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5月30日 20: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胡正荣
近日，“现代传播体系创新研究丛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丛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与一般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与中国互联网全球化协同研究”的最终成果，期冀立足两个大局，基于融合发展与多维历史分析视角，将现代传播体系的建构置于国际格局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变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针对新兴传播生态、舆论引导新格局所带来的重大现实需求，致力于建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突破简单二元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探索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战略、途径和方式。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等多重维度着重探讨国际传播发展趋势、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整体战略以及建设方案和策略三大方面的问题，最终形成了《国际传播新视野：理论、历史、制度》（赵月枝等著）《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下的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研究》（胡正荣等著）《走向世界的中国传媒》（胡智锋、刘俊著）《从能力到效力——国际传播力建设研究》）（陈卫星等著）《国家与互联网媒介域：全球数字传播时代的主权、治理与发展》（洪宇著）五本专著。
从理论上讲，本丛书基于多维历史分析与融合发展的视角，致力于建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简单二元论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
在理念上，本丛书从跨文化政治经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力求突破单一线性历史观和“文明等级论”，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导分析模式，在国家和阶级的双重分析框架中把握国际传播动态，强调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进而对民族－国家逻辑予以批判，形成历史的、关联的、动态的等多维视角，避免单一化、本质化和固化的分析套路。在知识/权力关系的层面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同时警惕简单化的东西方对立的二元论和相对论，强调多元对话、互动与融合。在研究框架上，打破国际传播、区域传播和国别传播以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的界限，在更深和更广的全球史层面，分析中国及世界现代传播体系在制度和观念上的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从广义角度理解传播及其多层次主体，把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在全球地缘政治和文化政治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把握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构关系。分析国际传播与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关系，在“相互联系”的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国际传播的发展，定位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形成跨学科与融通中外的分析框架。同时，基于中国互联网实践，探索国家作为传播主体、交往主体以及行动主体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内在诉求与角色构成，进而为全球数字传播时代新辟一个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实然阐释框架。
从战略构架上讲，中国现代传播体系仍需强化顶层设计，建构基于媒介融合、内外融通和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以提高国际传播力。
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应是去媒介中心主义的、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主传播实践的融合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以新的发展理念、独立自主、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的现代化观为前提，以新型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体融合和“大传播”概念下多样化、充满社会活力的传播观为主体，以党管媒体和群众路线为内核，形成媒介融合、内外融通和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1）媒介融合的传播体系建设需要在技术上加强媒介系统信息化，在产业上再造生产流程与生态系统，在制度上要基于融合发展的路径重构组织与创新体制。（2）内外融通的传播体系建设既要强化顶层设计以融通内外传播，传播中国核心价值以促使知言行合一，又要树立用户思维以实现精准传播，建构内外融合的国家传播体系。（3）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促进政治互信的传播体系、促进经贸互利的传播体系和促进人文交流的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一方面，将大西北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把对中亚的传播和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当作国际传播的重要面向；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国家传播战略中，重视祖国的大西南，通过提高西南各少数民族在国家文化和传播中的地位，促进这一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互联互通”和“民心相通”。
从策略上看，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不仅关系自身国际传播力，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且关系世界国际传播体系。
首先，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是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国际传播力是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力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国际传播力的起点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国际传播的基本条件，是建构自身象征形象的实践基础。国际传播力的终点是“国际传播效力建设”，所有能力的结果都要体现在效力上。而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国际传播效力的核心所在，且已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最终要落实为传媒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是当前中国传媒的困境所在。提升中国传媒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跨越：一是要实现从“硬身份”向“软身份”传播主体身份或形象的跨越，从“一元”到“多元”、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行业”、从“宣教”到“专业”的变换，打造“多元”身份与形象，多主体、分地区、按需传播；二是要实现从“纯宣传”向“真传播”的诉求跨越，从以单一“宣传”目标为主导的诉求，逐步走向以“传播”目标为主导的诉求；三是要实现从“单方式”向“多手段”的渠道跨越，要在“全媒体时代”打造多元的“传播渠道”，不断摸索国际传播中的“市场产业渠道”，以提高传播的覆盖力和渗透力，深入、立体地传播中国形象；四是要实现从“单形态”向“多样态”的类型跨越，基于大同、君子、中庸传媒艺术建构国家形象的三大价值基础，巩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优势地位，提升电视剧国际化水平，打造新闻国际传播的“中国好视角”，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人才策略，实现多元路径、多种样态来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集中、合力、聚焦传播。
其次，在重构国际传播体系下的中国应主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策略：（1）在信息和传播技术创新层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夯实全面创新基础，用技术赋能国际传播能力提升。（2）在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增进互联互通层面，加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工作，更系统地推进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本国媒体多方位“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克服城市中心主义和沿海中心主义的偏颇，在真正发挥各族人民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各民族团结。（3）在学术话语建设上，中国需要基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核创新国际传播理论和历史叙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既有国家立场又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传播方面的理论家、策略家、政策制定者和传播实践者，讲好中国故事。
基于此，本丛书希望为我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套富有价值、可资借鉴的战略方案，同时完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简单二元论国际传播知识范式的建构，促使国际传播理论范式创新。
在本项目研究和丛书的完成过程中，课题组成员付出了卓越而长时间的学术苦功，借此丛书出版之际，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国现代传播体系是什么？知识范式与理论建构
原创 李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06-15 20:00 发表于北京
胡正荣教授主编的“现代传播体系创新研究丛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丛书包括《国际传播新视野：理论、历史与制度》（赵月枝等著）、《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下的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研究》（胡正荣等著）、《走向世界的中国传媒》（胡智锋、刘俊著）、《从能力到效力——国际传播力建设研究》（陈卫星等著）、《国家与互联网媒介域：全球数字传播时代的主权、治理与发展》（洪宇著）五本专著，期冀立足“两个大局”，基于融合发展与多维历史分析视角，将现代传播体系的建构置于国际格局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变迁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针对新兴传播生态、舆论引导新格局、中国崛起带来的重大现实需求，致力于建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简单二元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知识范式，探索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战略、途径和方式。
基于多维历史分析与融合发展视角
在理念上，全书力求突破单一线性历史观和“文明等级论”，突破以国家为中心的主导分析模式，在国家和阶级双重分析框架中把握国际传播动态，强调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进而对民族—国家逻辑予以批判，形成历史的、关联、动态的和政治性等多维历史视角。在知识／权力关系层面，强调多元对话、互动与融合。在研究框架上，打破国际传播、区域传播和国别传播以及对外传播和对内传播的界限，分析中国及世界现代传播体系在制度和观念上的变迁过程与动力机制。
把握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构关系。分析国际传播与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关系，在相互联系的动态历史过程中，把握国际传播的发展，定位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形成跨学科与融通中外的分析框架。同时基于中国互联网实践，探索国家作为传播主体、交往主体以及行动主体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内在诉求与角色构成，进而为全球数字传播时代新辟一个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的实然阐释框架。
强化顶层设计
编者认为，中国现代传播体系应是一种将技术“回归政治化”、去媒介中心主义、以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化传播实践的融合发展体系。这一体系以新的发展理念、独立自主、革命传统和国际主义的现代化观为前提，以新型传统媒体主导的媒体融合和“大传播”概念下多样化、充满社会活力的传播观为主体，以党管媒体和群众路线为内核，形成媒介融合、内外融通和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
其一，媒介融合的传播体系建设需要在技术上加强媒介系统信息化，在产业上再造生产流程与生态系统，在制度上要基于融合发展的路径重构组织与创新体制。其二，内外融通的传播体系建设，既要强化顶层设计以融通内外传播，传播中国核心价值以促使知言行合一；又要树立用户思维以实现精准传播，建构内外融合的国家传播体系。其三，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主要包括促进政治互信的传播体系、促进经贸互利的传播体系、促进人文交流的传播体系三个子系统。
创新国际传播范式
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建不仅关系自身国际传播力，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而且关系世界国际传播体系。
首先，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力是现代传播体系建设的核心目标，而国际传播力是国际传播能力和效力相结合的有机整体。国际传播力的起点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终点是国际传播效力建设，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国际传播效力的核心，而且已成为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中的一个核心议题，最终要落实为传媒的国际话语权，这也是当前中国传媒的困境所在。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要实现四个方面的跨越：从“硬身份”向“软身份”传播主体身份或形象的跨越，从一元到多元、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行业、从宣教到专业的变换，打造多元身份与形象，多主体、分地区、按需传播；从纯宣传向真传播的诉求跨越，从以单一宣传目标为主导的诉求，逐步走向以传播目标为主导的诉求；从单方式向多手段的渠道跨越，在全媒体时代打造多元传播渠道，不断摸索国际传播中的市场产业渠道，同时提高传播的覆盖力和渗透力，深入立体地传播中国形象；从单形态向多样态的类型跨越，基于大同、君子、中庸传媒艺术建构国家形象的三大价值基础，巩固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优势地位，提升电视剧国际化水平，打造新闻国际传播的中国好视角，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人才策略，实现多元路径、多种样态来对中国价值观进行集中、合力、聚焦传播。
其次，重构世界国际传播体系，中国应主要采用三个方面策略。一是在信息和传播技术创新层面，不但要彻底抛弃当年曾经批判过的“洋奴哲学”，而且要避免新自由主义技术政治路线偏颇，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路线作为科技创新体制“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二是在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及增进互联互通层面，加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电信与媒体基础设施外援工作，系统推进区域性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和本国媒体多方位“走出去”战略。三是在学术话语建设上，要基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核，创新国际传播理论和历史叙事，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既有国家立场又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传播方面的理论家、策略家、政策制定者和传播实践者，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