲学启示,可以将网络平台中的内容比作土壤中的植物。如果土壤是网络平台,那么植物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内容文本,养分就是价值、道德和观念。植物有花、果和根:内容的呈现方式就是花,价值内核就是果。根扎在土壤中汲取养分,土壤成分影响着养分的配方,养分影响着果的营养,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加上自身衰败循环,也反过来干预着土壤的成分。按照植物生长的逻辑去推演泛娱乐化破解之道:土壤上种的什么植物(娱乐客体)?开什么花(娱乐方式)?结什么果(娱乐需求与供给)?汲取的是什么养分(价值观念)?土壤归属于谁又如何耕种(平台与治理)?我们当然不能用绝对的态度去认为土壤就是第一性的,但从可操性的角度去看,一目了然,“平台即土壤”似乎是破解泛娱乐化现象的切入点。关于平台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17]

从可操作性上讲,要破解泛娱乐化现象的危害,应当从对平台资源(土壤)的调用切入,在人的个性化需求基础上,互构出更具发展意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健康养分)去引导追求。应当加大力度开展网络平台治理(土壤除害),加快脚步对自有平台进行深耕与开掘(自耕土壤),加深程度打通平台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时刻保持对网络平台日常生活中现象与问题的反思与警觉。当每个人的那棵植物都能结出健康之果,它们在健康富饶的土壤中棵棵相接、片片相连便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绿水青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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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579.

[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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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井泉.泛娱乐化时代审美价值的重塑[J].广东社会科学,2021(02):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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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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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正荣,张磊.以器载道:媒体人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J].上海广播电视研究,2017(03):33-36.

[14]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1.

[15]伊·洛扎诺,阿·辛哈,胡正荣.电视情节连续剧:寓教于乐的电视剧[J].世界电影,1995(01):99-111.

[16]Lyotard. Postmodern Condition [M].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Reprinted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

[1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N].人民日报,2021-03-16.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1年第23期】

胡正荣同志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2021年1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王灵桂同志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任命胡正荣同志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免去唐绪军同志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党委书记方勇主持会议。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柯文俊参会。

胡正荣专栏:真实、可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逻辑起点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10-18;《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10-20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要求,“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的基本逻辑起点。其实,放在更加广泛的语境中看,真实、可信也是做好一切传播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以新闻传播为主业的主流媒体来说,真实性、公信力、可信度等都是衡量主流媒体的根本指标,这涵盖了媒体提供的非虚构类和虚构类所有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各个方面。真实与可信两要素也构成了基本的逻辑互动,只有真实的才可能是可信的,而可信的往往也是真实的,包括事实真实、艺术真实等。这种逻辑关系放在新闻上容易理解,其实放在艺术创作上,也是适用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大都是基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创作,带给人们艺术真实的审美体验,不论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抑或是现当代的各种优秀艺术流派的创新,概莫能外。
不过,现实中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例外,如“高级黑”“低级红”“雷人”“出口转内销”“外宣内宣化”等还是时常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些不从真实、可信基本逻辑起点出发的叙述和话语模式,大大地销蚀着中国故事的真实性、可信度,损害着中国故事讲述者,包括各级各类机构、媒体,乃至个体的公信力。
捋顺逻辑关系,尊重传播规律,系统优化创新还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一言以蔽之,真实、可信就是“真”字。我们从真实、可信的逻辑起点出发,按照传播流程做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出:只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可以成为现实。
在传播者方面,要有发现真问题的胆识、能力,还要有讲述真问题的技艺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讲故事的基础。凡好故事一定都有戏剧性,而戏剧性就是一种张力,即问题与问题的解决。有了真问题,就需要遵循真人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能实现共情的感性原则与人类普遍的、能达成通识的理性标准,比如审美原则、逻辑体系等,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讲述和表达。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在传播内容方面,要讲述真现实,或者基于真现实进行艺术升华。不论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内容,都不能让人感觉“真的跟假的似的”。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不过对真现实却有着千差万别的感受、体验、认识和表达。世界是多彩的,认识和表达也是丰富的,不过违反常识的所谓“雷人”叙事就是不应该的了,如俗话所说,可能就是非傻即坏,坑你没商量了。而对真现实的传播,则要看传播者是否有真功夫,还是假把式、花架子。对真现实的传播还要看传播者是否有真审美,即人类能够共情的审美原则与标准,还是伪审美。对真现实的传播更要看传播者是否运用真数据,特别是在智能网络时代,真数据及其基于合理价值的应用才是核心竞争力。刷流量、数据造假等则是假现实、假数据的代表。
在传播方式方面,要有真传播,即用户中心,效果导向,供给与需求高度适配的传播。只是 “说了”,不知道对谁说、说了有何效果,就跟没说一样。另外,还要有真国际传播,即“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故事及其传播不能只在我们内部打转转,更不能“出口转内销”和“外宣内宣化”。
在传播效果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叙事风格要改变。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效果就在于真逻辑,饱含真情,符合真人性,讲述真言,传达真义,传递真理。

胡正荣专栏:在线教育—智慧广电与全媒体建设的重要机遇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9-27;《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9

进入“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国广播电视机构都在瞄准智慧广电的发展方向,在“智慧广电+”上发力。其中,教育是极具开拓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垂直领域。特别是在国家“双减”政策的大潮中,建设国家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加大优质教育供给侧改革力度,将教育资源配置更加普惠化,提高教育公平,同时能够因材施教,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国家在线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进程中的重大机遇。

首先是要抓住机会。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抓住教育深化改革,重构教育供给与需求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平台价值和传播效力,以及公信力和影响力,大胆进入教育领域,特别是在线教育领域。教育系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颇丰。我国的教育领域巨大而广博,可以覆盖从0岁到生命终点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教育,足够细分,足够垂直。仅从我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数已经达到2.7亿,各级各类教师数已经达到3000万,就可以看出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这个市场有多大。这些还仅仅是在校学生和教师数。除了基础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等正规学校教育,还有更大更多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教育需求和分工,如老年教育。2021年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可见这一教育领域的需求会有多大。然而,目前此方面的供给远远不足,实体老年大学一所难求,全媒体平台的老年教育供给水平则参差不齐,全媒体供给产品、服务及平台的适老化都不尽如人意。另外,大健康教育、各类职业培训、艺术及素质教育等,也可以细分出非常多的垂直教育领域。主流广电机构的智慧广电建设,以及全媒体建设,不可能在教育领域全面开花,需要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经营实力和当地市场需求,找准定位,深耕垂直教育领域,加速下沉化构建全链条垂直产品与服务,提高渗透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其次是要聚合资源。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聚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汇天下教育之精华,融广大教育之供给,通人们教育之需求,利全民教育之发展。优质教育资源的聚合是重中之重。教育资源既有社会性,也有垄断性;既有开放性,也有闭合性;既有普适性,也有独家性。主流媒体机构需要结合自身优势与定位,融合各种优质教育资源,既有优质公立学校,也有优质社会教育资源,拓展开发第三方潜在资源。好老师、好课程、好机构才能够保障产出好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合作共赢是教育资源拓展与聚合的最合适方法。

第三是要搭建平台。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搭建全媒体平台,也就是构建全程、全息、全员与全效智慧在线教育平台。过去,社会普遍的理解是,在线教育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其实这个观点是偏颇的。教育的在线是有其特殊性的,既要有个体的在线,也要有群体的在线。教育的方式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既要有面向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也要有面向全体的普惠教育。这就决定了当代和未来的在线教育,一定是基于全媒体平台进行的,也就是既要满足教育的普惠性、普适性、公平化,又要满足教育的交互性、精准化与差异化。这仅仅靠互联网是难以实现的。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而我国电视普及率已经达到99.59%,覆盖人口14亿。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和偏远地区,互联网信号覆盖还是有力所不逮的地方;而通过直播卫星电视等手段,则能够到达包括偏远落后地区的广大中西部。因此,基于全媒体平台的在线教育,就是通过广播电视,包括直播卫星电视、有线电视、IPTV/OTT、地面电视等多种手段,实现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通过互联网,包括PC端、移动端等,实现教育的交互性和精准化。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深化改革在路上,我国智慧广电+建设,以及全媒体建设也处在关键时期,期待看到全媒体+教育的大汇流。

胡正荣: 媒体融合背景下,二三线电视台路在何方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9-13;“广电独家”微信公众号,2021-9-14

今年以前,媒体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来自央视、人民日报等一线媒体,或者是基层的县级融媒体。各省台、地市台虽然也在推进媒体融合,但是鲜有成效。最近河南台、四川台旗下的新媒体产品破圈,体现了二线电视台的成长,意味着在媒体融合这条大道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打通媒体融合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分析二线电视台成功抢滩新媒体背后的原因,第一是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内容优势。当下,传统媒体仍然是优质内容生产最主要的力量。因为精品内容必然是大制作、大投入,这是互联网时代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很难做到的。第二,他们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除了做好线上内容,兼顾线下的运营、推广、开发。第三,二线电视台在新媒体领域的异军突起,离不开机制改革和市场化运作。

未来,二线电视台想要更好更快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于从顶层规划与设计着手,打造新媒体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何谓产品链化?就是把一个创意制作成电视节目或者短视频,由主持人来做知识付费或者娱乐交流,甚至直播带货,即一个IP转化成多个产品。目前,各级电视台都在积极推动内容产品链化,但供应链这一环节仍待加强。供应链化需打通上游的资源、中游的内容生产、下游的产品和服务,最后实现价值。其本质是媒体和社会各种资源等对接能力。比如,布局MCN业务,除了内容本身,还需要运营团队、市场开发团队、用户服务团队等,传统媒体在其中应是资源统筹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投资商,把供应链上的各个产业、用户都拉到一条产业链上来了。传统媒体要学会供应链思维,我搭台子别人来唱戏,最后形成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完整生态。
不过,媒体融合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各种媒体资源禀赋、功能使命、服务区域、领域、对象等都有所差异,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最为重要,而非盲目照搬、模仿。对于二线电视台来说,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优势之后,下一步便是形成垂直化战略,构建适合本地和本领域的场景化、下沉化的平台。


媒体自有平台不可替代 
通过CTR的广电网络传播力排行榜的各项榜单能看到,地方台的传播影响力,目前大部分都来自抖音、快手、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但从媒体融合的规律,以及从中央出台的有关媒体融合的各种政策看,将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重点配置到自有平台上,才是“十四五”期间主流媒体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否则难以改变主流媒体日益成为第三方平台依附者的命运。
在社会及经济形态日益平台化的今天和未来,自有平台作用不可替代——它汇聚各方资源、形成数据资产、实现垂直开发、完善场景传播、延伸多元服务,通过移动连接,能真正实现新型主流媒体全连接、全业态的新格局。
放眼国际,国外内容平台的发展路径,也是从内容分发到自建平台。2019年上线Disney+以前,迪士尼将影视版权分销给Netflix等公司。而在迪士尼发布的2021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Disney+、ESPN+和Hulu三大流媒体的订阅量接近1.74亿,迪士尼直接面向消费者细分市场的收入增长了57%,为43亿美元。鉴于流媒体业务的强劲表现,迪士尼进一步与Netflix分庭抗礼。
不过,一些已经建立了自有App的二线电视台,面临着日活跃用户不多、用户黏性不强、价值转化能力很弱等现实困难。如何破局?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将“商务”明确提出并与其他业务项并列,足见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仅靠新闻是不行的,仅靠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能够完全支撑媒体融合发展所需。融合媒体,是聚合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社会服务,参与政务与治理,运营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平台。对于地方台来说,就是把当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各方面资源都整合起来。
另外,除了建设自有平台,国内各级电视台还可以共同搭建一个媒体整合平台,或以行业划分,形成财经领域、娱乐领域、教育领域等垂类平台,将各自优质内容放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传播。在媒体融合时代,广电人特别需要抱团取暖。搭建媒体整合平台,不仅能解决资源的聚合,还能完成平台的打通,以扩大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见《广播电视信息》杂志,2021年第七期

论场|《广播电视网络》

2021年第7期

本文为(节选)

全文刊登于2021年第7期《广播电视网络》

原标题: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论场

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对媒体深度融合做出重要部署 ,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标志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全面“落地”的新阶段。

本期“论场”特邀业内专家就“全媒体时代进一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这一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全面梳理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深入探讨媒体深度融合未来建设发展思路,助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走深走实。

欧阳书平博士

请介绍下媒体深度融合的蕴含?促进媒体深度融合,对广电行业顺应当前及今后发展趋势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杜国柱

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从时代改革创新课题角度,媒体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和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如何用好新技术、打造新平台、构建新生态。用好新技术,就是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做到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打造新平台,就是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做到坚持正确方向、移动优先,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切实提升传播实效,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构建新生态,就是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实现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的科学布局和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胡正荣

2020年,9月颁布执行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继2014年8月18日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媒体融合加速迈向纵深的最新文件,也是指导“十四五”期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主要文件。从文件的要求可以看出媒体融合的未来方向:一个根本任务是加快与深度;两个抓手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三个目标就是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四个任务就是要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涂钧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指出“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强调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欧阳书平博士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基层的主流媒体。如何进一步建设、完善及运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当地政府和民众?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实现与省级融媒体中心技术平台联动发展?

杜国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并指出了广电未来进一步建设、完善和运营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向和路径。

顾建国

承担省级平台建设的媒体单位,首先要完成自身内部的媒体融合机构改革、机制完善、流程重构,要对原有的技术平台全面升级,构建以云架构为核心的全新的技术平台,满足内容多元化采集、多元化融合生产、多渠道传播的需求。省级平台内部要建立私有云平台,对于移动端的业务要构建(租用)公有云平台,形成“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并建立双云协同平台。

胡正荣

自2021年起,县级融媒体中心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具体应表现在平台、用户、资源、内容等要从分类别的单项建设进入到要素关系建设的阶段,即必须将四大要素的关系建设摆在首位。自有平台建设是最重要目标,用户沉淀是最重要任务,政务、服务、商务资源聚合是最关键手段,内容创新是最严峻挑战。

涂钧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发展,应紧贴省级融媒技术平台并与其拧成一股绳。发展较快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向省级技术平台提出技术升级和业务发展新需求新方向;发展慢的融媒体中心参照前人步伐,依托省级技术平台并行发展,视自身情况选择服务和技术支撑。

驻场主持人欧阳书平博士:当前在促进媒体深度融合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可借鉴的经验及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杜国柱

一是积极构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政策保障体系。广电总局在深入开展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摸底调研的基础上,先后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推动新时代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做强做优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加强政策供给。

二是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近年来,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与落实智慧广电等重点工程相结合,深入实施“六大工程”,着力构建“一五一”工作格局。有效整合优质资源、生产要素,向互联网主阵地聚合、向移动端倾斜,广播电视机构智慧广电及融合业务收入显著增加。

三是积极开展重点创新项目。组织开展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先导单位、成长项目征集和评选工作,推广各地媒体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发挥先进典型和重点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图片

顾建国

江苏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承建,工程建设采取“1+N”建设模式,“1”指省级技术平台,“N”指县级融媒体节点。省级技术平台提供基础资源,统一提供媒体、党建、政务、公共等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平台节点,立足本地实际,接入省级技术平台,共享平台的技术、流量、内容、用户等资源。平台采用“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构建如下云平台三层架构。

其一媒体设施服务层。媒体设施服务层向所有县级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资源,并具备弹性、共享、动态适配、灵活调用、统一管理的能力。其二媒体平台服务层。媒体平台服务层可调度基础资源,提供公共能力,串联业务流程,实现平台管理。其三媒体软件服务层。媒体软件服务层部署了宣传协作、媒体服务、综合服务等融合媒体云端应用能力,可提供软件生产工具,赋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各项业务。

胡正荣

迄今为止七年,我国的媒体融合与其他国家比,起步并不算早,但发展速度应该说是最快的。在媒体融合发展、全媒体建设过程中,我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加速,目前4K/8K超高清、AI等先进技术已广泛应用到媒体融合中,提升了媒体生产、传播的能力,增强了用户的消费体验和满足感。二是内容和服务供给加量,传统广电正从点对面式的大众内容生产转变为面向更细分用户群体生产内容并提供延伸服务,逐步构建线上内容与线下服务连接,用户与内容连接,新闻与政务、服务、商务连接的各种内容与服务体系。三是渠道和平台拓展,并且打造了大量的自主平台。除了依靠第三方渠道和平台进行传播,更多的广电融媒体开始构建和打造自有平台,并且围绕自有平台初步建设了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四是业态拓展,开始构建全媒体生态。全行业正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媒体,打通线上线下,实现全业态布局,构建线上生产内容、线下拓展服务,延伸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涂钧

自2018年以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广电局的工作部署,广西广电网络公司与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共同建设覆盖全区的广西云自治区级融媒技术平台,为全区各级融媒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和业务指导。目前,平台已具有向全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免费提供云平台核心业务能力,支撑全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上云运营,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集聚效应得到初步显现,广西云自治区级融媒技术平台的功能已得到充分验证。

据测算,各级融媒单位依托自治区级技术平台,以集约化方式搭建各级融媒体技术平台,可直接减少40%以上的服务器建设成本、50%以上的机房运维成本和60%以上的专线网络成本,系统部署时间减少90%,网络运行效率提升50倍以上,系统安全率提升至99.95%。以上集约化建设的效益,走出了一条广西特色融媒体建设道路。

驻场主持人欧阳书平博士:广电应如何通过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做强新型主流媒体,以巩固和加强主流媒体的地位、引导大众舆论?

杜国柱图片

首先,媒体融合与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在推进媒体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要重点整合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台网融合、固移融合(有线电视固网和无线、卫星、5G移动网融合发展),努力让所有资源流动起来,实现各种资源的互联互通,努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其次,发展增量与改造存量一体布局。近年来,广电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大多选择从增量做起,成立新部门,引进新人才,开发新应用,推出新产品等。接下来,要在“做增量”的基础上,尽快推进“改存量”,打破旧有藩篱,在渠道、平台、管理、经营、体制机制等各方面走向深度融合,从简单嫁接走向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再次,内容优势和技术支撑双轮驱动。当前,专业、深入、独家、权威的优质内容,以及节目内容的专业化生产能力,仍然是传统广电媒体无可替代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最后,融合发展与制度改革并行并重。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必须通过制度改革,调整媒体机构设置,探索媒体组织重构,推动组织机构一体化、传播体系一体化,实现人员、管理、运行融合。同时,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胡正荣

传统广播电视要想做成做强新型主流媒体,而不是传统广电的再延续,首先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其次,广电一定要用互联网思维加大内容和服务产能,增加内容和服务供给侧改革。再次,着力打造自有平台。互联网的竞争是资源的竞争,特别是数字资源的竞争。

简言之,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未来。传统广电基本上是没有数据的,特别是用户、政务、服务乃至商务数据。打造自有平台,将内容和服务聚合到自有平台,黏住用户,留存数据,才是保障自身可持续发展之王道。否则,不亦乐乎地利用第三方打造所谓的传播矩阵,到头来都只是给第三方打工,为第三方引流,而自己沦落成为内容提供商,而不是全媒体服务商。

涂钧

以终为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能力对媒体考核形式及内容传播衡量手段进行创新,以“四力”为要求,具象化宣传效果,数值化宣传排名。省级融媒体平台,要具备传播效果分析模块,利用探针技术采集本省自建平台宣传效果数据,辅助以爬虫技术,抓取诸如抖音、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数据,通过构建统一分析模型,实现各媒体单位宣传效果数字化。同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媒体资源数据标签化储存和交换、用户行为分析、内容创作智能辅助等能力。真正做到为内容找到合适的人群,让内容符合群众的喜好,从而巩固和加强主流媒体地位,更好地引导大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