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李涵舒: 智媒时代舆论的特征、实质及对策

原创 胡正荣 李涵舒 青年记者杂志 2022-09-28 07:30 发表于山东

导  读

  透视智媒时代舆论传播机制中的表征,探看舆论场域中海量同质化的信息堆积,有助于揭示舆论场域中的历史与现时的诸多悖论。

近年来,多元媒体融合不断深入,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果助推媒体生态的智能化进程。[1]这意味着智媒时代更为纵深地与多元的数字媒介联结,泛媒介化数字生态格局渐趋形成,而置身于其间的传播主体、受众都不可避免地与媒介产生更多互动与黏结。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媒介形态以及信息传播范式遭受冲击,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助力智能媒体传播格局的重构。基于移动互联、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信息与用户需求智能匹配的智能媒体,已深刻嵌入现代媒介信息生产、分发、反馈等层面。智媒时代的多元媒体平台,成为民众表达意见的重要渠道,但智媒时代的主体对媒介依赖性愈益明显,也存在着数字媒介的另一困境:人的本体功能急遽被压缩或削弱,传统技术驱动的传媒形态逐渐由单一模态向多模态方向衍变,新闻舆论治理问题于焉浮现。

通过对智媒时代的舆论格局及生态展开廓清,基于智媒时代的媒介生态格局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现状,展开对数字媒介多元融合衍变的规律和趋势探析,梳理智媒时代新闻舆论的突出特征,进而剖析全球的舆论情境与传播格局,纵深探析新兴数字媒介技术对舆论传播的影响,可以为多元融媒的全模态传播提供借鉴。

智能媒体的舆论表征

作为新数字媒介场域中的重要交流载体,智媒技术因其对人-媒介交互的高配适性,附着于数字媒介之中,正以一种潜隐的数字化特征,渗入人的日常生活,承担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的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功能。智媒场域中的舆论由数字技术驱动,基于传统社会中的熟人交流场景到虚拟网络社会中个体的陌生化关联,智媒场域中的新闻舆论因而呈现出“新的主流舆论演化趋向”[2],与此同时,它也助推着现时媒介语境中的个体改善其对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与洞察。因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传统传媒行业的急遽更新迭代,不断为信息传播、媒体生态环境填充各类符号,如文字与网络、图像与新技术等的融合,即为舆论场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全视听感官以及非严肃性的传播内容的传播生态,其间映射着新闻舆论传播范式的余续,也呈现了新的智媒体系建构与媒介表征。

(一)人机共生的舆论格局

智媒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及状态。首先是视频化信息传播,全球传播区隔以及疫情叠加的风险与危机,物理隔离在时空距离上阻断病毒的传播以及信息传播生态的圈层,致使大量信息传播聚集在虚拟的“云端”,个体的切身体验与言说,依凭生动的即时视听化信息传播与舆论交流,而实现了共鸣收割以及信息交流。其次是多元化主体传播,鉴于整个数字传播生态的革新,万物皆媒、万众皆媒已成为数字传播过程中的常态,但背后的传媒逻辑是新闻生产主体的多元化,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之间的传播形态转化也是多元化表征的一大体现,即以智媒为技术基础的数字媒介实践,在智能标注、语音合成以及跨屏转码的数字技术编辑中,不断被复制、传播,进而使舆论信息生产与传播内容具有碎片化、散点式以及进行时等诸多特质。

随着智媒技术的不断推进,人-机交互纵深发展。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原本是指人类与电子计算机之间的合作互动的发展阶段,人机共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智媒时代,新技术、新产品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是物理世界、生物世界、精神世界三者的整体变革与整体秩序构建,这是一个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新秩序。因此,人机共生视角下,智媒技术赋能舆论实践。一方面,智媒能够加速舆论传播的效率;另一方面,智媒能够有效甄选出具有影响力的舆论内容进行传播。随着智媒技术对舆论内容的逐渐渗透,个性化、针对性强的舆论逐渐出现,并且会在新闻传播中得以体现。此外,智媒技术不断演进还会影响受众对于智媒的整体感受,舆论生产与传播中的“人机协同”等内容将不断人性化。与此同时,提升受众对于智能技术的接受程度也将成为智媒技术赋予舆论传播的新特征。

除此以外,智媒技术深化了身体媒介与其他媒介的深度融合,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消弭正在显现。而库利所提出的“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互相映照着对方,与他人的交往是形成‘自我观念’的必要手段”[3]的观点仍在现时世界中被不断提及,智媒语境中的人与人之关系、人- 机交互界面,都被数字技术转化至虚拟空间中,并最大程度地实现“媒介是人的延伸”。生物量子芯片、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嵌入,不断将现时世界中生产的信息实现直接收集、储存、回放、传递、分析,无需借助外在设备,突破人的“技术身体”,基于此实现针对传播主体的特定个性化场景传播实践,因此明确舆论内容的主体性判断是智媒时代舆论研究与舆论应对的重要基准点。在智媒时代,舆论内容看似是通过智媒作为产出主体,但舆论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本质而言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作为文化的主体,通过与智媒的协同关系,主导了舆论内容的走向。

(二)智媒场域的算法赋权

算法作为一种中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甚至重塑人的认知方式。数字技术驱动的智媒,以其多元变动的形态,多维展现舆论场域中的数据之谜以及算法表征。社交媒体终端设置的多样化以及元宇宙的风行都证明了数字对新旧媒介生态的融合与感知置换。在智媒时代的“虚拟-现实”场域中,数字空间、现实社会以及媒介技术的多维融合网络,都一统于数字构造的算法结构,并在与信息传播的交错网格中促进新闻生产。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方式以及受众参与等方面革新,推动5G技术的突破以及拟态社会氛围的形成。当前新闻信息舆论传播环境Web3.0时代的转向——万物相融、万物智联,也即以数据为代表的算法,隐匿于独特的算法暗箱装置中,不断变换形式以诉诸5G通信、元宇宙以及云计算等概念范畴,默然操控着隐入暗箱之中的单向度传播,将之变为一种多元传播以及多向互动数字传播。

同时,数字媒介收集用户的观看偏好、兴趣,经由大数据统计核算之后,再度推送新一轮用户喜爱的舆论信息,此举奠定了舆论生产环节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地位。其消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边界,凸显媒介各方隐含力量的对立与冲突,进而呈现对应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等各方面的算法机制和影响因素。但经由数字媒介所建构的人-机协同舆论格局,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不消”[4]的动态机制,由此人在面对机器、遭逢算法时,方能有更多主动权。人与世界的连接模式,最能映射人在不同方面的社会关系需求,而个体舆论的兴盛,昭示着人对大数据智媒时代的本能抗拒却又不断追逐的面向,舆论场域中的各色人生、各类现象以及多种文明,都通过算法这一潜藏于媒介背后的理性逻辑,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建构。

断裂与融合:信息舆论场域的实质

“未来智媒时代逐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个性化以及社会化特征”[5],与以往的单一连接模式不同,数字媒介依凭数字技术渐趋实现信息舆论场域的个性化建构。纵览媒介发展史,作为对象的技术与“在场”的传播主体不断交织、纠缠,信息传播过程中身体作为媒介的抽离与卷入,无不是在断裂与融合中归返信息舆论场域的本质之所在,也因此,需将人本身纳入舆论场域的讨论之中。

(一)舆论传播场域中的隐私危机

在诸多数字媒介舆论场域传播背后,个体隐私危机也一共并存。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大众传播媒介视域而对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展开批判与理论透视,他们对大众媒介传播内容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性展开评述,透过作为中介的媒介而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个体成员所对应的传播与受众的结构性认同关系。而与之相反,麦克卢汉则认为“‘媒介’塑造和控制着人类交往和行为的尺度与形式”[6],信息舆论传播场域中的现时社会情境建构,有赖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交往沟通过程中所关涉的传播媒介的性质而非内容。再有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对第一、第二媒介时代的划分,也是聚焦于媒介形式,对媒介生产信息、传播信息过程的技术特性表示关切,这种媒介偏向性的隐含意指,也是对媒介的一种数字化进程的反思。上述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三种观点,不论哪一种,都有其合理的社会语境与生发传播土壤,媒介形式影响信息舆论也好,媒介内容推动数字传播也罢,隐藏于技术背后的隐私危机不应被忽视,即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已经成为新闻媒体融合与转型的焦点问题[7],而视频信息舆论场域中的身体或符号表征,都是将“物质身体”或“技术身体”作为引流的关键要素。舆论场域中的暴力往往来自主体与媒介双双合谋,进而致使泄露个人数据、展露个体隐私等的风险增大,在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断裂中,身体本身所关涉的隐私危机凸显。

(二)情感驱动下的舆情流向

社会媒介中的传播者与受众均为个体,个体更明显地呈现其受情感驱动而传达的舆论情感偏向,而群体则呈现“乌合之众”式的群体煽动或某种社会情感的推动而做出的群体舆论面向。智媒时代传播技术的融合发展,实现的是“一种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形态”[8],不同圈层的相同内容生产机制消弭了不同物质生产空间中的生产与传播权利,草根或精英的“受众赋权”程式打破了信息舆论场域中的内容生产与传播,用户与受众在舆论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信息生产者与传播者的角色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单向度、被动地接受转向了内容生产、参与传播的主动情感趋向。智媒场域中的原有权利关系被打破,信息生产机制在数字技术这一隐藏的巨大推手作用下,重构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以及用户接受的体系,数字技术的拥有者渐趋成为内容生产环节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智媒时代,舆情的流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一凸显,如郑州暴雨、丰县“铁链女”以及唐山打人事件中舆论分裂极为突出。借鉴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来看,舆论场域中的信息制造者与接收者都并非直接对符号做出反应或答复,而是在对个体传达信息的编码以及解码的互动中,达成某种共同理解并形成自我意识甚至群体意识,这种互动经由人与数字媒介的交互与传播,进而影响个体再到群体的情感,形成一股舆情共识或流向。

智媒时代的舆情对策

智媒时代数字媒介与个体生产的信息内容,会对社会产生潜在影响。媒介多元化以及信息生产草根化固然有利于更多民间声音的出现,但智媒时代的快速发展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困境,致使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信息的首发、独家等维度减少了吸引力,低门槛、社交媒体使用率高等使舆论场呈现繁杂的丰富景象,舆论的治理尤为迫切。

(一)技术赋能: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技术赋能受众,手机普及奠定了民间舆论异军突起的传播前提,丰富了当前数字媒介的传播生态以及格局。首先,智媒时代舆论路径逐渐个性化。智媒通过发现用户偏好、帮助用户筛选个性化内容进行精准推送,助推热门事件发酵。其次,面对文字传播在“快节奏阅读时代”的传播乏力,视觉化舆论表达将成为辅助智媒传播舆论的新助理。虽然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多样化,迎合了当前人们的视听需求,但多模态复合型话语需重视并加以实践,综合利用视听感官、图像文字以及符号编码等多模态话语来实现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的加持,可以实现文化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建构,诸如红色资源云端化、革命文化内容多样化以及红色场景还原化处理等,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属圈层的经济、文化等的影响,进而影响其信息选择偏好,但是依凭数字技术赋能普通受众,在信息编码解码过程中,助力用户化解自身经验、圈层弊端以及认识盲区等因素,可以重构当下舆论媒介的文化语境与传播氛围。具体而言,可通过“更有效的人机协作,消除传播中的信息疑虑,以便更有效地消除人对人工智能的疑惧”[9],更加全面地呈现个体的需求以及文化群像的形塑。如2021年7月河南卫视《唐宫夜宴》的“破圈”展演,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于一体,集虚拟场景与现时舞台于现时多模态场景之中,为筑牢智媒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技术赋能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化解危机:个体与群体情感的合理分流

如前所述,身体在智媒时代受到很大关注,但智媒时代的身体存在异化风险,如何积极建构“流动”的身体,强化身体传播的价值和作用,是化解多元融媒语境下的舆情危机的思考基点。哈贝马斯强调的尊重多元主体、平等互动的交往理性,也都是要祛除数字智能媒介魅影的“工具理性”成分,而突破其仅“服务社会上层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基本目的”,[10]更为深广地触及数字时代个体的素养以及个体的积极创造。

数字技术与新闻传媒耦合,加剧传统媒体行业进军国际传播的面向和进路,也带来新闻内容创作生产、受众接收场域和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数字技术带来的海量信息与复杂舆情危机,还需依凭数字技术来化解:其一是借助现实物质媒介实现对主体信息泛滥的控制与舆情的边界控制,“人”借“物”力而实现对信息的判断与控制;其二是用“虚拟”增强“现实”,精准还原事实真相,侧面勾画个体、群体与社会,获取更多共鸣。首先,在信息生产环节上,不仅要考虑意见领袖、新闻媒体、利益集团、文化名人等主体,还需将为算法算力提供动能的“服务器”纳入新的考量标准,不同的算法平台影响舆论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趋向。其次,主流媒体在深度融合基础上,应凝心聚力,通过多方平台、多方联动,分层次、有分量、接地气、有温度地实现创造性表达形式,同频共振、同向聚力,构建全新的信息传播格局。同时,需厘清舆情背后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深刻性,挖掘交织在舆情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与话语,避免舆情引发震荡与不满情绪,从多个环节、层面实现信息生产模式与生产思维的变迁。

结  语

综上所述,透析智媒时代的舆论特征对化解后疫情时代传播困境具现实意义。正如媒介理论家道格拉斯·鲁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在《人类团队》中所言:“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前数字时代,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必须闯过去。”面对智媒时代的困局,我们应当在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加持下的媒介环境中进行主流价值观表达,不断发展壮大主流媒体,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助推国内、国际传播的舆论主阵地建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形下,应积极建构传播机制与话语,深切洞察现象级社会问题背后的缘由,形成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沈浩,袁璐.智媒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的媒介特性与技术路径[M]//高晓虹.北京: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2:3-14.

[2]高宪春.智媒技术对主流舆论演化的影响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5):5-11

[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一凡,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35.

[4]彭兰.增强与克制:智媒时代的新生产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04):132-142.

[5]喻国明,王小龙,郭剑楠.智媒时代媒介的重新定义——依据社会化场域的范式[J].青年记者,2019(28):38-41.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7]高慧敏,殷乐.智媒时代新闻场域身体“在场”与“离场”问题考——基于智能化新闻实践的考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02):131-138.

[8]喻国明.智能时代的传播逻辑:着眼点与着手处[J].教育传媒研究,2019(03):6-8.

[9]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6):98-108.

[10]胡翼青.论文化向度与社会向度的传播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3.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涵舒: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8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胡正荣,李涵舒.智媒时代舆论的特征、实质及对策[J].青年记者,2022(18):12-14.

胡正荣 王天瑞 能力与价值: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的关键

原创 胡正荣 王天瑞 中国编辑 2022-09-02 15:09 发表于北京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8期

 在力量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全球传播生态中,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定义应当从“适应新时代”的动态视角进行界定升级,并在新定义下开展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系统化培养。人才培养过程中应重视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和面向共同价值的观念。能力面向,要把握好对人才的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的平衡与培养;价值面向,在现代性引发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时代中,应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厚植的家国情怀和夯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向青年学子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力量转移与价值转移同时发生的时代,包括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在内的底层逻辑都在发生剧变,其中的各种关系、秩序和格局都在不断地重构与重组,并逐渐重塑着上层建筑。什么样的价值需要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又需要警惕?这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更是中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指南。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具体目标就是要更好、更快地实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而“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则是重要保障和根本途径。本文认为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关键是要顺应底层逻辑和时代逻辑,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面向共同价值,在守正基础上聚焦对能力与价值的培养。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定义

 在新时代,国情、世情与全球传播生态结构都在加速更新与重塑,现实要求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对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进行反复审视。作为一种阐释性的概念,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保持对国际传播实践活动解释与指导的活力,新时代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的思路与方向。国际传播概念从被提出之时就强调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跨国交流[1],西方世界对于国际传播概念的理解大体上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借助大众传媒进行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广义的国际传播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多元主体跨越国际边界或文化边界传递价值、态度、观念信息的活动[2]。我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探究也经历了从强调特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3]、传播主体被限制于国家或政府范围内的国际传播[4],到作为公共外交核心的国际传播[5]这一过程。国际传播主体从单一国家转向个人、企业组织、政府和媒体等多元主体已基本成为共识。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渠道平台化、内容丰富化,从现实来看,并非只有进入传统媒体国际传播“对口岗位”工作的人才叫“专门的国际传播人才”,这种固化的工业时代分工思维不免显得有些狭隘与落伍。结合全球传播生态的现实格局与国际传播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流变,本文认为,“适应新时代”强调视角动态化,“专门”强调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因此应当从动态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视角去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进行界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包括传统媒体、政府部门、企业公司、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自媒体在内的各领域中从事国际传播工作的专门岗位或职业的人都应当是被培养的对象,这是“四全媒体”理念之下适应平台社会时代特征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动态定义。只有在不同的领域、维度与层面从事着各自“专门”的国际传播工作,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人才系统协同才能称得上是“队伍”,比起单一国家主体产生的国际传播效果更加立体和全面。无论从国际局势、全球传播生态的变迁还是国家战略目标等维度分析,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人才队伍应当是多元主体、多个层次、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构建而成的既立体又全面的系统化队伍。

层次、规格与类型: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

 文化的分层是人类社会分层的本质[6],社会、文化都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即社会和文化存在多元性[7]。劳动分工是人类本性倾向,通过劳动分工,劳动者逐渐从事一种专门职业[8]。社会与文化的分层、分类和分群的表现是由文化资源、劳动分工和地理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反之国际社会中不同的层、类和群对文化资源的需求不尽相同。在实践中,文化的层次差异、各行业领域的专业差异、国别区域的多维差异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系统考虑,因此才会出现追求规范正确和“拿来就用”的现象。问题就在于传统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体系并没有做到系统化和精细化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其中,“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表明了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已上升为多目标、多任务的国家战略传播,应当分层、分类、分群进行,继而,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自然应当是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我国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就要把握国际传播中的“基本盘”与“重点盘”[9]。只有系统化培养出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才能切实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进行实践,才能真正切合传播规律,真正提高传播艺术。

 本文认为,培养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以国家战略与目标为前提,针对国际社会中的“大众层”“专业层”“精英层”等不同层次对象,在新闻传播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高等教育基础上,面向更多专业领域学子及相关在职工作人员开展的多规格、多类型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教育、培训与培养。

(一)本科阶段:普及国情世情与媒介素养

 世界绝大多数民众普遍因教育程度、艺术素养等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的限制,对于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表层文化更易接受。纵观全球,先发国家惯以迎合更广泛的大众市场需求的流行文化产品作为价值载体对他国进行文化倾销,如影视、音乐、小说和综艺等文化产品所产生的传播效能显而易见。因此,在业已日常且频繁的新时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能够创作出与时俱进、共情共鸣的内容作品是国际传播人才面向世界大众“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目标与任务,但现实中具有高传播效能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十分紧俏。此外,全球化日益深入,各专业、行业及职业的发展同世界的连接愈发紧密,例如商务、体育、医疗、艺术等专业领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现象和需求十分突出,但在日常的国际交流过程中却常常出现“懂传播的不懂专业,懂专业的不懂传播”的尴尬局面,而恰恰多专业、多领域的国际交流才能真正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际传播中“大众层”的需求最广泛,所产生的影响最深入,所需人才的类型最多样,队伍的数量也最庞大。因此,可以考虑将媒介素养连同国情与世情普及一起纳入各专业本科阶段的基础素质教育范畴之中,开展大学媒介素养教育和大学国情世情教育等。总体而言,本科阶段所培养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应当以面向世界“大众层”的、有能力进行高效能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创作型”国际传播人才为主,同时应跳出“专业对口”的传统思维,通过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将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培养范围扩大至多专业领域。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与跨文化培养

 在全球化时代,多维度跨国商业往来日趋平常,事业单位、企业组织及国际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传播主体。各行业领域“专业层”的国际传播人才,具体指在专业新闻传播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组织中专门从事国际交流、公关与宣传的工作人员。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某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且在行业领域内拥有一定话语权与影响力。“走出去”的企业是立体展示我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世界需要通过它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因此,鼓励和开展硕士研究生阶段跨专业教育尤为重要。在2019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10],打破学科围栏成为可能,在将国情世情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本科阶段素质教育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设计跨专业通道,鼓励包括新闻传播专业在内的各类专业学子,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进行跨专业、跨国界交流与学习,在守正创新基础上拓宽学子的知识边界,打开学子的国际视野,打造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与格局。同时,应给予国别与区域的跨文化精准传播更多的关注,“一国一策”分群培养精通语言、融通中外文化的同时又兼具技术素养的跨文化传播人才。硕士研究生阶段,应当以培养面向世界各行业领域“专业层”对象,具备复合能力的“专业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为主。

(三)博士研究生阶段:中国知识体系与全球实践逻辑

 概念作为一种话语具有歧义性、竞争性与建构性等特征,它不仅是学术载体,也是随时可能出圈的潜在通用语和流行语 [11]。纵观人类历史,作为话语的概念影响着思想,塑造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正是通过制造、传播和解释概念的方式向世界提供话语“公共品”以提升全球话语权的“软权力”。全球实践已经成为超越中西实践二元对立的全球现实,在全球实践中生产出具有全球价值的理论概念则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环节。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人才更应具备全球视野,在更高维度进行全球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从中可以了解到,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主要发挥的作用就是要围绕概念和理论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在国际学术领域同世界“精英层”进行交流、论辩与竞争。因此,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应当在坚定政治立场和厚植家国情怀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其理论逻辑、思辨逻辑和斗争逻辑,在强调全球实践与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培养有能力建构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知识、话语和故事体系的“专家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四)职业阶段:问题、实践与效果导向

 在社会加速发展的当下,国际局势更新频繁,高校教育模式具有稳定性,但灵活性与时新性不足,培养出来的学子普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包括一线工作者在内的传统国际传播人才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及随机应变的能力等,这都是造成我国对外传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重要原因。国际传播是一项关乎国家形象、时变时新的事业,面对变化,国际传播一线工作者需要具备在实践中不断更新知识、技能的终身学习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并且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与行为本身就同国家形象挂钩,在“四全媒体”理念提出后,他们参与到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中更应义不容辞。中共中央印发的《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12]正是站在新时代战略高度,为党政机关干部培养包括国际传播素养在内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能力教育培训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职业阶段,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将资源配置优化,形成政府、高校、行业组织以及具有国际传播需求的机构单位协同联动的制度体系,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多层次、多规格和多类型的在职国际传播人才开展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以体现实际效果为导向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培训教育,以职业、行业和终身教育的形式培养与时俱进的、成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厚植的家国情怀,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守正创新,掌握并平衡好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

(一)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

 首先,业务技能是国际传播人才的标配能力,具体可以概括为传播实践力,包括处理全媒体数据、文字、图像、语音和视频的能力,适应新媒体的写作、拍摄、主持、交流与辩论的能力等。这些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子传统的“面子”能力,达到精通与优秀的程度理所应当。其次,作为指向国际的专门传播人才,还需基础素养作为“里子”予以支撑,包括用动态的目光去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情与世情的自觉,用求同存异的观念去比较学习世界文明渊源差异的自觉,用辩证的逻辑去审视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主义、问题与危机的自觉,以及用警惕的态度去辨别极端化和绝对化思维的自觉。具体包括:一是语言文化素养,厚植中国语言与文化,了解世界文明历程,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并了解其文化;二是理论融合素养,具备夯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融通中外、融通学科的理论素养;三是思维逻辑素养,熟悉中国国情,拥有国际视野,具备思辨逻辑、时代逻辑、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是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支撑点。

(二)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

 技术技巧强调对传播的渠道和操作的掌握,人文追求强调对传播的内容与意义的把握,能同时很好平衡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的国际传播人才并不多。当下,越来越多学子驻足于眼花缭乱的新技术及各种表象面前而忽略了对文学、地理、历史、音乐和哲学等人文素养的厚植。人文素养的缺失和对国情世情的冷漠是导致新时代青年学子在面对民族与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价值判断时迷失方向的重要原因。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应当同时具备跨文化交流所需的技术素养与人文素养,在不断提升技术技巧基础上厚植人文情怀,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和硬件基础设施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过于强调硬件功能则会陷入对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的局限性之中,缺失或偏科都会带来“故事讲不好”“有理说不出”的尴尬局面。在工具理性泛滥的全球传播生态中,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治理现实,认识到中国治理背后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力量,认识到价值理性的作用,协同好各种观念和文化,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13]。只有懂得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懂得共情共鸣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才有可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既有底蕴又有温度的中国。

(三)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

 新文科是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以相近的专业集群融合”[14]为路径进行学科交叉集群式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从我国设立国际新闻专业开始,“外语+新闻”就成为我国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主要模式[15]。2009年,以向六家中央级外宣媒体供应国际传播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五校统一设立了“国际新闻传播硕士培养基地”,并形成了“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的培养模式[16]。如今的国际传播早已不再是新闻传播专业或外语专业独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是一项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的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事业,仅强调新闻传播或外语的专业水平已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只有具备复合能力的人才队伍才有可能完成提升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任务。具体来讲,国际传播人才的复合能力应当包括语言传播能力、新闻生产能力、文化共情能力、理论融合能力和产业思维能力等多维意识与知识结构,而实现复合能力的培养,则需要有一套打通学科、院系、校内外与国内外系统协同的观念体系、培养体系和师资体系给予支持。

 根据对国际传播人才界定的升级,可将国际传播人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专门从事国际传播活动的人员,包括国际新闻记者、主持人等专业国际新闻媒体从业者和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企业海外公关人员等具有涉外属性的专业领域从业者;第二类是具有跨文化交流需求的人员,包括跨国学习和交流的学子与学者、国际影视和音乐等艺术创作者以及广大的跨国社交媒体用户等。由此,以效果为导向的学科与课程设计也应分为两类模式:第一类是专业课程(新闻传播)+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通识教育),第二类是专业课程(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各学科专业)+复合课程(国情世情+外语+新闻传播+通识教育)。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国情与世情教育应当以东西文明“异中求同”为导向,开展动态比较式教学。其次,重视外语教育的同时不可忽视中文教育,尤其要关注翻译过程中因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误解问题;同时,小语种教育也应给予足够重视,针对国别与区域的语言文化教育与研究是国际传播去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实践。再次,各类专业在根基上本就彼此关联,应当通过开展通识教育予以融通。最后,实践教学不可或缺,将课程设置连通业界需求,将人才培养与学术生产同前沿媒介技术与各领域国际传播一线关联,一方面能为学界提供动力与方向,另一方面也能为用人单位稳定输出定制化的“熟手”人才。

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的基础与核心

 青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点对象。2022年5月10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时空、主体与形式的设限式微,全球传播生态发生革命性重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交锋、冲突与交融日益多样且频繁,国际信息的垄断、传播秩序的失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等问题进入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全球化,人类关系的信息化,生存的数字化等进程的深入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当下的时代特征,其中现代性问题十分突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青年一代,身上带着来自现代性的深刻烙印,致使他们在新媒体时代看待国际关系之时难以跳出二元对立的视角和工具理性的价值判断。

(一)国家与个人:认同、情怀与使命

 人类命运是一体的,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历史、文化、资源与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差距,我们应认清这一现实。马克思通过深入历史维度分析世界发展,将现代性肇始于西方资本的历史本质推到台前,并指出凭借历史先发的优势和资本扩张的强势,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霸权是后发民族国家无法规避的现实。所谓现代性,就是在资本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悖论逻辑影响下的观念的呈现,现代性源于资本的运作。“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17]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总是以“有用和有利”的工具理性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不断引发全球范围内各种级别的冲突与对抗,致使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成为必然。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推动文明进步的事实之后,认为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矛盾。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跨文化交流增多,国际传播信息垄断与秩序重塑并存,一场技术主导、资本支撑的“全民意识形态”斗争正在悄然发生。能否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杂糅的时代中锚定认同、情怀与使命,是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是否能够真正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键。因此,警惕、规避与跨越西方现代性危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而具体方案都应当落实在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国特色”强调了中国国际传播人才要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知国爱国,心怀家国,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战略传播体系”强调了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具体培养应当是从个人能力到队伍体系全面的、系统的、高屋建瓴的规划。“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只能由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人才队伍来实现,这不仅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提出的新要求,更是新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二)中国与世界:中国理论与全球实践

 信息传播技术在重置了全球传播生态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于时空的感受,空间的流动感与时间的穿越感冲击着人们对于边界的日常感受。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营销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刊发的文章《全球化的市场》中提出了“全球化”概念,认为技术和全球化是塑造世界的两个动力。技术决定人的喜好,全球化则决定现实[18]。1993年,“全球传播”[19]作为传播“全球化”的概念由美国学者霍华德·H.弗雷德里克提出。至此开始,我国围绕着技术、资本、政治与文化展开的关于国际传播的“全球化”与“世界化”、“国际化”与“跨国化”、“国际新闻”与“全球新闻”等概念之间的辨析成为重要课题,关于国际传播的主体与边界问题被反复探究。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简单二元对立,到“脱域”和“内爆”,再到节点式的“网络社会”、今天虚拟真实交织的“元宇宙”,与国际传播相关的概念随着现实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和形式不断泛化而变得模糊,并伴随着现代性思潮不断出圈,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边界感也逐渐被技术与资本遮蔽,甚至在这种对工具理性的“狂欢”氛围中还弥漫着一种期待,边界感的式微将“个人”凸显,致使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与全球世界杂糅在一起,各种认同危机随之而来,青年学子更是面临现代性思潮多重巨浪的考验。李大钊说“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发展速度越快,思潮来袭就越激烈,对于青年的引导就越要紧。从1982年到2022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转向“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新方针。40年的探索中,学者们不断重返历史现场,虽然今天已经清晰认识到来自西方的众多理论或多或少在解释与指导中国社会现实和实践过程中存在局限甚至会产生“副作用”,但依然有很多学子不加思辨地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奉行“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中,甚至为了博取流量出圈传播,影响不可估量。国际舆论斗争的本质是硬件与软件的综合博弈,理论概念作为话语软件是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的关键,在对理论概念话语没有深入了解与思辨的前提下就贸然借用,具有很大风险。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知识、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正确姿态应当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20],以明确全球与中国的现实为前提,立足全球实践,面向人类共同价值。因此,只有向青年学子们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才能培养出“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21]为己任的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注释:略。

作者: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正荣:构建基于全球传播生态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09-01 20:00 发表于北京

胡正荣

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世界也正在从单极走向多极,并进一步走向多个板块,与此相随的全球传播生态也在加速变革,这对正在积极开展国际传播的中国而言,既是重大挑战,更是重要机遇。

当前的重要时机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领域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可以抓住这一重要时机,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从世界治理格局演变看。当前,多板块化的地缘政治已经使得原来的世界格局划分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各种利益交织,各个板块竞争冲突却又无法完全中心边缘二元对立;原有世界分工的经济形态与格局因为数字经济的融合与迭代使得生产流通、交换消费更加复杂网络化;基于网络社会而日益成型的虚实共生的社会形态、文化资本以及政治格局也日益多板块化。以西方强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改变。中国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致力于担负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职责和使命。同时,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传播与治理的相关理论和传播业态发展看。传播理论起源于西方,当前主导的国际传播理论也是基于西方传播实践需求抽象出来的。它是工业化时代英美主导的全球治理1.0、2.0时期的产物,并深深地与当时的全球治理嵌套为一体。当世界进入全球治理3.0乃至4.0时期,原有的传播理论,特别是国际传播理论已经呈现出与迭代升级后的全球治理体系不相适应的疲态。复杂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有别于工业社会,传播特别是国际传播系统在网络社会巨系统中的作用也不同于前信息社会。特别是这几年,后全球化时代、后疫情时代正在形成纷繁复杂的认知框架,同时,传播业态也正在走向虚实结合,后真相、信息疫情、深度伪造、机器人生成信息等也正成为洪流态势。而现有理论对现实的理解力、解释力等有如隔靴搔痒,已经无法指导解决现实问题。有关治理、传播的相关理论构建和传播实践也都正在重构。

从中国国际传播基础看。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格局已基本形成。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就为进入新时代,实践上重构国际传播格局,重塑国际传播流程,重组国际传播业务提供了遵循,更为理论上建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依据。

面临的难点挑战

格局变化提供了建构新体系的机遇与可能,但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实践中,还是面临着众多的难点与挑战。因此,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是构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

对于全球传播生态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作为复杂网络系统,全球传播生态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颠覆式地改造着整个传播生态。与此同时,板块化的地缘政治、冲突与深层链接交织的多元文化、迅速变化的全球分工与流程再造的全球经济等都在深刻地重新塑造着全球传播生态。迅速而深刻的多因多果带来的这种变化,使得我们对全球传播生态及其更大的全球生态需要作出高水平的准确判断。对全球传播生态致变因素、演化路径与可能出路的认识不足,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一大难点和挑战。

缺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支撑。国际传播理论的非本土化、非情境化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如何在新时代突破西方既有理论框架,形成本土性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任务与挑战。首先要不忘本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源支撑。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过往国际传播的实践经验,总结历史规律。其次要吸收外来。国际传播本来就是外向的乃至双向的,我们不能自话自说、自娱自乐,更不能画地为牢、闭门造车。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越来越多地从一种内向的或自在的研究范式,转向外向的或开放性的研究范式。最后要面向未来,立足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对于国际传播战略建构的薄弱。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国际传播业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不过,要真正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还有赖于高质量的国际传播战略规划与战术设计。我们需要在多方面加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建构,这里面既包括思维视野的创新、顶层设计创新,也需要各个子系统,如主体、话语、内容与服务、渠道与平台、用户与群体、效果与评价等的创新。

构建的关键点

坚持基于全球的传播生态。我们需要树立更新的全球观、传播观,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全球中国”还是“中国全球”,抑或是两者同等重要。毫无疑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生成与运行一定是在各种内外部要素的交互影响中才成为可能。内部要素至少包含但不限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和内在的传播战略、主体、产品、渠道、用户、效果等;而外部要素,如地缘政治等则更为复杂。可以说,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与后疫情、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是相伴而生、相互嵌套的。

坚持系统性思维。当今社会已经是复杂的网络社会,基于系统思维,才有可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与混沌的全球巨系统的变化。一方面,国际传播本身就是系统工程,包括理念、主体、客体、内容、渠道、人才队伍等诸多方面,都要以系统性思维进行系统性创新,这样才能整体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系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一定要与国家的战略价值、战略位置、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安排和战略现实等具体要素高度关联,实现与其他战略系统相匹配,这样才能在资源和行为的协同性上得到保障。

坚持以全球视野把握传播共通意义与人类共同价值。在新时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提出了基于“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中国”,而且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都是世界文明、世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性与共通性是中国国际传播需要强化的意义建构指向。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做好国际传播的基础和桥梁,当我们实现了从讲“我的故事”到讲“我们的故事”的转变,就能在全世界获得更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同。

坚持以精准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能。用户研究与洞察是国际传播的出发点,用户认知与行为改变是国际传播的落脚点,更是国际传播追求的效果。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在传播策略上必须坚持以用户为导向,努力实现分层、分类、分群传播,通过精准传播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


编辑:刘岩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正荣:当前,中国舆论场呈现哪些新特点、新变量?

 人民论坛网 2022-07-29 10:32 发表于北京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着世界舞台中心,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过去,中国在世界舆论场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舆论场已然成为世界舆论场的重要“分场”。当前,中国舆论场呈现哪些新特点、面临什么新变量?一起来看《人民论坛》特别策划。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胡正荣

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

在世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中国的发展备受世界瞩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战略理念下,关于舆论、舆论场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从单一关注国内舆论引导扩展至全球媒介治理范畴,即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之间的关系与问题成为研究焦点。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国际舆论是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场域;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角度看,国际舆论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世界被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所建构。微观上看,当下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间存在着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的干预与阻隔,但宏观上看,即从媒介技术和媒体平台融合的现实,到“一个舆论场”的基本共识,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若将中国舆论场与世界舆论场置于二元对立之中,那么国家主体之间最终形成的是通过议程设置和框架进行的话语权争夺的竞争关系,而非协同的对话。这既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理念,也没有遵循平台媒介技术发展趋向融合的客观事实。这里并不是要忽视国家间存在的竞争现实,而是倡导以系统协同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思维,从系统论出发审视当下中国舆论场的特征与可能变量,以发现中国同世界协同的可能。

当下舆论场的本质是对社会现实和人心活动的反映,包括各国人民内部的矛盾,世界各国之间的矛盾及人类共同面对的如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疫情肆虐、贫困及科技反噬等问题与矛盾,因全球化主体、问题和媒介的出现,世界舆论场才成为可能。从现实结构上看,世界舆论场是各国舆论场之和,即中国舆论场既是世界舆论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部分反映着世界舆论。

中国舆论场的新特点

→ 第一,话语权力格局:西强东弱,东升西降。当今世界话语权力的现实格局依旧是西强东弱,但东升西降的趋势已初现端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重大突破,但国家话语权等软实力并未充分发展,时而遭受西方国家的舆论干扰。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国家传播能力的建设,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逐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的旁观者向引领者的方向转变。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断的大考面前,中国不仅因国家制度优势和超强的组织能力成功开展了疫情防控工作,并且通过在国际舆论场上主动发声、公开信息、积极援助及合作抗疫等行动不断向世界展示大国担当,中国正面积极的形象逐渐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中。东升西降的国际话语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变迁中逐渐开启。除此之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性活动,不断向世界传递善意。北京是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从2008年到2022年,中国借助奥运符号向世界连续展示了自身快速的变化与发展,Sensor Tower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始仅一周时间内,TikTok在美国的安装量就超过了170万次,国际舆论场中逐渐开始出现来自中国的媒体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声音逐渐唱响全球。

→ 第二,舆论生态结构:媒体融合、平台链化和算法逻辑。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媒介空间结构呈现出媒体融合、平台链化和算法逻辑的新特征。从2014年中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至今,我国的媒体融合改革已经拥有了丰富实践与经验。在中央的部署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媒体融合从中央到地方通过四级融合发展布局逐渐落实,目前基本形成了技术先导、移动优先、功能多样的全媒体矩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媒介融合不仅在媒体内容、形式、模态、方法、业态、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创新,同时进行了精准化的深入改革,已经逐渐形成了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新格局,具备网络思维的四级传播生态体系已经初具雏形。

在技术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下,媒体融合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中国舆论场的媒介空间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平台链化的特征。舆论空间平台化或者平台型媒体拥有商业化、智能化、社交化、圈层化、流动化和复杂化等具体特征。其中舆论的生成体现着平台链化的过程,即舆论通过多平台之间的产品链化、供应链化和价值链化最终形成跨越媒介平台、形式多样、影响广泛、多重内涵的舆论声音,在这样的媒介空间中,舆论场之间的互动非常复杂。舆论空间的平台链化特征包含了国内与国外舆论场的连通。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冰墩墩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一墩难求”景象等事件引发的舆论,在公共和商业的媒介平台之间不断流动。

舆论空间的平台链化过程中,社交机器人有着影响舆论生成逻辑的能力。社交机器人本质上是一种数据技术工具,通过社交机器人能自动生产内容、构建网络和信息分发,并且可以通过操纵数据模拟出具有部分人格特征的主体。当下,“人+社交机器人”模式下开展的传播活动已成为现实社会图景,成为当下舆论生态重要的技术特征。

→ 第三,舆论主体新特征:官方媒体、新闻发言人与桥接群体。官方媒体以开放的姿态逐步建立起新型主流媒体矩阵传播体系。近几年,以人民日报、人民网、央视新闻和CGTN等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特点,采取分层、分类、分群的精准传播策略,分别进入如哔哩哔哩、抖音、微博、Twitter、Facebook、YouTube及TikTok等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中扎根运营,根据平台特征和用户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递信息,讲述中国故事,形成多平台链化的立体信息传播格局,同时融合内宣与外宣,串联圈层,冲破茧房,澄清谣言,证实证伪,传递价值,做到入脑赢心,引导舆论与外宣工作。面向海外,中国官方媒体通过借船出海、借嘴说话等方式,积极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将内宣与外宣紧密统一,逐渐形成全面、立体、广泛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传播体系。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尝试,其中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成功出圈、出海就是一例。

社交媒体中的新闻发言人呈现出兼具外宣、外交与内宣的三重功能特征。社交媒体中的传播过程更类似于人际传播,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蕴含情绪和态度的信息,它们作为语境又对语言或文字信息进行意义解码,最终产生更加丰富的意涵。在中国舆论场中,新闻发言人的精彩回答片段被上传至社交媒体中,经反复传播与转发,新闻发言人的个人化表达被社交媒体放大而收获巨大流量,其影响力的实质效果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外交职能范围,同时兼具着内部宣传与民众达成认 同、外部宣传澄清是非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同时具有多文化影响力的“网红”逐渐增多,他们通过跨文化内容搬运方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平台中获取粉丝和流量,其连接中外舆论场的能力和影响力日趋凸显。跨文化内容搬运者是连接本土与世界的日常生活内容的群体。这类群体活跃于国内外各个社交媒介平台之中,也有学者称他 / 她们为桥接社群(bridging community),“即指代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有能力和意 愿内化超过一种文化,并依照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不同规模的实体或虚拟社群的人”。这一群体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将中国的故事搬运出去,例如李子柒和记录中国生活的“洋网红”(如英国的Jason Lightfoot的“@Living in China”等);另一类将外面的故事搬进来,例如分享在美国日常生活的“@毒角SHOW”等。他们在中国舆论场中,对中外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信息的交流起到了桥接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是容易引发舆情的重要主体。在平台链化的社交媒体中,桥接群体广泛存在,在全球化势态之下,这类群体将会愈发壮大,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舆论领袖。

→ 第四,舆论环境特征:情感化、隐蔽化与交锋激烈化。在媒介平台不断连通、融合与链化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连通世界,其中舆论参与主体多元,主题话题丰富,形式模态多样;舆论生成速度快,发展转换急, 影响持续久。以上特征的叠加共同形塑了中国舆论场中舆论情感化、隐蔽化、交锋激烈化的特征。首先,短视频、直播、图像和表情包等已经成为全球社交媒体中共通的表达方式,情绪信息泛滥,感性和刺激经常遮蔽理性与思考,大量的视觉内容引发舆论情感化;其次,由于视觉内容蕴含的信息丰富且模糊,搞笑的短视频、可爱的表情包甚至有趣的小游戏等视觉内容在社交媒体中极易传播,态度和立场经常隐藏其中。再次,点赞、转发、收藏,甚至浏览痕迹、停留时长和眼动位置等网络行为中,同样蕴含着态度和立场信息,在众人的数据通过算法进行统计、计算和分析后,隐蔽化的舆论表达得以通过数据化、指标化和视觉化的方式呈现。同样,因为视觉内容的模糊性和点赞、转发等网络行为的低成本性,非理性、情绪化和泛娱乐化的表达也成为了中国舆论场中的常态。情感化、隐蔽化的舆论特征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更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武器和更加广阔、深入的战场。在不断情感化、隐蔽化的网络舆论空间中,中国舆论场将会经历更加激烈、复杂和全面的舆论交锋。

中国舆论场的新变量

▷ 病毒突变与突发灾害。当前,病毒突变与突发灾害是影响中国舆论场的首要变量。新冠病毒反复突变不单影响着疫情的势态,也容易引发极具破坏力的信息疫情和政治疫情,时刻牵动着中国舆论场紧绷的神经。自 然灾害同样不断印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从北极圈的升温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从非洲的蝗灾到中国的洪涝,等等,突发灾害一直都是近年来国内外舆论场中的重大焦点。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自然灾害以及重大事故等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自然客观因素依旧是影响中国舆论场的首要变量。

▷ 媒介工具与媒介环境。媒介技术是中国舆论场中的双重变量。今天中国舆论场之所以暗潮涌动,错综复杂,和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有巨大关系。5G、算法机器人、短视频、直播、VR/AR以及包括手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汽车在内的信息、数据、视觉与智能等技术,同时以工具与环境的双重变量身份参与到中国舆论场之中。

首先,作为工具的媒介技术,通过利用算法技术在国际舆论场中进行宣传博弈的时代已经到来。西方某些政治势力擅长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工具制造虚假的网络社交主体,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制造混乱,在中国同世界的平台型媒介逐渐融合链化过程中,社交机器人的舆论影响力将逐渐凸显。

其次,作为环境的媒介技术,社会与媒体的深度融合带来人类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变,技术的新尺度引发人类行为的新动向。作为环境的媒介技术为人类在网络舆论场中提供了更多的连接、展现和互动方式,从点赞、转发、收藏到表情包、短视频和流行梗等,隐蔽与隐喻式的表达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选择,代表了中国舆论场最广泛的意见与态度。同时,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遮蔽,过多的媒介渠道和表达方式使舆论场愈发纷繁复杂。媒介技术在发展方 向上,似乎注定是一个从简单逐渐走向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将人类社会从简单有序引向复杂无序的倾向。

▷ 观念差异与战争冲突。全球范围的观念差异和战争冲突牵动着中国舆论场。观念差异从来都是冲突的重要缘起,而竞争也是遍在的。国家的主体地位因全球化进程发生一定程度消解,但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跨越时空连接彼此的能力凸显。技术新的尺度又促使民族国家主义在全球范围抬头,本土化意识自下而上开始觉醒。随之而来的地域、民族、宗教和国家之间的摩擦次数激增,冲突不断升级为战争,且愈发深刻焦灼。通过媒介放大后,战争作为典型媒介事件在内外连通的网络舆论场中反复激荡,不断延伸出包括信息战、舆论战和心理战在内的现代战争。

▷ 商业资本与西方政治。企业作为主体变量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影响力逐渐凸显。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通过物质和文化商品的全球化,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矗立了众多消费景观。而今天的变化在于中国发展带动的“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扩大。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制造”已经从廉价的日常用品扩展至如量子通信技术、5G、无人机等引领世界的科技前沿技术与产品,但一些西方政客仍秉持“零和博弈”思维,不断通过各种经济制裁、贸易“拉黑”等手段来压制中国企业尤其是涉及前沿科技公司的全球化发展,这一举动不断搅动着中国舆论场。另一方面,来自西方世界,尤其是一些来自美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品牌,常以物质或文化商品为载体,时不时、有意无意地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传递出他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由于这些企业与品牌全球化程度极高,且关乎普通百姓日常,因此,他们的偏见经常在中国舆论场中引发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舆论场中的一大影响因素。

▷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挑战是中国舆论场中最直接的变量。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国际舆论场中拥有近乎垄断的强大舆论传播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中国行使其舆论霸权以扼制中国发展。在交锋激烈的国际舆论场中,通过污名化、标签化手段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和信息战;在价值观上采用西方中心主义“双标”的手段干涉中国内部问题,挑拨民族团结,煽动对立情绪,妖魔化中国形象;在网络平台中,利用计算传播手段制造激进和对立的言论,在舆论场中刻意营造反华语境;在全球理念上,中国方案在国际舆论场中常被“零和博弈”思维解读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进而引发紧张舆论战。

总体而言,作为具有全球担当的世界大国,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一种建设性的姿态直面全球问题,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开展深度媒体融合工作,搭建全球化、立体化、平台化、智能化的传播生态系统,引导构建一个积极健康、和谐有序的中国舆论场。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7月上

原文标题 | 中国舆论场的新特点与新变量

新媒体编辑 | 刘一霖

原文责编 | 谷漩

胡正荣:面向未来 转型升级:中国传播学再出发

胡正荣 新闻记者 2022-06-09 16:50 发表于上海

对于中国的传播学来说,2022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不仅体现在历时性意义上,也体现在共时性意义上。特别是当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迎来后疫情时代、后全球化时代的同时,也需要开启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新时代。

一、中国传播学出发的历史意义

我国大陆新闻学界第一次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正式的交流,并且进行直接的对话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施拉姆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个传播学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当时称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部分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人员等数百人。报告后还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译介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新思潮、新研究,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也陆续在一些内部刊物发表译介文章或者以内部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译著,但是多是自发的、零星的介绍。因此,这次西方传播学者的正式报告和交流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界第一次正式而直接地与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学术对话。

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对海外各种学术或者新闻传播实践都非常好奇,也非常感兴趣。因此,此次交流激发了中国新闻学界的学术热情。随后,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讨论并确立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既表达了改革开放,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表达了希望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的强烈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主。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将这次会议上发表的十三篇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成书,名为《传播学简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于传播学的著作。1984年,我国大陆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传播学译著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即施拉姆与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随后,一批我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运用传播学范式进行的学术研究也逐步大量出现,产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与成果。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早期的传播学引介更多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的传播学的研究,而且基本上都是美国经验研究的流派。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有国内学者介绍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与成果,更有上个世纪70年代,批判学派代表性人物之一达拉斯·斯迈思来华访问,并广泛实地调研,还写出了基于中国调研的学术作品。

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陆确立合法性地位是在1997年。这一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学、传播学列为下设的二级学科。之后,传播学硕士、博士,乃至本科专业都开始设立并招生,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站等也陆续建立。

过去四十年中,中国传播学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一个方面是不忘本来。在系统介绍海外传播学的同时,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对本国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播现象与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华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的研究,这些年来蔚然成风。另外一个方面是吸收外来。四十年来一直就没间断对海外优秀研究成果的系统而批判性吸收。系统译介、海外学者交流合作、中国学者海外传播等各方面都做得扎实而有效。现在,国际舞台上主要的几个传播学学术组织及每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够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他们越来越成为参与传播学国际学术平台交流的主力军之一。在ICA、IAMCR以及区域性的国际大会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讨论议题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的广度、深度方面不断提高,在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再一个方面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特别是在互联网及其应用方面,中国快速发展的庞大市场提供了众多的实践话题与问题,这些都促使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立足本土,对前沿性、基础性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面向未来的研究无论在紧迫性和必要性,还是在适用性和创新性方面都是当务之急。简要来说,过去四十年,我们走的这条道路还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而且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和实践。

二、中国传播学再出发的时代意义

近些年世界格局的变化,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人类社会正在开启一个后疫情时代,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两个时代交织,我们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或者说是力量叠加、力量转换的时代。所以,我们如何面向未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再选择和再出发,而且是对中国传播学界提出的一个命题——中国的传播学面向未来需要做哪些转型和升级,成为摆在学界业界面前共同的话题。

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当下中国传播学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升级迭代时期。之所以这样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考量:

一个是历史考量,即历史范式在转型。就全球格局看,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化带来的全球化体系,及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工业社会全球化框架之内的理论、法则、定律都正在被改变着。基于竞争和自我利益驱动的贸易与交流的全球化模式日益难以适应正在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复杂世界和复杂社会。百多年来的工业社会全球化产生的众多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日益凸显,协作、协同、合作、共治才能创新全球化新模式,这恰恰与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社会的后全球化或称新全球化的底层逻辑相符。三年来的疫情治理就是这种历史范式转型的典型案例,也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社会需要回答的新问题和面对的新挑战。疫情特殊时期终将过去,人类一定要重启社会,进入后疫情时代,那么,众多问题都有哪些,解决问题的答案或者方案都有哪些,这些问题导向的解决方案所导向的后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需要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各学科学者给予全新的发现、认识、解释、驱动和引导。就国内格局看,我们进入发展的新时代,踏上新的征程。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在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于中国的传播学者来说,更亟需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坚持的思路。

另一个是历史背后的逻辑考量,即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透过上面说的历史范式在转型,我们深入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撑这种历史重构的逻辑、理念、方式、方法以及制度安排与操作,都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支撑这个历史范式转型的必然,特别是在过去疫情发生的年代,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都正在发生,而且转型的领域与层级也逐渐清晰。比如,就全球发展模式而言,有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也有逆全球化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操作。从这种差异可以看出两种国际观的不同,即全球主义与新全球主义。原有秩序与规则、运行与实践都正在被打破。比如,极化的社会现实使得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实践日盛的同时,国家主义也在寻找着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实现。与此同时,民主的实践形式也出现多样的选择,从工业时代的代议制、协商制,进入网络时代更为可能也更为必需的直接参与制。再如,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工业革命4.0或类似理念与做法正在成为各国经济进步的核心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全球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较为普遍的认识是这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出发点是人脑的解放与深入了解人类的自身行为,终极目标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重塑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都要改变。比如,就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言,由平台经济驱动着平台社会的形成。正在到来的互联网3.0,不少理论和实践都认为这将去中心化。不过,网络与平台社会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或者再中心化是并存的;扁平化与再层级化也可能是共生的;共同体与族群或者圈层分化也是同在的。诸如此类的现实与理论范式的转型升级与更迭其实意味着一种力量在转化,同时代表着一种价值在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就需要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时,指出要看到“西强我弱”中“东升西降”。这种认识放在中国传播学发展中也是适用的。上述理论和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从底层逻辑来讲已经不是工业时代,急迫需要学界将我们丰富的新闻传播现象、经验与实践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然后把它架构化,最终普遍化,这样传播学可能就既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全球普遍性。虽然西强我弱的大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前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包括表述的方式仍然不少是“西强我弱”的,但是要看到东升西降趋势非常明显,学术界、业界都要避免自话自说、自娱自乐。

中国传播学的确到了再出发的时候了。基于过去四十年的引进、吸收、消化以及自主研究的开发、深入与拓展,我们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突破模仿的、复制的、对已有理论的中国实践的重新证明,以及自发的、零散的、表象的、经验的、先验的研究,需要立足我们的实践,放在全球传播生态的格局变化中,基于迭代升级的基础逻辑转化,进行我们的研究。我们知道,美国的传播学是基于美国现实需要和目的,形成了经验研究传统;而欧洲的传播学则是基于欧洲不同国家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生长出了批判研究的学术大树。因此,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四十年前,中国传播学刚刚出发的时候,曾经提出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历经四十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的对未来的期待,我建议需要提出新的“十六字方针”,对未来中国传播学予以导引,这就是“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一个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的面貌和全新的时代。

(胡正荣:《面向未来 转型升级:中国传播学再出发》,2022年第5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胡正荣 蒋东旭 元宇宙国际传播: 虚实融合空间中的交往行动

见《对外传播》杂志,2022年第4期

【内容提要】元宇宙是虚实融合的未来社会形态,具身交往和场景交互构建了虚实融合的国际传播场景,形成真实现实和虚拟现实的统一体。虚实融合的元宇宙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现实,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来源,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的认知过程,推动了认知方法的更新,形成基于元宇宙的世界观,并可能推动根植于元宇宙世界体系的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出现。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经常被谈论的讲故事的能力,会转变为更为高维的场景“编织”能力,并成为判断国际传播力的核心标准。

【关键词】元宇宙 国际传播 具身性 场景 交往

一、元宇宙:虚实融合的未来社会

元宇宙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形成广泛一致的意见。扎克伯格描述元宇宙是继互联网之后的计算平台,可以将其看作是实体化的互联网。用户在元宇宙中不再浏览内容,而是在内容中。扎氏关于元宇宙的讨论至少明确预测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元宇宙的技术基础仍然是数字技术,二是元宇宙的运行场景是虚实空间的融合。摩根士丹利今年最新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元宇宙在中国的预计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3.9万亿美元预计将以“在线迁移”(Online Migration)的方式实现,也就是说元宇宙将成为取代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互联网平台,包括社交、沉浸式体验的娱乐产品、电子商务等。而其他的4.1万亿美元将会集中于线下的汽车、房地产、教育等领域。扎氏的表述和摩根士丹利的报告等都突破了元宇宙是“平行宇宙”的认知,本质上是将其视为技术融合、硬件融合和场景融合共同促成的媒介化现实,是线上线下空间虚实融合的未来社会。

业界对元宇宙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是系统性与全局性的,并没有局限于技术层面,技术对社会系统的整体影响是关注焦点。理论关照则更为深刻,有关数字技术对社会建构的抽象探索,主要有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和范·迪克的平台社会这两大理论前奏。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较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和变迁的关键根源。范·迪克认为平台嵌进社会建构成为平台社会(plat form society),平台社会是不同层面平台化的集合体。而延森则直接将网络社会视为媒介融合的结果,将媒介系统视为促成整体社会系统变化的动量,强调媒介融合进程对于社会系统运行的巨大影响。

媒介虽然主导了多元社会的建构,但是传播(沟通)系统作为独立于其他社会系统的子系统这一前提是不变的。元宇宙的出现可能打破系统间的隔离,媒介将主导元宇宙社会的生成与发展,以深度媒介融合促成社会空间的虚实互构。

二、具身交往:元宇宙中国际传播的实践偏向

具身传播(embodied communication)是跨越符号表征与物质传递边界的概念。在社会化以及文化涵化的影响下,人的身体进而成为兼备生产性和接收性的传播媒介。一方面肯定身体在信息流动与接收过程中的物质论地位,同时也承认身体观念在意义生产与维系中的基础作用。如果元宇宙将建成的是虚实融合的社会新形态,则具身传播对物质与表征的双重跨越与融合,使得其成为用户参与元宇宙各种实践活动的主要行动方式。此外,在元宇宙的国际传播中,多种数字技术共同为具身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建构了交往的媒介场景。强调传播的交往面向更能反映元宇宙中用户参与国际传播的主要特征,即具身交往成为理解国际传播中用户行动的指导性概念。

(一)全感官、数字身份与世界语:具身交往的技术偏向

支撑建构元宇宙的区块链、人工智能(AI)、交互传感等技术有可能解决长期制约国际传播有效性的三大障碍——体验缺失、身份模糊与语言不通。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前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总出境人次超过1.5亿。虽然这个数字已占我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但考虑到其中常旅客人群、第一次出境跟团和自由行人群的数量分布状况,从全国人口规模来看,能够出境、出国的人群依然是少数。在世界范围内,能够经常在全球范围自由流动的人群更是少数。长期以来,国际传播话题的日益繁荣与跨国交往体验的普遍缺失成为提高国际传播水平的一个重要阻碍。以往,人们依靠主流媒体或社交软件开展国际传播的各种活动,“观看”是主要的感官体验,人和人的交往相比于信息的双向传递是次要选择,国际传播主要体现为用户对信息的传递和接收,具身的感官体验是局部的,这也带来了对国际传播是否有效的讨论。元宇宙改变了国际传播的场景,构造了元宇宙国际社会,将元宇宙转化为一种通过具身交往能够获得的完整感官体验,国际社会转化成一种虚实融合的现实,让用户通过具身交往参与国际传播。

区块链的本质是分布式账本,通过哈希算法及时间戳技术储存数字信息,然后通过分布式存储和广播共识机制确保交易认证的正确性和不可篡改性,因此区块链技术具有高效(无需第三方)、稳定(全自动化)和透明(全链广播共识机制)等优势,可以有效地解决元宇宙中价值归属、流通、变现和虚拟身份等认证问题。通过区块链技术,国际传播中的参与者成为被数字化、可确认的用户,获得唯一的数字身份。国家、地域的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将在元宇宙中进行全球传播,用户将通过具身交往承担国际传播内容生产的主要工作。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能够对国际传播参与者的相关权益进行确权,内容生产与消费的成本与收益将能够被算法精准计算,国际传播的市场化程度有可能不断提高,进而推动国际传播相关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世界语诞生于1887年,由柴门霍夫基于印欧语系创造。其目的是创造一种供全世界人民使用的易于掌握、彰显平等的语言,但其普及率却一直不高。语言不通是制约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人工智能、交互传感等技术作为元宇宙的支撑性技术,或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元宇宙国际传播提供一种能够被所有人理解的“世界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翻译的广泛介入,目前已经能够通过机器训练实现多语种的实时互译。比如,扎克伯格近期宣布,Meta(脸书)正在开发一款通用语音翻译器,旨在提供横跨所有语言的即时语音到语音翻译。该公司此前已为其人工智能系统设定了翻译所有书面语言的目标。

(二)真假现实:具身交往的虚拟偏向与认知重构

在未来元宇宙建构的国际社会中,虚拟和现实共同构成了元宇宙中的国际社会,用户与用户之间的空间定位将决定元宇宙具身交往的虚实比重。由于用户活动往往受制于地域,元宇宙所开创的用户参与国际传播的场景将更多地以虚拟空间为主,即国际传播的空间权重偏向于虚拟。相比于元宇宙所构造的日常生活,即人们可以在现实与虚拟之间来回切换、跳跃的日常生活,偏向虚拟空间的具身交往将是元宇宙中用户开展国际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用户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跨文化的体验。以虚拟化的数字孪生身份在元宇宙中参与国际传播将逐渐成为主流,并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元宇宙网红”等。这是元宇宙推动国际传播的积极方面,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提高用户的国际化水平,特别是对于绝大多数不能走出国门的普通民众来说,元宇宙国际传播在虚拟空间中所展开的具身交往实践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场景。

元宇宙国际传播的空间权重更倾向于虚拟化,用户以具身交往的形式参与其中,构建了元宇宙国际传播场景,进而形成元宇宙的世界观、国际交往观等。比如,新闻将出现更多对虚拟场景的描述,通过全感官的表达让人身临其境,甚至产生比真实空间更加逼真的在场感。总体来说,元宇宙国际传播可能对人类认知产生深刻影响,在对其充满期待的同时也应该保持审慎、警惕的态度。

三、编织场景:元宇宙国际传播话语权的争夺

传播地理学学者阿当斯(Adams)提到过“编织”(Weave),说明地方(place)被媒介“编织”成了移动的要素,地方成为可以随身体移动的表征。阿当斯强调不仅仅是地方中存在着传播,传播还塑造了地方,传播与地方(空间)是双向构造关系,这个过程就是“编织”。元宇宙国际传播的空间建构就是动态“编织”过程,首先是数字孪生对真实空间进行数字化“编织”,目标是建构未来虚实共生的元宇宙场景。当元宇宙进入虚实共生的阶段,虚实空间就必然会出现虚拟空间对真实空间的绝对超越,这种超越既是数量上的,更是形态上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编织”真实场景,更是会编织出巨量的从未存在过的虚拟场景,这些场景只存在于虚拟的元宇宙中,甚至对真实场景进行反向改造,创造出元宇宙真实。

在新技术赋权与赋能下,出现了一股多元传播主体蓬勃兴起的新动向,包括媒体、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和个人在内的诸多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参与其中,从而演奏了“复调传播”的交响乐。从媒介发展来看,元宇宙依然会延续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在元宇宙发展初期,编织国际传播场景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壁垒与资本壁垒,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交平台可能会主导这一进程,推动技术壁垒效应的出现。元宇宙技术涉及包括芯片、5G传输、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领域硬件及软件核心技术及其应用,被视为融合多项技术的集大成者。也正因如此,元宇宙产业的整体技术发展很大程度依赖其各个子赛道的科技进度,木桶效应较为明显。依靠技术与资金优势,新媒体行业发达的全球大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元宇宙相关技术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发展布局,国际传播被全球大国和主要经济体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美国、中国和欧洲,都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云存储等领域实施了顶层战略计划,基本启动甚至部分完成了一些建设元宇宙的前期准备。国际社交平台作为元宇宙国际传播场景的另一个“编织”主体,其背后是掌握大量资本的全球媒体企业,比如脸书(Meta)、推特等,遵循的是资本逻辑。在摩根士丹利对中国元宇宙市场的预测中,除了消费品零售的巨大潜在市场份额外,国际传播活动发生最为频繁的娱乐产业中,游戏成为主要的产业形态,中国的元宇宙在线游戏产业将达到450亿美元。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背后,是游戏打造的国际传播场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用户通过游戏推动国际传播的具身交往,这将是前所未有的跨文化体验。在网络协议基础上的算法架构是编织国际传播场景的模块,决定了国际传播场景的运行规则和控制权。文化是“编织”国际传播场景的要素来源,技术构建骨架、资本保证运行共同构造了元宇宙的国际传播场景。

编织场景的过程不会是客观、中立的,“谁能编织场景”将成为元宇宙中最先出现的严肃话题。元宇宙国际传播场景是介于元宇宙复杂巨系统和用户之间的中观结构,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与框架阐释功能,这意味着将会出现一些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场景框架,国家、民族和文化异质性以多元框架的场景表现出来,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被固化,形成元宇宙国际传播的“刻板印象”。因此,一旦元宇宙发展从数字孪生走向虚实共生、虚实联动的阶段,虚拟场景会反向建构现实,并影响人的认知,场景编织的重要性将会显现,对国际传播话语权之争将以场景之争表现出来。未来国家对元宇宙国际传播话语权争夺将不同于传统方式,超越内容的表征生产,话语争夺从“语词之争”变成“场景之争”。当前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中经常被谈论的讲故事的能力,会转变为更为高维的场景“编织”能力,并成为判断国际传播力的核心标准。

四、交往与场景互构:国际传播对元宇宙社会构型的过程性思考

虽然占据技术和资本优势的主体是场景的主要编织者,但是用户通过具身交往依然能够对场景产生足够的影响,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出现伊始便有所展现。当国际社交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趋势后,用户的个体行动对结构的影响便不断被放大,成为“击穿”既有社会结构的常态化方式。元宇宙国际社会中,用户更加开放和自由地与其他用户展开具身交往,同时场景代码的开放为用户对场景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在线游戏平台沙盒游戏(Roblox)开发了一个用户生成内容(UGC)平台:机器砖块(Robox),该平台为青少年用户提供了虚拟社交空间,允许用户设计自己的游戏、物品、衣服,以及游玩自己和其他开发者创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这些游戏均使用脚本语言Lua编码。通过这一案例可以大胆窥见未来元宇宙国际社会中用户参与场景编织,像李子柒一样的“网红”将会在国际传播中大量出现,成为规模节点。规模节点的场景类型将会成为被大量复制的对象。用户将曾经有过或者想象的跨文化体验场景化,构建出更多异质性的国际传播场景,形成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国际化表达。国际传播将模糊国别,文化与习俗将成为反映用户地域身份的要素,用户的个性化传播在增多,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国际传播规则被隐蔽在后台算法中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场景再一次成为不同主体争夺话语权的对象和空间,或者改变自己,或者改变场景。

元宇宙用户和场景之间可能会发生双向互构,用户也可以对场景进行再造,形成一个动态的元宇宙社会的建构过程。国际社会存在于元宇宙社会之中,由于解决了语言、身份等国际传播的障碍,国际传播的参与者将大大增多,国际话题的聚焦可能会呈现出多元极化的特点,大的全球事件将能迅速聚集以十亿为单位的用户具身参与,甚至影响全球事件的走向。此外,更加细分的国际传播领域将会出现,具身交往的高度分散与高度聚合将同时存在。元宇宙国际传播将成为构建元宇宙社会的基本方式,交往将跳出真实空间的地域限制,替代当前以内容生产和消费为主的国际传播,推动加快在元宇宙虚拟空间中的国际社会建设。

就像互联网诞生初期,人们乐观地将其视为某种乌托邦而后又不断失望一样,对元宇宙保持批判的考察也是极其必要的。讨论的根本在于到底是将元宇宙作为媒介平台对日常生活进行“殖民”,还是将元宇宙作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解决方案。当下元宇宙被视为行业“风口”,强调的是资本,认为谁能够抓住当前的风口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元宇宙中赢家通吃,再现当前全球范围内平台垄断的格局,将用户规训为数字劳工,成为产消者。元宇宙中的国际传播显然会有延续这种格局的危险,倚靠技术、资本优势,形成大国对小国的文化霸权,垄断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殖民等。

元宇宙不仅是对场景的建构,元宇宙的具身交往和场景交互构建了虚实融合的国际场景,是一个真实现实和虚拟现实的统一体,即全部现实的统一体。虚实融合的元宇宙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现实,改变了信息和知识的来源,深刻地重塑了人类的认知过程,推动了认知方法的更新,形成基于元宇宙的世界观,并可能推动根植于元宇宙世界体系的国际传播新格局的出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砖国家传播共同体建设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研究”(20BXW063)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蒋东旭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胡正荣 颠覆性创新:探索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可行途径

2022年04月01日 1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胡正荣

当今世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在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基本传播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东升西降”的趋势却不可阻挡。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工作,国际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已初具雏形;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和主战场;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区域和节点城市;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有清醒的认识,冷静面对其存在的诸多短板,准确把握隐藏其中的突围机遇与发展空间。

  身处“西强我弱”“东升西降”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颠覆式创新”势在必行。如何构建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如何进行颠覆式创新?这是一项由“系统性创新与顶层设计”“传播者”“传播用户”“传播产品”“传播平台与业态”“传播效果”六方面构成的系统性工程,缺一不可。

  一是要做好系统性创新与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要通过战略设计与统筹协同,用系统思维打造战略传播体系。缺乏系统性思维,资源和行为的协同性便很难得到保障。顶层设计至少要包括战略规划、战术方案,并且要制定一套分层分级的具体实施办法。国际传播是整个社会运行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其与其他战略系统相匹配。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一定要与我国战略价值、战略位置、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安排和战略现实等具体的要素高度关联。

  二是强化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首先,决策层面需要高水平的引领者。顶层设计、研究布局乃至制度设计需要站位高、视野广、领悟深、责任心重、执行力强的国际传播核心人才与决策队伍,这是整个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核心。其次,在传播“五个W”之一的传播者层面,需要传播能力更强、涉及范围更广的人才队伍。除政府、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之外,各个部门,包括企业、事业、人员(个体与群体)等,都可以通过传播与交流,发挥国际传播作用。

  三是提升用户研究和洞察能力。在网络传播的时代,用户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着的最重要的资源,因此用户研究和洞察是一切国际传播的出发点。互联网时代的用户可称为Prosumers,具有消费和再传播的双重特点,同时也呈现出很明显的几个变化。第一,多屏化、视频化。我们已经进入到“崭新的多屏世界”(the new multi-screen world),用户可以在多屏平台上实现无缝衔接与转换。第二,移动化——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第三,社交化。与以往相比,当今社会更重视互动、服务和体验,重视用户粘性不断提高。第四,场景化、智能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用户数据得以沉淀,使得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深度挖掘和分析使用成为提升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必需前提。

  四是注重把握传播产品的共通意义。以往以“一国一策”和全媒体为原则来生产产品,是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对象国(以及细分群体)的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而今,圈层传播已经成为互联网社会中基本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一群一策”已经成为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国际传播的基本策略。鉴于此,对于我们要传播的产品,一定要注重寻找其与目标圈层的共通性,挖掘传播内容中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简洁的方式标识出来,其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倒计时短片,表达了中国对人类环境、气候和文明遗产的尊重,实现了从讲“我的故事”到讲“我们的故事”的转变。

  五是推动传播平台与业态建设的优化转型。国际传播不仅要依靠主流媒体、新兴媒体、国内媒体、国际媒体,还应依靠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各地区、各部门应发挥各自特色,通过这些传播平台展示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搭建一个既具有移动性,又可以视频化,还可以走直播和社交道路的平台,以此进行国际传播,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建设自主可控的自有基础设施,如网络、渠道、平台等等。此外,还要推动国际传播业态的转型:即从一般形象向公共服务品形象转变,从“只做不说”向“又做又说”转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转变,从“统一策略”向“一国一策”“一群一策”转变。

  六是通过精准分层、分类、分群达成国际传播效果。用户认知与行为改变是一切国际传播的落脚点,更是国际传播追求的效果。精准传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做到精准传播?第一,注重分层传播。面对每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分层,传播者应使用符合其特点的不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国际传播话语构建的层级化,实现各取所需、有的放矢。第二,注重分类传播。国际传播主体及其叙事的分类化和多样化,有助于呈现出立体的中国故事,而国际传播手段与平台的多元化,有助于实现畅通的渠道、有效的手段和合适的平台的有机融合。第三,注重分群传播。“一篇通稿打天下”的传播实践早已无法适应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因此必须做到“一洲一策”“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以精准化的内容生产与投放,达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胡正荣: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

见《人民论坛》杂志,2022年2月(上);2022-01-29 11:36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胡正荣

【摘要】当今,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已成为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关键词】国际传播 国际话语权 制度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逆全球化浪潮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持续蔓延,席卷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全球技术权力格局和信息传播秩序产生了结构性影响。随着国际抗疫工作的不断推进,全球权力分配向东转移随之加速,处在全球传播秩序制高点的西方世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论调,令国际舆论场中充斥着刻板偏见、极化言论和虚假信息,歪曲和遮蔽了中国在推动全球抗疫和世界和平过程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对全球政治格局、舆论环境和传播秩序的准确研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问题,指出要在国际社会中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以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真实了解。延续这一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着重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建构与综合国力相契合的国际话语权来有效应对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业已被确认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时代课题。

打破我国长期迟滞于综合国力的话语权弱势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信息的力量日益凸显,时至今日整个世界更是被信息传播所包裹。在国际舆论场这个特定的权力场域中,获取表达自身立场或关切的资格和能力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一种国际权力关系,通常以综合国力作为基础,反映了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正因如此,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实践工作,力图通过主动发声来消除国际社会的误解误判,赢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中仍长期处于一个被描述、被压制的弱势地位,其根源在于我国尚未建构起与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由此可见,国际话语权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在国际信息流动中表达的权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种表达使目标信服和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产生实质影响。

话语的建构和聚合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和连续性的过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正是这一过程的结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伴随着西方世界在“丛林法则”下开展的早期殖民扩张活动,“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秩序由此逐步形成。发达国家凭借对全球资源的攫取和积累,牢牢占据了全球信息流动的高位并主导着国际舆论,并借助传播力量建构起非西方文明对其的附属关系,不断向其他民族国家灌输其主张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标准。纵览发达国家现代化的主流叙事话语,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些话语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主导式话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并对非西方国家和文明存在着天然的文明优越和霸权倾向及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此失衡的格局中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逐步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到引领者的转变,但由于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长期迟滞于综合国力的提升,使得我国话语的影响力无法与自身大国地位相匹配,不仅难以在国际舆论场中获得充分的理解与认可,甚至国内共识的达成也被西方世界的话语偏见所干扰。

近年来,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宏观变迁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一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发展动能略显颓势,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所奉行的文明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开始被基于尊重和对话的文明观所取代;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这个意义出发,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成为了中国从世界大国到强国迈进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

寻求新时代迈向强国道路的话语权构建路径

基于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的双重考量,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艰辛复杂的漫长过程。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实现既要来源于发声渠道平台的搭建和发声机会的把握,也要内生于自身文化和制度的吸引力,更需要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正当性的确立和引领。换言之,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搭建立体话语网络。

一直以来,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主要由政府及专业的对外媒体机构承担。数字化、信息化浪潮使得互联网一跃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丰富、时空界限消弭等数字时代的特征也在技术的赋能下被不断强化,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着巨变,过去由单一官方主体进行的分散、被动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难以适应全新的传播环境和舆论生态,更遑论突破国际舆论场中的重重障碍从而实现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最终目的。为了解决我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和“传开叫不响”的窘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下一步的国际传播工作把脉定向,指出要以顶层视野来对国际传播的主体及其战略、资源、力量、战术等方面进行融合协同、统筹整合,将传统的国际传播体系迭代升级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搭建立体话语网络。

在新时代的战略传播体系中,理应将多层次多维度的力量作为话语主体纳入国际传播工作格局中,即实现由单一官方传播向多元全民参与的转变,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国家政府、中观层面的社会组织、微观层面的个人都应当成为这一立体话语网络的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具体来说,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应主动担负起国际传播主力军的责任,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同时,各级各类企业、事业、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体等都应成为我国进行国际传播实践的主体。尽管这些话语主体在信息传播的专业性、权威性上有所不足,但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和官方话语来说,这些贴近日常生活的话语更加鲜活与真实、更具温度和情感,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精准分析和研判,从而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有的放矢地消解国际传播中的重重障碍。与此同时,全新的战略传播体系必须针对差异性话语对象实施精准传播。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用户在技术的持续赋权下获得了信息选择的高度自主权,场景细分下沉成为主流趋势,缺乏精准化、差异化特征的传播内容自然难以实现理想的传播效果。因而,用户研究与洞察将成为一切国际传播实践的出发点,“一洲一策”也应当进一步精准到“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

作为涵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诸多环节的全新传播体系,完整、立体话语网络的搭建与完善必然要依托于各级各类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这也是战略传播体系迭代升级的根本条件和必备因素。人力资源、人才队伍是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事业的根本,无论是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乃至制度设计都需要视野宽阔、站位高远、责任心重、执行力强的国际传播人才与决策队伍。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并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教学重点的原因所在。

●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充实多元话语内核。

从中国的立场出发,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短期内确实能够帮助我国在日益激化的国际舆论场中明确自身立场,有针对性地解构和回击西方零和逻辑下编织的话语文本。但长期来看,这种被动、单向的解释、发声和说明工作并不能真正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原有话语框架内形成的偏见,甚至被曲解为推广中国模式的“锐实力”,无形中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实际上,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蕴含的道理即是如此。因此,想要构建稳固、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关键还是要落实到解决好自身发展的问题,用优越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表征来支持国际传播话语,并以兼具道德人文关照和普世价值理性的话语内核来解构西方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绝对主义、自利主义导向下的国际舆论体系。

制度基础作为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外化呈现和承载对象,一般通过国家治理现实及不同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行为体现出来。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讲述中国近年来的治理事实等具有积极正向意义和持久影响力的社会行为,其背后正是中国的制度基础及其价值体系。“讲故事”传播本身就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方面,出色的故事讲述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主体的制度理想和安排能力,从而获取人们的认同和肯定。想要塑造自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必须遵循以下“讲故事”的关键点:首先,静态的“故事”本身要具有真实性、感染力和冲击力等要素,构成要素上存在缺陷的故事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自然无法尽如人意。其次,动态的“讲故事”过程中要转换话语表达形式和叙事特征来激发目标用户的情感共鸣,同时还要充分适应网络社会传播精准化的基本要求,以期增加故事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从而为达成价值认同奠定基础。

相对于制度基础,文化作为国家主体“软实力”的构成要件,蕴含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经验、发展智慧和价值信仰,其力量因而更加基本和持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贡献人类、影响全球的思想价值体系,尤其是超越自我中心、单主体性的文明间性思想。这些源源不竭、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不仅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源头和基础,以文化人在今天更是应当被视作国际话语权有效性和持久性的保障。以文化人,首先要有“文”,即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同时,还要基于中国实践,着眼全球文明,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彰显中国智慧、中国主张和中国担当的全球治理方案和公共产品。以文化人,其次是“化”,即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催生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发掘其中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以核心价值观念为终极指引,实现共同话语认同。

信息技术的演进将人类发展带入了历史性的拐点,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价值观及其表达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当代国家来说,国际传播实践讲述的是一个国家主体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方面都必须以价值观作为根基,价值观的影响力也是最为持久的。如果缺乏牢固的价值观根基,国际传播行为必然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存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国际舆论场中的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较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较量,国际话语权的实现同样主要取决于价值观能否被人所接受和理解。对于旨在打破西方话语体系藩篱,建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来讲,一个能够超越种族、文化、国际和意识形态界限,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大局,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和追求,具有共同性、全球性共识的价值观尤为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恰逢其时。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2015年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和理解,更是作为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目标和愿景相继被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所采纳。作为一种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国世界观和权力观,是凝练了华夏文明智慧的“中国方案”。在哲学理念层面,它延续传承了中华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与和谐观,倡导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问题,从而突破了非此即彼、非白即墨、二元对立的观念桎梏,为人类思考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作为一个具有国家立场之上包容性、共赢性的方案和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和新世界主义的思想交汇中心,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体验和经历的“共在性”联结。它不仅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认知局限,实现了人道主义思索和全球福祉聚焦的视野转向,同时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巨大的延展性,更是具备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口号付诸实现的潜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然成为我国国际话语权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与终极价值追求。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话语权提升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效果却差强人意。在国家主义不断凸显、地缘政治力量持续加剧、多元文化主义遭受挤压的后疫情时代,若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对国际传播话语进行超越内容范畴的优化和重塑,建构起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实现普世的话语认同自然无从谈起。在具体的话语权建构和国际传播实践中,有两组关系应当加以注意。

第一组要处理的是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中国故事”以制度基础和文化表征作为支撑,其个别性是无可争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传播时就可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因为只有普遍性的话语才有传播性和可接受性,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国际传播话语触及人类共有价值观,符合人类通用道德准则、普遍认知规律和基本逻辑关系。第二组要处理的是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即如何实现价值观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现实调试。如前文所述,当今的国际舆论场中的国家主体所奉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国际传播话语就不能只承载单一价值观,而是应当凭借“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内涵延展性优势成为求同存异的价值观的包容体和共存场。

时下,现行国际制度的内在缺陷在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整个世界强烈呼吁一个能够尊重、理解彼此文化信仰、历史传统差异的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具有国际担当的大国主体,中国正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并逐步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如何打破旧有传播秩序、寻求国际话语权力实现空间显得日益紧迫和必要。未来,中国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着力落实新时代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以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声音的有效表达和中国形象的真实呈现,将凝聚着中国智慧、蕴含着中国体验的好理念、好方案分享给世界,推动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赵长峰、吕军:《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

②程曼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国际传播》,2018年第2期。

③胡正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基于数字时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9期。

④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

⑤段鹏、张倩:《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与路径重构》,《新闻界》,2021年第3期。

⑥张磊:《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视角下的全球传播秩序变迁与重建》,《国际传播》,2019年第2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胡正荣 蒋东旭 元宇宙:媒介融合的高级阶段与社会的未来形态

综艺报 微信公众号 2022-03-01

元宇宙并非横空出世,它仍然是媒介技术和应用场景不断“进化”并被预测的一种未来媒介形态,是媒介融合的高级阶段。摩根斯坦利今年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元宇宙的预计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3.9万亿美元预计将以“在线迁移”(Online Migration)的方式实现。也就是说,元宇宙将成为取代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互联网平台,包括社交、沉浸式体验的娱乐产品、电子商务等。而其他的4.1万亿美元将会集中于线下的汽车、房地产、教育等领域。从这项预测看,未来元宇宙将彻底模糊“线上线下”的概念,所以说元宇宙不会是所谓“平行宇宙”,它是媒介平台,遵循的是媒介发展的融合趋势,即融合不断加强,彻底打破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形成多维空间的“嵌套”,进而对人的行动产生影响,形成新的生活方式。

接入元宇宙的媒介是物还是人?
理解元宇宙有一个基本问题:元宇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如何?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接入元宇宙的界面。在考察物联网的研究中,曾经有学者将物作为连接虚实的界面,以此来解释物联网技术条件下的“万物互联”。但是物并非实践的主体,仅仅将物作为界面,元宇宙就丧失了人类实践的弹性,人类就失去了对行动空间的选择权。元宇宙不是将人与现实空间隔离开来,而是要打破虚实,只有人的行动能够在虚实之间任意切换,不断超越限制人类实践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建构元宇宙的目的。
在目前对元宇宙的想象与描述中,元宇宙的虚实界面首先是人,人们通过元宇宙中的数字身份展开实践,并通过这一身份连接元宇宙与现实。在过往的媒介研究中,关于数字身份的讨论并不鲜见,比如游戏中的人物设定、购物平台的用户画像等等。作为虚拟角色,其所能够刺激的人的感官体验是单一的、单调的,主要是视觉和听觉,这影响了体验的效果,“卡顿”成为描述体验感严重缺失的词语。元宇宙更进一步,活跃其中的不仅仅是媒介中的人,其要实现的是从媒介中的人向媒介人的转变,同时将媒介人与真实的人一一对应,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成为能够在多元空间中不断跳跃展开行动、获得全部感官体验的“赛博人”,人成为赛博人就掌握了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谁融合谁?建构元宇宙的两种路径
对于元宇宙的建构过程,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至少需要四个步骤,从数字孪生、虚拟原生到虚实共生,最后实现虚实联动。
数字地图是典型的数字孪生代表,基本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一一对应关系。目前,我们正在尝试构建虚拟原生的元宇宙形态,比如百度希壤就是这一类尝试。而虚实共生与虚实联动是构建元宇宙的终极目标。
这四个步骤清晰地描述了实现元宇宙的路径:首先构建元宇宙平台,并在与现实的不断连接中完成双向数据交换,最终建构完整的虚实对应结构。
假设元宇宙是未来的社会形态,这种实现路径就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特征,降低了个体实践在社会创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因此,如果将这一步骤翻转过来,即首先考虑人的需求,将虚实联动作为出发点,将已有的媒介场景作为元宇宙的开发基础,那么过程就变得更加符合媒介发展逻辑——瞬间连接、断开,通过使用媒介在多个空间中跳跃,目的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这种路径的优势是从用户需求出发,将用户的线下行动或线上行动在元宇宙中融合,具有极强的黏性。
元宇宙构建的社会应当是从单一维度变成多维度,社会分工在多维度空间中展开,并被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缠绕、并线的状态。首先实现某些场景的元宇宙建构,并在不断的元宇宙场景完善中,构建出更加包罗万象的元宇宙。
从系统论来说,元宇宙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而复杂巨系统的建构不可能由单一的社会主体来完成。因此,以场景为单位的元宇宙建构过程将会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路径,多元的元宇宙子系统成为构建元宇宙复杂巨系统的基础,并在所有的个体参与中永不停歇地发展,而不是将其建立在由某个机构甚至公司开发的元宇宙系统中。
当前,对元宇宙的建设主要处在硬系统建设初始阶段,无论是平台建设,还是硬件或者软件的开发,都体现了硬系统建设的特征,技术指向是主导,建设的效果也容易被量化考察,这也是目前有关元宇宙的各种研究报告所关注的焦点。然而,硬系统工程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忽略了社会复杂性对其的深刻影响,一旦硬系统建设完成,软系统工程建设将成为构建元宇宙的主题。而第一条路径的问题就在于只强调了硬系统建设,忽略了软系统建设,将元宇宙简单化,遮蔽了元宇宙是社会复杂巨系统的本来面目。

平台垄断的“新”机遇?元宇宙的媒介批判
就像互联网出现初期,人们乐观地将其视为某种乌托邦,而后又不断失望一样,对元宇宙保持批判的考察也是极其必要的。上述这两种元宇宙的实现路径,讨论的根本在于到底是将元宇宙作为媒介平台对日常生活进行“殖民”,还是将元宇宙作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解决方案。
元宇宙在当前被视为行业“风口”,其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谁能够在这个风口中占得先机,谁就将在下一阶段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个逻辑指导下的元宇宙,将会再现平台垄断的局面,其结果只会出现“赢家通吃”,并倚仗垄断格局反向规训用户,造成平台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因此,构建元宇宙要突破当前的媒介平台思维,不能将元宇宙视为媒介平台的延续,同时要强调系统论下的媒介思维,深化对媒介融合的认识,理解元宇宙是媒介促成了人与物的融合,多角度思考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深入讨论其可能在日常生活层面对人类实践方式的改变。
(作者: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蒋东旭,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胡正荣:好的治理一定要有好的信息传播神经系统做支撑

传媒圈 微信公众号 2022-03-11


今年“两会”期间,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到中文互联网最大的问答社区参加参与“最高检亲自答”,就检察机关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是创新,更是创举!这一举措既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适应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变化,不断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符合网络社会和时代变化的趋势。

我们知道,不同于工业时代,网络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有了移动互联渠道和平台之后,原来集中式的、垄断式的、专业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和治理模式日益被多点式的、非垄断化、非专业化的、自治的自媒体传播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治理模式所颠覆。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时代“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社会治理模式日益双向化、日益线上线下融合、日益各利益攸关方协同治理,这种转变就需要整个社会对于信息及传播系统作用与功能认知的彻底转变。如今的网络信息时代和智能传播时代需要构建有效的信息传播系统作为整个网络社会的基础设施,基于此,信息有效而快速地四通八达,高速而高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做个形象的比喻,信息传播系统之于网络社会就如同神经系统之于人体的作用。信息传播系统就是网络社会的神经系统,负责通过各种神经触突去传播信息,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组织与自组织。

网络时代和社会运转的逻辑变化,给各行各业以及各级各类干部都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在运用信息传播这一社会神经系统进行有效治理方面,挑战更加突出。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用四次“多次强调”、“多次说过”特别强调地指出了这种挑战集中在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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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有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指出“我还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学习和运用互联网。”“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他也多次提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积极谋划、推动、引导互联网发展。”“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

3月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此次,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向“两会”代表线下做完工作报告后,就通过线上回答网民关切,顺应网络时代要求,体现了最高检干部的互联网意识,以及“学网、懂网、用网”能力,进而表现出互联网时代的治国理政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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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对网络安全及其对于治理的根本重要性的认识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又指出,“我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由此看来,治理得好才可以长期执政,而长期执政是要基于和依靠互联网的,而懂网用网能力强弱、互联网治理水平高低又决定了网络安全与否,网络安全最终决定了国家安全。这种逻辑关系,深刻地指明了网络时代国家与社会运转的基本逻辑。

“要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今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能够直接与网民见面,线上直接沟通,正面直视社会热点,正是问题导向、效果导向,以推进社会热点解决的正确姿势。每年“两会”都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期待能够通过全过程民主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多年来实践的“代表通道”、“新闻发布会”等线下信息传播有效,而当下和未来,更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的零距离、共时空、最直接的互动方式,这也是“两会“政治传播与社会传播的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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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对用户的认识与洞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多次说过,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我们治理工作和沟通传播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人们是治理服务的对象,是互联网用户,不了解用户,就无法沟通和交流,从而也无法治理。

首先,干部要知晓“人都在哪里了?”答案就是人都上网了。截至2021年6月,我国的网民数量已经突破10亿大关,达到了10.11亿人。其中有10.07亿人都是手机网民,比例高达99.6%。经过这几年发展,特别是受疫情等影响,我国互联网呈现出快速下沉化发展,网络适老化、适小化日益加速,同时互联网应用日益垂直化,加速智能化。

知乎以内容的思想性和话题的互动性为特色,是大量青年和专业人士活跃聚集的主流价值平台。目前,知乎月活跃用户已经突破 1 亿,在青年群体、高端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知乎用户呈现出年轻化、高学历的鲜明特点,其中 18 – 35 岁用户占比 85%。最高检知乎机构号拥有 230 多万关注者,是知乎最大的政务机构号。

其次,干部还要知道网民的习性与性情。此次最高检察长“亲自答”活动打破了以往通稿式、单一化、单向沟通的传播方式,改为互动式、多元化、双向沟通的传播模式,体现出政务传播不仅“高大上”、而且“接地气”的新形象、新特色。另外,政务传播、网民互动中一定要凸显出生动、亲切、亲民的特点,体现了尊重、平等的价值理念。最高检察长“亲自答”内容丰富、文风平实、如话家常,第一人称网上作答、轻松的交流互动就是很好的沟通模式与文风和语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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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追求传播与沟通的效果,从而实现治国理政的正向有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最后一次强调,“我多次说过,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现在还要加一条,用得好是真本事。”这是对各级各类干部懂网、用网的最终要求,也就是一切以效果为导向。用得好与不好,体现在会不会在线上与网民有效沟通,体现在沟通后网民的认知与态度有否发生变化,体现在沟通前后实际的治理状态与效果有否改进与提升,体现在干部通过传播与沟通,其治国理政能力有否增强等等。

简言之,用得好不仅仅是说得好,互动得好,更重要的是治理得以改善,治理能力与水平得以提升。也就是说得好还要做得好,做得好还要说得好。“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

社会治理是基础,通过互联网的社会发动是关键。今年3 月 9 日 10 点,最高检检察长张军在知乎回答网友关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相关问题,短短一小时,就有 2000 多位知乎网友赞同该回答。截至 14 点,该回答浏览量 1162 万人次,83 万网友参与回答互动,其中近 400 条优质回答被网友广泛点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四个多次强调、多次说过,恰恰点题了传播“五个W“中最关键的四个,即谁在说(who),干部在说;用什么说(what),用互联网治理和说;对谁说(to whom),对人民(即网民、用户)说;效果如何(what effect),说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正是传播的基本规律,在网络时代也颠扑不破。因此,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好的治理一定要有好的信息传播神经系统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