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 舆论场=好治理+融合传播

 2022-04-24 22:18 发表于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号

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形成舆论,并通过舆论影响社会。这是媒体的经典功能之一。进入网络社会,媒体多样化,平台多元化,舆论也随之丰富多彩;但是,不论什么媒体,它们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推动构建有利社会进步的有效舆论场。要发挥好这个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人,即除了各类媒体从业者、各种自媒体和平台运营者等,还包括各级各类现实治理者。形象点儿比喻,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各类媒体的信息传播系统就是网络社会的神经系统,它负责通过各种神经触突去传播信息,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组织与自组织。而这个神经系统有效运转并有效形成舆论的前提条件,是各级各类治理者的实践。治理得好,就容易传播得好;传播得好,就更加有利于治理得更好。治理是基础,是前提;传播是条件,是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他还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些话首先是说给我们社会中各级各类治理者的。我们的干部需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要求,更新自己的治理理念,重构自己的治理模式,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创新自己的治理效果。


首先,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站在国家安全和长期执政的高度看待治理与融合传播的关系。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形成的舆情,其实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一方面它可能是真实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理想现实的期盼。我们不能轻视它,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力,站在足够的政治高度,要有基层治理安全和长期执政的强烈责任感,应对媒体带来的舆情。对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我们来说,将面临更加复杂而高风险的治理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各级各类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其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提高治理水平,同时增强对风险紧迫性及问题难度的重视程度。互联网迭代迅速,网络平台化带来了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乃至平台媒体,由此产生的问题将会更加多样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问题重合,各种意见混杂,各种平台交叉,使得基层治理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类媒体舆情治理难度迅速提升。


再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在提升治理水平的同时,需要快速提升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创新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时不我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速度是指快速反应,这是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 “善治”的基本要求,拖沓搪塞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广度指协同性。治理本身就应该是系统性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门联动,人员配合乃基本要义。融合传播也需要有协同战略与战术设计。深度是指策略,治理与媒体融合传播都需要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最后,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增强处理突发状况突发事件的能力。治理活动及通过媒体进行融合传播时有突发情况是普遍现象。突发事件正是因其快速性、易变性,特别是信息高度不确定性而成为难点、热点和焦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我们要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这其中也必然包括应急处突中的有效融合传播,通过媒体的融合传播确保社会神经系统的健康。

胡正荣专栏 只有“三链”齐全,才能真正赋能媒体IP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号,2022年4月2日

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发力内容创意与生产,产出了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点击量和流量俱佳的优秀内容作品。从去年河南电视台春晚的《唐宫夜宴》、“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到四川台旗下的《四川观察》等新媒体内容产品连续破圈;从地方媒体深度融合当地各种文化、服务资源创意新作品,到中央媒体产出的众多优质大IP,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等多个系列作品等。各主流媒体抓住优质内容资源,升级创意与生产,拓展传播渠道与平台,加速深化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在现实需求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各大商业媒体平台也相继推出优质内容扶持计划,如企鹅号“芒种计划2.0”、B站“知识区”、知乎“视频创作招募计划”和小红书“创作者123”等。这一轮围绕创造大的、优质IP而启动的风潮,既反映了作为媒体的各大平台和机构回归本业,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的努力;也反映出用户与市场对优质内容,特别是具有优秀长尾效应的大IP的需求和渴望。 

这是个好的起点。但是,从长远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在创作与开发媒体IP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距离围绕IP建构完善的生态体系还有漫长道路。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看上去有很优秀的创意转化而成的内容作品,但是种类单一,形态单调,没有形成可供多样化开发的产品,更没有形成多元产品支撑的产品链,以满足不同场景、不同用户、不同渠道与平台、不同功能的需要;
二是没有能够围绕多元化产品链打造有效而重组的供应链,汇聚社会各种资源保障和支撑大IP所需的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从而构成一个大IP的供应产业链;
三是前两个缺项造成了媒体IP没有能够形成长效的、可持续开发的价值链。
因此,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往往生产和传播一个初级产品,创造了一次性价值就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优秀IP叫好不叫座,有流量没效益,有用户没黏性。

从国际上看,优质内容IP都会全产业链开发。

首先是打造系列化的多元产品,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发出来的作品。将优秀的、有可开发潜质的创意,多次转化为多种产品,就是我们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经常说到的一次创意、多种生产、多次传播。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哈利·波特》,它就是从女作家罗琳的小说,衍生出了众多的系列产品,从系列小说,到系列电影,到电子游戏,到主题公园,到消费品等。让优质IP从线上走向线下,从单纯的媒体作品拓展为消费品和娱乐品,从精神产品走向文旅服务业。这就是对优质IP的产品链开发与延展。
其次是基于产品打造完整的供应链。围绕内容IP,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形成一个IP的有效供应链。简单来说,IP产品链的形成不可能只靠媒体。在IP的电视节目开发生产上,电视台可能完全胜任;但是在IP其他产品开发上,电视台可能就力所不及了。特别是在分工日益专业化、生产与传播日趋垂直化的今天,专业的事情就需要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士来完成。比如,IP授权给游戏、电影、图书、文旅项目等相关专业机构去开发、生产,提供服务,共同分享版权收益。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促进围绕媒体IP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将多元化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生产者、服务提供商的链条网络的生长与成熟。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媒体融合发展,推进全媒体建设过程中明显的短板。
第三是基于优质IP产品链,汇聚完整的供应链,共同打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链。这个围绕优质IP资源的价值链是指通过一系列互不相同但是又高度关联于一个IP的相关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经济活动,为IP增值,为IP赋能,让IP的价值最大化。这种创造价值并将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之总和,就是IP的价值链。当一个IP有了足够丰富多样的产品链,搭建了完善而有保障的供应链,就可以构建长尾效应的价值链,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如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一样,我国主流媒体也急需搭建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完整的链条网络,赋能媒体发展。

胡正荣:时代之变 中国之进 人民之呼——评《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

光明日报 第15版 2022-03-16

春节期间上线播出的《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以下简称“年度盛典”)汇聚了多家重点网络视听平台的创作力量,用一个个精彩多样的节目勾勒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充分展现网络视听行业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中国普通百姓追梦逐梦的奋斗故事,记录中国人不懈奋斗的精神记忆。

这台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和多家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承办的“年度盛典”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作为网络视听监管机构,国家广电总局主动作为,积极创新策划,聚合网络视听行业的各股力量,指导八个头部平台联手,创制出四个多小时、几十个节目的“年度盛典”,让从业者的创造性在新形态和新方式中得以呈现。这台节目契合了今年的重要主题,即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成为开年至今所有平台中围绕这个主题推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某种意义上讲,这让人们看到了网络视听监管的新思路。而这种由国家广电总局牵头各大视听平台强强联手的做法,可以作为一种模式延续下去。八家头部平台传播的聚合,更多家平台的资源汇聚,产生了“聚变”,创造出单家做不成的事和一家实现不了的效果。大家把零散的资源聚合到一起,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单个优秀作品进行有机整合,就成了一个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这次“年度盛典”既有非常高的政治站位,又十分接地气。“年度盛典”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建党百年、“中国梦·我的梦”等重大主题展开。对网生代年轻观众来说,传统的“高举高打”的叙事方式并不讨喜。此次“年度盛典”的创作者深谙这个道理,虽有宏大主题、宏大场景,却将这些宏大落在小叙事上,从个人故事切入,点面结合,用年轻人易接受的方式表达主流价值理念。“年度盛典”还综合运用AR等高科技手段,以及国风、街舞等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用“个人化小叙事、个性化微表达”营造出一种激燃的青春氛围,获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突破。

对于“年度盛典”,笔者还有一些期待。期待下一步盛典创新出更适合网络平台新视听的内容形态,更加突出互动性,更加强调参与感,更加重视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普通用户原创内容。同时,打通网络视听平台与电视平台,将节目内容以全媒体、全业态的形式呈现在所有用户面前。期待未来的盛典产品能够形成系列化,比如将这个大IP拆成几个小的垂直类IP,在一年当中分阶段布局,分对象生产,分场景传播,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期待未来的“年度盛典”可以更国际化,不光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那就是中国网络的国际力量,更是网络视听平台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主动作为。团结起来,有力发声,彰显中国网络平台的聚合力。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胡正荣:媒体融合要对存量作颠覆式改革!

兰之馨 广电独家 2022-03-13 16:49

文|「广电独家」 兰之馨

“体制机制和人才,是制约整个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加快发展的根本。”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全国广电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630文件”),既为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又为媒体改革定下了时间窗口。

时间紧、任务重,“改革”愈发成为近年媒体行动的关键词,全国范围内不同层级的媒体改革频频出现。

不久前,甘肃省要求至2022年3月底前全省各市(州)要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整合和挂牌,6月底前全面完成与省级技术平台的对接,引来业内外广泛关注。

媒体融合驶入深水区,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和动力同在。

面对“630文件”时间上加快、空间上纵深两大要求,媒体融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才能做到纵深且快?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推进落实好的人才管理制度?带着一系列问题,近日「广电独家」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正荣。

▍要处理好长痛和短痛之间的关系

「广电独家」:甘肃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会上提出,至2022年3月底前全省各市(州)要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整合和挂牌,6月底前全面完成与省级技术平台的对接。如何解读甘肃省的这个动作?

胡正荣:这是一个好举动。中央提出要建四级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央几大媒体已经有了,县一级也有了,省一级也在做,地市级融媒体是相对薄弱的,从2022年开始加强地市级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必要的。

这次甘肃的做法我很认同,而且我认为这才是媒体融合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向。

「广电独家」: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媒体融合在体制机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胡正荣:我认为要特别注意3个问题。

第一,不同地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媒体状态等差异特别大,不能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地市级媒体融合的体制机制模式。

第二,地市级媒体融合在结合当地情况的同时,一定要看到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方向,处理好长痛和短痛之间的关系。

很多地市级媒体的改革往往着眼于现实,想尽量让震动小一点,先挂上牌再说。这相当于只解决短痛,长痛并没有解决。

我认为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市级媒体来说,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最好能合在一起。本来市场也不大,资源也不多,分开不容易形成核心竞争力,还不如合一。

这应该也是很多地市媒体融合的选择,毕竟没有几家地市媒体能像苏州、无锡等这么强大。

第三,地市级媒体如何担负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非常关键。

从接地气角度,地市级媒体比不过区县媒体,在资源拥有、覆盖面上又比不了省级媒体。

面临这个严峻挑战,地市级媒体要面向市域范围提供很多接地气的服务,面对所辖县域范围要起到很多资源整合、平台整合的作用,要面向省级做好链接,让省里的资源通过它链接配置到基层,发挥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媒体融合要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让信息连通起来,让新闻、政务、服务和商务这四大板块连通起来,同时,让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对应的中央、省、地市、县这四级信息和服务连通起来,这才是媒体融合真正的意义。

▍体制机制改革是任务,加快深度融合是目的

「广电独家」: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绕不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请您谈一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胡正荣:一个是目的,一个是任务。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体制机制不匹配是目前最大的制约,这个问题不解决,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就无从谈起。

任何一种机制体制都是适应它所在的社会和时代的。

现在绝大多数媒体的机制体制是适应工业时代的单一媒体结构的——你是报纸,我是广播,他是电视。可我们已经不能再按平台去划分了,而是要按服务对象和内容产品的生产类别去构建我们的媒体结构了。

所有的平台要打通,这决定了所有生产链条也要打通。

“630文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第一要加快,第二要纵深。“加快”是在时间上的要求,“纵深”是在空间上的要求。

这两个要求之所以提得这么紧迫,原因就是,已有的媒体融合改革的成绩虽然突出,但速度和程度不够。

有的地方体制机制好,但人才不行;有的地方人才还不错,大家也想干事,但机制体制不行。

更多数情况是后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被定义为公益一类,它就没法进行经营,就没有经济回报,也就没有造血能力,那媒体如何发展?

好在“630文件”在“新闻+政务服务”之后特别加了一个“商务”,这就为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契机。 

体制机制和人才,是制约整个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加快发展的根本。“630文件”实际上就是聚焦体制机制改革、全媒体人才培养这两个抓手。

▍媒体融合的关键是要对存量作颠覆式改革

「广电独家」:体制机制改革难度不小,因为改革的背后涉及利益和人的问题。

胡正荣:最主要是人,利益都是跟人走的。媒体融合实践的决策者最大的顾虑是改革之后位置少了,但实际上位置不会变少,很有可能还增多了。

比方一个地市级媒体,可能也就3个频率广播、2个频道电视,加起来也就5个频道总监或中心主任,但做成全媒体结构的话,光是内容这部分就不止5类。

新闻、百姓生活服务、政府服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光这12个字就可以成立12个部门。做好了,它可以做的东西是很多的。

话又说回来,体制机制跟人才是直接相关的。

改革的阻力不光来自领导,很多时候来自基层。动了体制机制,就意味着让过去做广播电视的人都进到一个全流程打通的二级机构里。在舒适区待惯了,突然被扔到全媒体岗位上,他就会觉得太累了,那种怠惰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基层还真不少这种情况。

基层由于人手少,往往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所以改革难度非常大。不像互联网公司起步就是一个增量,它们是平地起高楼,而广电系的媒体融合是在相当大的存量基础上作改革,我们是高楼已经盖完了,现在重新装修。

如果在机制体制这样的大结构不能动的情况下,装修装得再好,都是很有限的。

好的体制机制也得要有人才去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想体制机制改革顺利进行的话,存量人才要用起来,要作存量人才的迭代升级,这个任务很重。

增量人才肯定会有,但并不乐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事编制,主力军还是要靠存量人才。

「广电独家」:在您看来,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应该是怎样的?

胡正荣:简单来说其实就两点。第一点,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也就是组织架构。

要把传统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结构划分打掉,按照服务对象和内容产品,进行项目事业部制的二级机构重构。现在有的地方台在尝试做的MCN,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式在更微观层面的组织重构的改革尝试。

有了全媒体的组织架构之后,第二点是流程打通,即“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市场运营”3条线打通,3个团队一块工作,共同服务一个领域,也就是共同服务于同一个项目事业。

现在广电系统里负责内容生产的节目部、负责渠道分发的技术部、负责市场运营的广告部都是单独的,这是不合理的。

传统广电很多优质IP没有做到全价值链的开发,正是因为没有全流程的打通,因此就没有可能围绕优质IP构建全产品链、全供应链和全价值链,所以有那么多优质IP创造出来的价值却是那么有限。

媒体融合要对存量作颠覆式改革。当下存量太大了,只有盘活存量、做大增量才能有所发展。

▍历史提出的问题需要解答

「广电独家」:广电体制机制改革由来已久,我国的广电体制机制改革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特点?

胡正荣:简单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是第一个阶段。

这时期的广电属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传统体制,全国各地比较统一,是以宣传为唯一目的的纯事业单位,人财物的管理非常严格且固化,缺少灵活性。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

这20多年广电蓬勃发展,前半段尤其发展快速,后半段尽管受到了互联网上半场的冲击,但是仍然在快速扩张与发展。

80年代末,国内广电开始尝试体制改革。

广东珠江台最早开始改革,开始有了专业频道。专业频道要盈利,广告与多种经营随之涌现。在这之前,中国广电的广告收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是没有的,中国第一个电视广告出现在1979年。

珠江台改革之后,广电找到了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道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全国广电进入体制改革阶段,大规模出现经济台、音乐台、交通台以及影视频道、生活频道等专业化频率、频道。

专业化带来了市场化,还带来了社会化,些制作公司开始帮着电台电视台做节目或活动。

用人机制也灵活了,开始有了聘任制,跟社会的联动加强了,广播电视的活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

这时期出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带动了整个中国电视业的改革。单从专业人才角度看,这两档节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业务精英,用人机制相对灵活。

这10年是广电改革动作最大,也是创造活力最多的10年。

90年代中后期,广电进入集团化进程。1996年成立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最早的媒体集团,广电纷纷学习和模仿。集团化让广播电视部分资源得以打通,联合效应开始呈现,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大量人才外聘,广告、栏目、频道都可以专业化、社会化运营,资源利用率比过去提高了,广电体制也更具活力了。

2010年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

2010年苹果智能手机出现,互联网进入2.0时代,广电受到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强烈冲击,呈现出其体制与互联网时代的高度的不匹配性。

最核心的是人财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特别是用人机制,广电尽管大量外聘,但没有互联网企业那么灵活。

同时,广电的资源以体制内居多,社会资源不像互联网那么广泛,运营能力也没有互联网强。

此外,广电一家媒体的内容资源是有限的,而像今日头条这样的互联网开放平台能够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资源。

这一时期,有危机感的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尝试加快融合,比如上海广电、湖南广电等。湖南从2013年开始做自主可控的自有流媒体平台——芒果TV,取得了现在的成果。

决策者有超前意识,还需要好的团队把它执行下去。

第二阶段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值得去总结经验和教训的。第二阶段体制改革最大的几个推手中,专业化不就是互联网常提的垂直化吗?市场化不就是互联网现在的基本做法吗?社会化不就是互联网的UGC和PUGC吗?包括第二阶段后半段出现集团化,不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吗?

有些集团化做得不理想,根子还在体制和机制——没有真正形成现代企业集团的架构,只挂了个牌子,广播、电视还是各干各的,这不就是今天媒体融合的前车之鉴吗?

历史提出的问题需要解答。这样我们进入新时代,才可以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广电需要形成几个大的平台

「广电独家」:体制机制改革大体上包括哪些内容?

胡正荣:包括前面提到的机构设置、流程再造,也包括社会化。

“630文件”提到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就是让你“开放办媒体”。

现在广电还是比较封闭,有的互联网平台都搭起来了,自有客户端有了,只是传播自己内部几百个工作人员做的内容肯定不够,得形成一个聚合平台。这都跟组织架构的改革直接相关。

还有我们通常说的产品链不长,一个好节目做完就完了;供应链也不长,不像今日头条作为一个供应链的集成,所有媒体都是它的供应商;价值链也没打通。这些都是体制问题。

广电还有一个更宏观的体制问题。去年采访时我说地市级媒体要抱团取暖,形成一个平台,这个观点我在20年前就提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集团化就是为了形成几个广电航空母舰,最后没能形成,到现在还是一堆各自为政的小麻雀,很难与互联网这样的大平台竞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广电需要在国家或者区域层面形成几个大的平台,比如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全国的经济视频平台、娱乐视频平台、教育视频平台等垂直化的平台。

任何一个单独省台都做不了这事,但是七八家省台做一个,可能就做出来了。但谁牵头做?用什么体制机制做?用什么形式去运营?用什么模式去发展?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基于历史经验与教训,结合新时代需要与未来发展,遵循媒体发展规律,认真深刻地去做好顶层设计与战略落地。

▍人才管理应该更有灵活性和精准性

「广电独家」:改革过程中,人才是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广电应该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推进落实好的人才管理制度?

胡正荣: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目的是有效配置资源,释放组织活力,而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是人,组织活力最主要的也是人。钱要生钱,也得靠聪明的人才能生。所以人才是机制体制改革的核心。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是要管好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用好人。

管理不是把人管死,而是把人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因此,人才管理应该更有灵活性和精准性。

所谓精准性,就是不要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在不同人才的通行标准之外,要有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广电人才管理在严格方面比较到位,但是对人才活力的释放和激励还不够,特别是在激励方面。

激励有几种手段和通道——

一是物质激励,多干多拿钱,但很多地方未必能做到,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只发工资,连稿费都没有。

二是荣誉激励,不给钱,给荣誉也行。

三是上升通道的激励,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单位如果只把当官作为上升通道就太单一了,何况官职没有几个。

媒体机构里面至少要有两个通道:干得好的编辑和记者提到中心主任,这是一种通道,也叫职务通道;职称通道或者叫专业通道是第二个通道,职称是跟收入挂钩的,首席记者、首席编辑的待遇可能跟中心主任差不多,当不了官,起码在专业上能有一个指望。这些激励有的台做了,效果也很好。

▍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广电独家」:“630文件”为地市级媒体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启动了建设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探索,您如何看待这个发展进度?

胡正荣:两年17个省,严格来讲并不快。当初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求2020年底前全部挂牌,理论上牌都挂了,但实际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地市级融媒体也是这样,启动归启动,要实质完成任务的话,时间已经很紧迫了。“630文件”里给的时间节点最晚到2023、2024年。

“加快”和“纵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影响的,这取决于你是想解决长痛还是短痛。

稳中求进,步伐小一点,动作慢一点,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想做到真正意义的“纵深”,时间上可能就得快。

「广电独家」:去年在谈到传统媒体的融合进程时,您已经用到“时不我待”这个词了,今年呢?

胡正荣:“630文件”马上就两年了,到2023年截止的话,等于4年时间过去一半了,所以“时不我待”这个词还可以接着用。

今年我再加一句——“一个猛子扎到底”,别再做表面功夫了,要往深层改。深层就是机制体制和人才队伍。

▍媒体人要清楚认识在第二个百年里扮演的角色

「广电独家」:您怎么总结2021年广电的体制机制改革?有哪些是您比较看好的?

胡正荣:体制机制改革很难以年划分,它是一个长期的改革,改动时间长,见效也长,不可能说这个月改完了,下个月立竿见影。

MCN我倒蛮欣赏的,虽然它不是2021年才开始,但是2021年很多媒体都在加大布局。严格用体制机制的名字来讲,MCN叫工作室更准确。

广电在改革大的机制体制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先从这种小机制做起未尝不可。赋予工作室更灵活的用人用物机制,让它释放出创造的活力,这是广电改革可以去努力的一个突破口,但不是唯一。

「广电独家」:请谈一谈您对2022年的期待。

胡正荣:2022年是个政治大年。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作了总结,今年我们将迈向新的一百年,这新的一百年的根本任务就是国家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要素之一是媒体的现代化。为什么这么说?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之于社会,就像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一个社会不让它梗阻,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功能以及信息汇流的功能是最根本的。

因此,中央是将媒体融合放到国家战略高度和放到治理体系之中去对待的。媒体人应该清楚认识自己在第二个百年里要扮演的角色,这是我对2022年的第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今年要召开党的二十大,媒体融合的改革至少得有一个新的成就,也就是“630文件”里指出的时间上“加快”、空间上“纵深”。这些在今年得有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胡正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

见“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之“繁荣中国学术 发展中国理论 传播中国思想,发表于”2021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学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要紧扣国家战略,聚焦传媒新发展阶段,贯彻传媒新发展理念,构建传媒新发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这是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们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三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我国如火如荼的传播活动和媒体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播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构、学术体系需要重组、话语体系需要重塑。实现这“三重”的根本原则是基础性、前沿性和开放性。

  基础性体现在我们要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具体表现在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

  前沿性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底层的逻辑,我们必须加快和加深对新闻传播新问题的基础研究,以期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数字传播理论与历史、传播媒体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数字文娱、平台生态与治理等方面研究。

  开放性表现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增强学术自信,提升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胡正荣专栏:真实、可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逻辑起点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10-18;《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10-20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要求,“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是对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的基本逻辑起点。其实,放在更加广泛的语境中看,真实、可信也是做好一切传播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对以新闻传播为主业的主流媒体来说,真实性、公信力、可信度等都是衡量主流媒体的根本指标,这涵盖了媒体提供的非虚构类和虚构类所有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各个方面。真实与可信两要素也构成了基本的逻辑互动,只有真实的才可能是可信的,而可信的往往也是真实的,包括事实真实、艺术真实等。这种逻辑关系放在新闻上容易理解,其实放在艺术创作上,也是适用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作品大都是基于现实、高于现实的艺术创作,带给人们艺术真实的审美体验,不论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抑或是现当代的各种优秀艺术流派的创新,概莫能外。
不过,现实中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例外,如“高级黑”“低级红”“雷人”“出口转内销”“外宣内宣化”等还是时常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些不从真实、可信基本逻辑起点出发的叙述和话语模式,大大地销蚀着中国故事的真实性、可信度,损害着中国故事讲述者,包括各级各类机构、媒体,乃至个体的公信力。
捋顺逻辑关系,尊重传播规律,系统优化创新还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一言以蔽之,真实、可信就是“真”字。我们从真实、可信的逻辑起点出发,按照传播流程做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出:只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可以成为现实。
在传播者方面,要有发现真问题的胆识、能力,还要有讲述真问题的技艺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讲故事的基础。凡好故事一定都有戏剧性,而戏剧性就是一种张力,即问题与问题的解决。有了真问题,就需要遵循真人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能实现共情的感性原则与人类普遍的、能达成通识的理性标准,比如审美原则、逻辑体系等,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讲述和表达。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在传播内容方面,要讲述真现实,或者基于真现实进行艺术升华。不论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内容,都不能让人感觉“真的跟假的似的”。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生活在真实世界中,不过对真现实却有着千差万别的感受、体验、认识和表达。世界是多彩的,认识和表达也是丰富的,不过违反常识的所谓“雷人”叙事就是不应该的了,如俗话所说,可能就是非傻即坏,坑你没商量了。而对真现实的传播,则要看传播者是否有真功夫,还是假把式、花架子。对真现实的传播还要看传播者是否有真审美,即人类能够共情的审美原则与标准,还是伪审美。对真现实的传播更要看传播者是否运用真数据,特别是在智能网络时代,真数据及其基于合理价值的应用才是核心竞争力。刷流量、数据造假等则是假现实、假数据的代表。
在传播方式方面,要有真传播,即用户中心,效果导向,供给与需求高度适配的传播。只是 “说了”,不知道对谁说、说了有何效果,就跟没说一样。另外,还要有真国际传播,即“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故事及其传播不能只在我们内部打转转,更不能“出口转内销”和“外宣内宣化”。
在传播效果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叙事风格要改变。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效果就在于真逻辑,饱含真情,符合真人性,讲述真言,传达真义,传递真理。

胡正荣专栏:在线教育—智慧广电与全媒体建设的重要机遇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9-27;《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9

进入“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国广播电视机构都在瞄准智慧广电的发展方向,在“智慧广电+”上发力。其中,教育是极具开拓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垂直领域。特别是在国家“双减”政策的大潮中,建设国家教育资源公共平台,加大优质教育供给侧改革力度,将教育资源配置更加普惠化,提高教育公平,同时能够因材施教,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国家在线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进程中的重大机遇。

首先是要抓住机会。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抓住教育深化改革,重构教育供给与需求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国家队的平台价值和传播效力,以及公信力和影响力,大胆进入教育领域,特别是在线教育领域。教育系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颇丰。我国的教育领域巨大而广博,可以覆盖从0岁到生命终点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教育,足够细分,足够垂直。仅从我国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数已经达到2.7亿,各级各类教师数已经达到3000万,就可以看出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这个市场有多大。这些还仅仅是在校学生和教师数。除了基础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等正规学校教育,还有更大更多的社会各个领域的教育需求和分工,如老年教育。2021年3月1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可见这一教育领域的需求会有多大。然而,目前此方面的供给远远不足,实体老年大学一所难求,全媒体平台的老年教育供给水平则参差不齐,全媒体供给产品、服务及平台的适老化都不尽如人意。另外,大健康教育、各类职业培训、艺术及素质教育等,也可以细分出非常多的垂直教育领域。主流广电机构的智慧广电建设,以及全媒体建设,不可能在教育领域全面开花,需要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经营实力和当地市场需求,找准定位,深耕垂直教育领域,加速下沉化构建全链条垂直产品与服务,提高渗透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其次是要聚合资源。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聚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汇天下教育之精华,融广大教育之供给,通人们教育之需求,利全民教育之发展。优质教育资源的聚合是重中之重。教育资源既有社会性,也有垄断性;既有开放性,也有闭合性;既有普适性,也有独家性。主流媒体机构需要结合自身优势与定位,融合各种优质教育资源,既有优质公立学校,也有优质社会教育资源,拓展开发第三方潜在资源。好老师、好课程、好机构才能够保障产出好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合作共赢是教育资源拓展与聚合的最合适方法。

第三是要搭建平台。智慧广电及全媒体建设一定要搭建全媒体平台,也就是构建全程、全息、全员与全效智慧在线教育平台。过去,社会普遍的理解是,在线教育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其实这个观点是偏颇的。教育的在线是有其特殊性的,既要有个体的在线,也要有群体的在线。教育的方式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既要有面向个体差异的因材施教,也要有面向全体的普惠教育。这就决定了当代和未来的在线教育,一定是基于全媒体平台进行的,也就是既要满足教育的普惠性、普适性、公平化,又要满足教育的交互性、精准化与差异化。这仅仅靠互联网是难以实现的。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而我国电视普及率已经达到99.59%,覆盖人口14亿。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和偏远地区,互联网信号覆盖还是有力所不逮的地方;而通过直播卫星电视等手段,则能够到达包括偏远落后地区的广大中西部。因此,基于全媒体平台的在线教育,就是通过广播电视,包括直播卫星电视、有线电视、IPTV/OTT、地面电视等多种手段,实现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通过互联网,包括PC端、移动端等,实现教育的交互性和精准化。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深化改革在路上,我国智慧广电+建设,以及全媒体建设也处在关键时期,期待看到全媒体+教育的大汇流。

胡正荣: 媒体融合背景下,二三线电视台路在何方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9-13;“广电独家”微信公众号,2021-9-14

今年以前,媒体融合较为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来自央视、人民日报等一线媒体,或者是基层的县级融媒体。各省台、地市台虽然也在推进媒体融合,但是鲜有成效。最近河南台、四川台旗下的新媒体产品破圈,体现了二线电视台的成长,意味着在媒体融合这条大道上,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
打通媒体融合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分析二线电视台成功抢滩新媒体背后的原因,第一是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内容优势。当下,传统媒体仍然是优质内容生产最主要的力量。因为精品内容必然是大制作、大投入,这是互联网时代的 UGC(用户生产内容)很难做到的。第二,他们充分考虑互联网时代的用户需求,除了做好线上内容,兼顾线下的运营、推广、开发。第三,二线电视台在新媒体领域的异军突起,离不开机制改革和市场化运作。

未来,二线电视台想要更好更快地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于从顶层规划与设计着手,打造新媒体的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何谓产品链化?就是把一个创意制作成电视节目或者短视频,由主持人来做知识付费或者娱乐交流,甚至直播带货,即一个IP转化成多个产品。目前,各级电视台都在积极推动内容产品链化,但供应链这一环节仍待加强。供应链化需打通上游的资源、中游的内容生产、下游的产品和服务,最后实现价值。其本质是媒体和社会各种资源等对接能力。比如,布局MCN业务,除了内容本身,还需要运营团队、市场开发团队、用户服务团队等,传统媒体在其中应是资源统筹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投资商,把供应链上的各个产业、用户都拉到一条产业链上来了。传统媒体要学会供应链思维,我搭台子别人来唱戏,最后形成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完整生态。
不过,媒体融合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各种媒体资源禀赋、功能使命、服务区域、领域、对象等都有所差异,因此,找到适合自己的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最为重要,而非盲目照搬、模仿。对于二线电视台来说,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优势之后,下一步便是形成垂直化战略,构建适合本地和本领域的场景化、下沉化的平台。


媒体自有平台不可替代 
通过CTR的广电网络传播力排行榜的各项榜单能看到,地方台的传播影响力,目前大部分都来自抖音、快手、微博、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但从媒体融合的规律,以及从中央出台的有关媒体融合的各种政策看,将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等资源,重点配置到自有平台上,才是“十四五”期间主流媒体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否则难以改变主流媒体日益成为第三方平台依附者的命运。
在社会及经济形态日益平台化的今天和未来,自有平台作用不可替代——它汇聚各方资源、形成数据资产、实现垂直开发、完善场景传播、延伸多元服务,通过移动连接,能真正实现新型主流媒体全连接、全业态的新格局。
放眼国际,国外内容平台的发展路径,也是从内容分发到自建平台。2019年上线Disney+以前,迪士尼将影视版权分销给Netflix等公司。而在迪士尼发布的2021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Disney+、ESPN+和Hulu三大流媒体的订阅量接近1.74亿,迪士尼直接面向消费者细分市场的收入增长了57%,为43亿美元。鉴于流媒体业务的强劲表现,迪士尼进一步与Netflix分庭抗礼。
不过,一些已经建立了自有App的二线电视台,面临着日活跃用户不多、用户黏性不强、价值转化能力很弱等现实困难。如何破局?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将“商务”明确提出并与其他业务项并列,足见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仅靠新闻是不行的,仅靠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能够完全支撑媒体融合发展所需。融合媒体,是聚合各种社会资源,提供多样社会服务,参与政务与治理,运营相关商务活动的综合平台。对于地方台来说,就是把当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等各方面资源都整合起来。
另外,除了建设自有平台,国内各级电视台还可以共同搭建一个媒体整合平台,或以行业划分,形成财经领域、娱乐领域、教育领域等垂类平台,将各自优质内容放在这些平台上进行传播。在媒体融合时代,广电人特别需要抱团取暖。搭建媒体整合平台,不仅能解决资源的聚合,还能完成平台的打通,以扩大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见《广播电视信息》杂志,2021年第七期

论场|《广播电视网络》

2021年第7期

本文为(节选)

全文刊登于2021年第7期《广播电视网络》

原标题: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论场

今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对媒体深度融合做出重要部署 ,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标志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全面“落地”的新阶段。

本期“论场”特邀业内专家就“全媒体时代进一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这一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全面梳理媒体深度融合建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深入探讨媒体深度融合未来建设发展思路,助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走深走实。

欧阳书平博士

请介绍下媒体深度融合的蕴含?促进媒体深度融合,对广电行业顺应当前及今后发展趋势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杜国柱

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从时代改革创新课题角度,媒体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和解决方案关键在于如何用好新技术、打造新平台、构建新生态。用好新技术,就是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做到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和全媒体建设;打造新平台,就是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做到坚持正确方向、移动优先,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切实提升传播实效,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构建新生态,就是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实现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的科学布局和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胡正荣

2020年,9月颁布执行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继2014年8月18日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引领媒体融合加速迈向纵深的最新文件,也是指导“十四五”期间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主要文件。从文件的要求可以看出媒体融合的未来方向:一个根本任务是加快与深度;两个抓手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三个目标就是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四个任务就是要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涂钧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指出“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强调主流媒体要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加强网络内容建设,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全面提升技术治网能力和水平,规范数据资源利用,防范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风险。

欧阳书平博士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最基层的主流媒体。如何进一步建设、完善及运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当地政府和民众?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实现与省级融媒体中心技术平台联动发展?

杜国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并指出了广电未来进一步建设、完善和运营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向和路径。

顾建国

承担省级平台建设的媒体单位,首先要完成自身内部的媒体融合机构改革、机制完善、流程重构,要对原有的技术平台全面升级,构建以云架构为核心的全新的技术平台,满足内容多元化采集、多元化融合生产、多渠道传播的需求。省级平台内部要建立私有云平台,对于移动端的业务要构建(租用)公有云平台,形成“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并建立双云协同平台。

胡正荣

自2021年起,县级融媒体中心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具体应表现在平台、用户、资源、内容等要从分类别的单项建设进入到要素关系建设的阶段,即必须将四大要素的关系建设摆在首位。自有平台建设是最重要目标,用户沉淀是最重要任务,政务、服务、商务资源聚合是最关键手段,内容创新是最严峻挑战。

涂钧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发展,应紧贴省级融媒技术平台并与其拧成一股绳。发展较快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向省级技术平台提出技术升级和业务发展新需求新方向;发展慢的融媒体中心参照前人步伐,依托省级技术平台并行发展,视自身情况选择服务和技术支撑。

驻场主持人欧阳书平博士:当前在促进媒体深度融合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可借鉴的经验及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杜国柱

一是积极构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政策保障体系。广电总局在深入开展全国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摸底调研的基础上,先后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推动新时代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做强做优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加强政策供给。

二是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近年来,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与落实智慧广电等重点工程相结合,深入实施“六大工程”,着力构建“一五一”工作格局。有效整合优质资源、生产要素,向互联网主阵地聚合、向移动端倾斜,广播电视机构智慧广电及融合业务收入显著增加。

三是积极开展重点创新项目。组织开展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典型案例、先导单位、成长项目征集和评选工作,推广各地媒体融合发展的成功实践和有益经验,发挥先进典型和重点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图片

顾建国

江苏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承建,工程建设采取“1+N”建设模式,“1”指省级技术平台,“N”指县级融媒体节点。省级技术平台提供基础资源,统一提供媒体、党建、政务、公共等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平台节点,立足本地实际,接入省级技术平台,共享平台的技术、流量、内容、用户等资源。平台采用“公有云+私有云”的混合云模式,构建如下云平台三层架构。

其一媒体设施服务层。媒体设施服务层向所有县级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资源,并具备弹性、共享、动态适配、灵活调用、统一管理的能力。其二媒体平台服务层。媒体平台服务层可调度基础资源,提供公共能力,串联业务流程,实现平台管理。其三媒体软件服务层。媒体软件服务层部署了宣传协作、媒体服务、综合服务等融合媒体云端应用能力,可提供软件生产工具,赋能县级融媒体中心各项业务。

胡正荣

迄今为止七年,我国的媒体融合与其他国家比,起步并不算早,但发展速度应该说是最快的。在媒体融合发展、全媒体建设过程中,我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创新加速,目前4K/8K超高清、AI等先进技术已广泛应用到媒体融合中,提升了媒体生产、传播的能力,增强了用户的消费体验和满足感。二是内容和服务供给加量,传统广电正从点对面式的大众内容生产转变为面向更细分用户群体生产内容并提供延伸服务,逐步构建线上内容与线下服务连接,用户与内容连接,新闻与政务、服务、商务连接的各种内容与服务体系。三是渠道和平台拓展,并且打造了大量的自主平台。除了依靠第三方渠道和平台进行传播,更多的广电融媒体开始构建和打造自有平台,并且围绕自有平台初步建设了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四是业态拓展,开始构建全媒体生态。全行业正采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媒体,打通线上线下,实现全业态布局,构建线上生产内容、线下拓展服务,延伸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涂钧

自2018年以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广电局的工作部署,广西广电网络公司与广西日报社、广西广播电视台共同建设覆盖全区的广西云自治区级融媒技术平台,为全区各级融媒单位提供技术服务和业务指导。目前,平台已具有向全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免费提供云平台核心业务能力,支撑全区各县级融媒体中心上云运营,各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集聚效应得到初步显现,广西云自治区级融媒技术平台的功能已得到充分验证。

据测算,各级融媒单位依托自治区级技术平台,以集约化方式搭建各级融媒体技术平台,可直接减少40%以上的服务器建设成本、50%以上的机房运维成本和60%以上的专线网络成本,系统部署时间减少90%,网络运行效率提升50倍以上,系统安全率提升至99.95%。以上集约化建设的效益,走出了一条广西特色融媒体建设道路。

驻场主持人欧阳书平博士:广电应如何通过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做强新型主流媒体,以巩固和加强主流媒体的地位、引导大众舆论?

杜国柱图片

首先,媒体融合与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在推进媒体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要重点整合功能重复、内容同质、力量分散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台网融合、固移融合(有线电视固网和无线、卫星、5G移动网融合发展),努力让所有资源流动起来,实现各种资源的互联互通,努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其次,发展增量与改造存量一体布局。近年来,广电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大多选择从增量做起,成立新部门,引进新人才,开发新应用,推出新产品等。接下来,要在“做增量”的基础上,尽快推进“改存量”,打破旧有藩篱,在渠道、平台、管理、经营、体制机制等各方面走向深度融合,从简单嫁接走向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再次,内容优势和技术支撑双轮驱动。当前,专业、深入、独家、权威的优质内容,以及节目内容的专业化生产能力,仍然是传统广电媒体无可替代的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最后,融合发展与制度改革并行并重。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必须通过制度改革,调整媒体机构设置,探索媒体组织重构,推动组织机构一体化、传播体系一体化,实现人员、管理、运行融合。同时,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

胡正荣

传统广播电视要想做成做强新型主流媒体,而不是传统广电的再延续,首先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其次,广电一定要用互联网思维加大内容和服务产能,增加内容和服务供给侧改革。再次,着力打造自有平台。互联网的竞争是资源的竞争,特别是数字资源的竞争。

简言之,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未来。传统广电基本上是没有数据的,特别是用户、政务、服务乃至商务数据。打造自有平台,将内容和服务聚合到自有平台,黏住用户,留存数据,才是保障自身可持续发展之王道。否则,不亦乐乎地利用第三方打造所谓的传播矩阵,到头来都只是给第三方打工,为第三方引流,而自己沦落成为内容提供商,而不是全媒体服务商。

涂钧

以终为始,利用云计算、大数据能力对媒体考核形式及内容传播衡量手段进行创新,以“四力”为要求,具象化宣传效果,数值化宣传排名。省级融媒体平台,要具备传播效果分析模块,利用探针技术采集本省自建平台宣传效果数据,辅助以爬虫技术,抓取诸如抖音、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数据,通过构建统一分析模型,实现各媒体单位宣传效果数字化。同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媒体资源数据标签化储存和交换、用户行为分析、内容创作智能辅助等能力。真正做到为内容找到合适的人群,让内容符合群众的喜好,从而巩固和加强主流媒体地位,更好地引导大众舆论。

胡正荣专栏 “五化”保障国际传播有效性和持久性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1-8-18;《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1-8-2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国际传播中文化的作用和力量,多次多处指出中华文化走出去,人文交流,以及对文艺、学术、传播的文化要求等,并明确“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作为“五力”之一,它的提出有着深远的意义。
就中国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华文化感召力打造与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简言之,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以文载道和以文传声是方法与手段;以文化人,才是国际传播增强有效性,提升持久性的根本。因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以文化人是点睛之笔,点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软实力就是“文”,此处的“文”是个集合概念,包括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文明等。软实力就是由文化、文明的多种构成要件组成的,而文化与文明的核心就是具有基本、深沉、持久等特性的价值体系,正是以文载道中的“道”。


“文”是中国国际传播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来源。以文化人,首先要有“文”。说到“文”,中华民族应该有着充分的自信。我们有着绵延不绝、灿烂辉煌的5000年中华文化,有着贡献人类、影响全球的思想价值体系。这些都是做好国际传播的根本资源,源源不竭,生生不息。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是中国国际传播的源头与基础,更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素材与滋养。


传统的“文”是基础,现当代的“文”是关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国正在以新的面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需要构建和呈现新的文明与文化。一方面,我们需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中国,贡献人类,“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我们要基于中国实践,着眼全球文明,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化”是中国国际传播有效性和持久性的保障。以文化人,其次是“化”。这里的“化”,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化”是理念、方式、方法、形式、手段、业态、过程等众多要素的集成。再丰富的“文”的资源,没有好的“化”去实现,依然是无用功,甚至是适得其反。

以文化人的“化”,


第一是开化,即欲化人,先化己。我们需要开化自己的理念。当代世界、当今社会需要互联网思维,需要全新理念,才可能真正去以文化人。

第二是转化,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当代价值、世界意义是转化的关键,也是转化的根本目的与意义。以文载道的“道”就应该是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第三是硬化。我们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战略与战术上都要有硬化的元素与成分。

第四是软化。即“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第五是多样化。我们既要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又要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文化、艺术、学术、媒体、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智库,乃至公民个体等,都要参与到以文化人的国际传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