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加快媒体深融要做好这六件事

原创 胡正荣 新传播智库 2023-07-21 16:51 发表于广东

摘 要      加快媒体深度融合的目标就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系统性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我国媒体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未来做出了清晰的擘画。他要求,“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这两句话清晰勾勒出了下一步发展蓝图和目标。

       对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既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又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传媒行业,只使用了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概念,我们当下实践的重点是加快媒体深度融合,这是在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来的。       加快媒体深度融合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什么关系?正如党的二十大要求的,加快媒体深度融合的目标就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系统性任务。

       一是树立全媒体思维。这是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因素。用工业时代和传统媒体思维无法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更不可能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用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思维也很难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和万物皆联进程中全媒体发展的要求。

       二是迭代升级全媒体传播的技术系统。中央厨房支撑的融媒体中心发展有其历史功绩,但是亟需将全媒体传播体系所需的所有技术要素和系统实时更新升级,如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数据资源及其共享机制,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全媒体传播等等。

       三是加快完成全媒体用户系统建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用户场景是流动的,使用平台是切换的,互动能力更加强大等等。用户是以数据形式存在着的最为宝贵的资源,更是智能媒体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亟需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的用户系统,汇聚用户流量,集成用户数据,开发用户资源,强化用户黏性。

       四是加快构建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系统。全媒体时代已经很难再将全媒体内容与虚实融合服务完全割裂开来。一次创意、多种生产、多次传播可以使内容与服务价值最大化,既要打造内容与服务的产品链,还要培育完善配套的供应链,从而建构可持续性的价值链。

       五是加快破圈全媒体业态系统。工业时代,乃至互联网上半场,媒体都是以版面、时间换取广告为基本收入。但是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中,按照中央有关媒体融合文件要求,全媒体一定是“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乃至集成生态。业态呈现多样化,包括广告、定制付费、版权销售、线上服务以及线下用户活动等。

       六是深化全媒体传播体系所需的机制体制改革。我国媒体融合已经走过10个年头,下一步需要时间上加快,空间上纵深,最为关键的就是建构一套符合全媒体传播体系规律的机制体制。其中平台再造、流程优化、人才升级是核心。      

      从10年来的媒体融合实践看,六个系统性任务要全部落实到位,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需要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李诚

    (本文刊登于《新传播》杂志2023年第三期,原标题《加快媒体深度融合:目标与任务》)

胡正荣 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起点与追求

胡正荣 全球传媒学刊 2023-02-07 16:55 发表于北京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又一次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年4月25日,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已经引起了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思考和实践。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学也应当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特别是其中的国际传播领域研究更加应该加快步伐,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等多股力量相互博弈的今天,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急需有效的国际传播去赋能。而在这种日益复杂的世界系统中开展国际传播急需加强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并对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多学科的学理支撑。不过,我们看到的现实则是我们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学科发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都还没有完全在中国自主的情景、战略、体系、路径、话语等框架中开展和推进。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应该以坚持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践为起点。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一定源自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这里的实践是指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所有认识与改造活动的总和,是多层面的、多领域的、多范围的和多类型的。立足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炼概念,推及范畴,提出框架,创新方法,从而逐步构建起对中国国际传播活动具有认识力、解释力、分析力、证实证伪力,乃至具有思想创新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要有明确的追求。追求学术性是必然,即国际传播能够成为一门学科,而学科就是一套基于实践而创造的一个领域的知识体系,它由理论和方法构成。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具有学术性是我们学人的努力目标。追求思想性是必要,即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仅仅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的研究过程、系统的研究结论,更要有创见性的研究发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样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才有了生命力,有思想的知识才有存在的意义。追求开放性是必须,即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应该是内卷的,不应该是纯粹在地化的知识体系,而应该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下,“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不断提升这个知识体系的开放性,从而使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仅具有在地性,也具有世界性,这样的知识体系才能具备普遍性,也就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本文引文格式:胡正荣:《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起点与追求》,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1-2页

胡正荣:媒体融合:抓住大考机遇,升级顶层设计,落地突破措施

见《城市党报研究》,2020年第6期

习总书记提出,防控疫情是一次大考。主流媒体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流机构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同样面临着众多的挑战。

经过了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对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宏观认识,在顶层设计上,在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有个质的飞跃。因此,做好省市县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表现在一个是当地领导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认识高度。此次疫情之后,如果还没有认清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将媒体融合看作是所有媒体的简单集合,看作就是媒体自身的事情,这样既有别于中央的要求,更违背了媒体融合的规律,也与社会发展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趋势不相符。另一个是当地决策者对全媒体建设的重视程度,特别是给融媒体中心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从疫情中传播及运营效果好的主流媒体经验看,可能还亟需在几个方面实现突破。一个是汇聚和用足资源是基础,特别是政府、社会等重要的核心资源,从而开发和建设关键的资源池,基于这个资源池,创新出有效的产品和服务。主流媒体曾经有着得天独厚的聚合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可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分化力量大大削减了这种优势。主流机构媒体强身健体要从大量地吸纳各种资源开始,包括汇聚丰富的政务资源,聚合充足的行业服务类资源,还要凝聚众多的用户资源等。没有资源,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汇聚资源的能力,在疫情后时代将寸步难行。

二是精准生产,确保内容和服务能够满足用户的刚需。互联网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精准地满足用户刚需,信息对称,供求平衡,这才是硬道理。从各级各类机构媒体疫情中的表现看,口碑好的都是懂得这个硬道理。不论满足新闻刚需,还是满足服务刚需,都可能带来良好的效益。主流机构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和行业媒体需要认真分析社会刚需到底是什么。通过生产刚需内容满足用户需求。从此次战“疫”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和行业媒体看,都可以看到这种机会和成绩。福建尤溪县融媒体中心紧紧抓住当地刚需,在自有APP平台上汇聚县域关键资源,特别是政府资源,专注社会需求,比如APP销售社会刚需的口罩,满足急需。当地用户大量下载他们的APP,全县40多万人,已经有15万人下载并使用这个APP。聚合了用户,沉淀了数据,为下一步深度开发价值奠定了基础。这么强大的内容和服务粘性,提升了融媒体中心自有平台APP的价值,不少合作者已经主动上门谈未来的深度合作了。

三是要敏锐捕捉后疫情时代各种新机遇,快速布局新兴业态。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都需要转型升级,资源与机会、产业与市场、用户与效益等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里面带来的很多机会都会爆发。比方说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沟通方式等等,还有中央提出了新基建,这个以数字基建为本质,重点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这里都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与巨大的市场,以及可观的效益。互联网公司已经参透到其中之奥秘,感应到其中之机会,如字节跳动、阿里已经开始谋划在新教育领域发力;腾讯微信已经开始布局视频号等。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媒体人把中央精神和政策吃透,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宣传、媒体、广电等方面的政策,结合当地或者行业情况,谋划跨界业态布局,虚拟与现实结合,线上融合线下(OMO), 配置强力资源,适当超前谋划未来的机会,为下一步发展设计开发更垂直化、更专业化、更下沉化的内容、产品、服务和跨界项目,布局长线的、可以打造成全媒体产业链的产品与服务。

胡正荣:《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作者:陶喜红) 序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传媒产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媒产业内部各种媒介之间、传媒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之间出现了融合发展的趋势,产业融合成为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传统媒体一直在积极寻求转型发展的路径,新兴媒体正在拓展新的市场空间,探索新的运营模式,传媒产业发生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进而对传媒产业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媒介融合的进程正在加速,媒体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嵌入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各类媒介都在积极探索媒介融合,“媒体+互联网”“互联网+媒体”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媒介融合的发展,给传统媒体注入了活力。然而,仅仅是产品层面的改革与探索并不能准确描绘未来媒介生态的图景,简单的技术捏合与修修补补也不能从根本上促进媒介融合,反而会丧失发展机遇。因而,必须实现全方位融合,使传媒产业发生连锁性变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媒体融合。所以,媒体融合的下一阶段,一定要搭建自己的技术平台,借助平台实现媒体在内容、渠道、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迭代升级。近年来,国家为媒介融合做了顶层设计,2014 年8 月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见》,从政策上为媒介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全方位融合提供了支持。过去,不同类型的媒介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相对较少,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推进,不同媒介之间的业务合作、技术经济联系越来越多,媒体的生存环境、生产流程和竞争格局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不仅仅是不同媒介之间的融合,传媒产业与电信产业、旅游产业等均通过不同的形式展开广泛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了产业融合在传媒领域的发展。这些变化对原来的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形成极大的冲击,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如何,需要重新审视。

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传媒产业的市场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传媒产业内部各子产业的产业边界比较清晰,传媒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直接的内容竞争、传播渠道竞争等。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相关产业、相关业务和技术环节相互嵌入。原来的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媒介处于相对分立状态,现在这些媒介之间的技术、业务交叉融合表现得尤为突出,传媒的产业边界、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市场边界均发生明显的变化,总体上表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随着媒介技术的升级以及媒介融合的发展,传媒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复杂,不同媒体、不同渠道、不同链条的全方位竞争成为常态。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媒介产品、市场壁垒等方面。从媒介产品的角度来说,随着媒介融合的加深,媒介产品差别化程度更为明显,产品形态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能够从不同的层面满足用户的需求。从市场壁垒的角度来讲,媒介融合的深入使不同媒介之间、传媒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各种关联明显增多,介入彼此领域的情况大大增加,这就间接地降低了传媒产业市场进入壁垒。过去,创办传媒机构会面临很高的市场进入壁垒,主要包括制度性进入壁垒、必要的资金壁垒、策略性壁垒等,其中,制度性进入壁垒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国家对媒体机构实行总量实行宏观控制,新的媒体机构进入市场面临严格的限制。近年来,受产业融合和媒介技术发展的影响,媒介的市场进入行为表现得非常灵活,媒介可以在资本、技术、产品等环节突破限制,轻松地进入某些传媒市场,市场进入壁垒出现明显的降低趋势。除此之外,传媒产业的市场退出壁垒也出现降低趋势,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报纸不再固守刊号不放,在经营受挫的时候会主动退出市场,其他新兴媒介退出市场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这说明传媒产业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正在趋于规范化、合理化,这些变化对传媒产业生态系统的总体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传媒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媒机构内部的部门、各个层次之间的排列方式、内在关系、媒介产品的生产流程等均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传媒组织结构表现出网络化的特征,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各部门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相互依赖性。原来由传媒集团生产的媒介产品,可能不再需要传媒集团全面参与生产,而是引入其他力量参与其中。原来的纵向产业链将变得更加复杂,形成纵横交错的产业链。因此,今后不能再按照媒体类型来划分组织结构了,而是要顺应市场需求,按照业务流程和要素来搭建传媒内部的组织结构。当代的媒体组织结构要淡化媒体类型的概念,代之以内容制作、渠道传播、技术服务、整合营销等部门,其目标是全媒体融合和平台化改造。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大型传媒结构都有所表现,中国的一些国家级媒体也在探索组织结构变革,以便适应媒介市场需求的变化。传媒组织结构的变化给整个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经营方式、竞争方式等都面临新的考验。未来的媒体将生产多元产品,一次创意对应的不仅仅是一次生产,而是多品类生产,多终端分发。一些广播电视媒体所推出的一云多屏分发方式,其产品设计在云端,形成了产品多样化、渠道多样化、平台规模化的生产与传播格局。媒体产品和服务的云端化有助于更集约地完成内容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导致传媒组织结构的变化,原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应对新的问题,类型化的部门结构很难适应当今的媒介生产流程,平台化的全媒体机构将成为今后传媒组织结构的主要特征。组织结构层面所发生的这些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传媒产品生产格局、传媒竞争格局等,最终作用于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因而,有必要对传媒产业生态系统的变化加以评估。

面对传媒产业生态的变化,学术界给予较多的回应。在众多研究文献中,陶喜红教授的《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视角独特,体系完善,运用产业组织、产业生态学等理论深入探讨传媒产业生态变化,对于广受关注的传媒产业市场结构、组织结构、产业活力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用产业生态理论将上诉各要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建构了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评估了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传媒产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组织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近年来,有不少成果借助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分析传媒产业发展,但是很少成果将这两方面理论融会贯通,《中国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无疑在这方面做了很好地尝试。该书对两大理论的文献梳理得非常清楚,每一项指标的选择都有丰富的文献基础,并结合传媒产业的特性确定各项指标,最终建立了以产业活力(vigor of industry)、产业组织(organization of industry)和产业恢复力(resilience of industry)为一级指标的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摆脱了单纯依靠经济指标来度量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而是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指标体系来测度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这些思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报纸、电视和网络视频产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每一部分内容既具有独立性,也具有内在关联性。目前,学术界较少从产业生态学和产业组织的角度来探讨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问题,该书理论视角新颖,对传媒产业组织理论建设具有较大贡献,对于传媒产业生态结构调整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该书认为,传统的报纸和电视的产业活力处于下降阶段,而新兴的网络视频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活力。传统媒体的发展潜力存在诸多限制,新兴传媒产业发展潜力较大,应对传媒生态入侵能力较强。传媒产业对外依存度较低,不利于传媒参与国际竞争。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能够很好地将其他学科理论与传媒产业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传媒产业组织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问题。如该书对传媒产业生态承载力、对外依存度、产业恢复力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传媒产业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现实,提出了传媒产业生态结构调整的策略,主要包括:通过推动产业共生模式提升传媒产业的发展活力;调整传媒产业生态结构,提高该产业的市场绩效;增强传媒产业的弹性力,提升应对生态入侵的能力;推进传媒产业政府规制改革,优化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这些观点对当前传媒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优化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具有积极的意义。总之,该书文献扎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文笔流畅,表达清晰。当然,如果该书能够结合全媒体发展趋势来考量传媒产业生态系统健康,将会有更多新的发现。不过,瑕不掩瑜,该书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高水平著作。

陶喜红教授在中国传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学术态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先后主持了博士后面上项目和特别资助项目,博士后出站报告被评为优秀出站报告。作为他的合作导师,很欣喜地看到他的著作即将付梓出版,也希望他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能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媒体融合走向哪里?共媒时代与智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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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时代》(腾讯研究院出品)序

胡正荣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意见》向我国传统媒体吹响了集结号。一年来,我国传统媒体积极创新实践,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之路。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三网融合推广方案》,9月又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这些都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的环境更加良好、条件更加成熟、步伐应该更加迅速。

从国际上媒体融合实践看,传统媒体融合新兴媒体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加上新兴媒体,更不是传统媒体产出一些新兴媒体产品。媒体融合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再造的过程,除了中央说到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需要一体化后的新格局,更需要在互联网思维下重新建构一个融合媒体产业的生态系统。

 

未来融合媒体发展的方向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融合媒体生态是以用户数据为核心、多元产品为基础、多个终端为平台、深度服务为延伸的全新的开放、共享、智能化的系统。这个新的融合媒体生态系统以共享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因此,媒体融合将进入一个共享媒体时代和智能媒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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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内外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代序

胡正荣

我认识Colin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2001年5月,我应邀到英国历史悠久的杜伦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当时的东亚系重点关注研究中国的媒介体制和政策。时间只有一个月,我要充分利用这一个月,既希望在杜伦大学的研究有所收获,更希望能拜见几位在英国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的重点人物和学校。最后一周,我就在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谢菲尔德大学、立兹大学,还到伦敦拜见 James Curran,不过阴差阳错,没有见到。最后一位访问的就是Westminster大学的Colin Sparks教授。

我到学校位于伦敦西北部的Harrow校区的传播学院时已经中午,在介绍人一位台湾的博士生的带领下,有些诚惶诚恐地见到了Colin,他建议我们坐在庭院中,喝咖啡,聊聊天。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请教一些问题,表示以后有可能多多合作。他都认真作答并欣然接受。这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印象很好且自然。从此后,就开始了与这位媒介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的交往。

随后,我邀请他来参加2001年的“中国传播论坛”,这个是由我校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个年会。那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从此以后,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他常常来中国,几乎每年,有时甚至一年几趟来中国开会、讲课、开设工作坊,后来,还在中国带了联合培养的博士生。

他来中国的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珠海、武汉、西安、南京和杭州等地,除了偶尔给当地的媒介机构做些讲座外,主要在各个高校的舞台上展示他的研究和思想。随着象他这样的来自欧洲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学者的大量进入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视线,中国的传播学也逐步加快了多元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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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荣:媒介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代序
胡正荣

遵嘱,我只好在忙乱之中草就一篇,权且当作李频主编的《中国期刊发展报告: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一书的序。繁杂的行政事务已经让学术头脑变得日渐迟钝,而且我也不是期刊的专家。但是,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年复一年,我们的媒介都在辛苦地努力着。不管奋斗的目标曾经是产业化、市场化,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还是打造媒介“航空母舰”,以应对加入WTO后的挑战,还是塑造媒介品牌,争取创新,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等,我们看到的实际效果则往往是令人遗憾地事与愿违。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