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李荃:重点清障突破,催生深融质变: ——“十四五”时期主流媒体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路展望

原文发表在《编辑之友》杂志,2021年第2期

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将成为贯穿“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的新主题和各行各业实现自我提升的核心准则。结合近年的融合实践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未来“十四五”期间我国主流媒体的融合变革应当是以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内在要求,以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为价值衡量,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为关键抓手,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为宗旨。对于各级主流媒体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基于“十三五”期间如火如荼的融合实践,总结经验、梳理成就、分析问题,把握规律与方向,布局规划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蓝图,与时偕行重点清障开路,踵事增华催生深融质变。

把握网络社会演进趋势,贯彻移动优先理念引领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十四五”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迭代和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各个体系,旨在经由媒体融合打造现代传播体系的主流媒体将会进一步把运作平台、运作方式有序转移到互联网主战场上,这种资源配置重心的转移恰恰契合了网络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不仅是主流媒体应对人类社会去中心化、网络化和族群分化趋势以及传播环境碎片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以形态多样、手段先进、传播力强大为特征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出发,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将压缩传统低效业务获取的存量资源配置到具备强大发展动能的互联网增量业务上,将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才能通过把相对有限的存量资源配置到高效领域来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优化供给体系效率与质量,从而在更高水平上推进供需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动态平衡,最终将变革实践导向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理想图景。

聚焦技术建设持续赋能,搭建自主可控平台支撑转型

自诞生伊始,媒体的发展与技术的迭代就密不可分。从最早的“铅与火”时代到“光与电”时代,再到即将迈入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数与网”时代,技术不再只是衡量传媒行业发展的解释性指标,更是业已成为形塑人类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存在。未来,想要真正实现技术持续赋能转型发展,各级各类主流媒体需要在现存的技术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完善解决全产品与服务应用、全数据应用、全业态应用等关键节点问题,并从根本上实现前瞻性技术“领跑”,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大力布局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重点研发、布局5G、人工智能等未来社会发展的使能技术。

在众多的技术架构中,自主可控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各级主流媒体“十四五”期间需要聚焦发力的优先方面和关键内容,这既是任务,更是发展方向,也是确保行业进步,推动市场繁荣,促进社会文化多样化的根本保证。此外,想要真正使互联网成为融合发展的“最大增量”,各级主流媒体就必须以主流价值驾驭技术发展、以价值理性去平衡工具理性。

立足内容创新强势发声,跨越业态想象边界延伸价值

在纵深融合探索阶段,对于以内容为核心导向的传媒行业而言,尤其是以引领舆论导向、弘扬核心价值等公共性责任为追求的主流媒体来说,内容仍然是一切价值实现的核心与起点,聚焦优质内容可以视作是所有主流媒体人的一种回归。主流媒体要想确保主流叙述更好地放大声量、入脑入心,落实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时代主题,就必须始终立足内容核心优势,源源不断的为用户兼具专业姿态和话语魅力的优质内容,并致力使其转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人类社会结构在全新信息技术、网络社会和数字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日益颠覆,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无限的拓展的媒体也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嵌入到整个人类社会系统的运作当中。未来,主流媒体也必然要超越过去单一的信息报道或发布渠道,而应当以生态系统的身份去进一步开辟全新的社会空间,并探索成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工具和关键节点。换言之,主流媒体要在信息发布的基础上,依托自有平台去实现与所属区域内更多外部资源的对接,将业态进一步延伸至本地化服务,从而真正实现融合赋能。

变革体制机制清障开路,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激发活力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媒体融合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系统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重构,更是一个智慧系统的生成。因此相比机构调整、业务整合、平台建设和业态布局这些“外显形式”的融合,作为“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变革对于媒体融合的有序推进更具有决定意义,才能真正为新型主流媒体注入“灵魂”。“十三五”期间,尽管部分主流媒体在体制机制变革层面有所涉足,但这些临时性、局部化的尝试距离彻底变革生产关系、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要求相差甚远。

面对“十四五”这个媒体融合的关键窗口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将是各级主流媒体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建成契合数字智能时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切实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带来的效用与效益的关键抓手。

(摘自《编辑之友》2021年第2期胡正荣等《重点清障突破,催生深融质变:——“十四五”时期主流媒体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路展望》,阅读全文或学术引用请参见《编辑之友》纸质版或《编辑之友》同期网络版)

胡正荣:2021年深化县级融媒体改革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见《现代视听》杂志,2020年第12期,“现代视听”微信公众号,2021年2月9日

2020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疫情期间发展迅速,作用突出,成为县域社会治理重要平台。这一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全面铺开,特别是在一些和疫情相关的领域,比如在疫情信息通报、人员流动大数据搜集与分析、抗疫资源共享等方面全面参与本地的社会治理,充分实现了中央赋予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宣传与服务两个使命与任务。

面向2021年,特别面向即将开局的“十四五”,县级融媒体中心将需要加快建设,深度融合,全面创新改革,以适应时代的要求。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提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特别是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远时间内,“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足见中央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要求和决心更加明确,更加坚定。

2021年及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要成为党和国家最为基层的舆论阵地,是“最后一公里”,更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键基础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核心任务,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全面参与国家治理。

从改革进程来看,2020年年末,全国大多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资产投入、人员队伍建设和业务创新方面均有了一些不错的经验和成绩。接下来,改革将进入深水区,即从简单的数字增量到参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提升方面。相比于中央、省市级主流媒体在融媒体改革中所担负的角色,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舆论阵地与基层机构,其功能的实现更多体现在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场景的连接、融合与服务之中,只有当融媒体中心全面、充分地参与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其功能才能实现。这成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中心点,牢牢把握这个出发点与中心点,建设才有主心骨与着力点,才能成功。

2021年开始,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具体表现在平台、用户、资源、内容等要从分类别的单项建设进入到要素关系建设的阶段,即必须将四大要素的关系建设摆在首位。自有平台建设是最重要目标,用户沉淀是最重要任务,政务服务商务资源聚合是最关键手段,内容创新是最严峻挑战。

2021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是机制体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事业属性可以保持,但是公益一类或者公益二类的定性则需要深化而持续的改革。面对中央提出的“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等新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尤其需要深耕本地市场,拓展本地服务,积聚本地资源,沉淀基层用户,打造本地平台,这样,县级融媒体中心才可能有造血机能,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另外,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着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将本地人才放到全媒体实践与业务活动中锤炼和打造,尽快形成一支自有队伍。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县级融媒体中心得到下沉化、场景化和区域化成长与成熟。2021年开局的“十四五”则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窗口期,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关键时期。县级融媒体中心应面向县域用户沉淀资源与数据,打通新闻与政务服务商务的连接,真正实现建设的初心。

胡正荣 樊子塽:巩固疫情大考成果 打造智慧对外传播——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见《对外传播》杂志,2021年第1期。

【内容提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正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况之中。2020年,一个又一个国际事件,加速推动了世界局势向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使得整个国际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际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同样也处于一个异常复杂、艰苦和被动的环境当中,前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的世界各方舆论的围追堵截,后有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令中国的国际话语建构雪上加霜,这种“前有狼,后有虎”的国际传播环境,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挑战伴随着的往往也是机遇。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和特点,在重重阻碍中披荆斩棘,找到了一条通路,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所以,巩固好目前的对外传播成果,依托新媒体基础,采用全媒体理念,打造智慧对外传播体系,是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的首要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  对外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  外国使团  抖音海外版

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不同文化间的多维交流互撞,使得全球局势也进入了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年初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加速了世界局势的变革,加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了造成世界范围内持续动荡的导火索。在此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在2020年的前行脚步可谓困难重重,而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充满陷阱的环境中,也异常的步履艰难。在即将到来的2021年,这一变局将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将面临一个又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疫情大考下的挑战与机遇——2020年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回顾

2020年,是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极为艰难的一年。先有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中国瞬间被推入了世界舆论场的中心;接着美国先后将中国的15家媒体列入“外国使团”名单,全方位限制了中国媒体机构在美国的工作和活动;而后是印度政府连续四次共计禁用267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以及美国对抖音海外版(TikTok)采取强制的购买行为,阻断了中国移动社交媒体在国外的发展道路。这些事件,都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造成了强力的打击,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的境况。

然而,面对这些困难和障碍,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的脚步却并未被阻挡下来,反而是不断地挣脱身上各种各样的捆束,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中国的对外传播道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通过一个又一个真实、真诚、真情的对外传播实践,慢慢地改善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传播的话语层,较之以往占有了更多的地位,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次质的进步。

(一)对外传播叙事话语的角力——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自身的抗疫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也面临着诸多国外势力别有用心的苛责和刁难,中国媒体在对内稳定人心的同时,还要兼顾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无形中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疫情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次蔓延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场残酷的国际舆论战役。

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的对外传播在国际舆论环境中陷入极为被动的状态,以西方为主的各国媒体想尽办法利用疫情来攻击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外媒的报道还多次显露出了“双重标准”,同一个媒体先后对同样的抗疫措施做出截然不同的报道。比如《纽约时报》将中国的“封城”解读为“给人们的生活与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但是在20分钟后却将意大利的“封城”解释成“冒着牺牲自己经济的风险以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的伟大行为。此外,针对中国的诸如“剥夺人权”“限制自由”“压制言论”等论调更是层出不穷,这些都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而全球疫情开始全面暴发的中后期阶段,虽然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境况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国家、一些媒体将疫情的扩散全部归咎于中国的情况。正处于大选年的美国,更是将此次本应是全球共抗疫情的信息交流的健康传播转化成为大选服务的政治传播。特朗普政府为了掩盖自身抗疫行动的不力,将“新冠病毒”转化为了“政治病毒”,把疫情扩散的过错全部“甩锅”给了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以此来引起国民对中国的仇视,从而为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提供便利。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还会继续面临着国际上的诸多声音,其中更是不乏诸如此类的苛责与诋毁,因此,中国在国际传播当中的话语权的竞争,依然会是一场持久且艰难的战役。

面对如此恶劣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国的新媒体对外传播采取了积极正面的应对。首先,面对每日不断变化的疫情,中国外宣媒体往往都在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的形式对外发布权威信息,用真实、充足的信息来打破国外势力对中国疫情的恶意猜想。有研究统计显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在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12日期间,通过传统媒体发布报道550篇,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报道400篇,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国外资深媒体。其次,中国的疫情对外传播采用了多种新媒体融合传播形式,比如中国国际电视台法语频道在其新媒体平台推出的“云监工雷神山建设”的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推出的多语种视频博客(Vlog)短视频;《中国日报》推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漫画专题;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媒体打造创新动画纪录微视频《战武汉》等精品新媒体产品等,用多元化的传播形态向世界全方位展示中国的抗疫战况。最后,中国的对外传播采取了与外媒深度合作的传播策略,通过“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台唱戏”等方式,将中国的防疫信息和产出的优质内容传播出去,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截至2020年4月2日,中国国际电视台就与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今日俄罗斯、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等在内的海外26家主流媒体进行了多达81次的连线报道,同时也邀请了诸如英国前首相、法国前外交官等14位前国际政要和近70名海外专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平台发表评论,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疫情期间的中国对外传播,是建立在对抗疫情中取得的显著效果以及对他国的无私援助之上的。通过积极向其他国家讲述抗疫期间一系列真实且动人的案例、故事与人物,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医疗援助的方式,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当中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并且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二)对外传播媒体人的困境——身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

在2020年的疫情期间,部分工作在对外传播一线的媒体人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当地时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对外宣布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这五家在美国的中国主流媒体列入“外国使团”名单,规定这五家媒体的“驻美机构都须披露人员名单、雇佣和解雇决定,并向美国务院登记机构在美国租赁或拥有的房产。租赁或购买新的房产前,也须获得事先批准”。而明显与美国1982年颁布的《外国使团法》中的规定内容有着相当大的出入,只对中国的在美媒体进行要求和监督,却并未赋予“外国使团”以同样应该享有的如外交豁免权等应有的权利。其后,当地时间6月22日和10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又分两次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10家媒体同样列入了“外国使团”的行列,同时又对中国媒体的中国籍员工数量进行了限制。

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快速发展,就必须深入到传播对象国,了解当地民众的既有认知和趋向,学习当地人的话语,因此,工作生活在第一线的对外传播媒体人就尤为重要。被列入“外国使团”名单,无疑给对外传播媒体人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阻碍。虽然美国政府声称这一政策不会给中国媒体带来任何新闻报道方面的限制,并且允许其参与美国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等活动,但是对于工作人员行动的监视和活动范围的规定,都使得中国媒体记者在获取除美国政府发布的信息之外的一些新闻资料时,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被截断的对外传播“高速通道”——印度与美国的中国APP禁令

2020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在国际的发展也遭遇了重重阻碍。当地时间6月30日,印度信息技术部以安全为由禁用59种中国移动应用程序(APP),涵盖多个领域、多种类型,包括抖音国际版TikTok、微信、QQ、快手等,声称这些APP“从事的活动不利于印度的主权和完整、印度的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美国时间8月6日晚,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下简称“TikTok禁令”),该命令将矛头对准了中国研发的手机端移动应用程序WeChat和TikTok,声称“由中国公司开发和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在美国的普及继续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必须采取行动解决移动应用程序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为要挟以达到收购TikTok的目的。印美两国对中国APP相继出手,一方面给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出海造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对即将成型的中国对外传播的“高速通道”造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打击。

近年来,TikTok在海外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隐隐有与脸书、推特等老牌社交媒体分庭抗礼的迹象。数据显示,自2017年上线开始,TikTok的全球下载量每年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到了2020年4月,由于疫情的影响,TikTok的全球下载量更是突破了20亿次大关,封禁前的印度和美国,分别是TikTok的海外第一大市场和第二大市场。同时,TikTok视频内容的生产和播放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仅在冠状病毒(Coronavirus)标签下的视频观看量就达530亿人次。TikTok首次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8月美国的TikTok月活跃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

拥有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的TikTok,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却能与老牌的社交媒体分庭抗礼的传播媒介,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和中西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一条快速通道。同时,以泛娱乐化内容生产与传播的TikTok,也渐渐有了向政治议题靠拢的趋势,人们不仅仅将TikTok用于日常的娱乐,也将其当作一个对外发声的舆论媒介。美国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政府的抗议者们就将TikTok当作了政治传播的渠道,创建了“#GeorgeFloyd(乔治·弗洛伊德)”“#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标签,分享抗议前线视频,批判美国种族歧视现象。而意见的另一方则是发起了“弗洛伊德挑战”(George Floyd Challenge),以戏谑方式模仿弗洛伊德死亡时的场景。双方的观点在TikTok相互倾轧,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舆论场。2020年6月,反对特朗普的韩国流行音乐粉丝借助TikTok统一行动,破坏了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竞选造势活动,更是对美国的政治环境造成了直接影响。

由此可见,以TikTok为主的中国自有社交媒体平台在国际上的大范围应用,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庆幸的是,据路透社2020年12月7日报道,美国再一次暂缓了对TikTok禁令的执行。而特朗普政府大选中的落败,也使得TikTok在美国的未来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起来。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考”,但在重重困难考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发展的契机。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基本过去,但是国际上的“大考”仍在继续,中国对外传播的未来要如何前行,显露出的诸多问题要如何解决,将会伴随着2021年的到来,有着一些新的诠释。

二、打造智慧对外传播生态——2021年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展望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持续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智能媒介技术的全面应用,2021年的全球媒介生态将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革新,正式进入智能化的全球传播时代。同时,国内全媒体生态建设脚步的逐渐加快,也将会给中国对外传播提供新思路。因此,全面拥抱新兴智能媒介技术,运用全媒体传播思维,打造一个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智慧对外传播生态,是中国的新媒体对外传播在2021年所要面临的课题。

(一)建立全媒体体系下的新媒体对外传播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深度的移动互联网时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面普及,在一步步地改造着当今的媒介图景,同时,全媒体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也给中国的传播生态带来了新的诠释方式。因此,在国内建设好全媒体体系的同时,也应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对外传播,将新媒体对外传播转化为全媒体对外传播。

在当下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建立全媒体对外传播体系必然面临诸多困难,给对外传播的媒体人提出了更多挑战,也对对外传播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媒体对外传播体系的运营要求传播机构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生产高品质、全类型、多终端适配内容的能力;二是实现多渠道、多平台协同传播的能力;三是适应多场景、多形态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能力;四是面向规模庞大的、人口特征差异显著的受众群体开展差异化、垂直化有效传播的能力。同时,对外传播的全媒体体系也应当包含全球媒体的共同协作,正如此次疫情期间的对外传播“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台唱戏”的实践,未来的全媒体体系对外传播更应该与国外媒体建立深度的合作,从而得到更加全面、有效的传播效果。

(二)建构新话语范式中的新媒体对外传播

中国对外传播的叙事话语一直以来都存在弊端,“自说自话”“说教式宣传”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仍处于国际传播叙事语境的初级阶段,尚且没有进入回应关切阶段,更遑论达到在国际舆论场中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高级阶段了。话语的不通畅,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极大阻碍,如果我们不知道受众想听什么,受众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最后能取得的传播效果自然相当有限。2020年在关于疫情的对外传播当中,虽然中国新媒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远远不足。以中国国际电视台为例,虽然疫情报道质量和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国际媒体,但是最终在到达端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社交媒体平台得到的反馈却少于国外主流媒体。所以,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的叙事话语亟需改变。

2021年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而言,将会是一个重新建构国际叙事话语范式的绝佳时机。首先,从国际叙事的故事层面来讲,经过2020年的疫情大考,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的故事选择与故事叙述较之以往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将故事的视点聚焦于抗疫一线工作者的工作内容以及疫情下普通居民的生存状况,在国际的视野当中更能引起广泛共情,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2021年的新媒体对外传播,应在巩固好疫情期间传播成果的同时,继续加大对于真实、普遍、接地气的故事的挖掘,讲好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故事。其次,从国际叙事的话语层面来看,2020年新媒体对外传播的叙事话语也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沟通的鸿沟依然存在,大部分的信息仍然在飞向对岸的途中被风吹散,无法达到彼岸。所以,未来的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应加大对于叙事话语的建构力度,借助新兴媒体技术的力量,找寻更加多元化的叙事话语逻辑和表达方式,建构一个国际叙事话语新范式。

2021年5G、AI、VR等智能媒介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应用,无疑将会给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范式建构带来新的机遇,我们不仅可以借助机器对其他国家的叙事结构和逻辑进行模仿学习,达成区别化的传播效果,还能借用VR、AR、MR等媒介形态探索新的叙事模式,营造更加真实立体的叙事场景,达成精准化的传播效果,更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智能算法,将故事分门别类地传播到不同的人群,达成私人化的传播效果。

(三)建设自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媒体对外传播

在国际话语体系当中,如果只是借助他人的平台进行对外传播,那么势必会受到某些制约和打压,话语通道也会受到一定的钳制。因此,从长远来看,要想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提升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地位,就要建立一个自有的、全球化的对外传播平台。

自2017年抖音海外版TikTok上线开始,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就出现了一条以往从未有过的国际传播“高速通道”。2020年印度和美国对微信、TikTok等中国APP的封禁行为,一方面是源于政治斗争的因素,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遏制中国在国际社交媒体领域中的发展势头,阻止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阵地,可谓一举两得。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其之所以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与脸书、推特、谷歌等老牌互联网巨头都在其境内有着一定的关系。而TikTok的横空出世,以极其迅猛的劲头显露出了打破这一局面的趋势,一旦TikTok拥有了更大的用户基础和应用范围,美国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地位也将受到威胁。同时,TikTok的发展速度之快,也令美国政府产生了觊觎之心,这也是一开始选择让微软对TikTok强行收购而非直接封禁的原因之一。

通过印度和美国的一系列霸权行为,可以发现TikTok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超我们的想象,因此,2021年对于TikTok这一社交媒体平台的进一步建设,并在其基础上辐射出更多的互联网传播平台,将会是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也应高度重视适用于TikTok平台的叙事话语建构,赋予短视频与新闻、评论、纪录片等对外传播传统模式同等的地位,加大短视频传播在对外传播中的比重。

虽然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的大选当中落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会放松对于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恶意限制、管控,甚至封杀,因此,如何保护好、维护好、发展好这条“高速通道”,也是未来的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所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三、小结

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在历经艰辛和磨难之后,有惊无险地度过2020年,而在2021年,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等待着我们。能否建立好全面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构好有效的叙事话语范式、建设好自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以此打造智慧对外传播生态,是未来的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更进一步的重中之重。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JJD860002)          

作者: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

胡正荣:数字化进程中的“确定与不确定”

见《新闻与写作》杂志,2020年第12期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毒,中国迎难而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胜利。当下,疫情影响仍在蔓延,人类未来仍处于不确定之中。回望这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在全民抗疫中凭借制度和技术的双重优势,找到了“数字化生存”这一确定的发展方向。

“数字化生存”被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时来已久。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前瞻性地提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2019年他再次强调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今年在人与人物理隔离的状态下,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应用不仅重塑着后疫情时代的社会关系,也带来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数字治理模式,数字社会也由此呈现出垂直化、场景化、下沉化和智能化四大特征,展现了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潜力。

垂直化,聚焦利基市场需求的刚性满足。物理隔离的实际需求加速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服务的垂直化发展,内容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细分主题,聚焦小众的利基市场,高度瞄准目标群体、垂直满足用户刚性需求。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市场火爆。各大市场机构细分出教育功能,切入教育赛道,同时根据已沉淀的用户群体和资源优势,开发不同种类的培训课程、培训平台、以及教学与非教学等支持服务。     

场景化,适配时空需求的数字化满足。移动互联网重构了社会中个人的时空关系,个人能超越时空限制得到数字经济的满足、数字文化的满足、与数字社会供给的满足,在场景化的细分市场中实现供需适配。疫情期间,各地政府开通基于移动端的“便民送菜”“口罩预售”“疫情上报”等服务,打通了监管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个人在具体时空条件下产生的需求,能够得到与其时空环境相匹配的服务,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下沉化,全民的数字化参与。数字社会中互联网应用的地理空间趋于下沉。鉴于物理空间的隔离,互联网技术迅速向三四线、四五线城市村镇发展。今年的双十一例证了下沉市场消费的迅猛爆发,某种意义而言,数字鸿沟正在缩小。同时,社会空间也在下沉。由于全民抗疫的措施要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购物、在线娱乐等数字化实践极大推进了社会中层乃至社会底层的参与程度,使得他们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社会红利、经济红利以及文化红利。

智能化,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高度智能匹配。基于下沉化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同时空场景里适配的个人垂直需要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被发现,并在完善的物联网助力下,实现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完成全过程的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匹配与智能化分发。此次健康码和人脸识别技术的大规模运用,对物流和人流采取精准和灵活的治理模式,体现出未来智慧城市的智能化管理前景。

不可否认,数字化进程带来了红利,但其背后潜伏的不确定性隐忧也不容忽视。首先,需警惕新的社会不均衡的出现,尤其是区域数字化建设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对于数字技术掌握的差距,导致数字鸿沟消弭后又以新的方式再生。其次,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全民数字化参与程度的提高使得数据在广度和深度上呈井喷式增长,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据滥用等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现。

此次新冠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经济形态数字化、文化形态数字化,以及基于数字化的政治治理,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加速和升级。但是,中国数字化生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将考验疫情常态化时代的社会运行和治理模式。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可期。

胡正荣 李荃:发力全媒体人才培养,推动深融发展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0年11月上

信息技术的迅速迭代加速了人类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也对作为网络社会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自2014年以来,我国各级主流媒体顺应潮流、锐意变革,在媒体融合改革实践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要彻底解放传统主流媒体生产力、革新生产关系,亟待攻克的壁垒、消解的障碍仍然显而易见地存在着。面对下一个五年媒体融合窗口期收紧的严峻挑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于2020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将是媒体融合实践顺利纵深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抓手。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在生产关系的一切构成中始终是最为关键、核心的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制机制更多是一种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即通过构建、夯实一个能够使生产关系得到深度优化、生产力得到释放的外部环境,来最终实现人的创造力、活力的充分解放和全面激发,并为其提供有效保障。然而,在媒体融合即将进入关键窗口期的今天,主流媒体的人才队伍水平远远达不到纵深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全媒体人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融合实践推进的步伐。结合国内外、行业内外的情况,各级主流媒体要真正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落到实处,就必须突破既有路径依赖,在全媒体人才的培养上提速、增效,激发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全媒体人才的层次和类别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未来的媒体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直到今天,有关全媒体人才的定义,全媒体人才该如何培养,学界和业界仍然缺乏一个统一标准。在笔者看来,全媒体人才是指具有互联网思维,适应智慧传媒生态的发展趋势,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因此全媒体人才有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

(一)全媒体人才的层次

对于致力于推进媒体融合实践的各级主流媒体来说,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具体业务岗位的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具备敏锐的传媒嗅觉与技巧,可以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进行全媒体产品生产并发布至全媒体平台上。值得注意的是,技术手段运用上的“全”只是其中一个维度,能否在理念上做到“全”同样重要,即要根据不同情况巧妙地选择全媒体展示手段。此外,全媒体业务人才还要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顶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捕捉机遇、统筹全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在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等工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二)全媒体人才的类别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人才所需要的能力模型、基本素质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全媒体人才培养的路径与思路

当下,传媒生态、社会环境在信息技术迅速迭代推动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量网生和智能生成内容与服务也需要全新的价值观赋能。在此背景下,全媒体人才培养的路径与思路也需要一套全新的、完整的指标体系来参考。这套考量指标一方面要包括创意创造、生产、传播、营销、运营等全媒体业务流程的客观评价指标,另一方面也应当涉及互联网理念、用户中心、世界观、价值观等主观评价指标。

对于作为主流媒体人才基地的高等院校而言,其人才培养路径与思路也应当因时而变,包括学科、专业、教育模式和师资结构在内的全方位变革迭代迫在眉睫。在学科层面,应当以互联网思维重塑学科知识体系和专业价值观体系,鼓励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打造一个问题导向、理论融合、方法协同的全新融合知识体系,培养一批知识结构广博、综合能力过硬、个人素质全面的全媒体人才。在专业层面,专业的设置、调整应以国家需求、行业发展动向为依据,以建构能力体系为目标。未来,大数据分析、人机交互、媒体管理与运营等特色课程都应该加入专业教育当中,通过为学生搭建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图谱来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无缝衔接、技能的同步更新。在教育模式层面,应当打造一个价值导向、技术引领、内容为本、用户为要的全新模式,同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原则贯彻至高等教育全层次。高等院校可以寻求与企业、媒体等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建课堂、人才基地建设、课题研究合作等都是可行方式。在师资结构层面,应当突出融合特性,在教学中引进具有丰富业界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同时鼓励高校教学人员积极参加挂职实践锻炼、学历进修、教师培训、专业交流等活动,构建兼具学术型人才与业界人才的师资结构。

从主流媒体管理部门和各级主流媒体自身出发,基于实用、高效和易落地等方面的考量,完善在职培训、岗位锻炼体系和测评考核标准将是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以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媒体融合实践引领者的BBC为例,其早在2006年就已经通过建立新闻学院布局其在职培训计划。通过向其一线记者提供形态多样和与时俱进的培训项目,BBC实现了一线业务人员的全媒体综合运用能力的显著提升。在国内,近年来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也开始有意识地组织媒体融合发展方面的培训项目,以无人机、VR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开始逐步成为一线业务人员的常规配备,逐渐出现在各大新闻现场。因此,各级主流媒体的当务之急是要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置放于战略高度,并根据融合发展的需要制订一套涵盖培养目标、方式与方法、实践项目、内外部实训及效果评估等多个维度的全媒体人才培养规划。具体来看,各级主流媒体顺应融合变革浪潮,突破传统的思维桎梏和路径依赖,在全社会寻求培训资源的广泛对接,通过与新兴媒体、企业、高等院校等社会机构的合作联动,探索一套战训结合、开放跨界、多元互动的全新培训模式。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将培训范围局限在一线业务人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主流媒体资源配置方式和决策层面落后的现实。因此,全媒体人才的培训必须是全员、全类型、全层次的,这样才能够达真正落实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结  语

从已有的改革实践,特别是从近年来的媒体融合推进情况看,各级主流媒体在生产流程再造、自有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在多年的融合实践探索中,起步早、经验丰富的主流媒体已经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能够开拓创新、适应融合发展需要的全媒体人才。但总体上来看,全媒体人才仍然是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最缺乏的资源,全媒体人才红利更是无从谈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智慧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人才培养方式应当因时而变,根据全媒体建设需要的能力模型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培养路径与思路,以期有效地缓解、弥补当前全媒体人才严重短缺的现状,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智慧全媒体有序建设夯实基础、积蓄动能。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胡正荣、李荃:创新体制机制、培养全媒体人才: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发展的“任督二脉”

见《青年记者》,2020年9月下

摘  要:基于对融合实践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了要通过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点上努力来实现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已然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即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实践迈向纵深发展阶段的瓶颈所在。

关键词:主流媒体;媒体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全媒体人才

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迭代、交融汇聚改变了旧有的媒体图景,并引发了传媒生态、舆论环境的深刻变革。当下,互联网已然成为数字时代最重要基础设施,传播主体多元、话语视角转换、时空界限消弭等特征日趋突出。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的参与下,承担舆论引导工作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考虑到传统媒体行业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通过媒体融合来有效保障新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由此,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告别了早期分散的自主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开来。[①]

经历了六年自上而下的融合转型探索,我国的各级媒体的媒体融合实践初见成效,基本实现了人、信息和资本的互联互通,并开始迈入纵深下沉、加速建设的新阶段。然而,考虑到媒体融合实质上是一种断裂式的技术迭代更新与行业逻辑变革,因此如果仍然将融合实践放置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以条块分割、封闭保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媒体思维下推进,必然会因为片面追逐形式而忽略本质,甚至会背离媒体融合的初衷而举步维艰。基于对融合实践现状和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研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6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了要通过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点上努力来实现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已然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即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实践迈向纵深发展阶段的瓶颈所在。

  • 体制机制改革:夯实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外部保障

从最早的广告经营尝试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媒体的事业单位管理、市场化运作尝试再到21世纪后的报纸广电纷纷成立传媒集团的大潮,我国主流媒体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积极探索。然而,随着基于移动端的社交媒体的横空出世和移动应用的指数级增长,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以及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难以适应和匹配网络信息时代需求的窘态和疲态。究其原因,是由于目前的体制机制改革仍然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思维框架下进行的,机构设置分散式微、内部信息流通闭塞和技术对接标准迥异的体制机制自然难以实现总书记要求的“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对于各级主流媒体来说,要落实加快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就必须要将体制机制的迭代创新作为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全媒体思维的引导下重组结构、优化流程,探索出符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全新体制框架和机制体系。在笔者看来,主流媒体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应当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包括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和媒体监管体系等。首先,要解决经由媒体融合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应当如何界定。从媒体融合的既有实践来看,服务功能的增加将是主流媒体的未来方向,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同时,未来的全媒体也要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来获取经济效益,不能只提供纯粹的公益服务。不同的属性决定了不同的政策边界和监管要求,其最终属性的确定仍需要从业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其次,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进行相应的创新与迭代升级。在我国,层级化、地域化分布和部门化、行业化分布是传统主流媒体结构体系的两个突出特征。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横向结构,后者即纵向结构。然而,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明确,相互交叉、混合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实际上加剧了改革的难度。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是融汇通畅的,过去按照层级、部门或行业这种割裂的结构体系自然无法适应全新的时代背景。因此,未来的媒体融合应当将跨区域、行业的横向融合或者自上而下、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作为尝试方向,搭建起全媒体的综合、垂直平台,从而让信息传播在更大范围内释放价值。最后,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也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全新的综合、垂直全媒体平台,一个能够维系公平竞争、合法有序、积极健康网络空间的评估、监督和管理一体化的体系亟待落地。

二是机制层面,主要是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和管理体系等。首先,内部组织设置由传统的、低效的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为项目部制或产业事业部制。英国的BBC以及总台的组织设置改革为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从2007年起,BBC为了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将其各自独立的技术、管理、业务部门整合、纳入易于协调管理的统一体,推行以项目为核心的全新制度。在我国,总台也将分散的新闻生产资源组合为全新的新闻中心。其次,要着力推进业务流程的打通。[②]经过几年的融合实践,新闻业务已经能够基于类似“中央厨房”的平台系统打通了策划、采编、分发等流程,未来的全媒体应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非新闻类的产品和服务的流程打通,借助能够满足垂直化、分众化、差异化用户场景需求的事业部或项目部,实现包括供给生产、内容呈现、传播渠道、消费体验等全流程的打通与连接。最后,要打造一个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需求为核心驱动,以包括政务、商务等多种服务为面向的内部管理体系。

  • 全媒体人才培养:激发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内在驱动力

体制机制更多的是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旨在构建、夯实一个能够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解放、激发人的创造力、活力并为其提供保障。这是因为在生产关系的构成中,人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这也是习近平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一再强调“新闻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全媒体时代需要全媒体人才,即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能够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在多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中,主流媒体积累和培养了一批能够适应媒体融合需要的全媒体人才。此外,新兴媒体和高等学校也都是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来源。然而,当下全媒体人才的供给距离社会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供给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融合实践推进的进程。因此,全媒体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提速、要增效。具体来说,就是要根据全媒体不同类型的能力模型,确定与之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和路径,从而快速弥补全媒体人才的严重短缺。

第一种培养模式和路径是在职培训与实践,这也是见效最快、最容易落地的。首先,主流媒体应当重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制订能够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培养计划。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仅仅对业务一线人员的培训无法从根本上落实“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性要求,培训的人员范围必须是全员覆盖的。其次,主流媒体应当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对所有人员进行培训,拒绝“坐而论道”,而是将培训融入实践探索当中,使得人才队伍在项目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教训,最终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全媒体人才。最后,主流媒体可以协同新兴媒体、企业、高等院校等相关机构,通过开放式、跨界互动联合培训、培养全媒体人才。

第二种培养模式是依托高等院校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此模式的影响相较于前一种方法更加深远持久。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它们分层次、分类型培养媒体融合与全媒体所需的各种不同规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学科专业也可以是各个学科与专业,全媒体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需要复合型人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重塑,传统的学科、专业也需要根据时代需求因时而变。以与媒体行业最为贴近的新闻传播学为例,无论是专业价值观、专业教育模式还是学科体系方面,都应当进行迭代升级。

在笔者看来,想要确保全媒体的人才培养可以高效落实,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媒体人才评价指标与体系,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观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包括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互联网理念等指标,还要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等内容。二是客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范围应当覆盖全媒体创意创造、生产、制作、传播、营销、运营、管理等全流程。

  • 结语

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关键阶段,针对过去融合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反思与总结,《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也彰显了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更重要的是,《指导意见》特别突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对于主流媒体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牢记使命和任务,在媒体融合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驰而不息、锐意变革,打通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的“任督二脉”。

(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胡正荣,李荃:《走向智慧全媒体生态:媒体融合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展望》[J],《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②] 胡正荣,李荃:《优化全媒体产品供给助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J],《电视研究》,2019年第8期

胡正荣 李荃:智慧视听生态:传统广播转型的未来方向

本文刊于《中国广播》杂志2020年第9期

导读

广播因信息技术迭代而产生全新传播形态。用户接收习惯、信息交互方式将是传统广播转型发展的目标所在。广播要在现有内容、平台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深化变革,突破“眼球经济” “耳朵经济”的认知局限,致力于打造“智慧视听生态”。

移动性、伴随性:传统广播转型发展的立足优势

以声音为介质的广播诉诸于人的听觉。这意味着广播能够在休闲、运动、工作、开车等多元场景下充分解放人们的眼睛和手脚。传统广播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凭借其移动性、伴随性形成了其独特的立足优势。

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手机为代表的各类移动终端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重要端口,广播的移动性优势也在技术的赋能下凸显。广播与移动互联时代人们的碎片化信息接受习惯产生天然契合。

麦克卢汉认为广播能够实现心灵和社会合二为一的共鸣。源自于生命本身的声音可以通过讲述节奏、语音语调的灵活变化来传达痛苦、快乐、渴望等人类情感,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广播不能只被认为是声音媒体,也应当被视为具有独特魅力的心灵媒体,即能够在用户收听的过程中令其产生情感共鸣与丰富想象。通过广播这种形态,信息可以借助声音这种零距离的交流、沟通方式直接触达用户心灵深处,从而实现贴心的陪伴。

初见成效:当下我国传统广播转型的实践现状

1.立足内容导向,优化供给结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品质声音聚合分发平台“云听”的内容供给结构为传统广播的转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

“云听”依托总台的资源优势,将原央广、国广的优质音频资源统统收录,并以泛文艺、泛知识、泛娱乐三大品类作为内容供给的聚焦点。在具体的内容构成上,“云听”主打包括“听广播” “听精品”和“听电视”在内的三大板块。“听广播”基于自有平台,将全国电台直播流聚合在一起,实现了从国家台到地方台再到本地台的全覆盖,来为用户提供全天候的广播服务,同时借助数字技术解决了广播转瞬即逝的固有缺陷,使用户得以享受碎片化的广播节目点播收听服务。“听精品”则为用户提供了有声读物、知识付费内容和头部IP在内的多元内容,用户既可以在声音的海洋里畅听世界名著,也可以通过细致的讲述了解大千世界、各地文化。更重要的是,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产品,“云听”将会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和市场的热点聚焦出发,不断进行内容生产和优质版权内容的引入来丰富内容池。“听电视”是通过对总台的视频资源进行降维开发再生产,将人们所喜爱的视频内容进行音频化呈现,并与“央视频”平台实现联动共鸣,从而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2.发力平台建设,支撑行业发展

今天,平台的价值愈发突出。作为连接供给方和消费方的关键节点,平台不仅是流量的集聚地,更是各类资源的汇合点。传统广播想要在网络空间内重寻影响力,必然要借助平台来更加广泛的聚合资源、吸引用户。当前,大多数传统广播选择与较为成熟的商业平台进行合作,以期借助第三方平台的流量优势。如果说优质内容是媒体机构决定生存与否的核心,那么平台建设就可以视作其能否不断发展的保障。考虑到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应当是内容服务与渠道平台的有机结合,因此搭建自主可控平台充分实现汇聚用户、沉淀数据,为转换和深度开发用户价值提供支撑。

作为传统广播转型的引领者,总台在自有平台建设上一马当先,在聚焦“云听”客户端的同时,中国广播云平台的搭建也是总台面对时代挑战的重要举措。中国广播云平台以不同层级平台的连接、打通为基础,旨在通过全媒体的采编系统来进一步放大传统广播的内容供给优势,进而实现上下联动、内容共享的整体局面,最终有效提升传统广播的影响力。在央媒的示范带动下,各级媒体纷纷响应。在自有平台建设上,上海广播电视台以融合变革专项资金“阿尔法基金”为依托保障,将@radio广播全媒体制播平台作为传统广播实现转型发展的核心支撑,来实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提高自身舆论引导力的战略目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则将资源集中于建设广播电台全媒体“中央厨房”生态系统,并借助全新的自有平台来重构内容生产流程,将不同网络之间安全互通、场景采编的移动化和统一平台生产、多元渠道分发等三方面的实现作为转型目标,以期构建契合时代特征的供给机制和传播体系。

理念、技术、内容:“智慧视听生态”的三个关键点

在互联网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基础设施的今天,文字、图像和视频的入口价值已经被充分挖掘,声音凭借其便捷性、易得性将成为互联网的最后一个入口。对于旨在实现转型发展的传统广播来说,发展的未来就是要以声音为起点,以“智慧视听生态”的最终形态连接一切价值节点。

1.突破理念认知局限,创新体制机制

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下,主流媒体形态应当是以全息、全效、全员、全程为特点的智慧全媒体。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单纯的声音、视频、文字等不同的传播形态都有其场景优势,也同时具有巨大的局限性。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未来的信息消费应当是场景化、沉浸式的,是根据用户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智能转换的,而声音、影像都应当成为全媒体感知用户需求的入口。传统广播想要经由媒体融合走向全媒体,以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智慧视听生态”理念去适应未来声音与视频汇流带来的高智能入口趋势,从而引领传统广播的转型发展。

2.拥抱新兴技术浪潮,把握发展机遇

作为技术驱动的社会变革,技术无疑是媒体融合的固有基因。在即将到来的智慧全媒体时代,各种新兴技术的大汇流,尤其是5G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交汇会引发行业的升级迭代,也将为广播的转型带来发展机遇。

5G作为一种传输速度快、延时低、连接密度高和带宽大的新型信息网络,将赋予传媒产业更加多元、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应用前景。伴随着互联网完成全面覆盖,5G将在此基础上满足不同设备、用户、场景和需求的接入要求,搭建起一个各种连接都能成为介质、载体和媒体的物联网,从而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的图景。在这个网络中,声音、视频的入口作用将被无限放大,同时高速率的传输也让广播场景化、实时化和多维化的强互动成为现实,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另一个将对传统广播转型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技术是人工智能。当下,人工智能仍处于初级阶段即运算智能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技术已经基本实现了精准的推送与触达。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即感知智能阶段将能使声音与视频等入口实现完全的场景化,智能物联网设备将会根据用户给予的线索来准确判断用户所处的场景和用户当前的状态,从而实现产品、服务场景的智能对接,使得全息、沉浸、交互和场景体验成为全媒体时代的用户体验常态。

3.拓展内容想象空间,落实垂直战略

对于广播来说,想要进一步扩大内容优势、吸引更多的用户,就必须突破内容想象空间,在更加广阔、多元的范围内对接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寻求内容、服务所涵盖维度的延伸拓展。

广播应当在提供给信息资讯内容的基础上,主动适应移动互联时代分众化、差异化的信息传播趋势,探索更加新颖的收听形式,同时依托汽车、智能家居等物联网硬件加大垂直类、细分类、服务型的内容供给,并基于垂直深耕所带来的用户黏性和私域流量来探索更加多元的业态延展,从而有效提升自有内容、服务的用户行为转化率,以期获取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胡正荣 李荃:抗疫中全媒体效用与抗疫后媒体生态关系重构

见《传媒》杂志,2020年8月上15总第332期

以技术变革、规制放松、资本集中为特征的媒体融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与时代浪潮产生历史性耦合,并在技术、资本的双重裹挟下铺展开来。伴随着国家信息化建设,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分散、低效的自主探索。自2014年起,媒体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被放置于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宏大框架中,融合实践开始得以全面推进。从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媒体融合逐步超越行业范畴,开始与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绑定,并显示出丰富的政治意涵。[①]在总书记的指引下,各级媒体因时而动、锐意求变,有效推动了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进程。[②]

当下,我们正在迈入智能化、万物互联时代,信息与数据不仅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重要资源、最基本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可以被视作社会发展的核心动能。换言之,在信息化的触角延伸至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今天,传播力量将经由国家的总体性技术规划被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之中。[③]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各级主流媒体经由媒体融合建设成的全媒体,在特殊时期的疫情防控工作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成效。

一、疫情大考中的全媒体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正如总书记所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大考,其题中应有之义也包括媒体融合之于信息传播、全媒体之于社会治理的考验。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各级主流媒体经由媒体融合建成的融媒体中心在所属地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来看,各级融媒体中心一方面担任着社会舆论的“镇静剂”,通过及时进行新闻舆论引导,从而消解社会恐慌稳定人心。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还作为百姓需求的“压舱石”,通过多元形态服务大众实现了自身公信力和用户粘性的有效提升。

  • 舆论引导及时有效,消解恐慌稳定人心

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全面、准确、及时的发布将会直接影响到谣言、恐慌的消解和百姓生活信心的重塑工作能否有序推进。正如加缪在《鼠疫》一书中指出,“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④]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信息技术模糊、消弭了传统意义下的媒体边界,催生出一批具有传媒属性的商业平台,冲击了旧有的舆论生态和传媒格局。面对疫情,商业平台凭借强大的算法技术和内容分发能力充分满足了人们对于疫情发展情况、防控知识等信息的需求,但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真假难辨同样困扰着人们。相比于商业平台,主流媒体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严格专业的生产流程和权威信源优势使其可以从混沌的信息环境中抽身出来,并在高质量信息报道稀缺时代重塑权威性。基于此,在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的特殊阶段,主流媒体中流砥柱的作用凸显出来,疫情期间的收视率、时长等指标的显著提高都有力的佐证了主流媒体的重要地位。[⑤]更重要的是,在总书记有关主流媒体、商业平台二者关系的准确研判指引下,各级主流媒体开始积极探索与商业平台联动合作的模式,以期最大化传播效能。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经过深度融合的各级主流媒体纷纷建立起了覆盖两微一端、短视频在内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传播效果。

    面对迅速蔓延的疫情,《人民日报》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体,迅速反应并将疫情防控报道纳入“中央厨房”机制,建立了“人民网防控疫情报道平台”,并围绕总书记抗疫指示精神、疫情防控科普知识、疫情发展相关情况等内容,及时、全面的发布权威信息,以期消除社会恐慌、稳定人心。同为中央级媒体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新闻1+1》节目原有的主题进行调整,围绕疫情进行每日分析、趋势研判和防疫对策提出,旨在通过权威解读帮助百姓适应外部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对于中央级媒体的全面覆盖,作为舆论引导“最后一公里”的基层融媒体中心,其疫情信息的传播对于本地群众来说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与实际意义。上海东方网联合超过16个地方融媒体中心,搭建了抗疫服务聚合平台,用户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实时动态、辟谣专栏等信息发布专栏来获取疫情防控的相关信息咨询。总之,各级主流媒体在疫情防控中通过媒体融合搭建的全媒体平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效鼓舞了社会各界共克时艰的决心与信念。

  • 媒体功能迭代升维,多元聚合服务大众

工业时代,主流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专业机构,承担着告知、监督、娱乐和守望等功能,新闻资讯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供给形式。随着复杂网络社会的到来,主流媒体不能再被单一视作新闻单位,经由媒体融合建设而成的全媒体应当是能够实现全社会广泛接入的“平台”,并与网络安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产生勾连。[⑥]实际上,这次疫情防控中显示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即经由媒体融合建成的全媒体将实现多种角色的集成与聚合,在功能方面将丰富并多元化为传播协同、监督上下、服务对称、疏导组织和提升治理的复杂网络社会所需要的功能,其内容供给也将超越以往局限,并通过提供垂直化、下沉化、智慧化的服务去延伸信息传播价值。[⑦]

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机构的人民网,为了助力国家顺利度过难关、攻克疫情,根据群众实际需要搭建了多个疫情防控服务平台。为了引导群众科学抗疫,人民网搭建了“科普+辟谣”疫情防控平台,将严格审核过后的疫情防控知识发布给社会。面对大量群众想为全民抗疫贡献自己力量的无私举动,人民网及时响应群众号召并搭建了公益援助信息平台,在平台上人们可以发布医疗用品和各类生活物资的求助信息,从而为群众参与公益援助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为了保障高校应届毕业生求职工作的顺利实现、复工复产工作的有序推进,人民网通过分别推出了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和复工复产监督举报平台。作为基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也粘合资源,向区域内百姓下沉并提供深度服务。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使得百姓生活极为不便,江苏邳州融媒体中心则通过自有平台向百姓提供必要生物物资购买服务,福建尤溪融媒体中心也同样为百姓提供了口罩等防疫必需品的购买服务。可以看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经由媒体融合建成的融媒体中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重大卫生事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服务枢纽。随着智慧全媒体建设的有序推进,主流媒体将会在基层舆论引导和本地综合服务等层面发挥更大的价值。

二、嵌合治理体系转型 探寻生态关系重构:后疫情时期的媒体融合实践展望

在信息技术的变革迭代冲击下,传统的舆论环境、社会结构和媒体生态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剧变。如果从狭义的行业视角来看,传统主流媒体经由融合变革实现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石的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只有将媒体组织、机构放置于整体信息化社会关系中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媒体融合。[⑧]当下,互联网已经达到2.0移动互联时代高点,并正向3.0智能互联时代迈进。在这个特殊阶段爆发出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充分凸显了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凸显了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在疫情大考中,各级主流媒体经由媒体融合建成的全媒体通过其传播实践呈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但大考尚未结束,疫情之后,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认识问题、融媒体中心的定位问题、通过顶层设计配置核心资源和发挥核心作用问题等,是下一步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主流媒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关键环节的新考题。此外,在复杂网络社会,信息将成为社会治理的抓手,数字化、智能化的网络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汇聚数据资源、提供多元服务的综合智慧平台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平台,社会治理即是通过这个智慧平台的协同性、对称性和有效性来实现效果。因此,想要将全媒体升维为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力量和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就必须重新构建媒体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综上。后疫情时期,主流媒体想要完成答卷,就必须进一步加速推进媒体融合进程,将全媒体建设升维嵌入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之中,同时积极探索媒体生态与社会生态之间关系的重构,从而保障信息传播在治理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全媒体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核心抓手地位。[⑨]

从疫情中传播及运营效果好的主流媒体经验看,可能有这样几个关键点至关重要。首先,汇聚和用足资源是基础。特别是政府、社会、公众等重要的核心资源,从而开发和建设关键的资源库,基于这个资源库,向区域、垂直用户下沉,提供深度内容与服务。传统媒体曾经有着得天独厚的聚合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可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分化力量大大削减了这种优势。传统机构媒体强身健体要从大量吸纳各种资源开始,并将全媒体平台打造成为区域或者行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与数据服务的平台之一,这也是复杂网络社会耗散结构的基础。其次,精准满足刚需是硬道理。互联网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精准地满足用户刚需、信息对称、供求平衡,才是硬道理。从各级各类机构媒体疫情中的表现看,口碑好的都懂得这个硬道理。不论满足新闻刚需,还是满足服务刚需,都可能带来良好的效益。最后,捕捉后疫情时期新机遇。后疫情时期,相信我们的社会都会迭代升级,特别是新基建、新娱乐、新教育、新消费、新生活、新社交等,都将蓬勃形成巨大的市场,爆发出众多的机会。因此结合自身优势,汇聚关键资源,抓住垂直领域,满足细分刚需,下沉各个层级,一定能够产出新动能。

  • 结语

在特殊时期的主流媒体传播实践中,可以看到特殊与常态的交织,开放与封闭的博弈,高点与拐点的更迭,这充分反映出时代转换、自然规律的别无选择和勇往直前。

疫情终将过去,对于即将进入智慧全媒体时代的主流媒体来说,如何在这个时代重新构建媒体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将特殊时期的实践沉淀并转化成常态性存在,实现生产力的迭代升级、生产关系的重构更新以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转型,无疑是涉及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核心命题的关键所在。梳理已经有的传播实践,在热运行保持冷思考,面向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机遇,主流媒体还需要未雨绸缪,加快后疫情时期的常态业务布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18JJD86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 姬德强.媒体融合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平台化转型[J].青年记者,2020(10).

[②] 胡正荣,李荃.锐意求变以破局 因时而动方有为——2019年媒体融合年度回顾与展望[J].新闻战线,2020(03).

[③] 王润珏,胡正荣.我国主流媒体智慧全媒体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例[J].电视研究,2019(07).

[④] 栾轶玫,张雅琦.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信息呈现与媒体表现[J].新闻战线,2020(03).

[⑤] 沈阳. 抗疫中的媒体与互联网之变[N]. 环球时报,2020-03-10(015).

[⑥] 张磊,张英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邳州经验[J].新闻与写作,2019(07).

[⑦] 胡正荣,李荃.走向智慧全媒体生态:媒体融合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展望[J].新闻与写作,2019(05).

[⑧] 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1).

[⑨] 胡正荣.大考与迭代: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媒体[J].新闻与写作,2020(04).

(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荃,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正荣:我对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一些看法

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7-14,原标题:报台合与分,经验怎么看?

2020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

从发布此次会议的新闻稿看,该《指导意见》的核心要义是,“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这次会议通过的这个《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媒体融合要向纵深发展”这个要求;特别强调了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媒体人才培养两个重点;突出了3个任务,即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构建主流舆论格局,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目标是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

从地市级媒体融合的历史和现状看,结合这个最新的文件要求,媒体融合仍然在路上,尤其需要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方面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努力和实践。

四类形式表现不同

要说地市级媒体融合的历史也不短了。早在2004年,牡丹江市就将原牡丹江广电集团和原牡丹江报业集团合并重组成立了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家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

之后,地市级城市一直没有间断媒体融合的实践。特别是在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地市级城市媒体融合进入了加速进程。

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如成都、银川、大连等,地市城市如佛山、大庆、中卫、珠海、汕头、绍兴、张家口等纷纷成立了传媒集团,而且都是将报纸和广电整合在一起的媒体融合集团

除了上述城市的“报纸+广电”的媒体融合“一元模式”,更多的地级市则是通过报业集团或广电集团的“二元模式”进行媒体融合探索。个别省还采用了“三元模式”推进媒体融合,即报业集团、广电台之外,再成立一个新媒体集团,“三驾马车”共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10多年来,将城市中的报纸和广电融合起来推进媒体融合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几种不同模式。依据融合模式,可以将地市级城市“报纸+广电”的传媒集团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名义上融合,但实际上分立。相当部分地市级“报纸+广电”的传媒集团是这种模式。这种城市中的报社和广电台共用一个大机构名称,如某某传媒集团或者某某新闻中心,其实报社和广电台仍然各自独立运营,业务没有融合,平台没有融合,流程没有再造,简而言之,就是只挂了一个媒体融合的牌子——传媒集团。

第二类就是先合后分,部分地市的媒体融合的确先是将报纸和广电的机构、平台、业务融合在了一起,但是随着融合的推进,后来又将报纸与广电分离或者分立了。其中一部分是分离,即传媒集团名称未变,但是报社和广电台各自独立运行;还有一部分则是分立,即连传媒集团的名称都改变了,直接回到了媒体融合前的机构设置上,报社、广电台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平级的事业单位,完全独立运营与管理,如成都、大庆等。

第三类就是名义上融合,但实际上只有部分融合,主要是在新闻领域融合。这个是大部分地市级媒体融合的现实。由于“中央厨房”模式相对有效,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中大量采用了这种模式,即报社和广电将新闻策采编评发流程打通,并且共建公用一个“中央厨房”,实现了新闻业务的相对融合,使得新闻业务流程优化、平台再造。

但是,新闻之外的其他大量业务,原来是报社的仍然归报社,原来是广电的仍然归广电,并没有实现报纸和广电业务的全面融合与覆盖

第四类就是名义上融合,实际上也基本融合。能够做到这种几乎覆盖体制机制、人员、运营、管理、业务链以及业态布局全面融合的地市级媒体融合集团凤毛麟角。

之所以只有个别地方正在进行这种探索,如省级的天津市、地市级的绍兴市等,就是因为这种模式的改革需要突破很多已有的限制与禁锢,进入体制机制的深水区、人事改革的雷区、业务流程优化和平台业态再造的盲区进行探索。

这也正是今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指导意见》这个文件的时机与目的。6年前的媒体融合到最新的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表述上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紧迫性,特别是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

几种因素影响效果

我们不对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合与分做简单的价值判断,即谁对谁错,谁好谁坏。从地市级“报纸+广电”媒体融合的分分合合的实践看,其中的原因还是非常值得深究和思考的,更应该成为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起点和动因。

从当初的成都、新近的大庆等地传媒集团的合与分,可以看出有几个因素影响着这种“报纸+广电”媒体融合模式的效果。

客观上和显见因素上看,首先,合与分要看原有的报纸强还是广电强。如果两家都比较有实力,而且两家都有很强的组织文化认同感,同时组织文化异构性又很明显,报社与广电台两个机构、两个人群以及两个业务就很难真正走到一起。

其次,如果报社、广电台的资源积累和占有能力相当,而且资源配置能力、运营能力、管理能力都很强,价值创造能力也都很强,这样也很难走到一起,很难将各自的资源与对方打通且共享,共同做大蛋糕和市场,共同做强项目和服务。

再次,如果整合后没有合力做大市场,也为再次分立提供了理由

去年,大庆新闻传媒集团便将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重新设立。大庆日报社、大庆广播电视台、大庆新闻传媒集团3家单位互不隶属,各自依法独立运行。

有人分析其原因:其一,整个集团的广告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其二,产业多元化没有稳定收入,投资回报效率低下;其三,媒体融合思路传统,尚未带来有效的收入。因此,才又一次壮士断腕,有些悲壮。

从主观上和隐形因素上看,报纸+广电媒体融合模式的合与分与当地顶层设计、具体实施环节以及推进力度等都有直接的关联

加速推进纵深发展

自2014年开始推动媒体融合以来,我国省、市、县媒体融合进入一个平台期,建设效果明显,但进度和深度尚显不足,玻璃天花板效应有些显现。这些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因此,今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中央级和省级媒体融合在大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在全力前行,而地市级媒体融合尤其需要加速进程,纵深融合,成为万物皆联时代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整体而言,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动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一是要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非常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新按下融合按钮;

二是要纵深,即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度进行全媒体人才培养及资源配置这两个关键,同时深化全媒体流程优化与业态布局、深入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最新中央文件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带来的效用与效益。

胡正荣 李荃: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

发表于《融合体系——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9)》,人民日报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20年4月第一版

在以万物互联、智能传播为特征的全新阶段,在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下的参与下,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工作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证主流媒体顺利度过转型窗口期的同时,实现“四力”有效提升,成为了当下主流媒体亟待突破的困境与现实。[1]基于这种紧迫性,从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媒体融合作出了一系列相关指导,从国家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针对媒体融合工作提出了要求。无论是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2019年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有关推动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相关论述,无疑都印证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已然成为行业、国家的一项紧迫课题和时代课题。

一、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四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5日的讲话中从战略角度上对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也为处于转型期的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指明了方向。要构建成熟的全媒体传播体系,首先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这四组关系。实际上,此前学界或业界很多人对于这四组关系的认识是错误的,即认为它们是被割裂开来的、对立冲突的、相互矛盾的。此次习总书记明确将四组关系定义为可以统筹处理好的关系,这说明它们是可以合作共赢、互联互通的,可以使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的。[2]

  •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关系

在以往旧的媒体融合语境和实践中,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概念实际上往往是被窄化或简化的。具体来说,旧有语境下的传统媒体是指那些使用传统传播渠道、终端如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公共性传播活动的媒体组织和机构。而新兴媒体通常被认为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兴起的新渠道和终端,以及基于它们之上进行运作、管理的相关组织和机构。考虑到这两类机构在经济属性和运营规范上大相径庭,因此人们通常将这两组概念对立起来从而区分不同传播机构。尽管这种认识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不得不承认也是非常片面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二者关系可以统筹处理恰恰是发现了问题的本质,即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区分回归到不同的传播渠道和终端。对于一个传媒机构而言,传播技术、渠道、终端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新兴媒体技术凭借其优势必然会对传统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以新兴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是主流媒体机构所必然要面对的趋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习总书记指出,面对来势汹汹的技术浪潮,在媒体融合中主流媒体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借力移动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可以被看作是主流媒体机构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和技术背景所采用的不同传播渠道、终端。换言之,二者实质上是一种过渡关系,即依托新兴技术的传播体系逐渐取代依托陈旧技术的传播体系。在这个过渡、转型的时期里,传统媒体应当牢牢围绕自身的所具备的用户规模、社会公信力、内容影响力等战略资源以换取发展优势。对于传媒业来说,内容仍旧是其根本。在夯实内容优势的同时,传统媒体应当积极探求向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渠道、终端方面的拓展和强化,有效实现内容与技术的相互支撑和融合,为固有的内容资源增添附加价值,在保证内容优势的前提下向新兴媒体顺利过渡,真正升级迭代为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新型主流媒体”。

  • 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关系

在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探索中,不乏有融合成果非常突出的案例,但总体上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机构仍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主流媒体固守传统媒体思维,缺乏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使得我国媒体融合探索陷入了缺乏协同意识、各自为战的困境之中。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及时、准确的指示,即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的战略目标。

古人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实现各级媒体差异化分工、协同性融合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优势互补,从而更准确地满足人们的不同信息需求。从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关系这个层面来看,要实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的战略图景,首先需要对二者在构建智慧全媒体融合体系中的任务进行科学分配。要准确认识到二者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承接的关系,均衡二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能够确保信息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对称。

对于中央主流媒体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发挥其顶层视野的优势,并将资源集中于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具体来说,中央媒体和部分省级媒体应当依托资源优势建立技术平台,为下属区域内的市县级媒体融合转型发展提供理念指导和和技术支持。同时,中央媒体的媒体融合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地方媒体的融合实践提供了现实案例。以中央三台合并为总台为例,新成立的总台无论在组织架构调整、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流通、还是互联网新媒体建设方面,都为地方媒体下一步的融合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示范性样本。

对于包括地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地方媒体来说,依托中央媒体平台实现加速媒体融合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也应当承担构建智慧全媒体融合体系所赋予的分工任务。当前互联网应用下沉是大势所趋,地方媒体应当借助这个契机,实现对地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有效聚合,打造一个兼顾政务、服务的便民平台,并致力于成为主流媒体融合转型所搭建的新型传播平台进行信息传播服务的端口和用户数据资源收集的入口,从而真正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程度。在这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分工下。一个以新型主流媒体平台为核心的智慧全媒体融合体系才能成为可能。

  • 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的关系

对于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关系的把握、认识,必须要建立在一个重要宗旨、原则的基础之上,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做强做大主流舆论。

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之中,主流媒体是指拥有信息采集、发布资质的和各级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机构,商业平台则是民营企业基于互联网运营的具有海量用户资源的平台。一直以来,我国的信息传播领域一直存在主流媒体生产的内容需要借助商业平台在互联网上分发的现象,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当前主流媒体已经着手建设自主可控的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商业平台。实际上,考虑到我国的互联网发展现状,对于二者关系的把握,应当是在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这个宗旨、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互补合作、协同共生,通俗来说二者更像是“车”与“路”的关系。

在我国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在智慧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想要更好的完成历史使命、承担政治责任,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是必然之选。而平台想要顺利的完成建设,商业平台经过多年来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笔财富,这就需要双方的合作实现。此外,考虑到短期内商业平台作为信息分发领域的主要渠道这个情况不会改变,主流媒体在一定时期内仍然需要“借船”。与此同时,商业平台所以来的具备公信力的优质内容同样依赖主流媒体机构的提供。因此,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的互补合作关系仍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考虑到商业平台除了具有信息分发的功能之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社交通讯、电商服务等多种社会功能。换言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商业平台实际上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能。因此,应当保证主流媒体建设的自主平台与商业平台在互联网生态中的协同共生。

  • 大众化媒体与专业性媒体的关系

一般来说,相对于专注于某一领域的专业性媒体,大众化媒体则通常面向的是普通公众,其内容门类更加多元,因此所吸引的用户规模也更加庞大。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的实践中,这两类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媒体类型在转型路径上必然有极大的不同。面对智能化、全媒体、平台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在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对于大众化媒体而言,在转型过程中通常会更加充分的利用其用户体量大的优势,向综合性平台、入口转型。如果说大众化媒体的优势是内容的广度,那么专业性媒体的优势就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内容的深度、垂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限制了用户规模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深度内容却在价值转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作为专业性媒体的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深化过程中更加偏向于成为综合平台的专业内容供应商以及专业领域服务商。

这组关系的双方是普遍与个别、横向与纵向、综合与垂直的关系,大众化媒体满足用户的普遍需求,专业性媒体满足用户的垂直需求,处理好这一组关系相当于解决了在智慧全媒体融合体系中的业务分工问题,这无疑能够实现媒体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也能够妥善处理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的顽疾,从而真正实现媒体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转型。

二、建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两个层次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了未来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蓝图,即一个能够实现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如上文所述,通过对媒体融合四组关系的统筹处理,一个基于旧有传播体系结构性改革而来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将得以顺利构建。想要使全新体系发挥其功能作用,切实推进媒体融合迈向纵深,有必要对全媒体传播体系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解读。实际上,对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理解可以基于以下两个层次。

首先从整体上入手,从宏观的视野上去把握。从这个层面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实际上是指全国以及各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和全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也就是说,全媒体传播体系是需要在不同层级构建的,上有中央媒体,下至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最终要搭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应当是横向上能够覆盖全国,纵向上足以涵盖各个层级的传播体系。

其次是从个体出发,以微观的角度去考量。在这里,全媒体传播体系应当是指每个主流媒体都需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共同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这个格局可以被比喻成一个生态系统,即一个智慧型的全媒体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应当包括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全媒体思维体系;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媒体技术体系;基于大数据的以用户为中心的全媒体用户体系;基于垂直化、场景化和智能化的全媒体产品与服务体系;基于多业务、多应用、多模式的全媒体业态体系;基于流程优化、平台再造的全媒体体制机制体系。

总而言之,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需要思维观念的革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必须从战略、全局和系统的视角去把握。只有全面地理解建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两个层次,才能真正推动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大潮中迎风挺立。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可谓是一篇大文章。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实际上,当下我国的媒体融合发展整体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凸显。面对这一境况,习近平总书记准确地指出了媒体融合迈向纵深阶段的关节点,即必须准确把握媒介融合的四组关系,构建现代全媒体传播体系。面对日渐严峻的媒体环境,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互联网,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3],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正确处理这四组关系,全面理解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两个层次,从而打造一个成熟、高效、合理的智慧全媒体体系,将推动媒体融合迈向纵深落到实处。


[1] 胡正荣,李荃.走向智慧全媒体生态:媒体融合的历史沿革和未来展望[J].新闻与写作,2019(05):5-11.

[2] 胡正荣.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智慧全媒体生态[J].北方传媒研究,2019(02):4-8.

[3] 胡正荣.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智慧全媒体生态[J].北方传媒研究,2019(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