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视听传播的新时代

May 21, 2018

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5期(总第407期)

传统媒体中,互联网冲击最早的、最大的是报纸、杂志这样的平面媒体,但是,互联网改造最深远的、最复杂的将是广播电视这样的电子媒体。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还没有根本改变广播电视的话,那进入了下半场的互联网,智能、云、场景、全息等将颠覆式改造传统电子媒体和视听传播。与其被动地被颠覆,我们不如主动地去开拓视听传播将进入新时代。

视听传播新时代的开拓与创新需要在几个方面发力,首先,将技术驱动力作为视听传播新时代最主要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有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场景化,乃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影像现实等技术已经和正在改变着视听传播的格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将彻底改变视听传播本体,即它的手段、形式、内容、传播平台,又将改变视听传播的主客体关系,即生产者与传播的融合,产生了prosumers,用户及其数据成为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还将改变视听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即视听传播弥漫在社会关系构建的各个领域,声音成为最为重要的、进入虚拟世界的入口,视觉成为最重要的体验虚拟世界的手段。

其次,对视听传播的形态进行颠覆式创新,才可能进入视听传播新时代。拜新技术之所赐,视听传播形态正在和将要发生颠覆式改造。传统的视频传播是二维的,是平面的,是画面内活动的,主要是横向的,如4:3或者16:9,还是主客体分离的,是社会关系的旁观呈现者。但是,新技术赋予了视听传播以全新的呈现、表达、传播和体验形态,一方面,已经可以看到的有流媒体、IPTV\0TT、视频社交等,还有全息沉浸、各种丰富的视频体验,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以及影像现实等;另一方面,视听消费形态也从单屏,向着多屏、跨屏,乃至最终走向无屏,而且可以是二维的,更可以是全息的、沉浸式的视听体验。

第三,突显用户导向在视听传播中的作用。用户地位和角色的在视听传播中将发生很大程度的反转。工业时代的视听传播中,生产者和传播者是主导,是主体,听众观众只能是接受者,因此被称之为受众。但是,互联网原住民经历了互联网上半场的成长后,他们的主导性正在日益增强,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他们的需求及其满足方式与渠道等都在变化。他们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日益成为主客体的一体,即Prosumers。一方面,他们凸显出参与视听过程和情境的需要,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互动,在音视频构建的场景中体验。原住民喜欢交互、体验、分享、智能、场景、全息沉浸的视听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参与过程中,即消费视听、再生产视听沉淀下的数据等可以成为生产者的重要的资源,使得生产者可以更加精准地生产,更可以精准地传播到达,从而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高度智能匹配。工业时代影视生产与流通的二八原则,即20%叫座叫好,80%平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四,以内容创新为核心要素。用户市场多样化、复杂化、精准化,视听实现技术多元化、复合化、深度化,这些都给内容供给,包括创意、生产、制作、运营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一方面,内容创意开放和共享,PGC与UGC日益交汇融合,另一方面,内容生产与制作日益多元与众筹,以需求为驱动的生产与制作更加普及,再一方面,内容传播与运营更加多平台与多渠道,还有,内容及其IP链将呈现出几个变化,内容及IP资源云端化,内容与IP生产开发垂直化,内容服务场景化,内容与IP产业链跨界与智能化。在视听传播新时代中,符合新消费方式、创造新需求体验视听新产品是核心。新产品还需要在智能化、场景化平台上与用户见面而实现价值,

所有上述特征还只是视听传播新时代的部分本体和内部特征,这些特征有其自身规律和路径,但是要真正达成与实现,仍然需要外部和客体条件的具备,我们看到以中央广播电视台为标志的新一轮深化媒体融合改革在起步,我们看到以BAT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对视听消费、平台建设乃在底层技术和使能技术创新的重视,我们还看到视听监管机构和机制体系的改革也在展开和加强,这些都是好消息。因此,可以期待开拓一个视听传播新时代,进入一个全新的视听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


网络文化安全:概念、规范与趋势

March 28, 2018

胡正荣 姬德强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1(33),5-10

《新华文摘》网刊2017年第18期转载

“网络文化安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理念, 具体指向网络空间内的文化安全状态。“网络文化安全”即网络上文化内容的安全, 具体包含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三个层面的规范性。具体而言, 意识形态上要维护主权和夯实主流;传统文化上要保持文化自信, 做好传承与创新;伦理秩序上要高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哲学。与此同时, 网络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虚拟性和数据性, 这与传统的文化形态又有所不同, 需要把握虚拟文化的边界, 掌控拥有和分析数据的权力, 才能保障网络文化安全。

关键词:网络文化安全; 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 伦理秩序; 虚拟性; 数据;

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发展与安全要同步推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 他指出, 要发展核心技术, 打击网络犯罪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他提出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即网络安全的五个主要特点——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 在内容建设和技术创新方面把握主动权, 保障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2016年12月27日, 经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批准,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这是我国首次发布关于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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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February 14, 2018

 

 

 

人民论坛 2018年2月 

【摘要】十九大报告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光荣历史和辉煌成就,同时也呈现出中国故事的传播精髓。结合“新时代”语境,我们要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思维,把握定义新时代的新语汇,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道德高地,与十九大确定的各个领域的发展方略保持一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的困境

September 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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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9 12:35 来源: 人民论坛 胡正荣

【摘要】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力十分紧迫,也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而剖析现阶段存在的困境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我们需要在保证器物文化传播数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播数量。无论对内传播,还是对外传播,都需要提升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从而实现深度的有效传播。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建构一个全媒体的生态系统

February 5, 2017

中国广播2016年第11期

现在,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一、什么是全媒体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呢?现在许多业内人士都在讲融合,但是融合要怎样去做?我的理解就是要建构一个全媒体的生态系统。我考察过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媒体融合,客观来讲,现在做的媒体融合基本都是“半拉子”工程,或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下一步都不知道往哪儿迈。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我国新闻传播学生就业现状及难点

July 2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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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 <新闻战线>  作者:胡正荣 冷 爽

 截至2015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7个专业布点数达到1244个,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占到高校在校本科生人数的1.4%。就业人数逐年增多,方向相对丰富,前景相对乐观。

  一、基本情况

  2013年底,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关于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项调研,参与此次调研的高校386所。根据此次调研发现,我国当前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就业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文化与传媒类高校智库的建设路径

July 16, 2016

中国传媒大学 胡正荣 姬德强[*]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媒介化社会”已经逐渐成为常态。以实时在线、互联互通和大数据为代表的融合媒体时代正在到来。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代中国社会进行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媒介平台在重塑文化形态和文化机制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突出作用,尤其是各类社会群体乃至个体在使用多种媒介形式发展自身文化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而传媒类高校智库的建设则是其中的重点。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文化安全观的视角转换:内生性与虚拟性

July 16, 2016

胡正荣  姬德强

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成立。在国安委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包括“文化安全”等十一种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1]这一崭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不仅涉及传统安全(比如意识形态斗争),更指向信息与媒介时代的多种非传统安全因素(比如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2])。因此,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创新对于“文化安全”的理解,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这同时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理论创新”[3]的内在要求。

本文聚焦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文化安全”的“再定义”问题,提出了应该从“内生性”和“虚拟性”两个角度重新思考文化安全的国家战略,并充分考虑到文化的数据化,以及围绕数据化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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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公共外交视野中的国际传播与中国

July 16, 2016

胡正荣  张毓强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的政治生态,民族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密切交流和传播能力竞争正在建构着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和利益格局。而在全球化言论空间这一更加广阔的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上,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个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能力的平衡,有赖于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总体方向的根本性调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发挥传媒类高校在中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智库作用

July 16, 2016

胡正荣  王润珏 (中国传媒大学)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明了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势发展积极改革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习总书记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对于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关于新闻舆论“人才”问题的论述与要求,吹响了未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号角,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压力。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