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公共外交视野中的国际传播与中国

July 16, 2016

胡正荣  张毓强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传统国际关系的政治生态,民族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密切交流和传播能力竞争正在建构着新的国际权力体系和利益格局。而在全球化言论空间这一更加广阔的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上,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实现有赖于个民族国家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能力的平衡,有赖于公共外交和国际传播总体方向的根本性调整。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发挥传媒类高校在中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智库作用

July 16, 2016

胡正荣  王润珏 (中国传媒大学)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3家中央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明了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势发展积极改革创新的方向和目标。

习总书记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对于新闻传播相关专业教育战线的工作者来说,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关于新闻舆论“人才”问题的论述与要求,吹响了未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号角,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压力。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融媒时代媒介生态系统重构与流程再造

June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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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融合坐标——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5)》(2016年6月出版)

摘要

媒体融合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再造过程。实现“中央厨房”在传媒业落地,并使之成为传统媒体融合化转型的突破口,需要的不仅仅是从技术和运作层面实现内容、渠道、平台的一体化再造,更需要在互联网思维下重新建构一个融合媒体产业的生态系统。抛开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的生产边界和组织边界的概念,改变机构主导、传者主导的内容生产和选择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开放精神,实现共享化和智能化的融合媒体产业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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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构建融合媒体产业的生态系统(顺势而为)

October 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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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11日   05 版)

 

媒体融合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加上新兴媒体,更不是传统媒体产出一些新兴媒体产品。可以说,媒体融合既不是简单的互联网+传统媒体,也不是传统媒体+互联网,它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除了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需要一体化,更需要在互联网思维下重新建构一个融合媒体产业的生态系统。

首先,建构一套新的融合媒体生态系统,必须有一套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传统媒体应搭建三个层次的新思维:一是一般意义的互联网思维,至少引入开放、用户和共享的理念。传统媒体是较为封闭的系统,有受众而少用户。当今,新的经济形态——共享经济已经浮出水面。共享资源特别是共享产品和服务,是这种经济形态发展的未来趋势。二是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思维,即精准投放、精准推送、定制化、碎片化、粉丝经济、颠覆性思维、免费和第三方传播等等。三是传统媒体拥抱新兴媒体必须具备一些可操作的思想观念,如用户中心,产品与服务导向,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一体化,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场景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特别是全新的融合媒体体制与机制。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战略

August 21, 2015

胡正荣: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战略

《传媒评论》2015年第4期

媒体治理需要新理念

传统媒体的人习惯于过去长期以来的工作方式、手段、环境、路径,所以跟新媒体融合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即过去就是这么做的,按照这个方式做新媒体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是按照传统媒体的思路做新媒体就错了,融合媒体时代不是按照媒体去做新闻,而是要根据对象、用户去做新闻,不同的用户需要不同的新闻产品,不同的新闻产品要到达不同的平台。

国内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基本上有三种路径,绝大多数是第一种,即固守内容优势,认为我们搞传统媒体的,有内容优势,因此,就将现成的内容放到App、微信、微博上,认为这就叫融合。这个路径其实是找错了。第二种,主业开始滑坡,从而寻找多元产业支撑。即拓展其他产业、以获得较好收益来支撑传媒主业。有些地方报纸去年广告收入下滑30%,然后开始多元支撑,搞房地产、展会、卖汽车。第三种就是面对互联网冲击,开始彻底改变自己的思路,改变自己的做法,重新架构自己的生产流程,彻底拥抱互联网。

对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思维起码应该包括,第一,用户。以用户的思维来想问题,不管你来自于报纸,还是来自于电台和电视台,在做任何一个节目和版面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你的用户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产品?应该为不同用户群生产不同形态的产品,然后去找适合这个产品的渠道。第二,开放。即一方面内部打破过去封闭的组织架构,你是做广播我是做电视的,然后再搞一个互联网部门,这种封闭的、完全按照媒体类型划分的组织结构以及架构方式是错误和落后的。另一方面,外部的开放并与所有社会资源打通,做新闻媒体不光是以新闻去满足社会需求,未来传统媒体的发展最终要落到中央要求的信息服务上去。第三,分享。传统媒体的新闻人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即出去采访,回来完成稿件和节目,生成版面,上线印刷和播出,就可以下班了。可是在融合媒体的今天,你生产完成的新闻发出去的一瞬间,你应该才正式上班,新闻产品的传播效应才开始形成。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精准传播。互联网传播就是精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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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中国话语权

April 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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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 李继东《 光明日报 》( 2014年11月17日   11 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被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甚至责难。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话语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我封赏的,更不是他国赠赐的,而需要精细塑造、培育和争取。特别是在当前,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获取手段快捷多样,信息内容规模丰富庞杂,更需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热点,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在信息发布、解读和回应等方面主动设置议题,熔铸和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展现中国视角、风格和气派,方能有效构建中国话语权。

    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西方文明仍是核心话语,主导着整个世界,全球仍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席卷全球,世界信息传播格局很可能滑落到一种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话语极权。

实际上,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世界权力结构也在调整、变化,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格局正在形成,多极化趋势也日趋明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一种潮流和共识,可以说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交替过渡之中。这期间,快速发展的中国需要向世界解释自己“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这不仅关乎通过解答这一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理解和评价中国,更影响到未来构建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话语新体系和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传播研究:互联互通时代的路径重组

January 18, 2015

2014年12月24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磊 胡正荣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新技术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一进程中,人的控制力通过机器不断延展与扩张,社会要素与动力之间的连接性(interconnectivity)也由此重组。学者们使用各种概念术语来描绘这种结构性变化,从较早的“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信息化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到后来的“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全球化”,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大数据时代”。的确,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互通社会(a connected society)的时代。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打破与融合。

  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在互联互通社会中,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电脑终端及背后一个个社会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要素,这迫使人类思考的宏大逻辑结构也因此更新。这其中有四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的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资金不断流转,带来物流和人员流动加剧,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重启了社会建构与社会运动的新通道。传播学者李金铨为此提出,这不仅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也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所谓的“全球村”与其说是将整个世界拉回到部落与村落的生存方式,不如说在人际交往密集化的表象下重建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层面。现实社会中的结构及其流动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组,但它绝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有固化与瓦解,更蕴含重构和再造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诸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因果关系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渐让位于复杂思维带来的混沌理论,它更强调整体性思维,也更强调偶然性因素。这启发了当代社会领域的思考。偶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中越来越不稀有,因果链条逐渐断裂,只关注一组因果关系(甚至关注因果关系本身)都不足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离奇景象,更促使大数据分析的全体性模式日益引发关注。总之,推及性研究日渐式微,而复杂性研究或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第三,时间与空间的再组织与再界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学家不断观察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物理空间和绝对时间不断与社会时空相剥离,造就了曼威·卡斯特所言的“无时之时”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地域感的消逝”,也引发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展”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持续性讨论。在互联互通时代,时空更深地非同步化,也把现代性的人类历史与环境重新组织。

  第四,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知识分工源自生产分工,但单独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处理日益联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问题,只能依赖于各种人类知识的综合解释,甚至这种解释不再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增进解决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把国际性政治事件、金融经济与商务、社会结构分化重组、文化更新等维度融为一炉,对于传播研究来说,越来越大的挑战是去结构化,寻找新的传统、范式、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拥抱广播的新机遇

July 26, 2014
《中国广播》2014年第7期 刊载

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正在改变着各个行业,各个行业会将移动互联作为基本的运作方式之一,将大数据作为生产与流通的基本手段与依据。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也提供了更多的转型可能与机会。

目前情况看,我国传统媒体大部分仍然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强调和突出自己的内容优势,这点的确是优势。但是随着内容产品生产日益非独家经营,而渠道早已经开始多平台化或者说全媒体化,传统媒体的不变可能就意味着自甘落伍。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已经有部分传统媒体开始主动出击,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理念和手段改造自身,细分与聚合内容,多元拓展渠道,努力向全媒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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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颠覆与重构

April 8, 2013

新闻战线

《新闻战线》2013年第2期。

● 胡正荣

颠覆这个词是西方世界对传统媒体提的概念,新媒体和旧媒体打架到现在,才发现老用传统媒体的思路做全媒体是做不起来的,必须破除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用户为先与深度数据

社交特征,就是刘翔飞奔出去摔倒了,微博上骂声一片,而传统媒体上眼泪一片。

去年10月份的数字显示,美国老百姓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多屏幕的世界里,美国老百姓每天对媒体的消费基本上都是基于屏幕,而且90%的媒体消费是花费在四个屏幕上(即手机、iPad、电脑、电视),今天这个时代是四屏时代。那报纸的市场份额在哪儿呢?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平面媒体不赶紧向四屏转移的话,危机就会出现了。

未来发展可能非常重要的三个关键点,一是载体是否便携;二是个性化的内容,包括定制、推送等;三是参与式的服务。满足了这三个要素,基本上四屏消费就实现了,也可以说有了技术基础。

去年开始,英国、美国社会已经不太用“受众”(Consumer)这个词了,开始用Prosumers(即专业的受众 Professional Consumers)。譬如,报纸的微博粉丝们,在看完报纸会在微博上发表意见,现在他们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复合体。未来我们的硬件、内容、服务、对象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媒体到底怎么建构?为什么要用颠覆这个词?就是因为站在传统媒体的立场做全媒体是几乎不可能的。

去年真正做全媒体转型最成功的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他们真正做到了数字奥运,做到了基于数字平台提供所有的信息。所有奥运会内容的传播,是利用了电脑、手机、平板和通常所说的网络电视机,也就是今天国内特别时髦的智能电视。这四个屏幕上完全实现了信息的同步,但是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数据的深度发掘,不是将电视节目直接挂在网上。

今天是大数据时代,全媒体因为有了大数据的基础,才能将所有同类信息的数据集成在一起。什么是深度数据呢?比如你坐在大屏幕面前看刘翔的比赛,枪响了,刘翔跑出去摔倒了,你看屏幕时就会很纠结他为什么会又摔倒了,大屏幕会出现很多选择,比如刘翔历次摔跤的镜头等等。社交特征,就是刘翔飞奔出去摔倒了,微博上骂声一片,而传统媒体上眼泪一片。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

January 7, 2013

本文刊发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中国传媒大学 胡正荣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公民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获得了更好的技术平台和更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多种现象并存,多种声音、多元观点共生的新媒体景观。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网络围观现象引人注目,网络草根公益活动如火如荼,新媒体集监督、参与、娱乐等各种功能于一身,从其姿态万千的复杂气象中可以观察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

一、公民的媒体社会参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经济社会发展使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在增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的结果。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这里面包含了中国老祖宗一种朴素的政治观,即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会有另外的精神需求。从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也是这样:民主革命、政治革命最活跃的时候是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相对成熟以后,而不是工业革命之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也发展到一定阶段,百姓的权利意识或自主意识觉醒以后,就开始了对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追求。中国现在正是到了这个“点”或者这个“槛”上。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