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正荣 于成龙 对外传播 2023-05-16 17:20 发表于北京

【内容提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应用，在工具效能提升、传播效果争夺、传媒生态构建等方面形塑了智媒时代从人机传播发端的国际传播新样貌。新挑战下，国际传播应坚守“持续危机”语境下的底线思维，回归价值理念下的智能思维，依从发展逻辑下的共生思维，以系统协同化的思路实现战略升维和效能提升。

【关键词】新一代人工智能  国际传播 人机传播 传播生态ChatGPT

在智媒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大国竞争中，人工智能依托数据、算法和算力形构了国家的核心资源底色，成为政治逻辑和国家能力逻辑下国际传播结构性权力的强有力变革者。随着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与应用普及颠覆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内容生产分发方式和人机交互方式，形塑了智媒时代从人机传播发端的人际传播、公共传播、国际传播新样貌，改变了当下的社会规则、传播秩序和国际关系，具体化到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争端之中的传播博弈和算法之战。当前，人工智能革命框架下的国际传播愈发复杂化，亟需战略性的升维匹配。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引发的传媒格局变迁

作为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在2022年底发布的一款人工智能语言模型，ChatGPT产品因其采用着眼于提供通用解决方案的预训练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巨量的知识库存和完备的训练反馈范式，极大地提升了交互体验。从表征上来看，ChatGPT已经在专门化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取得巨大突破，在通用对话及特定的技术任务中表现出色，可以创作剧本、代码编程、医学诊断，甚至通过人类的专业资格考试。数据显示，ChatGPT2023年1月末月活用户已突破1亿，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

如果说ChatGPT的快速崛起在于其“过于”强大的文本理解和反馈能力，在此之前，基于AIGC技术的稳定扩撒(Stable Diffusion)、达利(DALL-E 2)、中途(Midjourney)等AI绘画模型同样也展现了其内容智能生成的能力。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传播领域的内容生产模式已经从原来的专业生产内容(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时代，不可避免地进入“文本生成一切”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AI Generated Content)时代，推动传媒格局出现颠覆性变革的端倪。

(一)从理解到创造：工具效能的新跃迁

人工智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专门化人工智能(一个技术只能完成专项功能的功能)、通用化人工智能(以一个通用的模型可以泛化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情感化人工智能(能够感知情绪)等三个技术阶段。

历史地看，传统的人工智能技术仅侧重于既有形态内容的分析利用，如语音的识别技术、作为内容分发核心计算的推荐算法等，都属于专业化人工智能的范畴。而新一代人工智能通过预训练模型、生成算法、多模态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累积融合，对使用者偏好及意图进行预测，生成全新的、表征合理的、具有价值意义的内容或数据。这种以理解式的交互为基础，由机器深度学习和人本激励反馈融合的内容生产方式开启了人工智能创造的新时代，实现了传播价值的再组和重构。

从“理解”到“创造”的突破，既有人工智能技术指数级进步的因素，更有训练模型规模化增加的考量。OpenAI为ChatGPT所创建的Transformer的深度学习架构作为基于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具有强大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生成能力。借助“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的训练方式，利用人类手动标记语言模型产生的回应，不断调适优化模型。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来，ChatGPT所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生产的内容并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独创性，更多还是在“人工标注+机器学习”机制下概率性的模仿式输出。但由于具备海量参数和复杂架构的大模型的出现，为ChatGPT在概率计算中学会“推理”，实现自主创造提供了基础。OpenAI公布的数据显示，OpenAI GPT模型参数量从2018年GPT 1.0的1.17亿个，接续跃升为2019年GPT 2.0的15亿个和2020年GPT 3.0的1750亿个。而人工智能模型算力的消耗则从2012年到2020年增长了30万倍，平均每3.4个月翻一番。这种爆炸式的累积增长，必然会导致人工智能“奇点”的到来。

在“奇点”快速到来的预期中，ChatGPT给传播带来的颠覆式创新也不言而喻：技术的进步再次降低了内容生产和社会表达的门槛，传播主体可以基于更为丰沃的信息资源、知识表示、文明传承来高效率地实现内容生产和社会对话，有望用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自动化内容生产范式重塑内容生产供给和分发传播。在国际传播中，人工智能主体的加入使得传播力量博弈增加了非文化性的复杂变量。由此而延续的糅合生物思想和技术表达的内容生产和数据生产，可以借助更为多元而开放的多模态体系来实现传播的跃迁。

(二)从信息到认知：传播效果的新争夺

信息交互能力，是决定国际传播水平的根本。当下的国际传播中，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建设已经不能仅仅依靠信息的规模化展演来实现，而更多地要从简单化、标准化的信息传受演进到个性化、精准化的认知争夺。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势崛起，认知争夺的战场进一步从话语体系、符号体系延伸到机器和算法驱动的底部逻辑层。在平台化传播中利用算法制造个性化信息茧房，制作精准化、高沉浸感的传播体验，会驱使用户凭借自身认知将自我绑架留存在平台的算法架构中。而在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实践中，用户的认知被更为精准地限定在大模型的数据内在关联中。

由于海量存储的知识体系和类人化的知识表示的出现，ChatGPT信息获取与筛选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模型和算法为核心的传播逻辑更加彰显。以往借助搜索引擎实现的多元化思维入口变成了单一的反馈通道，人在决策行为中决策权部分或完全实现了由人向机器的转移，模型和算法的智能主张使得人在被说服过程中的认知自主性受到了极大挑战。

以ChatGPT为例，其GPT3.0的大模型容纳了高达45TB的数据，涵盖了文章、图书、维基百科以及其他互联网文本等六大类内容资源，在“无所不知”的大模型训练中具备了必要的认知框架和知识体系，同时在计算中也继承了现有文本数据库中的隐形价值观和对抗训练中的主观价值倾向。外显的反馈输出局限在大模型的数据环境中。其数据环境中建构并伸展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成为了传播效果的规训条件，强化了认知竞争的进化进程。

(三)从工具到行动者：传媒生态的新建构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加。媒体的平台化和平台化媒体使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成为国际传播的主导性渠道，附着其上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规则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数字平台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机器、技术、算法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从传播赋能工具加速演进成具有主导地位的行动主体。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维，乃至人的主体性地位正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挑战。这对于长期惯以工具观看待传播技术、传播平台的人们，需要在国际传播生态考量中进一步调适。

作为当下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技术架构，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为国际传播增加了新动力和新变量。与以往社交媒体平台的单向算法“驯化”不同，ChatGPT因其“人-机”双向互动性和渗透性的加强，实现了双向“驯化”：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被人类“驯化”的同时，人类凭借其可被计算化的自然语言体系也成为算法驯化的对象。双向驯化的结果，造成了人机传播关系中连接行为和决策行为的解构和重构，也导致了ChatGPT作为类人化行动者的表现。

作为行动者的ChatGPT通过技术的赋能和赋权，导致了国际传播中权力的持续极化：一方面，作为工具的ChatGPT可以使大众参与传播的权力进一步下沉，传播内容的生产门槛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以作为行动者的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权力在与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博弈中进一步扩张，以算法化为核心的传播逻辑更加难以被改变，人类社会和技术空间之间的差距愈加难以弥合。基于传播范式的升维，由人工智能所生发出的平台话语权、数据话语权乃至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话语权对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将不可避免。

二、智媒时代国际传播的战略升维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要求，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传播研究进入高光时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当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凭借技术、渠道、内容、效果等多方面的优势深度嵌入并改观国际传播实践时，技术的新尺度提供的更多连接与遮蔽、互动与隔离、赋权与失能都促动着智媒时代的国际传播实现新的战略升维。

(一)“持续危机”语境下的底线思维坚守

当下，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持久危机”(Permacrisis)为特征的新时期。地缘冲突、经济下行、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叠加下的国际传播的泛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刷新舆论场被技术议程设置、价值嵌入的现实。在“持续危机”语境下，战略化的国际传播更要有底线思维的坚守。

立足基础设施建设坚守底线思维。围绕海底电缆周而复始的合作与斗争、抖音国际版(TikTok)接连被美、日、欧盟等多方封禁的现实已经昭示，在全球政治极化结构性扩散的背景下，作为传播装置的基础设施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释放的底座，更成为霸权主义权力被结晶、塑造和使能的能动性工具。在智媒时代，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有了更为广泛的延展。作为新的基础设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中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庞大的数据基础，但底层算法和系统的原始创新不足，制约算力的核心智能芯片和基础元器件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自主可控的传播平台建设也是国际传播中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撑。新时期国际传播的博弈中，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的要求，以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破解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制约性难题。

立足认知博弈坚守底线思维。网络技术挑战了国家的日常、自我叙事和家园感。进入智媒时代，以技术为本底的国际传播对于国家主权安全、实体安全的挑战更加严峻。在推特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中涉华新冠病毒议题方面，社交机器人成为煽动性话题扩散和负面信息操纵的重要推手。乌克兰危机中，国际传播在认知博弈上的效果放大，使得内外连通的网络舆论场反复激荡，不断延伸出包括信息战、舆论战和心理战在内的现代战争。以计算宣传为特征的新信息战中，隐蔽技术的应用背后始终离不开使用者的主观宣传意图，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交互中也显示出了价值观的偏颇。ChatGPT等基于大模型训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模型与用户的交互中，必然难以跳脱模型开发者和掌控者在知识误差、种族歧视、文化偏见和历史误读等方面的价值观偏差。特别是当相关人工智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操控后，因意识形态博弈而造成的用户规训破坏性效应将更为彰显。当认知和文化的边界博弈已经突破地理疆域成为当今的国际传播中大国博弈的前沿，在“持续危机”语境下必须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强化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龙头的传播内容资源建设，以中华文明、中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为导向，以数据优势的强力构建参与国际传播的认知竞争与博弈。

(二)价值理性下的智能思维回归

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推进社会与传播的良性互动，既需要从人类社会结构观照到技术空间，更需要将思维模式从数据思维、算法思维进化到关切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思维。与之相悖反，在此期间还要将国际传播的效果考量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回归到价值理性。特别是要回归价值理性中那些思想意识、义务、尊严、美、规训等信念，让人工智能在体现人的主导性与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有价值的国际传播。

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个性生产、精准分发、偏好维护、忠诚培养、价值反哺都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但偏见和谬误也可能同步加剧扩散。基于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工具理性的运用，需要在国际传播中强化平台话语权和数据话语权意识，在更大范围实现国际传播内容资源的引导、富集、加工、解析和传播，从而获得与之对应的强大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能力。同时，还要善用工具理性的技术表达，让国际传播的多模态样态更为充盈。

意识形态价值观、受众身份认同等是实现国际传播效果不可逾越的关键因素，即使是在技术理性的思考维度下。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选择标准，往往会陷入人工智能和算法的狭隘通道中，无法真正实现真实、立体、全面及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传递。在欣然接纳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便利的同时，我们必须真正回归到国际传播的价值理性，满足传播的初衷。特别是要协同好在技术、基础设施及硬实力等硬件之上的各种思维、观念和文化等软件之间的协同关系，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为破解国际传播中叙事能力不足和传播渠道不畅两大问题提供了可能。价值理性的回归，将有助于我们在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传播内容的多样性、真实性、矛盾性等方面，更好地借助综合现代方法和算法的智能思维，进一步统合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上的共同性、共情性与普遍性，进行智能思维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破解受众因个体情感、身份认同和政治倾向造成的传播壁垒。对于价值理性的把握，在开展宏观叙事、向世界沟通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基调和价值理念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三)发展逻辑下的共生思维依从

共生思维，是陷于困境的西方传统本体思维转向伦理思维的合理进路，亦是现代社会存在的真切守望。在中华文明“共生交往”的生存智慧辉映下，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共生思维。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扮演更为重要角色的当下，国际传播命题的研究起点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上溯到了人机交互的技术性开端。在由此而来的人机之间、人际之间、家国之间、文明之间不同价值体系的融合共生、互补双赢过程中，共生思维的秉承尤为重要。

从共生的新起点出发，过去180多年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一直是三个永恒要素的稳定演变：交互(interaction)、信息(information)和计算(computation)。在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关注中，除了依旧被探讨的算法黑箱、算法歧视抑或是数据隐私泄露等伦理问题外，人与技术在交互中的角色适配更成为讨论焦点。

传播学家施拉姆曾预言，计算机袭入传播生态的最后阶段，计算机不再是机器而成为一个物种。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试图验算这个预言。在不断的算法优化和策略调整中，ChatGPT实现了传播主体和传播技术这两个彼此异质的实体在人机传播的相互嵌入、互补同构。通过人的身体的技术化在场，人与人之间数据、知识、思想、价值观等被ChatGPT以计算的方式连接起来，并在对人的意向性的自然语义理解与加工中，形成一种人机共生、共同演进的关系。而对这种共生关系的假设将建立在人工智能的透明性、道德性和算法可审计、可解释的基础之上。

在人机共生基础之上，跨平台的共生和转文化的共生显得更为复杂而重要。类似于反技术主义对人工智能的质疑、拒斥甚至敌对，当下中国提出和构建的话语和叙事长期在国际传播中遭受欧美国家的歧视性对抗。加之逆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传播生态变化，在作为复杂系统工程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系统协同将被视为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逻辑”。在以效能提升为导向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共生思维的导入将更加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更加注重国家传播能力的顶层性战略布局和协同性资源调配。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力量动员中，尤其要注重人工智能技术的导入：不仅要建好用好特色突出、自主可控、影响广泛的海外传播载体，还要借助脸书、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海外知名传统媒体的传播优势放大声量，更要凭借技术优势丰富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传播语料和故事供给，以多元力量的共建共享促进共生共治格局的建构。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仍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际传播生态中，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在变革传播渠道的同时，可以在认知共识、兴趣耦合、社会认可、文化认同等多方面为构建跨国良好关系积累正向效果，有效提升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的效能。

在系统性共生思维的观照下，国际传播在微观上将更加关注以人为主体、以交往为本位的“交往性传播”和以人为本位的个性化传播。从宏大叙事的全力铺陈到个体命运的全景关注，我国的国际传播近年来在挖掘并尊重个体化传播力量方面渐次发力，在全球化共同、共鸣和共情特质的找寻中获取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李子柒”在离网一年后仍被海外用户追捧、云南野生大象迁徙事件持续走红、《媳妇的美好时代》等电视剧的海外热播、“洋网红”推介中国的效果显现，都从共生共情的层面上打破了传统国际传播路径上跨文化传播固有的藩篱。

基于发展的语境，人机交互的赋能，使得个人化传播主体和人际传播、社交传播能够在提高传播的共情力方面有更为经济的成本和更为宽宏的作为领域。共生思维在国际传播的作用中，将更加聚焦于人工智能长于发挥作用的精准传播，以新思维、新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开展个性化、精准化、情景化的传播，真正推动国际传播的“一国一策”“一群一策”，有助于通过矩阵化、立体化、多元化的互动打破国际传播中的隔膜与距离，真正实践我国基于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价值观里所蕴含的共生思维，为冲突加剧背景下的国际传播找寻新的路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于成龙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创 现代视听 现代视听 2022-11-16 14:20 发表于山东

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李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当下，数字信息业已遍及人们所能感知到的方方面面，社会个体在高度交汇融通、开放包容的时代中得以共享人类整体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与此同时，作为时代最大变量的互联网，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颠覆着人类社会既存的话语秩序与规范，让公众实现了从受众向用户的历史性转变。信息资源的泛社会化使得“去中心—再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随之而来的是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工作上所面临的空前挑战。因而，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域和信息格局中重寻自身话语主导权，成为现阶段主流媒体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关乎主流媒体的存续与发展，更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全球传播生态、舆论环境与行业发展趋势的精准研判，深刻阐述了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紧迫性、必要性，为我国媒体的融合发展描绘了蓝图、提出了要求。在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媒体融合逐渐从一种具有鲜明行业色彩的自主性探索上升为国家意志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并在十年的融合探索过程中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全方位推进。

一、融合十年：媒体融合的历程回顾

自2012年起，各级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这一过程中亦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具体来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主流媒体均在普遍意义上完成了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及相关融媒体中心的搭建，初步构建了自上而下、全域覆盖的媒体融合发展格局，实现了互联网线上线下一体化、国内外舆论宣传联动化的预期目标，更是积累了各级别、各类型的媒体融合改革经验。回顾十年的融合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根据2014年8月18日和2020年6月30日这两个关键时间节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行业自主探索到国家战略规划的融合奠基阶段、从物理叠加到化学相融的全面推进阶段、从融合媒体到全媒体的纵深加速阶段。

（一）从行业自主探索到国家战略规划的融合奠基阶段论及媒体融合，绝大多数人都会将2014年视作这一工程的起点。实际上，早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有关媒体融合的自主探索就已经出现在全球传媒行业内，并作为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环节崭露头角。在技术赋能下，传媒行业开始了与通信行业的密切交流，二者之间固有的产业边界在日益频繁的交流中日渐消弭。与此同时，大众信息需求的日益复杂催逼传媒业主动寻求变革并成为产业融合的先发领域。20世纪末，面对席卷全球的市场化浪潮与技术的频繁迭代更新，国内诸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以及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机构纷纷开始了所有权层面的融合尝试与探索。在所有权层面之外，一些传统媒体机构另辟蹊径，开始了媒体形态层面相关的融合探索，主要包括门户网站的建设和内容的数字化转型等尝试，例如《神州学人》于1995年开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子杂志。世纪之交，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开启了互联网化探索的新篇章。然而，由于所处时代带来的认知局限，这一时期传媒行业尚未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的跨时代意义，传媒机构关于融合的自主探索更偏重于物理层面全媒体形态的涉及和覆盖，媒体融合这一议题也并未引起重视。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所面临的舆论格局及传播生态变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其中在论述“手段创新”时重点强调要通过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来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写入党的中央全会公报。至此，媒体融合这一概念开始正式作为传媒领域的改革思路出现在官方表述当中，其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相关性开始被重视与强调。在2012年至2014年8月18日这一阶段，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主要呈现为零散性的、自主性的行业探索，融合的重点也偏重于全媒体形态的打通与覆盖。与此同时，尽管中央尚未出台媒体融合相关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意见，但这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媒体融合对于媒体转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影响。这些论述无疑为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这一阶段可以被概括为媒体融合从行业自主探索到国家战略规划的融合奠基阶段。

（二）从物理叠加到化学相融的全面推进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人类社会的信息生态亦随之改变，并对传统媒体的体制架构、运作机制、内容供给等方面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如何通过改革来确保和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愈发成为主流媒体发展过程中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媒体融合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节点。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首个指导性文件，该意见提纲挈领地分析和阐释了媒体融合这一实践活动要遵循的基本思维、具体方式及其预期目标：“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融合不仅是主流媒体机构适应技术浪潮的行业发展思路和途径，更是重塑主流媒体在互联网舆论场中的话语主导权和影响力以凝聚社会共识、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自此，媒体融合工程正式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被确立为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这也标志着我国媒体融合进程第二个阶段，即从物理叠加到化学相融的全面推进阶段的到来。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媒体融合实践的未来发展方向，即“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指出了媒体融合应当以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并将其内涵凝练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主体范围必须要覆盖到整个传媒生态，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下一步融合实践工作。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5日于人民日报社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深刻分析了近年来媒体融合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再次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媒体融合只是一个过程，其最终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建。 在官方意见的指引下，我国各级主流媒体认真贯彻和落实顶层的规划与部署，积极开展了以内容建设为核心、以技术平台为基石、体制机制多点创新的融合探索。在各级媒体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资源汇集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战场，一个形态多元、渠道多样、覆盖广泛的全媒体矩阵正在形成，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尽管这一阶段各级主流媒体的融合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实现了对过去物理意义上简单叠加的超越，并开始向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化学相融不断推进，但融合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仍尚未达到预期目标。

（三）从融合媒体到全媒体的纵深加速阶段信息时代，媒体之于社会，就像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一个社会要实现信息不梗阻，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功能以及信息汇流的功能是最根本的。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媒体融合战略的目标描述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基于这一表述，我们可以发现经由媒体融合建成的新型主流媒体及全媒体传播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紧密的逻辑勾连。若想真正通过融合发展来贯彻落实新型主流媒体、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实现重塑“四力”的预期和愿景，则必须跳出行业思维局限，将媒体融合放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宏观格局上观照，方可准确把握其时代脉象。可见，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由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而来的新型主流媒体业已被赋予全新的角色与功能，即数字信息时代整体社会中万物互联互通的节点与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衍生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是作为整体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子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发挥着弘扬主流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共识以维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功能与作用。正因如此，国家对于主流媒体推进媒体融合的速度与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引领媒体融合加速迈向纵深的最新纲领性文件，不仅为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媒体改革定下了时间表。具体来看，该文件对深度融合发展的未来布局进行了系统性描绘，从媒体融合的价值意义、发展目标、规范原则三个方面阐明了深度融合发展的未来图景和功能期待，进一步提出了“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和“形成政策保障体系”等具体要求。自此，我国的媒体融合开始在体制机制变革、全媒体人才培养等规划与设计下不断提质增效，正式进入了当下我们所处的阶段，即从融合媒体到全媒体的纵深加速阶段。

二、智慧全媒体：媒体融合的前景与进路

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颠覆了传统的社会运转模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据化更是成为整体社会存续的底层逻辑。鉴于主流媒体之于舆论引导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战略地位和价值，党中央适时为处于行业发展拐点的主流媒体指明了方向，即通过融合发展来重塑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媒体融合作为一项承载着国家意志并蕴含着丰富意涵的改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毫无疑问，对于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意义的认识已经不能再局限于过去的行业发展本位，经由媒体融合发展而来的新型主流媒体及在此基础上迭代塑造而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与国家现代化治理产生了实质上的紧密勾连。需要明确的是，主流媒体并非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实践当中，而是通过自身所搭建的信息平台与传播网络为各级党委政府所主导的治理共同体提供一种高效、便捷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若想持续有效地推动治理共同体的不断完善壮大和整体社会系统关系的长久稳固，在更广泛意义上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将传统主流媒体迭代重塑为智慧全媒体至关重要。考虑到经由融合变革所形成的新型主流媒体，本质上应当是以网络社会生态思维作为理念引领、数字信息技术建设作为赋能支撑、内容服务边界拓展作为价值延伸、体制机制全面变革作为活力源泉的智慧传播生态系统，因此将传统主流媒体迭代重塑为智慧全媒体，以期在更广阔范围内释放传播的价值也要从这些层面入手。

（一）以网络社会生态思维作为理念引领随着信息化触角日渐蔓延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类社会业已进入一种所谓的数字化或信息化生存状态。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都发生了持续性、颠覆性和结构性变化，更是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形态、经济模式及体系架构。在此背景下，公众获取信息的行为与其心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碎片化、原子化、移动化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趋势。从既有的媒体融合实践来看，新型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实现传播主阵地的转换，即从以传统渠道为主的传统媒体平台向移动平台的转化，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谈话中明确指出的方向。从表面上来理解，这似乎仅是一种渠道的简单增加，然而其背后蕴含的则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传统媒体时代向全媒体时代的颠覆升级与演进。未来，主流媒体若想通过深度融合重塑传播效能，构建数字时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就必须继续将社会中稀缺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以互联网思维配置到那些具备强大发展动能与辐射带动能力的增量业务上，汇聚于互联网主阵地、倾斜向快速发展的移动端，从而使传媒行业的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体系得到空前的优化，而非逆着时代发展趋势将它们投放于日渐式微的传统渠道上。

（二）以数字信息技术建设作为赋能支撑在以数字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数与网”时代，技术不仅是对媒体行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估与衡量的一项重要解释性和参考性指标，更是已然成为形塑、支撑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底层逻辑。对于旨在推动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主流媒体来说，技术方面的短板及其导致的负面效应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对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滞后更是成为其入口价值丧失的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传统主流媒体对于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必须以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为先导，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用新技术引领去支撑和驱动主流媒体的转型探索和发展。延续这一逻辑，主流媒体若想通过深度融合来顺利实现转型，就必须在放大其既有内容优势的同时，将技术建设作为下一阶段融合发展的核心、优先环节和基础性、前置性工作。自媒体融合战略提出以来，全国各级主流媒体对于技术的开发和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过去技术系统建设滞后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所依托的技术体系也基本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网络时代的过渡。然而，尽管在技术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大部分主流媒体的技术研发仍然未能完全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相关技术系统仍无法有效实现对资源的聚合、重组与再造。在此情况下，想要真正在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和支撑下推动转型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现存的技术系统有若干关键性、紧迫性的节点问题需要着重解决。第一个节点是技术系统要能匹配全产品与服务。在信息社会，用户中心成了传媒存续和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理念，各级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产品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息资讯，其产品内涵已拓展为能够满足用户生活、娱乐等各项需求的数字化信息产品与服务。换言之，未来的新型主流媒体所需要的技术系统必须在支撑新闻内容精准分发的基础上，还能确保所有形式产品的全流程都能够被该系统覆盖。第二个节点是技术系统要以全数据为依据，即除了将自身内容资源数据化，还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涵盖用户、社会资源等数据和打通诸多数据孤岛的全数据集。信息时代，数据承载、凝聚着数字化社会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最基础性的数据技术研发将处于其技术建设的最高优先级，与其相关的云存储、大数据运算体系的建立也同样亟待完善。第三个节点是技术系统要能覆盖全业态。在网络社会生态思维引领下建设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横向平台化与纵向垂直化、层级化与网络化、中心化与多元化、线上与线下、内部与外部、功能与效果融合的智慧生态系统。从这个意义来看，只有能支撑起整个生态系统的技术体系，对其来说才是完备而有效的。

（三）以内容服务边界拓展作为价值延伸对于以信息传播为主要业务活动的传媒行业来说，尤其是以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形塑凝聚社会共识的主流媒体来说，内容不仅是其传播活动意义得以实现的关键，更是一切价值转化的起点，因此聚焦内容的供给与创新理应是其在人类社会存续与发展过程中永恒不变的信念。对于旨在通过融合发展来使主流话语和主流价值以更大声量传达到公众心中的主流媒体来说，必须在坚持为公众提供优质信息内容的前提下，依托自有技术平台提供的支撑拓展内容服务边界，将业态延伸为一种便利化、在地化的服务。首先，新型主流媒体为用户提供的内容应当是一种既能保证专业性和权威性，同时兼顾感官吸引力和话语魅力的内容。一方面，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催生并丰富了媒体所能展现的内容形态，也让人人都有了成为传播者的可能，而与之相伴随的就是舆论走向难以预测的众声喧哗。对于传媒行业来说，无论传播的形态在技术的加持下如何多元化呈现，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基本诉求并未发生改变，高站位、稳立场、守原则和有思想的内容在信息消费市场中仍占据着核心位置。换言之，在新型主流媒体谋求高质量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过程中，为公众提供真实、客观且蕴含着政治定力和初心的产品与内容将是不变的准则。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还要注重丰富信息内容的话语吸引力。信息社会中人们所获取的信息数量呈现指数级的增长，充足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对于从信息中获取的价值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期待，从及时的资讯信息到专业的深度解读、从理想的科学指导到感性的情绪释放都是公众所需要的。这就要求新型主流媒体要在坚持以贴近大众通俗语态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具有趣味性、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其次，新型主流媒体应当借助自身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强连接性，在内容供给上不断实现边界拓展，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都聚合到自主可控的平台之上，搭建一种“内容+服务”的全覆盖范围、全传播流程、全生产链条的全媒体业态。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被数字技术、信息网络和赛博文化日益颠覆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已经不能仅满足于承担信息发布这个单一功能，而是应当通过融合而成的智慧生态系统这一身份去开辟、延展全新的社会空间，并成为数字社会的组织手段和关键节点。

（四）以体制机制全面变革作为活力源泉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信息传播得以突破时空界限，并引发传播生态与舆论环境的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成为各级主流媒体应对时代挑战的紧迫课题。囿于工业时代所形成的条块分割、缺乏联系的传统媒体思维和惯性逻辑，原有的主流媒体体制机制已然成为其推进全媒体转向、重塑传播体系的桎梏与阻碍。在融合实践迈向纵深的过程中，相比于生产流程的调整、业务部门的整合及技术平台的建设这些外显形态的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内在动能源泉，在确保系统统一性和协调性的同时，还能充分赋予和凸显各个组成部分的自由度，因而更具有先导性和战略性意义。近年来，各级主流媒体为了改善体制机制滞后对全媒体建设实践的消极影响，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探索，通过整合、合并重组和企业改制等手段实现工作流程优化、多样化经营和人才自由流动等，并因此获得了强大的、充足的发展活力。

结语

融合十年，各级主流媒体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媒体融合的重大战略决策，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与此同时，问题也明显存在。未来，主流媒体应当继续加速推进纵深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作为数字社会信息系统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即一个具有信息传递、关系链接和行动协同功能的信息网络系统，以期在更大范围内释放传播的价值，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向提供稳定的探索环境和充沛的发展动力。

-本文刊于《现代视听》2022年09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3-06-28 17:30 发表于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度重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及文化艺术、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等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立意深远、思想深邃，富有时代性、战略性、前瞻性，凝结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迫切期待。

在“5·17”重要讲话发表7周年之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对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意义重大。

在“5·17”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新闻学作为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学科之一，要求新闻学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作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40多年来，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实践研究、传播学中国化、舆论调查、传媒与社会发展等领域，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影响力，并且为党和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不少还活跃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第一线。

面向未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特别是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上任重道远。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结合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重要论述，面向新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需要心系国之大者，将从“一个坚持，三个面向”上，当仁不让地将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为己任，引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在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上不断提质增效。

第一，必须突出“一个坚持”，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各项工作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是指引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入学习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做到“六个必须坚持”。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夯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着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使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

第二，必须坚持“三个面向”，即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必须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面向学科重大前沿，积极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

“三个面向”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下一步发展的目标与路径。这一学科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国内外传播格局与媒体业态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全球传播体系与舆论格局经历着颠覆性的变革。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新时代我国的传播和传媒行业有着全新的擘画与期待。

首先，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开展研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他还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有关媒体、传播等领域的重大国家战略。我们必须通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服务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

其次，我们必须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开展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有关宣传思想、新闻舆论、媒体融合、国际传播等系列重要论述精神，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必须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开展深入而细致、有原创、有价值的研究，充分发挥我们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发展的使命与功能。

最后，我们必须面向学科重大前沿，开展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和传统领域，还要重视学科前沿问题、新兴交叉研究，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因此，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这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还要不断强化数字新闻实践、舆论学、新媒体、网络传播、传播与社会发展等研究，这些都是我们积累多年并且已经在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强势学科。目前，我们更需要加强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比如国际传播、智能传播、网络空间治理、传播生态体系等。这些将是我们下一步重点发展的前沿交叉学科方向与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将通过积极推进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赋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网络风险治理研究 2023-05-21 09:04 发表于江苏

【摘 要】新观念和新思想的产生绝非也不应是迎合新传播技术及新变化的产物，而应是以人类长久地、更好地生存、生活与发展作为应然价值、追求目标而进行的观念更迭。体现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则可以归结为学术性、开放性与思想性三者间关系的问题：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与普遍；学术性源于实践、抽象于实践，是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保证；思想性是学术性的跨越与升华，是知识体系长久价值的保证；开放性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实现的基础，是知识体系普遍性的保证。在保证严谨学术性的基础上，关注思想性与开放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活动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更为紧要的面向。

【关键词】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

【作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2023,No.465(03):14-23.

—文章结构—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责任

（一）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责任

（二）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责任

（三）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二、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属性

（一）关于人与技术的思想

（二）关于建构主义与知识实践的思想

（三）关于唯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本主义思想

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

（一）学术性

（二）思想性

（三）开放性

新技术带来了传播革命和社会结构变迁，以西方为中心的、在传统大众传播语境下诞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传播实践的解释力逐渐减弱，现行主流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正面临严重学术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逐渐在互联网、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机、电商物流以及智能车联网等众多新传播与交通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今天中国本土的传播实践创新与传播生态繁荣在全球独一无二，俨然成为了全球学人向往的研究田野和新思想的襁褓之地。传播作为社会构成性要素的影响日益凸显，已经来到了社会的中心，专业发展与现实实践都对知识创新有所需求，但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仍然在旧范式中打转，呈现高度“内眷化”状态，在实践升级与范式危机双重召唤下，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通过彰显思想去引领学术创新，理应成为当今时代新闻传播学发展的重要旋律。笔者认为，加速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辩证地分析其中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三重关系。

一、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责任

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自身的发展需求、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三者共同呈现出系统并存之势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乃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速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责任重大，刻不容缓。

（一）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责任

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为源头发展出的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所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解决当下中国所面临问题存在一定价值偏差和语境缺失，对于指引人类共同命运与前途也存在着明显的思想缺陷。具体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现状，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从百年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和发展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外，当下现行新闻传播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几乎不分语境全部照搬西方。在学术的科研面向上，一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以更开放的视野探索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范式的可能，但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繁多，产出的中国特色概念理论寥寥无几；在学术的教育面向上，尽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近些年在全国各类型、层次高校中如雨后春笋般新立扩张，但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依然在大多数高校课堂中被当作核心基础知识对待，且多数时候只讲概念不讲语境。于是，中国青年学子在学习新闻传播学知识基础和关键处就出现了以下问题与现象：盲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实践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新闻传播学科学主义倾向、对不同范式的认知混乱以及对研究方法的迷茫和缺乏学术规范等。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历史在人与技术可供性共同推动下不断流淌。进入现代社会，政治承诺与资本扩张裹挟着传播与交通技术加速发展，人类交往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全球传播生态与整体社会结构因此一直处在快速流变之中。就此，摆脱大众传播框架束缚之后的新闻传播学成了最直接关注与研究这一现象的哲学社会学科。随着社会系统广泛媒介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边界不断延展，媒介哲学、媒介文化、媒介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地理学、健康传播、计算传播、智能传播等各种冠以“传播”与“媒介”的交叉研究领域萌现，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后科学知识社会学（Post-SSK）和实践范式转向等研究视域的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学学科“交叉路口”的名号越来越扎实。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从互联网、移动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大数据算法到元宇宙，全球传播科技的发展似乎毫无任何停滞的迹象，近期由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人们对未来智能传播生态的憧憬和对人的境况担忧的热潮，此时肯定有不少学人正在对此进行观察与思考。现实表明新闻传播学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多学科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叉转化属性的凸显程度距终点尚远，从本质上看，理论与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张力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需要重新构建的根本原因。

（二）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发展的责任

对真理的追求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共同的目标，但区别于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绝对真理的聚焦，哲学社会科学的真理探索无疑关涉到人的问题与主体性的意义。自科学成为人类普遍信仰以来，在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系统中的各子学科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与质疑。尤其近百年，全球化的维度与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先发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方面的势能在各学科领域的发展都引领全球，今天绝大多数社会国家所持有的关涉主体与存在、价值与意义的现代知识体系都源于古希腊认知理性。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何为本源的哲学基本问题并未被参透，但显而易见，人类世界的现状是偶然与必然耦合结果，多元文明在不同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以及迥异的历史语境中一齐推进着人类命运，一元的人文知识无法适配人类世界千百年来发展出的多元文明，更无法单独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多元危机。科技的发展将整个世界紧密相连，文明之间的距离消失了，并且每一种文明都在被传播技术的力量拉进另一个世界，在不同的终极关怀下发展出来不同的现实世界，它们之间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磨合，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如何才能对这个加速变迁的世界一直保持着解释和发现的能力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其中，新闻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公认的前沿交叉学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实际上都正引领着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

（三）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理想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其中再次强调了“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的重要性，这关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增强，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软实力源泉。对于“话语、思想、文化、文明、传播、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影响力”等上文出现的关键概念与问题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具有“直接学术责任”。

二、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属性

（一）关于人与技术的思想

劳动－语言－思想是人类能够超越其他物种发展出多元智慧文明的元特质。“如果将过去五千年的技术发明一下子都消除的话，对生活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损失，但人还是人，但如果将人的解释能力消除的话，那么人就将沉沦于比任何动物都更加孤立无助和更加野蛮的境地。”通过劳动，人类拥有了语言文字，思维逐渐抽象化塑形出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随之日益精细的工具技术和组织技术出现，而在此之前人类的生存技术并不比其它动物更先进。科技越复杂先进，对人的遮蔽越深刻，发现与否定“人”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实践。从洞穴壁画到甲骨文、莎草纸、印刷术、小册子、大众报纸，从广播到电视、互联网、卫星通讯、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元宇宙，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科技创新都将人类交往方式与组织结构带到新阶段。但随着科技的加速发展，我们“对工具、武器、物理器械和机器的高估已经模糊了人类发展的真正道路。”当人类享受着科学理性不断提升的便利之时，也总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危机。

当下科学技术有逐渐凸显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发展趋势，尽管技术的发展并未脱轨人类社会的需求，也有类似“软媒介决定论”的解释，但在人类整体文明结构化过程中，技术被主体化、人被物化以及意识与物质之间有被拉平可能的暗示一直暗藏在技术哲学的论述之中。一旦人的主体地位在伦理上被突破，科技的发展不被加以价值理性的钳制的话，如果摩尔定律有效，那么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不久的未来人类的存在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警惕。当人的主体性不再彰显，科学技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人将从技术的目的变成技术的手段，表面上看似乎是技术导致，本质上是思想与价值的问题。若期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解决技术所导致的问题的话，只会从一个深渊走入另一个深渊。科技在资本扩张本性的裹挟下不断创新，带来的是手段的便捷与高效，而非更多道德与正义，被解放的生产力更多在资本与技术双重逻辑中成为“技术黑箱”，越是先进的科技对人的剥削与异化越严重，人与科技之间应有的伦理关系越是模糊。因此，技术和资本不是讨论公正立场和伦理关系的对象，这个对象只能是人的思想与价值。人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编织成一种伦理关系，规范并促进了人的发展，若看不到这份伦理关系中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话，科技引发人异化而导致伦理失范将不可避免。“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中，人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为了人发展，依靠人发展，最终归咎于人的全面发展。工业革命之所以可能，源自彼时技术的可供性，但工业革命真的发生总体上是因为人类的丰富想象力和勇敢实践。信息革命亦是如此。幸福美好是人类的追求，也是人类才有的一种主观感受，卢梭说科学“既产生于闲逸，反过来又滋长闲逸”是想揭示在具体科技发展状况中，并非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那么科技在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的路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ChatGPT 这样的计算传播技术能给人带来幸福美好么？技术的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科学主义倾向和实证主义大概率不回答这个问题，缺乏价值批判的学术研究找不到真正对人解放的方向，因为这是思想的问题。

（二）关于建构主义与知识实践的思想

新闻传播学本就是一门被建构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在这体系中诞生的知识通过话语实践又构建着世界。自然科学主要看结论，而人文社科知识关键在过程，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人文知识的对象则是人的多种可能性。“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命运的人文知识(knowledge offate) 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fact)”，学者赵汀阳在“知识、命运与幸福”一文中对人文知识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探讨，认为人文知识是关于人的知识，是试图把握命运的主体间性技艺，是对命运的理解，又是对命运的参与，是知与行互动的过程，是创造观念和价值体系、建立制度和规则、造成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创造命运的艺术。对人文知识进行探究的行为本身就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尝试，无论正确与否，关于人的价值与命运的知识都会对人的实践产生暗示，而人在实践中发生的变化又对知识进行改造，例如萨义德在 1978 年提出的东方主义使得西方人民对东方世界的偏见延续至今。人文知识的对象不是事物和世界，而是事物的价值或意义，是许多可选择的生活可能，是命运。诚如有学者从“思想即实践”批判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观念这一行为本身带有强烈的现实暗示与引导进而增加了冲突可能性的嫌疑一样，“对技术主体性的普遍承认”这一观念的强调也可能会增加其被接受的可能，引发“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被否定以及意识湮灭的可能。针对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论，中国提出了文明互鉴论，西方坚持零和博弈的观念，中国则践行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当这些概念被探讨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出者在对“社会的想象”付诸行动。赵汀阳提出“人文知识在本质上只是某种建议、策略、对话、交往和诱导，因此，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这样看来，人文知识就是“知行合一”的知识，哲学社会科学与世界之间就是对话的关系，“知”与“行”的互动正是在塑形政治、信仰、价值与观念的过程。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只是人们在一定历史语境中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或假说，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精准表征，并非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世界的法则，更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随着人类的进步，知识体系必然要不断变革、升华和改写。知识是情境化、个体化的产物。例如被视为新闻传播学核心基础理论的“议程设置”，其内涵从诞生至今一直在努力不被实践抛弃而不断流变。因此，这里我们要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生活中的知识源自实践，获得关于人的知识必须诉诸实践。因此，知识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更是一个实践论范畴。

不同的人文理念导致不同的技术哲学。资本裹挟技术会异化劳动是不争的事实，但异化的程度与范围、警惕与遏制异化的机制，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下相差甚远。中国传统的儒、道、墨、法以及禅宗等哲学思想关注人内在的道德秩序和世俗生活，西方传统的认知理性与基督教文明关注外在的力量规律和救赎，中国传统思想是

追求通过天人合一“得道”，在于成事而非“知道”，中国哲学思维是“形势思维”的实践智慧，西方哲学思维是“本质思维”的知识智慧。东西方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差异使得两种文明对“器”与技术物持有不同的认知与期待，百年前的中国拥有丰富技术发明，却没有引发类似西方的工业革命似乎可以作为佐证。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新闻传播学知识被具体语境所建构的痕迹显而易见，而如“新闻自由”对世界影响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今也是昭然若揭。从建构主义知识观看，思想的生发是具体语境的偶然与普遍规律的必然的耦合结果，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国实践诞生的中国式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将会为世界建构一份区别于西方现代价值体系的中国思想与中国式关怀。

（三）关于唯科学主义倾向与人本主义思想

实证主义是传统新闻传播学知识生成的主要路径，除此之外还有话语阐释和批判路径，从哲学视角看，他们之间是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分歧。科学哲学与科学主义本身是一种人文知识的概念，是一种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实践的经验，也是建构的结果，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道路的选择。科学与理性诞生于西方并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是现代社会的思想起源。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去量客观世界以及人的主体性问题，其实就是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根基的价值实践。当视自然科学为知识的唯一典范并把科学性作为所有文化价值评判标准的时候，科学主义出现了，或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据《韦伯斯特大词典》，scientism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 1877 年出现在英语世界，伴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最为盛行，定义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并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追求知识的信念。”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繁荣的产物，主要特征包括：信仰科学是合乎理性的，信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确认科学是程式化的事业，相信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推广至一切领域和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它将人对象化、抽象化，人的问题在这里成了科学的问题。当资本逻辑与科学主义的实践相遇，人便开始异化，这也是现代危机的根源之一。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胡塞尔认为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于实证主义，“现代人的世界观完全受实证科学支配，并且被唯一的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回避了对人性具有真正决定意义的问题。”

在20世纪中期的大众媒体时代，在对战争和选举中信息传播活动研究总结之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学诞生了，由于特定历史语境和各种偶然因素，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学首先被引入中国并同新闻学联姻进行学科建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今天影响了几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对中国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制与发展的影响全面且深刻。其间文化－批判主义范式和技术－环境主义范式的传播学经典著作一直都在被国内学者引进推广，但影响力相差甚远。结构－功能/经验主义范式视媒介为工具的技术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近乎唯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并没有关照技术的主体性可能，它也忽视了人的主体性。新闻学与传播学都非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讲，主流新闻传播学的核心预设绝非客观的定理和规律，更非真理，而是具体语境中具体传播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引发的一种阶段性的偶然与必然并存的产物，经验主义范式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解决关于人在传播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其范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局限性最为明显。在资本与技术深度交融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大背景中，新闻传播学的范式危机与革命也正在发生。“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一种传播的人本主义研究范式逐渐兴起。随着传统范式受到各种质疑，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范围内，对作为极具交叉属性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与边界、研究对象与问题以及对范式类型的归纳总结一直热度不减，从多元视角开启的新闻传播学范式反思与创新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 

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思想性与开放性

（一）学术性

在《辞海》中“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英文 academic 与 academia 都可与之对应，academic 一般“用于描述与在学校、学院和大学所做的工作相关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学习和推理而不是实践或技术技能的工作”，academia除了可以翻译为“学术”，也有释义为“学院、学者、学术界”等名词。今天“学术”一词的使用非常广泛，“广义上说，学术涉及整个知识领域，既包括自然科学，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指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和专门化研究中特有的属性、精神、风格与品格等，也指学术研究、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等科学思想。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方面。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专业归属、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专业归属指在学科建制体系下，一项学术研究所产出的学术成果或所建构的知识需要有某个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作为归宿；问题意识强调研究要有真问题，其次强调在专业领域要有学术想象力；理论创新强调学术研究必须能够在实践层面或在理论层面对专业学科发展有所贡献。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来说，构建过程中在学术性上首先是要对新闻传播学的历史、范式、框架、概念和理论等核心问题重新厘清与界定，要明确新闻传播学除了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外，也具有人文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特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维度对已有新闻传播学知识的生成语境进行客观还原，以期发现新知；第二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与教育的观念、措施与评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范式”中进行重新设计，创新解决新闻传播学的普遍性和语境性问题；第三是要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交叉属性和前沿属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不断加速出现的新技术、新现象、新问题与新知识提供充足的兼容空间。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水平方面。学者 ErnestL·Boyer曾提出学术水平应拓展为“发现的学术水平、综合的学术水平、运用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的学术水平。”从建构主义知识观出发，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应用性、交叉性和语境性，在学术科研、教育教学中与媒介实践中，社会各领域都与新闻传播活动有相关性，从传播到交通、从内容到实践，知识生产场域并非局限在文献之中。当下，新闻传播学界乃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正在经历实践范式转向，对于中国来说，实践范式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传播实践相契合，因此，媒介实践范式可以作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变革的基础方向。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的建设不能依靠单一研究方法，学术水平的评判也不能完全依赖传统范式的学术规范与标准。实践范式引导学术实践，学科在实践层面自然要更加重视“政产学研用”之间系统协同创新关系，重新思考与设计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机制。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规范方面。“学术规范”最早来自 R.K.默顿在 1942 年《论科学与民主》中提出的构成“科学精神”四大规范：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讲学术规范，重视学术规范和“要想富先修路”一个道理，就此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加速发展。无论国内外学术界，一方面，普遍公认的学术规范规则是对话的保证；另一方面，“学术规范的灵魂是学术创新”，明确的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成果科学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因此，新闻传播学范式创新需要遵循现行学术规范，以此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国际学术界中进行传播、交流与对话。与此同时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学术界现行的学术规范基本上都是西方定下的规则，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判定权都掌握在他者手中，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人文知识，当与西方世界现行的价值观、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利益立场不同的学术文章投向西方主办的国际期刊时，其评判过程必定存在固有偏见和无意曲解。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为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思想舆论斗争可谓无处不在，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传播思想、创造思想的知识，其学术交流本身就是一场话语的争夺。因此，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平台，逐渐搭建由中国制定的科学严谨、开放包容的学术规范，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思想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接轨世界的步伐逐渐加快，现代化与全球化思潮席卷华夏大地，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接受着西方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正是在此时期，结构－功能/经验主义学派的理论被当作传播学的全部知识被官方认可引入中国与新闻学联姻建制。思想家李泽厚描述中国学界在90年代出现了“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态势，这番景观也直接体现于该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学术规范与思想创新之间的张力与时空语境和价值立场有关，思想是学术之“道”，学术是思想之“术”，当强调学术性时，注意力在方法与规范；当强调思想时，注意力在问题和观念，二者辩证统一于时代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危机四伏，在传播技术为人类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科学理性也正在用方法架空着价值与思想，被科学理性遮蔽许久的人与价值的问题在加速社会与风险社会中愈发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国家与人类命运的发展都需要彰显思想的力量。“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全球力量转移和价值转移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凸显，思想淡出”之迷雾正当消散时。以下将通过辨析三组概念去认识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性内涵：

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性与自然科学的思想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生活本身的问题，与价值判断和意义有关，是主观问题，本质上讲就是思想性的问题；自然科学 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无关价值判断与意义，是客观问题，极端地讲，自然科学的思想性体现为单一的科学主义思想。世界本是浑然一体，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只是人的一厢情愿，人的问题正是两者的中间地带，如果将人的问题完全放入科学主义视角，那么一切都将成为客观对象，哲学社会科学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二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政治性广义上讲同人的关系、立场与意识形态有关，狭义讲与国家体制、道路属性与利益立场有关；思想性与人之所以为人有关，是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与认识论。政治性更多情况下寓于思想性之中，思想性应以政治性为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思想性与政治性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是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与新闻的思想性。新闻的思想性主体是具体新闻内容，意在强调其中所隐含的思想观念与立场态度，是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舆论影响的一种承认；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主体是新闻传播学知识，具有语境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强调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关涉价值观、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学科，对新闻传播相关话题的研究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是对这种影响的一种发现、承认、判断与引领。 

综上所述，在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过程中，如果将新闻传播学的思想性与政治性混同，产生的范式将会具有狭隘民族主义特质，理论与概念将不具普遍性；如果将新闻传播学的思想性完全放入科学理性之中，那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人将被物化，人的全面发展将被磨灭。因此，作为一种被建构的人文知识，关注新闻传播学思想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实践，这关系到对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守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库恩提出的范式是一种被接受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当我们辨清技术主体性、唯科学主义倾向和西方资本逻辑三种都是将传播中人的价值抹平的“无人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式关怀的思想均与之相反的时候，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范式的基调就已逐渐明晰。

（三）开放性

我国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与知识建构方面起步较晚，现行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主要是继承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唯独开放的学习态度才能迎头赶上、弯道超车、各美其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学习过程存在四个因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借此分析：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国际传播舆论日益复杂，全球传播生态正在转型的情境中，我们需要在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西方经典新闻传播学理论等已有的“知识基模”上，让学界同政府、企业、新旧媒体平台以及各类传播活动实践者协作创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究及其他学科领域中进行创新式转化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还要常于会话、勤于反思、勇于批判、敢于否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在“政产研学用”的实践中学、在学科知识的碰撞中学、在学术交流与争论中学；注重在中外新闻传播理论间转化、在实践与理论间转化、在多学科知识间的转化和在机制与评价的转化，最终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进行意义构建。对于新闻传播学知识，学术性强调方法与规范，思想性强调方向与价值，开放性强调多元与普遍；学术性源于传播实践、抽象于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建构基础的保证；思想性是学术性的跨越与升华，是中国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长久价值的保证；开放性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实现的基础，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彼此融通的桥梁，更是学术性与思想性发展的前提。

每种文明与文化都有自己的终极关怀，每个区域与国家都各自处在某种意识形态与发展语境之中，新闻传播学知识的思想性与学术性兼具时空语境与全球普遍的特征，因此，要以开放的姿态对不同文明与文化中蕴含的思想和不同体制道路下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知己知彼的分析研判，用开放的眼光辩证看待传播系统中可能出现的竞争、不确定、差异、突变和失衡现象。今天谈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用“中国自主”这一包含并超越“中国特色”概念，本身就体现出了对开放性的重视，这是一种对新闻传播学知识类型“各美其美”的认识与态度，也表明我们所要构建的是一种中国式普遍性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是中国学界对世界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中国贡献。但自主不能建立在对他者的傲慢之上，只有持“美人之美”的开放包容姿态才可能发现与创新。当今世界风险无处不在，新闻传播学关涉人的基本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并非某一种研究范式或基于一元知识体系就能够独自解答的。唯有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为正确姿态去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话 和叙事体系，以明确全球中国、全球实践和人类共同价值为前提，在开放的“思想实践”中“美美与共”，人类命运的“天下大同”才得以可能。总的来说，只有坚持了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性与思想性才能够做到多元平衡发展，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具有普遍性。 

青年者，国家之魂，未来之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开放性发展，需要具有开放性思维意识的专业人才队伍。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属性决定了对这一体系构建的期待不应该是某种一蹴而就的固化成果，而应被理解为是一种围绕人类传播活动不断反思与更 的动态过程。实现新闻传播学知识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传承与超越任务在于青年，知识体系的开放性达成与否，最终也体现在对青人才队伍的培养方式的开放性上：能力面向，要把握好对人才的业务技能与基础素养、技术技巧与人文追求、专业水平与复合能力等能力的关键构成要项的平衡与培养；价值面向，在现代性引发各种问题与危机的时代中，应培养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浓厚的家国情怀和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向青年学子解释好国家与个人、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学科体系，才能培养出能够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有所创新与突破的人才队伍，这才是构建自主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真正根基。

（参考文献略）

原创 胡正荣 樊子塽 青年记者杂志 2023-04-23 07:30 发表于山东
导  读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面的现代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之一的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诞生了新的历史使命，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经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在新时代新征程的道路上，日益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闻传播学科，应该牢牢把握住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厘清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并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使命

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宏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科学技术等因素，都会使得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和实践应用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面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中国式”的理路，更为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时代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发展理念首次出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党的百年历史作出总结：“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初步解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在四个月后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道路的全面肯定。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全面的阐释，明确了其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兼具其他国家现代化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五个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所鼓吹的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有着鲜明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并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而是根据中国基本国情、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基因、历史语境[1]等因素因地制宜得来的，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此外，党的二十大还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九大要求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做”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新闻传播学如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规划了道路，明确了新闻传播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期的历史使命，即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二）立足本土，上下求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人类思维、人类行为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学科，从真实的社会现象与人类交往中得来，为了满足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求而诞生，其中新闻传播学更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其发展与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密不可分。从思想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促进社会思想觉醒和社会结构变革的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促使西方的现代思想成为主流，一直引领着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发轫于大众媒介技术与大众传媒业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美国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需求，才使得传播学诞生于美国、新闻学繁荣于美国，也使得基于大众传播行为的传播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占据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知识体系。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等国家实力的快速提升，在短短几十年间就逐渐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在现代思想层面也逐渐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2022年8月，中国进入了创新型国家的行列，成为与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一样以科技创新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国家，这代表着中国在这第四次科技浪潮中站在了世界的前端，已然跻身于世界科技创新的领跑者行列。同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正如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无法被完全复制，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也无法完全解释如今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与自主体系建构是未来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最需要新闻传播学发挥所长之处，就是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自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继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第五个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于“四化”更依赖于物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更需要意识形态工作的进步。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平缓的现代化过渡，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复杂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日益凸显，因此更需要先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强有力的后盾。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掌握先进的治理理念、动员多元的治理主体、建设良好的治理制度、运用有效的治理手段去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问题，是一个国家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集中体现和现实表现。[2]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关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历年来对新闻工作者、媒体从业者、传播研究者提出的工作、科研要求如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主流舆论格局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无一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反映、再现与外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要立足于本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为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而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贡献一份力量。

（三）放眼世界，求同存异：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本身就有着帮助其余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寻求独立发展道路的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抵制或抗拒，而是有选择地兼收并蓄，既有学习，亦有扬弃，是求同存异的现代化。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科的兴起本身就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垄断资本的发展需要，不断向国内、国际市场扩展所导致的。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语境下，新闻传播学成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外扩散意识形态、掌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方向的工具之一，发展传播学便是由此而来。发展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力工具，媒介可以高效地传递现代性信息，有助于将民主政治、实践和市场经济传递到世界上落后和传统的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一理论范式明显带有浓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对外传播现代化理念的方式就是“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3]，从而使得全球都被纳入他们所创造的话语体系当中。

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也兼具着向外推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历史使命，但与美国主流传播学派不同，其并非尝试打造出一套“完整”的“标准”的任何国家主体都可以拿来套用的中国式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根据社会现实实践得来的“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4]的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倡议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与反思发展传播学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媒介与发展传播类型”[5]，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路径，同时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6]。总的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也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指明了未来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着与该时期相对应的现代化理念。如果说普遍认为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标志着人类生产力的解放，那么当前的人类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现代化的目标，而接下来的现代化则是向着知识时代迈进，[7]目的则是人类创新力的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再次提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同时也更应该是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在二十大报告中将知识体系拓展为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新闻传播学，理应担当起人类“灵魂雕刻师”的角色，尤其是在通信技术、智能技术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结构以及运行方式的当下，更应该肩负起为人类解释现象、帮人类认知世界、助人类解决问题的重任。

由于科技创新带来的媒介技术快速迭代，使得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主的新媒介、智能媒介逐渐取代了大众媒介在人类社会传播中的支配性地位，美国传统的传播研究范式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当代研究者的需求，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愈发疲弱。而中国国际地位与科技实力的提升，使得中国在网络传播技术和智能媒介技术等领域均已位于世界前列，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某些因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转变已然领先于欧美，以往“西学东渐”式的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也已经无法跟上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急需更新。

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支撑起这一复杂系统的神经元，承担着将社会不同个体与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连接起来的责任。受到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可谓形态万千，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这种复杂性在信息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呈现出熵增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也空前繁荣起来，学科知识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充，这无疑是有利于学科的发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则不能呈现出“无序”的状态，而是应该在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有所侧重、有所选择的。在此，笔者尝试从理论表层与意识里层两个层面归纳出六个特性，对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的内容和方向做出总结。

（一）理论表层：深挖学术性、把握思想性、坚持开放性[8]

1.学术性。顾名思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研究、学术水平、学术规范三个层面的要求之上。

首先，学术研究关注的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意识，对新闻传播学在专业归属、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三个方面有着明确的要求。从专业归属的角度而言，虽然新闻传播学是从多个学科的交叉领域诞生而来，但仍然有着鲜明的研究趋向，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课题，都应回到这一母题之上，明确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从问题意识的角度而言，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因此要求的研究内容必须是基于真实的社会问题之上，并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地发挥学术想象力；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应当是在结合社会实际的情况下对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延展，抑或是创造新的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学术研究强调的是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视野，去发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在研究后提炼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学说，而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其次，学术水平则关注的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能力，从学术科研、教育教学与媒介实践三个层面提出了要求，要不断地提升学术水平，以能够从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所可能出现的任何难题；最后，学术规范关注的则是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态度，明确的学术规范是学术创新成果科学性和合法性的保证，只有将学术规范做好、做扎实，才能产出高质量的成果，同时也更容易将之推介到全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思想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性体现在学科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观念上。

这种意识和观念强调的并不仅仅是研究什么以及研究出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了什么而做研究。只有在做研究时保持正确的问题意识与核心观念导向，最终的结果才不会过度偏离。但这不意味着思想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与政治画上了等号，政治只是其外化的表征之一。思想性更强调的是独立辩证思考的能力，即面对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时，能否以全面的眼光看待它，而非全盘接收。此外，思想性还有着前沿性的表征，即以创新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对学科的进路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用“五位一体”的整合性思维探索学科的发展。

3.开放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包含两个层次。

首先，开放性强调的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交叉性、协同性和融合性[9]，主要表现在吸纳不同学科成果、鼓励不同学科协作、打通不同媒体边界这三个方面，此外也表现在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举。中国式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要兼收并蓄，将好的经验为我所用。其次，开放性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包容性，即允许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不同的理论的存在，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时代文明观，只有文明互鉴、美美与共，才能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将全人类带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意识里层：重思基础性、保持政治性、聚焦人民性

不同于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对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起到的直接指导作用，基础性、政治性与人民性则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提出了本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新闻传播学的根本所在。

1.基础性。基础性代表的是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基础。

首先，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处在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当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的选择都会对未来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了每个主体国家都有其独特性存在。同样，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被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深刻影响着。中国有着一套独立于西方的东方古典思想体系，在历史中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相对应的正是被视为西方文明发源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整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正是从那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思想启蒙并延续的。而正是由于中国的封建体制较为稳固，导致中国没有赶上全球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工业革命的初次浪潮，这才使得全球都长期遵循着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同时，由于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时期国门被强制“打开”，中国传统的小农思想被西方现代化思想强烈冲击，落后的局面使得中国迫切希望追赶上西方的步伐，因此对西方的思想理念趋之若鹜，也使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才一直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当中寻求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今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历史中得来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应当从历史中找寻答案。

其次，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时代选择。回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历程，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衍生而来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其实是早于美国主流传播学出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占据了主要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是当代新闻学的灵魂，贯通当代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脉络，[10]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史观这一重大成果。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大量引进，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断被边缘化了。[11]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就要求新闻传播学重拾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同时也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社会的全面融通，[12]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2.政治性。政治性表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秉持的党性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与重大原则的第一项就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此语境之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知识体系。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流传播学，最初的目的就是服务于政治宣传，在二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更是被最多应用于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当中。而在西方自由经济体制主导下形成的传媒业，表面上看似在倡导新闻自由，其归根结底也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更是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属性，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服务于党的新闻舆论与思想宣传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进一步强调了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国内现状，新闻传播学之于国家的发展与治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3.人民性。人民性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当中体现为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的聚焦，一方面是对传播研究中人类主体地位的回归。

首先，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所在。“媒体要为人民讲话,要让人民讲话,要讲人民的话”[13]，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人民性的聚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导向中对人民立场的坚守，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关心群众的疾苦，守护群众的健康，反映群众的呼声；[14]第二是在具体的媒体实践中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作用，例如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当中，群众路线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提出的“枫桥经验”，就是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典型案例，而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进一步扩充了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与社会治理当中的路径；第三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人民性的实现离不开党性的领导，党性的实现也离不开人民性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提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强调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要使人民的思想觉悟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网络社交媒体所带来的主流媒体用户流失的现状时提出，要“加大力量投入”“不能被边缘化了”，要求主流媒体深入掌握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所思所想[15]，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对传播研究中人类主体性的回归，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转化。在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范式中，对于人的研究大多从传播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但由于西方的工业现代化一方面鼓吹自由市场，一方面又把人单向度化为一个工具、一种物品而存在，[16]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在此基础上诞生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也有着标签化、扁平化的特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难以形成双向的转化。因此，随着互联网尤其是更具有交互性的Web2.0的兴起，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解释力日渐薄弱，对于用户的研究逐渐取代了受众研究。但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技术主义的范式当中，对平台、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智能影像、物联网等技术以及媒介物的研究层出不穷，而近期人工智能语言模块ChatGPT的出现，更是引爆了社会与学界对能否形成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体和谐共生的社会新秩序[17]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技术取代人类的“赛博式”隐忧。然而，新闻传播学的本质是对人类信息传播活动进行研究的学科，当人与物、物与物的对话逐渐占据了更多学科研究视野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又将何去何从？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实践当中必然会出现诸多与人际沟通相关的问题，比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缓慢，城乡发展不均衡、融合不充分，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受阻等等。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应当重视人类主体性的回归，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

 结  语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中，新闻传播学在面对人类社会诸多问题时的解释力、作用力、创造力与影响力愈发凸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加快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尤为重要，要在学术性、思想性、开放性、基础性、政治性、人民性这六个特征的基础之上，不断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学术体系、活化话语体系、深化社会贡献，[18]从而更好地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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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 李 荃 新闻战线 2023-04-04 20:31 发表于新闻战线

摘要：媒体融合是由众多要素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属性的系统工程，系统观念是全面理解其本质属性的关键思维方法，善用系统观念指导融合实践成为加快构建全媒体体系的内在要求。推进融媒纵深发展，必须遵循系统观念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原则。

数字信息技术重塑了人与信息连接的方式，充分激活了信息本身所蕴含的无形价值与巨大动能。近年来，主流媒体在党中央的规划和指引下，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融合探索，取得了斐然成就。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在机构内部不断推进改革的同时，在不同层级范围内把广泛的、跨界的社会资源纳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构建起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个由众多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某种特定属性的系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坚持和遵循系统观念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原则，切实发挥系统观念在媒体深度融合中的指导作用。

坚持整体性原则，领会融合战略意蕴引领实践

系统观念的整体性是依循于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功能所凸显的基本特性，充分揭示了系统的整体功能并非单个组成部分机械相加所能达到的，而是一种有机的化学反应。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立足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原则，才能真正领会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意志的战略意蕴，进而实现媒体全要素全业态的深度有机融合。“数与网”浪潮赋予了社会成员前所未有的传播参与权，影响着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主流媒体作为信息内容提供者的角色面临新的挑战。基于行业发展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双重紧迫性，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贯彻落实。实际上，尽管主流媒体的融合探索初步呈现了全媒体形态的演进趋势，但大多数媒体机构的运作仍然遵循传统方式。媒体融合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关系与经营模式的迭代，倘若未能从根本上完成供给侧的优化和升级，仅仅是在传播形态层面做一些简单的物理式叠加，必然会因为无法触及本质问题而影响效果。由是观之，固守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认知逻辑，无法以整体性的视野去把握媒体融合，成了制约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性障碍。因而，若想更有效提升传播的价值，就要以整体性的视野去把握和领会媒体融合的战略意蕴，把不同层级范围内的社会资源纳入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中，构建一个智慧媒体生态思维基础上的、以各级新型主流媒体为集群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与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同构，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架构下的、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全新逻辑转向。

坚持结构性原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活力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和要素的构成是否合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都是影响该系统性质与功能的重要因素。因此，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不仅要提升产品、技术等要素的品质，更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活力，催生融合质变。应对主流媒体的内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先，主流媒体要树立一种项目部制、产品事业部制的组织架构理念。具体来看，就是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形成相应的架构与建制，将垂直面向同一领域的资金、人才等线上线下资源汇聚在同一个部门中。例如，成立融媒体新闻中心、商务服务中心或政务服务中心来取代传统的广播电视中心或新媒体中心。这种扁平化、垂直化的组织架构，是根据业务类型实现的“化学深融”，超越了物理叠加式的初级融合，能够有效利用经营资源。其次，主流媒体应当完成对业务流程的重塑和再造。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的生产、分发、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有效沟通不足，导致资源转化效率较低。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主流媒体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重塑与再造。运营团队将根据大数据挖掘用户的需求，并与其他团队进行内容、服务的设计与开发，随后交由生产团队进行落地，而整个业务流程的展开都是在技术团队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此，就构建起了一个单次采集、循环发布、多层级生产、跨平台分发的高效业务链条，将有效改善业务链各环节之间可能存在的资源耗费、效率低下的情况。对主流媒体来说，用人制度的完善同样应当被高度重视。实际上，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变革生产关系，进而充分释放组织活力。在社会生产关系的一切构成要素当中，人才自始至终都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好的用人制度能够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才缺失也成为媒体融合工程的掣肘。正因如此，各级主流媒体应通过优化专业培训、人事保障和激励机制来盘活人才资源存量，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从而为媒体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充沛动能。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不断优化和健全媒体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全媒体时代，具备互联网思维，能够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的专门人才是媒体产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具体来看，各级主流媒体应当立足自身人才资源存量，在业务专题培训、轮岗培训和导师培训等传统培训方式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寻求培训资源的开发与拓展。在开发人才存量资源的同时，还应当兼顾机构外部新鲜血液的吸收和引进。此外，要不断健全人事保障和激励机制。近些年，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纷纷推行同岗同酬等更加公平、合理和灵活的举措，在人事保障机制方面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但在人才激励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应当在现有激励制度的基础上，通过采取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上升通道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与手段来留住、吸引和激励人才。

坚持层次性原则，搭建立体传播网络扩大效能

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有其相应的属性和功能。因此，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应当注重发挥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的综合功能。实际上，经由媒体深度融合所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应当是一种纵向贯通行政各层级、横向覆盖社会全领域的宏大体系，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将在“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和多领域拓展”的立体传播网络中实现差异化分工、融合化协同，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能。从纵向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对应我国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管理体制的，其自上而下涵盖了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和县级媒体。中央媒体在四级机构中居于顶端，除了在传播层面上拥有广泛影响力，在资金、政策等资源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中央媒体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应当立足高点，以一种全局性视野引领各级媒体融合进程的推进，在行业探索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真正实现“全国一张网”。与中央媒体相比，省级媒体则被赋予一项具体且紧迫的任务，即搭建所处省域范围内的共用平台，并通过“一省一平台”的建设，实现数据资源的集中汇聚，以期将传播效能提升落到实处。除此之外，省级平台还担负着为所处省域内其他主流媒体的建设统一技术标准、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责任。目前，省级媒体搭建“一省一平台”的任务基本完成，一省范围内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传播与社会治理在技术的赋能下得以整合。不同于中央省级媒体的引领示范地位，亦不同于媒体融合最基层的县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当中起到的是一种过渡衔接的作用，不仅可以接入央、省二级媒体的聚合平台，同时能够在自身资源的支撑下，承担智慧全媒体建设的具体任务单元和分工安排事宜。地市级新型主流媒体上接省级媒体，下连所辖范围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并分担和统筹着所辖县域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任务。“一省一平台”这一理念和实践基本实现了区域内的信息通畅和数据共享，也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制定并统一了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而地市级新型主流媒体则能在具体的应用层面发挥连接和支持作用，弥补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局性、技术水平、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不足。作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县级媒体是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根基，其建设成效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治理效能的实现情况。未来几年，随着更加有序地推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结果将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国家治理产生了紧密联系，直接承担着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子系统参与国家治理的责任。因而，只有县级融媒体中心将自身形塑为复杂的媒介化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才有可能建成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紧密互嵌的结构，进一步深化引导群众的功能。从横向来看，经由媒体深度融合所打造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超越了媒体本位这一认知范围与局限，在全社会范围内接入多种资源，实现了全领域覆盖。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与其他子系统深度交织在一起，成为整体社会建立各种关系、整合各种资源的沟通和表达系统，并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子系统构成了一种稳定的、交互的、结构性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功能正是在与诸多社会子系统的联动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

坚持开放性原则，打造数字社会节点延伸价值

系统的开放性启发我们，推动一个系统的有序发展，必须重视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断吸纳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深度融合不仅是媒体机构之间的融合，更是一种主流媒体与社会之间的融合，是全社会协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媒体融合不仅再造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流程，更实现了思维上的突破与解放。基于自身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强连接性，主流媒体已经不能仅满足于其承担信息发布的单一功能，而是应当通过融合而成的智慧生态系统这一身份去开辟、延展全新的社会空间，并成为数字社会的组织手段和关键节点。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主流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则是基于互联网这一信息社会的底层逻辑，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以实现服务的垂直化和下沉化，来向人民群众提供各种生活所需的实质性服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要在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通过对顶层规划的解读可以发现，主流媒体所提供的“服务”不再只是一种高度抽象、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或隐喻，而是显在体现于党政服务、公务服务和商务服务三个具象的实践层面。首先是党政服务。具体来说，主流媒体通过将党建、行政、司法等党政信息和服务纳入自主搭建的融媒体平台，实现对公共政策全过程的深度嵌入，其本身所潜在的技术向度动能超越了单纯的媒体功能维度，党政工作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向将从中获益良多。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自身属性保障了党政系统的信息化不会受到商业资本和技术异化的侵蚀，其政治安全得以保证。其次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指的是主流媒体为党政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与公众提供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服务，集中体现了其公共性价值。深度融合后的主流媒体，本质上是一个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数字节点，因而主流媒体可以依托与教育系统、医疗系统、安全系统等相关公共服务部门的合作，在服务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实现跨越式提升，进而确保人们都能够在互联网商业平台提供的产品服务之外，获得一个真正以公共性为终极价值追求与核心意涵的服务平台。此外，旨在探索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亦能够借此获得用户的基本数据，并在主流算法的反馈和驱动下推动自身服务的提质增效。最后是商务服务。作为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强调的新服务类型，商务服务的出现除了在功能边界上实现了突破，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即为主流媒体在资本化运作改革、持续增强自身造血机能等发展方向上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与合法性。要注意的是，引入商务服务这一概念不应止于主流媒体自身发展，而是要将其放置于服务地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性目标中。将“商务”这一业务形态与其他业务项并列提出，足见在纵深融合过程中，甚至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支撑推进融合纵深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度融合后的主流媒体，应当是高度聚合各种社会资源，兼具信息传播、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等功能的开放性综合平台。

结  语

当前，媒体融合作为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内容取得了斐然成绩，人、信息和资本的连接汇聚得以初步实现。但同时，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的挑战同样显著。考虑到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观念是全面理解其本质属性的关键思维方法。善用系统观念来指导融合实践，不仅是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十四五”期间主流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荃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杨芳秀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刊发于《新闻战线》2023年3月（下）。

原创 胡正荣 李润泽 对外传播 2023-01-27 08:14 发表于北京

【内容提要】对于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创新取得的显著成果，可以从国际传播三大经典理论范式的视角分别总结。以传播技术视角来看，从对经典的技术主义理论做出新的解释，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与传播研究结合的新思路，我们在学科理论建设上有了发展，并提出了“元软实力”研究的基础模型和“智能鸿沟”等新理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我们正处于国际权力关系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世界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得到关注和总结，并且针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播冲突也有了新的阐释理论，总结出阴谋论谣言的说服框架。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们的议程设置研究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并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关键词】国际传播 理论创新 传播技术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

国际传播研究最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开始引入，如1983年台湾学者李金铨的《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展望》、1986年李瞻的《国际传播》，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并首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等北京高校展开，创办相关研究的专门院系，并开始举办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相关会议和活动。

国际传播在大陆的研究虽然起步晚，却也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这期间学者们大体经历了从翻译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研究、出版发表学术成果的过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建制也随着国际传播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方向而基本完成。

一、2022中国国际传播领域发展概述

作为国际传播研究领域的后发国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在研究主题方面，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从国家主义范式向全球主义迈进。学者认识到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研究框架的不足，在结合了中国实践经验后融合了中国传统中的“天下”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开始探索基于中国视角的世界主义理论。2022年，邵鹏和邵培仁便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出发，立足“新世界主义”，联合主编了《全球传播愿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一书。虽然现代国际传播研究体系发源于美国，存在西方强势的现状，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从拘囿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主体转向到海外世界，如佘纲正和景嘉伊对201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展开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传播学者们已经意识到经验主义的单一范式占据主导地位带来的理论研究方面欠缺的问题，并且从国际视角来看，对实证研究的过于依赖，有进而压制客体研究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也会忽略研究本身对被研究者的影响。现在我们研究国际传播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已经开始跨学科交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大量应用了田野调查、比较研究、文本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生命故事访谈法等方法。近年来提出的视觉框架分析方法也在2022年得到国内学者的应用，例如何天平、宋航对抗疫纪实影像的研究中，认为抗疫实践中的视觉呈现展现了史料书写、增强家国认同、促进社会整合与共意动员，以及建构国家形象、争取国际话语资源等一系列社会功能。

对于研究主体，学者们将视野扩展到了主权国家政府之外的国际组织、社会群体、非政府组织、商业公司、个人等，并将消费主义、跨文化研究等纳入到研究旨趣中。在多元主体视角下，吴瑛和贾牧笛指出以信息共享和文明互鉴为目标的国际传播，可以理解为是由民族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群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组织的信息传播活动。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对由西方学者为主导、以自身的问题观察和西方经验提出的理论体系有了相适应的反思和自觉，也提出了立足中国实践发展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迫切需要。北京冬奥会期间的国际传播，主要采取了面向多元主体构画多维形象、唤醒共享情感凝聚主客共识、借力新颖表达增进互动趣味、深化内涵促成认知共情等传播策略，在国际受众的共情反馈与互动中形成了新的共享性文化空间。在上海交通大学与国际传播学会(ICA)共同主办的“2022新媒体国际论坛”圆桌会议中，多位学者提出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传播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与创新”“元宇宙与传播学的学科重组”等关于理论创新的思考与学科发展的倡议。中国人民大学闫岩教授指出传播学研究目前数量上的“大繁荣”与理论和框架的“大停滞”之间的矛盾。

国际传播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范式体系，即传播技术主义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相应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形态与群落。虽然对于国际传播的研究来说，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发展趋势，但为便于理解2022年我国国际传播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接下来将以三大传统范式作为探讨方向。

二、传播技术视角

技术主义范式中的学者们更侧重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国际传播现象，最早由北美的传播技术学派提出媒介决定论，早期包括了传播技术决定论和发展传播理论两条路径。当下互联网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国际传播研究始于Web1.0的时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又经历了Web2.0/3.0的时代，全球传播生态进入了由产品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共同构建的平台链媒介系统环境之中。新一轮媒介革命在元宇宙、计算宣传、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主导的影响下，不断重构国际传播领域的格局与实践，而中国因后发优势，快速赶超态势凸显。

理论的创新脱不开经典范式基础，而好的理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持久的影响力，我们在理论创新时对经典理论的再阐释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作为传播技术决定论重要的奠基人之一，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媒介即延伸”，并就此发展出媒介环境学。吴畅畅对麦克卢汉“媒介即延伸”的理论在今天人类与电子-数字技术互构下的理解做了新的解释，让我们看到了绵延几十年理论的新生命力。麦克卢汉曾将亚当·斯密-马克思-卡尔·波兰尼这条思想线索称为“经济主义”，并认为这条线索的核心症结在于忽视了生产过程及其产品/技术共同产生的环境对劳动者的影响，也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劳动者内在的满意程度。麦克卢汉对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和解析，可以看作是人类心理结构和适应方式的革命，并且，当劳资双方都融合成电子信息技术的使用者时，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只有身份认同的争夺战。这背后所隐藏的命题，即“人人都是一台精神机器”，是对当下作为精神机器的我们解释互联与集体意识的很新颖的理念。

数字媒体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运转的基石，移动化、普世化的媒介表达了人类依赖媒介的建构性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黄旦认为媒介研究应“反拨将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截然两分的套路”，成为“后领域”“元领域”或者“后学科”，用它来重新组织或者囊括所有其他的领域。

社会构建理论长期占据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理论和传播学理解媒介与社会之关系的主流。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随着行动者网络(ANT)、自主性技术、可供性等新兴理论的提出，学界在反思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对技术的能动力量作出了新的阐释，开辟出与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不同的研究路径，也为媒介研究进行更准确的理论定位提供了宝贵资源。张昱辰和王智丽将以上提出的STS理论与媒介研究结合，提出了传播研究新的视野，并做出三种提示：1. 弥合媒介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鸿沟，提升既有媒介研究的解释力;2. 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打破中展现媒介研究的独特意义;3. 在不同行动者构造的多面、动态关系中理解传播与媒介，推动媒介建构论和异质行动者关系建构论之发展。

在互联网进入到Web3.0阶段，随着基于算法的智能传播强势崛起，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开始突破甚至“摒弃”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中关键的人的关键环节，进入机器和算法直接驱动的新阶段。不同于Web1.0阶段的数字触达鸿沟与2.0阶段的数字素养鸿沟，钟祥铭、方兴东指出在Web3.0时代，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鸿沟应理解为智能鸿沟。政府、社会和企业分别是这三种数字鸿沟的三大主体。与数字鸿沟相比，智能鸿沟不仅仅只是技术范式、表现形式和呈现模式不同，而是内在驱动力的区别(资本驱动)。智能鸿沟以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三大要素为基础，这些目前大部分集中在企业手中，也是世界多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史安斌和杨晨晞也提出Web3.0时代中，“元软实力”的争夺是确立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的方面。他们提出的共同构建“元软实力”的基础模型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传播内容的非同质化升维和高保真度的认证以“非同质化代币”(NFT)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实现;第二，元宇宙为代表的新概念对虚实共生的传播渠道进行重构;第三，传播受众以“Z世代”为代表的新一代受众为主。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传播现状时，从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看待和考察世界，将传播现象置于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研究，围绕信息自由与平衡流动、中国的需求如何与信息流动相结合的问题，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如何建构国家形象及找到适合的传播路径，是一贯不断探索的方向。目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居于顶端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其整套传播系统始终发挥着在组织、实施、维护、表征权力的作用，对华发动以技术意识形态化与战略遏制为特征的“数字冷战”从未停止。

虽然“数字冷战”作为一个概念建构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数字传播领域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国际权力关系的重塑与交替。对此，洪宇总结并提出了全球格局过渡期的动力特征，政治主体对媒介空间秩序中结构性压力的感知与表征是实现地缘政治的社会性、实践性和过程性机制，而主体间的反思与重塑具有激活互联网地缘政治变化以及塑造互联网复合体的物质性效果。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基于社会-技术复合体的全球媒介的属性、格局与观念将在全球格局过渡期中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

相较于“数字冷战”呈现的长期性战略特点，冲突为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变化会更快速地被体现出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背景下，白彦泽、姬德强提炼出冲突的主要传播要素或动态特征来解释国际传播中冲突的理论框架，可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和东西方对立的二元论，以国家-阶级-秩序-权力为背景框架，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物质-象征-消费与后结构主义下的身份组合成为理解国际传播冲突框架的核心维度，即权力冲突(物质基础、信息与技术资源)、叙事冲突(地缘政治“他者”的建构)、文化消费冲突(大众文化消费与“冲突精神”的缠绕)、身份政治冲突(群体裂痕、反抗联盟与区域-全球关系)。由此得出国际传播冲突的四种表象，即媒介化、图像化、情感化与平台化。通过此理论模型，可以逐层系统地分析冲突中民族国家、阶级结构与文化身份等要素，从而理解冲突路径的历史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动态性特征，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将视角更具象一些，在国际传播的理论创新中，袁会和蔡骐借鉴了站位三角理论模型，通过研究阴谋论谣言的文本特征与生产逻辑，总结出了以对立性建构与一致性建构为核心的谣言说服框架。阴谋论谣言的底层说服逻辑是“造谣者-阴谋者-接收者”三角立场中的二元关系建构，造谣者通过循环论证、复杂论据和因果连接证实阴谋真实存在，降低受众的深思概率，并采用诉诸威胁、众议和情感的方式提出假想敌意与共情唤起，以诱发接收者的态度或行为改变。具体而言，造谣者通过对阴谋者的认知评价形成自我定位，并采用各种劝服手段引发接收者对阴谋者的类似定位，以形成二者主体间的协同。这种轻认知、重情感且常以行动激发为导向的谣言不只为现状提供偏颇的解释，还有可能影响接收者的未来选择。这套关于阴谋论谣言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考察谣言背后更隐秘、更复杂的权力过程与关系图景。

四、文化研究视角

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至今，我们不断完善自身在文化软实力建设方面的对外传播策略，但同时也面临着常态化和系统性的话语权打压和形象抹黑，也需要正视传统的传播理念和渠道在当今全球信息环境中彰显出的乏力与不足。

邓依林、张伦、吴晔在对中国官方媒体的海外文化传播效果研究中发现，中国官方媒体议程未能影响到海外公众议程，也没有基于海外受众特征建立起有效的传播策略。他们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应用到对社交网络环境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考察，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中国官方媒体议程与海外公众议程二者的相互时序影响。该研究首先指出了我们官方媒体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缺位现象，中国官方媒体有意识地将“传统工艺”“传统习俗”等议题作为议程设置的重点，与海外受众更在意的具有个人化、生活化的议题内容有很大差异，现阶段中国官方媒体的传播模式以单向传播为主导，仍以“以我为主”的姿态发布新闻;其次，该研究在文化视角下通过建构文化议程编码框架，为我们在议程设置研究中填补了文化领域的缺位;最后，通过观察媒体与公众议程间在较长时间范围内的演化关系，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从单一时间截面拓展至时序性视角。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好的理论要求需带有一定的普遍法则，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和启发性价值，简洁开放，能够与时俱进。因此理论创新复杂且稀有，但是其影响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国际传播研究须承担起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时代责任。根据理论形成的一般路径，即从定义概念、到构建模型、最终抽象成理论，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创新开始发力，从国际社会长期关注中国的重要议题入手，找出认知错位的各个关键议题，立足自身实践，超越二元对立，以全球性前瞻眼光，力争在国际议题上提出更多的原创性概念，并加以论证形成理论，打造中国式国际话语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李润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原创 田 晓 胡正荣 中国联合展台 2023-01-13 17:32 发表于北京

一、当前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时机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20世纪中叶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开始是在媒介功能主义社会学视角下，将“征服人心和思想”作为目的，在以广播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播语境下关注其功利性需求。中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也逐步加深对国际传播概念的理解，并在实践中通过国际传播与世界沟通、让世界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之时，我们迎来了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时机。

1.从世界格局演变看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当下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和总结。以美国等西方强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改变，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世界格局的演变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时代变局虽然还未能根本性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基本格局，但显然助推了“东升西降”的趋势，让中国有更好的机会改变在国际舆论场上话语被动的境地。对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也需要因时制宜，跳出对传统国际传播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建构全新的全球观和全新的中国观，进而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

2.从传播理论和传播业态发展看

互动、自由、多维等特点在不断冲击和颠覆着旧有的传播学理论在新背景下的适用性。之前习以为常的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像议程设置理论、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现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像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者将不断提升系统化、专业化作为目标，试图以此吸引受众，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却一再被连5个W要素都不全的快速自媒体信息抢走受众，受众也“成长”为用户，变为传播者；像之前讨论研究问题都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进行，但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全球化时代、后疫情时代等认知环境的新框架；像政治上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经济上的工业时代4.0、数字经济等，这些认知框架都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些将我们与西方传播学界拉到了同一起跑线，让我们有了突破西方理论框架的机会。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赶和创新，在5G、AI、4K、8K、16K等技术上已经逐渐赶超西方，走到了世界前列，一些中国互联网模式也开始输出海外，国际上有声音认为一些传播领域已经从过去的“Copy to China”到如今的“Copy from China”，这些新变化有利于我们在新业态下实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
3.从中国国际传播基础看
基于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国际传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传播格局已基本形成：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包括CGTN、CRI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等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矩阵已初具雏形，记者站、分社、制作室遍及世界各地，在一些议题特别是涉华新闻报道上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已经可以与CNN、BBC、美联社、RT等国际一流媒体相抗衡，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不仅在脸书、推特、优兔等境外网络平台不断提升传播影响，还开辟TIKTOK、WECHAT等中国互联网平台新阵地，将互联网作为国际传播的主战场；在全球各地开设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等，走进世界知名高等院校、知名学府、研究机构，在政府、媒体、民间等各层面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面临的难点和挑战

虽然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已经具备上述很多有利条件，也处在关键机遇期，但想要真正构建符合全球传播生态、能够产生传播效果的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还是面临很多难点和挑战。

1.对于全球传播生态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传播生态随着社会的演进、技术的发展、媒介的更迭而日新月异，新技术发展速度很快，传播界很难对因此产生变化的传播生态完全认识和理解。比如近两年被脸书、阿里、字节跳动等先后布局的元宇宙新技术到底能给未来传播生态造成什么影响至今仍很难认知，虽然很多人认识到其将推动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更加深入融合，促使显示社会生态与虚拟社会生态高度耦合。但这种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到底将如何改变现有社会格局的运行，进而产生什么样的传播生态，究竟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会出现非中心化、去中心化时代，还是有新型的中心化时代以人们不认知、不理解的方式出现，仍然不能准确判断。这种对新传播生态演化路径的认识不足，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的一大难点和挑战。

2.缺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的支撑
传播理论对于构建传播体系、指导传播实践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学术研究跟不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就很难有符合现实的国际观和传播观，就无法构建传播体系。中国如果想打破“西强东弱”国际传播格局，突破西方既有理论框架，形成本土性思想成果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我们的传播学理论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全球传播，理论框架、范式基本还都无法摆脱西方传播学的总体框架，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实际上遵循的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没有基于中国这块土壤，把中国放在全球传播生态下提出自己有效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理论概念、观点或模式，但是大多未能形成学术对话，也未能成功地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反响。像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等近年来讨论比较多的国际传播概念都还是由外国人提出的。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整体上看，中国的传播学界俨然成了国际传播理论的“世界遗产保护组织”，中国传播学者成了传播理论在全球最大的遗产保护者，在各种平台上不停地讲说着别人的讲说。如果一直跟在西方后面，或者说一直基于西方设定的理论框架，就很难构建新的国际传播体系。哪怕有一些创新，也不会有多大新意，更不可能实现对西方的超越。

3.对国际传播策略选择存在迷茫

中国国际传播有两大策略，一是以我为主，考虑的主要是“我们要向世界讲我们想讲的”；二是迎合外部，“向世界讲世界想听的”。但如此时间一长终于认识到问题也很大，就是变成了“重外来外在评价、轻自身话语和叙事逻辑”，传播数据好看了，但实际传播目的却没有达到，并没有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从以上情况也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处在一个窘境，内向过多容易形成内卷，而外向过多又容易失去自我，到底如何实现中国价值观的有效对外传播，在策略选择上还比较迷茫，这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一个难点。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关键点

1.坚持基于全球传播生态

传播生态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既包括媒介、渠道、对象等传播生态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当下的全球传播因媒介技术、传播渠道、传播者、传播用户、传播产品等内部构成要素的快速演变，以及世界格局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建构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时，就需要把全球传播生态的相关者都纳入进去，缺一不可。

2.坚持系统性思维
除了基于全球传播生态系统相关者以外，还要用系统思维打造国际传播体系。这里的系统思维有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国际传播是这个社会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是国家系统的一环，一定要与国家的战略价值、战略位置、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安排和战略现实等具体要素高度关联，实现与其他战略系统相匹配，这样才能在资源和行为的协同性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国际传播本身就是系统工程，包括的理念、主体、客体、内容、运行方式、渠道、人才队伍等诸多方面，都要以系统性思维考虑，进行系统性创新，这样才能整体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构。

3.坚持以全球视野把握传播共通意义

在新时代，中国已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已不仅是“中国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都是世界文明、世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国际传播中，中国就应该放宽胸襟，坚持以全球视野，从根上挖掘传播内容共通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实现了从讲“我的故事”到讲“我们的故事”的转变。就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简洁的方式标识出来，其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的倒计时短片，表达了中国对人类环境、气候和文明遗产的尊重，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只要依据这样的传播理念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就能在全世界获得更大范围的理解和认同。

4.坚持以精准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能

用户认知与行为改变是一切国际传播的落脚点，更是国际传播追求的效果。构建国际传播体系，在传播策略上必须坚持以用户为导向，努力实现精准传播。第一，注重分层传播。面对每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社会分层，应使用符合其特点的不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国际传播话语构建的层级化，实现各取所需、有的放矢。第二，注重分类传播。国际传播主体及其叙事的分类化和多样化，有助于呈现出立体的中国故事，而国际传播手段与平台的多元化，有助于实现畅通的渠道、有效的手段和合适的平台的有机融合。第三，注重分群传播。“一篇通稿打天下”的传播实践早已无法适应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因此必须做到“一洲一策”“一国一策”乃至“一群一策”，以精准化的内容生产与投放，达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

四、结  语

在全球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机遇期，我国国际传播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构建与我国不断提升的大国地位和新时代国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国际传播体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日益紧迫的战略任务。这无论对业界还是学界都是很大的挑战，虽然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在理论上、实践中都存在差距，但却时不我待。目前，亟须我们理顺思路、找准关键点。在外部，必须基于全球传播生态，将所有生态相关者纳入考量范围；在内部，必须坚持系统性思维，进行整体打造；同时在理念和策略上，突破固有条框，进行颠覆性创新，从而逐步完成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

（作者田晓、胡正荣分别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编辑、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原文刊发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2年第12期，本公号转发时略有删节）

原创 胡正荣 新闻与写作 2022-12-12 11:00 发表于北京

中国自主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构建

国际传播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国际传播研究更成了新闻传播学界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从现实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关系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关系到改革发展的外部舆论环境，关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实现。从政策看，2021年5月31日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且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些都是针对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做出的判断与决策。从学术研究看，中国现有的国际传播理论更多的还是舶来品，其理解力、解释力都有这些理论生产时的情境有限性和在地适应性，很难完全有效服务中国实践。今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同样需要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予以总结与研究，支撑与引领。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科学规律。社会科学中的知识创造与生产都是基于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总结、归纳、研究而兴起和发展的，通过对现实实践的概念化，对事实进行初步抽象，然后再将同类概念进一步范畴化，形成了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接下来通过对研究对象深化认识，关联理解与判断，逐步形成一种解释、分析的框架，即结构化。然后将研究发现与结论置于不同社会情境中进行验证，从而得以普遍化，形成了广为接受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知识体系的形成一定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准确说，就是基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国际传播也是这样的人与内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一种实践活动，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正是将这种实践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与抽象，进而体系化的结果。因此，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也脱离不了这样的知识生产的规律。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有实践观。国际传播是一种实践活动，新闻传播学也是一门实践学科。因此，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是以实践为起点，以实践为对象，在实践中形成，用实践来检验的一种学术活动过程。当下中国如此丰富的国际传播实践，特别是其中呈现出来的历史与现实、成绩与问题、进步与困惑、目标与障碍、战略与战术等都是最有营养的学术土壤，坚持问题意识、实践导向，好好在这块土壤上耕耘，一定会大有收获。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是象牙塔里的把玩之物，而是需要通过知识转化实现其价值，因为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可转化的知识。因此，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起点是实践，其终点也是实践，即基于实践生产出来的知识又需要转化成实践成果，需要实践去检验其有效性。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有开放观。国际传播实践本身就是开放的系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五千年文明的本来，全球文明的外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都是我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和丰富给养。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一定是融通中外的、蕴含共同价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2期。

胡正荣 李荃 编辑之友 2022-12-10 10:20 发表于山西

一

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主流媒体

作为一套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发挥着为全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构建共同思想基础的特殊作用，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存续发展和前途命运，其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总体研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具体来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全社会能够在价值层面衍生出一种共同遵循和分享的共识和意义，这种共识和意义将指引整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转，同时化解社会活动中因种种因素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与对抗。与之相反，一旦价值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解和弥散，那么原本高度认同和聚合的社会必然会逐渐分崩离析并走向衰败。因而，无论是国家的繁荣发展，抑或社会的安定有序，都亟须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发挥凝聚价值共识、巩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

二

国家治理与主流媒体

国家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的相关行动者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其最终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并实现公共利益。作为新时代政治理念的重要趋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展望2035年总体目标时明确提出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对作为信息传播机构的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主流媒体与现代化国家治理产生了逻辑上和实质上的紧密勾连。作为信息传播渠道和中介的主流媒体如同嵌入社会肌体内的神经网络，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和思维理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着种种社会关系，传播与媒体因此在国家治理实践之中被赋予了相应的功能和意义。在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与赋能下，媒体正在重塑人们对其的定义与想象，国家亦希望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将主流媒体打造成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以进一步释放其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动能。

三

社会文明与主流媒体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社会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和进步程度，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获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建立在社会文明不断延续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延续与传承，诸如观念与价值、规范与风俗等都应当涵盖于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了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刻把握了文化强国的文明水准和社会基础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意义。实际上，社会文明与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社会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表明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同时也是推动社会文明到达新高度的主要途径。主流媒体作为文化内容的叙述者、建构者和传播者，其传播活动不仅关系个人的成长、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更是确保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文化精华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关键主体。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主流媒体文化传承功能成效的优劣，本质上就是对其传播效果的评估，即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对公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实际影响。主流媒体的传播活动如果引起了人们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规范习俗乃至行为方式的变化，那么就可以充分确认该社会的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传承。

四

国际传播与主流媒体

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国际权力关系，通常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反映了一个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及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决定了各国能否在国际舆论场域中表达自身立场与关切。现行的国际话语权格局衍生于“西强东弱”这一失衡的信息传播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持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灌输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并令中国等国家长期处于他者和失语者的位置。迈入新时代，我国取得了斐然的发展成就并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正在实现从国际体系的旁观者向引领者的历史性转变。基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我们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国际传播工作，国际传播格局基本形成：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国际传播体系已初具雏形，互联网成为国际传播的新阵地和主战场，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及全球，中国国际传播的网络已经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区域和节点城市，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提升，国际舆论环境进一步改善。

五

结  语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擘画了整体蓝图、指明了进路方向。未来，主流媒体应当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建设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根本任务，从内容、技术、管理三个层面深化媒体融合变革，汇聚和接入各个层级和地区、线上和线下的最广泛社会资源，将自身打造成为数字社会中万物互联、互通的节点与基础设施，以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编辑之友》胡正荣 李荃《把握历史新机遇，擘画融合新图景——从“二十大”精神看我国主流媒体的未来》，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