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十三五”即将收官,新型主流媒体咋样了?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9-16,《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9-25

“十三五”收官在即,主流媒体都在总结过去,谋划未来,制定着“十四五”发展规划。
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了《关于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后,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了整个“十三五”时期,所有主流媒体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整个“十三五”时期,主流媒体发展中最为亮眼的大变革。


回顾“十三五”期间主流媒体发展成就,成绩斐然。

一是主流媒体技术进步了,从原来没有什么信息技术支持或技术系统分散格局,到纷纷组建了“中央厨房”或融媒体技术系统等基础技术平台,从而实现了新闻宣传业务策采编评发的融合与提质增效,也部分实现了资源共享与高效配置;

二是主流媒体用户导流了,一方面主流媒体传统传播平台如报纸、广播、电视的用户的确在流失,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新兴传播平台如自有App、第三方平台矩阵等,用户也在大量增加,这种用户流量转移或者导流,正是契合了网络社会发展的潮流;

三是主流媒体产品创新了,它们创意、生产、传播了大量的爆款产品,特别是在重大事件、重要时间、重点项目等方面,有着绝对的产品优势;

四是主流媒体业态多元了,已经不仅仅是新闻宣传机构,而是拓展成为新闻+政务、新闻+服务等多元业态、跨界运营的发挥综合优势的治理平台;

五是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深化了,从监管体系看,呈现出精简、融合、归一的趋势,从媒体自身看,通过整合、合并、兼并、改组、改制等方式实现了融合,二级机构也重新建构,流程优化、平台再造、机制灵活化、经营多样化、资源共享化、人才流动化等日益普遍;

六是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了,过去五年是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升级的开局五年,主流媒体充分利用自己在获取资源、集中力量生产、传播及创造消费等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公信力方面的优势,通过优质产品、矩阵平台、多元业态等,持续保持了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回顾过去五年,展望未来,主流媒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不少,挑战很多。

当今媒体发展的支撑是技术,过去五年,主流媒体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主流媒体迅速从工业时代的技术体系升级迭代到网络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体系。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主流媒体搭建的“中央厨房”等融合技术系统应用,仍然相对局限在新闻业务中,融合技术系统还未真正深入非新闻类的其他领域,缺乏能够连接各种数据孤岛的大数据架构和能力,缺乏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聚合、配置、重组、创造的能力。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相对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技术与内容、产品、服务的深度融合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流媒体在充分用好第三方平台矩阵的同时,更应该建设自主可控的自有平台。过去五年,相当多媒体开发了自有平台,比如自有App,特别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开始后,各省级平台向各县提供了这种自有平台服务。挑战是自有平台建成了,用户却没有多少,涨粉很难。这可能是摆在众多主流媒体自有平台面前的普遍问题与挑战。如何破局?有待在用户导向、平台规划、产品设计、服务驱动、资源共享等众多方面寻求突破。


过去五年,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创新,但是离彻底解放传统主流媒体生产力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主流媒体的属性、功能、结构、组织架构、运行流程与机制等,都急需进行深度调整与改革,以适应下一个五年媒体融合窗口期收紧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现有人才流失放缓,但是还在继续,全媒体人才培养还不能满足事业发展需要。令人振奋的是2020年6月30日中央深改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这两个基础性的工作特别强调出来,并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抓手。


基于“十三五”传统主流媒体如火如荼的媒体融合实践,总结经验,梳理成就,分析问题,把握规律与方向,布局规划下一个五年的发展蓝图,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人民网专访胡正荣: 谈媒体融合、内容传播、人才培养

2020年09月08日08:25  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

编者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怎么看待目前的媒体融合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如何深度相融?如何做好内容传播?全媒体人才素养如何提升?就这些问题,人民网舆情频道专访了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

人民网舆情频道:怎么看待目前的媒体融合发展状况与趋势?

胡正荣:可以通过解读两个标志性文件,来理解媒体融合发展状况和趋势。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继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文件,也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

两个《指导意见》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积极推动和加快媒体融合,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现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是我国媒体融合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具体任务、目标、工作部署等方面,两个《指导意见》在要求和表述上有着明显的迭代升级。首先,从两个《指导意见》的文件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文件的重点和要求有着很大不同,也反映了媒体融合这些年来的进展状况。第一个《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推动,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推动。从此开始,我国主流传统媒体正式开启了媒体融合实践。第二个《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于加快推进,说明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化阶段,简言之就是“加快”“深度”。这也意味着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建设,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融合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加强。两个《指导意见》表征着媒体融合的两个阶段,纵深的进程和升级的任务,它们之间的异同显而易见。

其次,在具体任务和要求上,两个《指导意见》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第一个《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等,要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等。这些都是对刚刚起步的媒体融合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要求,给出了完整的部署,从思维到操作,从内容到技术,从导向到一体化融合等。第二个《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这个则是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媒体融合进程中突出重点的关注与强调。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体制机制和人才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清障开路。第二个《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

从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看,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启融合按钮。时不我待,也时不待我;二是纵深,此处的纵深有多重内涵,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结果看,凡是体制机制改革到位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成效都很好;其次是深度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这是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根本,没人做不成事,没懂行的人做不成像样的事;再次是深入加速全媒体流程优化与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创新资源配置,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中央文件最新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效用与效益。

人民网舆情频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从机制体制改革方面谈谈,媒体如何深度相融?

胡正荣: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正如同人之任督二脉,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人民网舆情频道:媒体融合背景下内容传播有什么新趋势,你认为做好内容传播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胡正荣:全媒体时代媒体内容产品创优的竞争和压力更大,因为,评价的标的物和层次更加丰富,评价的指标和体系也更加多样化。对主流媒体而言,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宏观上,一定要看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等一级指标表现如何;中观上,一定要看它在上述四种力之下的二级指标,比如独家、首发、议题设置、收听收视率、平台落地率等;微观上,有时候还一定要看一些更加细化的三级指标。

万变不离其宗,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根本还是在内容。从获奖作品及其影响力看,主流媒体的最大优质资源正是内容。主流媒体不能只看到互联网上如火如荼的短视频,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即做深内容、做长内容、做垂直化内容、做专业内容和专业地做内容。由于资源的独占性,主流媒体有很多内容是新媒体和自媒体不能比的,如硬核内容、独家内容等;也有很多专业化精心策划创意的内容,能取代和超越所谓的UGC(用户自创内容)和小规模的PUGC(专业用户自创内容)。主流媒体的专业性是不可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于优质资源的集成,聚焦优质内容是所有主流媒体人的一种回归。主流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做精、做强、做大、做专自己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就应该将内容建设作为根本。

再好的内容,没有先进技术做支撑也是竹篮打水。目前,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最常见的技术手段,就是数据可视化、动漫游戏、直播、短视频、H5等。说实话,对UGC和自媒体来说,大规模、高水平应用最新的ICT(信息传播技术)还有待时日,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大力布局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G技术,它已经成为未来媒体产品的使能技术。一是它能够带来物联网,即万物皆联,这样的话,各种连接的节点都可能成为介质,成为载体,成为媒体。二是它能够带来超高清、中长视频、大规模直播,以及沉浸式全息视听影像的大规模增长,使用户的消费体验前所未有地提升,更使得各行各业能够在任何场景捕捉用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互动式、体验式的媒体产品供给。三是它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平台化时代。主流媒体需要抓住机会,加速自有平台的建设,将优质内容资源与自有平台聚合,打造智慧媒体平台。

还有一个技术是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入渗透,并赋能媒体创意、生产、流通、消费的全流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即运算智能应用带来的传播精准化和消费场景化;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中级阶段,即感知智能赋能的媒体生产的智能化。因此,出现了不少MGC(机器生产内容),如新闻稿和一些音视频。其实,现在更加需要布局人工智能高级阶段,即认知智能的各种应用,即媒体创意、创作的智能化,以拥抱众创时代的到来。

全媒体时代内容和技术要转化成优质品牌,才可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品牌构成,已经不仅仅是优质内容,而是要将优质内容开发拓展为优质IP,其中包括内容、服务、延长的业态,这就是品牌的延展性。内容要连接用户,内容要连接服务,内容要连接尽可能多的延长的业态,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已经赋能了这种连接。IP要和第三方的优质内容、优质IP聚合到自有平台上。只有融合在一个品牌下的优质内容加优质平台,才具有可持续性。主流媒体有着天然的品牌优势,一是品牌历史悠久,二是品牌有公信力。要积累自己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还在于优质内容与优质平台融合,形成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民网舆情频道:怎么看待全媒体传播对从业人员的挑战,需要在哪方面提高自身素养?

胡正荣: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总体上,全媒体人才其实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因为,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

全媒体人才是分层次的。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运用全媒体手段,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发布在全媒体平台上,并且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岗位的人才。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上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统筹全局、纵观大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敏锐捕捉机遇,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的能力模型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3D、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人民网舆情频道:媒体融合过程需要注意防范哪方面的问题?

胡正荣: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一场大考,也考验了开展多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也挑战了媒体融合格局,更提出了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的新任务和新目标。

经过了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对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宏观认识,在顶层设计上,在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有个质的飞跃。因此,做好省市县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显得尤为重要,表现在一个是当地领导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认识高度。此次疫情之后,如果还没有认清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将媒体融合看作是所有媒体的简单集合,看作就是媒体自身的事情,这样既有别于中央的要求,更违背了媒体融合的规律,也与社会发展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趋势不相符。另一个是当地决策者对全媒体建设的重视程度,特别是给融媒体中心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从疫情中传播及运营效果好的主流媒体经验看,可能还亟需在几个方面实现突破。一个是汇聚和用足资源是基础,特别是政府、社会等重要的核心资源,从而开发和建设关键的资源池,基于这个资源池,创新出有效的产品和服务。主流媒体曾经有着得天独厚的聚合资源的能力和优势,可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种分化力量大大削减了这种优势。主流机构媒体强身健体要从大量地吸纳各种资源开始,包括汇聚丰富的政务资源,聚合充足的行业服务类资源,还要凝聚众多的用户资源等。没有资源,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汇聚资源的能力,在疫情后时代将寸步难行。

二是精准生产,确保内容和服务能够满足用户的刚需。互联网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精准地满足用户刚需,信息对称,供求平衡,这才是硬道理。从各级各类机构媒体疫情中的表现看,口碑好的都是懂得这个硬道理。不论满足新闻刚需,还是满足服务刚需,都可能带来良好的效益。主流机构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和行业媒体需要认真分析社会刚需到底是什么。通过生产刚需内容满足用户需求。从此次战“疫”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和行业媒体看,都可以看到这种机会和成绩。福建尤溪县融媒体中心紧紧抓住当地刚需,在自有APP平台上汇聚县域关键资源,特别是政府资源,专注社会需求,比如APP销售社会刚需的口罩,满足急需。当地用户大量下载他们的APP,全县40多万人,已经有15万人下载并使用这个APP。聚合了用户,沉淀了数据,为下一步深度开发价值奠定了基础。这么强大的内容和服务粘性,提升了融媒体中心自有平台APP的价值,不少合作者已经主动上门谈未来的深度合作了。

三是要敏锐捕捉后疫情时代各种新机遇,快速布局新兴业态。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都需要转型升级,资源与机会、产业与市场、用户与效益等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里面带来的很多机会都会爆发。比方说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沟通方式等等,还有中央提出了新基建,这个以数字基建为本质,重点发展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这里都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与巨大的市场,以及可观的效益。互联网公司已经参透到其中之奥秘,感应到其中之机会,如字节跳动、阿里已经开始谋划在新教育领域发力;腾讯微信已经开始布局视频号等。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媒体人把中央精神和政策吃透,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宣传、媒体、广电等方面的政策,结合当地或者行业情况,谋划跨界业态布局,虚拟与现实结合,线上融合线下(OMO), 配置强力资源,适当超前谋划未来的机会,为下一步发展设计开发更垂直化、更专业化、更下沉化的内容、产品、服务和跨界项目,布局长线的、可以打造成全媒体产业链的产品与服务。(白炅 袁勃)(责编:袁勃、李娅琦)

胡正荣访谈(下篇):开启全球化媒介智慧传播新时代

2020-09-03 10:53:43 来源:中宏网

中宏网北京9月3日电(记者 王镜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20年媒体融合迈进新阶段。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就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及推进媒体融合相关议题接受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伴随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古老而年青的中华文明正在焕发日益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正以从未抵达的历史新高度积极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国际义务。眺望未来,您认为人类媒介生态将历经怎样的涅槃新生之路?中国在此进程中将如何更好的创树中国的新话语体系?

  胡正荣:我们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媒介生态正在开启智慧传播新时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智慧传播时代,我们国际传播应该实施更加有效的战略与策略。

  第一,建立以全媒体为基础的国际传播体系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手机等移动终端成为当代人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工具,社交媒体成为社会交往和舆论流通的重要场域,同时,智能技术的广泛渗透再次改造了媒体图景。我国的国际传播主力军应当更加注重新兴媒体、新兴技术、新兴终端的运用,构建立体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全流程的新型国际传播体系。自2015年我国全面进入4G时代以来,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我国主流媒体通过设备更新改造、技术创新升级、组织结构调整、运作流程重塑、人才结构优化等方式积极开展全媒体建设,探索出了中央厨房、网络电视台、云平台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媒体特征的运作模式。但从全国一盘棋、全球一张网的角度来看,全媒体体系结构中只有中央级媒体是不够的,应将各级主流媒体、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平台纳入体系之中,还应包括能够为众多机构、广大公众实现国际传播赋能的开放性平台和专业数据库。

  互联网发展已经走过了门户网站时代(以流量为核心)、社交媒体时代(以用户为核心),正走向智能媒体时代(以数据和场景为核心)。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经由深度媒体融合而共同走向智能媒体,未来的国际传播也将充分利用新的媒介体系。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营要求传播机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生产高品质、全类型(音频、视频、文字、图片)、多终端适配(广播、电视、手机、电脑、报纸、图书、户外)内容的能力;二是,实现多渠道(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物流网)、多平台(自有平台、非专用性平台、社交平台)协同传播的能力;三是,适应多场景(工作、学习、娱乐、运动、旅途)、多形态(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社交传播)传播需求和特征的能力;四是,面向规模庞大的、人口特征差异显著的受众群体(年龄、身份、性别、收入、文化、地域)开展差异化、垂直化有效传播的能力。国际传播者还应该能够利用新的信息采集技术和手段获得海量素材,以贴近性思维创作易于接受的跨文化内容产品,并利用感知智能去判断特定场景下人的状态和需求,利用运算智能和大数据去将适当的内容推送给另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使用者。换言之,追求国际传播内容与用户场景在跨文化环境下的精准匹配。

  第二,转换视角,优化国际传播叙事

  从发达国家国际传播的经验和教训看,国际传播的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话自说阶段,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早期,形成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第二个阶段是回应关切阶段,也就是民族国家大量兴起后,各国主权意识增强,利益冲突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对独立国家的各种关切进行适当回应,从而诞生了各种传播手段与方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国际现实。第三个阶段是原创话语、设置议题阶段。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争取话语权,话语权来源于原创话语,依赖于主动的议题设置。这种原创话语能力,即概念化(conceptulize)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然后把原创话语,即概念进行普遍化(generalize),并为世界所说、所用、所认同,更是一个国家硬软实力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照它们,我们国际传播的叙事格局还处于自说自话的初级阶段,亟待加快步伐进入回应关切、原创话语的更高级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道路、制度、文化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种种热爱、赞扬、关心、好奇、疑问、忧虑、评论、质问、批评、谩骂、污蔑、诋毁乃至仇恨都是可能并现实存在的,需要我们面对所有这些,积极主动回应各种关切。随着我们日益走近世界的中央,我们更需要进入原创话语、积极主动设置议题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站在人类高度去立意、从全球视角去建构、从中国故事去切入,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才能够找到对全球有共鸣的议题,才能学会在国际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才能把个别性的中国故事讲述成具有普遍性的方案。

  从叙事学视角看,我们的国际传播叙事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个是故事层,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高大上要有,但是往往低(底层)小(身边的)下(各个阶层)的故事更丰富、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成就故事要讲,但是困难、问题、挑战的故事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也更加有说服力。另一个是话语层,这个层面非常丰富,有叙述的方式、手段,也有叙述的词汇、语法,更有叙述的语义,这才是话语的真意。在话语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最大,经常是有好故事,却没有好好讲出来。这与我们”讷于言,敏于行”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东西方思维和表达方式有关。今天,我们可以尝试借助机器学习能力,更好地把握不同国家公众习惯的故事叙述逻辑和表达方法,更好地进行共情式叙事。

  第三,合理把握国际传播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技术是生产力、是催化剂。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我们既要充分把握技术带来的诸多机遇,也要充分意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以更好地把握和协调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国际传播实践逻辑,写稿机器人、AI主播的加入使原本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变得更加热闹,多级多元的国际传播格局,在扩大不同主体国际话语表达权和国际传播参与权的同时,也在滋生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假新闻。现阶段,智能媒体在内容生产、翻译等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优势,但还不足以胜任信息把关、社会瞭望、去伪存真的工作,特别是当话题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相关问题时。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信息定制和信息分配在实现精准化传播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值得正视的潜在问题,即这是一种以迎合受众观点和偏好为逻辑的精准化传播。换句话说,越是采用这种方式开展国际传播,就越会肯定或强化受众已有的观点和态度。我们知道,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仍然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所建构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形象扭曲、认知滞后等问题广泛存在。如果国际传播完全以算法对受众偏好的判断为基础开展,不仅不能有效树立立体、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还将使得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固化和强化。这种情况无疑是与我们国际传播活动的初衷相背离,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以事实导向传播形成对观点导向、情绪导向传播的对冲;在制度层面,重构顶层架构与流程,减少信息衰减;在主体层面,鼓励多主体交流,而不是选择性交流;在信息方面,开放多元化交流,多观点交流,兼听则明,虚怀若谷。编辑:王镜榕审核:王怡然

胡正荣访谈(中篇):以新思维推进媒体融合与治理体系再造

2020-09-02 09:20:55 来源:中宏网

中宏网北京9月1日电(记者 王镜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20年媒体融合迈进新阶段。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就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及推进媒体融合相关议题接受了本网专访。

  中宏网记者:走进万物皆媒的5G时代,一方面,我们为互联网的技术进步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与之相应的社会治理逻辑乃至全球化进程却未必同频共振,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您对此怎么看?

  胡正荣: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拐点,也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我们正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新的政治格局,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架构,新的文化要素等都在孕育、形成和壮大之中,其中一个最重要驱动力就是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成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要素。它是对生产力前所未有的解放,对生产关系前所未有的重构。

  整个人类社会的几个架构性变化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并存,且后一个趋势日渐明显。现在和未来,资本集中化、网络垄断化倾向仍然有强化之势,而且这种垄断不像现实世界中那么显在,在虚拟世界中更加隐匿和潜在。这种垄断最终可能呈现为数据垄断和智能垄断,这种垄断将更加致命,更加终极。后发现代化社会和国家将更加难以企及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全球和每个社会中的分化可能呈加剧的趋势,特别是治理体系和能力与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不匹配的国家将更加如此。不过,随着网络社会,特别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兴起,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也可能使信息更加透明、对称,将人、财、物等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更加公开化、显在化、流动化和平等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给更多的人和机构赋权和赋能,使得权力和能力不再为个别人和机构所独有。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单极世界、单极社会已经开始变得日益不现实。传统社会秩序是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本控制力,形成资源控制型社会秩序,而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社会中,去中心化的”共”(share,或者co-)日益变成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动力,如共商、共享、共治等。当然,人工智能还可能带来”去人类中心化”和”去人类控制化”,这种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二是层级化与扁平化、网络化并存。传统社会的等级科层化在网络社会和智能社会中还会持续而部分存在,社会运行的规制与治理还是需要有层级的实现,尽管这种层级已经大大减少乃至显在地消失,但是即便在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环境中潜在的层级还是存在的,技术的核心层、使能层乃至应用层的分工也始终会给社会带来核心、使能和应用的层级区分。但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看,社会架构正在日益扁平化、网络化和数据化也是不争的事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不是线性的变化,而是非线性的、指数级的拓展。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带来的就是网络化和数据化,由此又进一步带来扁平化,云计算都需要加快边缘计算,以提高效益,多源数据和复杂算法正在取代传统的人成为网络化、扁平化后各个节点权力的赋权者和赋能者,这样的话,信息传递更加短程化,人与群体建构更加分散化,传播更加直接效益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动员力实时、实空显见。

  三是共同体与族群分化并存。5G带来了万物互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连接度提升,命运关联度也大大提升,动一发而牵全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可能成为人类面临的常态,这种利益的共生性和命运的联动性日渐增强,而共同体存在和意识还有待不断增强。今年1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主题就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与会者商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普遍认识是,这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信息的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出发点是人脑的解放与深入了解人类的自身行为,终极目标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并重塑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都要改变。万物互联、万物皆媒、人机互动不是带来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别的消失,反而给个体成长、群体分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社会结构日益族群化,虚拟世界中的圈层化就是一个表征。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资本连接,驱动人类社会每个个体与族群深度互联、高频互动、空前自觉,他们之间深度学习、广度参与、持久交互影响,逐步成长为社会压力和驱动力,这与传统治理体系中利益集团、区域乃至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恰成反差,这正是复杂社会、风险社会日益凸显的特征。因此,重视互联互通的个体,强调深度交互的圈层,平衡相互影响的族群,才是形成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的关键和基础。

  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力量正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建构,新的社会价值系统正在孕育。每个时代都有这种大变局前夜的阵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让我们共同思考、共同面对吧。编辑:王镜榕审核:王怡然

胡正荣访谈(上篇):聚焦发力, 清障开路,加快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

2020-09-01 14:58:34 来源:中宏网

中宏网北京8月31日电(记者 王镜榕)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2020年媒体融合迈进新阶段。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日前,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就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及推进媒体融合相关议题接受了本网专访。

迈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新步伐

  中宏网记者:作为资深传媒学人,您怎么解读中央第十四次深改会所传递的有关推进媒体融合的最新信号或会议精神?

  胡正荣:可以通过解读两个标志性文件,来理解媒体融合发展状况、最新动向和趋势。2020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继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文件,也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这两个文件是迄今经过中央深改委(原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的,最权威、最主要的有关媒体融合的中央文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基本原则、方向、任务和架构。

  两个《指导意见》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积极推动和加快媒体融合,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现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是我国媒体融合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具体任务、目标、工作部署等方面,两个《指导意见》在要求和表述上有着明显的迭代升级。首先,从两个《指导意见》的文件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文件的重点和要求有着很大不同,也反映了媒体融合这些年来的进展状况。第一个《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推动,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推动。从此开始,我国主流传统媒体正式开启了媒体融合实践。第二个《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于加快推进,说明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化阶段,简言之就是”加快””深度”。这也意味着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建设,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融合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加强。两个《指导意见》表征着媒体融合的两个阶段,纵深的进程和升级的任务,它们之间的异同显而易见。

  其次,在具体任务和要求上,两个《指导意见》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第一个《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等,要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等。这些都是对刚刚起步的媒体融合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要求,给出了完整的部署,从思维到操作,从内容到技术,从导向到一体化融合等。第二个《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这个则是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媒体融合进程中突出重点的关注与强调。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体制机制和人才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清障开路。第二个《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

  从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看,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启融合按钮。时不我待,也时不待我;二是纵深,此处的纵深有多重内涵,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结果看,凡是体制机制改革到位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成效都很好;其次是深度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这是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根本,没人做不成事,没懂行的人做不成像样的事;再次是深入加速全媒体流程优化与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创新资源配置,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中央文件最新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效用与效益。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

  中宏网记者:从原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到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无论职务怎么变,您对大学之道的学术追求没有改变。我们注意到,您近半年已经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过推进媒体融合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比如5G媒介特质、融媒生态、产品创优、体制改革、人才培养等等,一言以蔽之,您认为当前推进媒体融合最紧迫或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应对?

  胡正荣: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正如同人之任督二脉,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总体上,全媒体人才其实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因为,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

  全媒体人才是分层次的,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运用全媒体手段,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发布在全媒体平台上,并且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岗位的人才。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上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统筹全局、纵观大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敏锐捕捉机遇,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的能力模型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3D、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编辑:王镜榕审核:王怡然

胡正荣专栏:媒体深度融合 全媒体人才如何培养?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9-2,《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9-10

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最缺乏的资源就是全媒体人才,目前全媒体人才供给匮乏,根本没有全媒体人才红利。原有的传统媒体人才需要转型升级,才可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要,但是又不能一蹴而就,谈何容易。全媒体人才荒已经成普遍现象。
所谓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一般来说,全媒体人才的来源是多元的。经过多年积累,媒体融合起步早、经验丰富的主流媒体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能够开拓创新,适应媒体融合需要的全媒体人才。另外,新兴媒体在这些年的发展壮大中,积累了不少胜任新技术、新营销、新内容与新服务要求的全媒体人才,但是他们都在新媒体中生存发展。高等学校也是全媒体人才的重要来源,但是距离社会和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相差甚远,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全媒体人才培养要提速,要增效,要下功夫。具体而言,培养全媒体人才需要根据全媒体不同类型的能力模型,确定相适应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路径,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快速弥补全媒体人才的严重短缺。


第一种培养模式和路径就是在职培训与实践。这种办法快速、实用,且见效快,容易落地。

首先,主流媒体管理部门和主流媒体自身,特别需要重视在职员工的培训与提升。明确制订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人才培养规划与计划,包括培训目标、方式与方法、对象类别、实践项目、内外部实训及效果评估等。这种培训一定是全员、全类型、全层次的,这样才能够达到效果。只是业务一线人员的培训只能解决细节和枝叶问题,无法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决策层面的落后,更无法落实“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一更加基础性的要求。

其次,主流媒体机构在实践中,以项目制方式对所有人员进行全媒体实战训练。媒体融合发展与建设全媒体不是坐而论道,需要在实战、实训中积累经验与教训,探索和尝试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主流媒体可以集中骨干人力资源于媒体融合重点项目的研发、生产、制作、传播、营销与管理上,通过项目磨砺人才。

再次,协同新兴媒体、企业、实战培训、高等院校等相关机构,开放式、跨界互动联合培训、培养全媒体人才。


第二种培养模式和路径就是高等院校培养全媒体人才。这种办法更加长期性,且影响深远。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它们分层次、分类型培养媒体融合与全媒体所需的各种不同规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全媒体人才的学科专业也可以是各个学科与专业。全媒体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需要复合型人才。因此,也需要各个学科与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入全媒体建设中。仅就新闻传播学而言,全面迭代升级学科与专业迫在眉睫。

一是新闻传播学的专业价值观迭代升级,大量网生和智能生成内容与服务需要价值观赋能,也需要重塑传统的价值观体系;

二是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模式迭代升级,建立价值导向、技术引领、内容为本、用户为要的模式;

三是学科体系迭代升级,学科日益融合与交叉,使得问题导向、理论融合、方法协同的新体系日渐形成。
具体而言,就是需要从学科、专业、培养模式、师资结构四个层面,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第一,调整学科。鼓励老学科更新,新兴学科交叉。

第二,改造专业。学科指涉的是知识体系,专业指涉的则是能力体系。专业的设置、调整应以国家需求、行业方向为依据,以建构能力体系为目标。

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培养模式,都应兼顾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四,优化师资结构。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结构应具有融合性,应由学术型人才和业界人才共同构成。


全媒体人才培养和使用效果,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全媒体人才评价指标与体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观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包括互联网理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用户中心等指标,还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等;二是客观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包括全媒体创意创造、生产、制作、传播、营销、运营、管理等。

胡正荣专栏:媒体深度融合 全媒体人才“长”这样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胡正荣专栏”,2020年8月20日;《综艺报》“全媒锐见”,2020年8月25日

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正如同人之任督二脉,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
早在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新闻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并要求新闻工作者“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人是生产关系构成的核心因素,人才也是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媒体深度融合就是对原有1.0版的媒体融合进行深度的生产关系重构,进行彻底的生产力释放。全媒体人才对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具有关键和核心意义。体制机制更多是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主要构建能够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其根本目的还是能够将人的驱动力、人的创造力、人的可持续发展力完全激励、充分解放和认真保护。


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媒型、专家型人才”,是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主流传媒人才规格的基本要求。总体上,全媒体人才其实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因为,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

全媒体人才是分层次的。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运用全媒体手段,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发布在全媒体平台上,并且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岗位的人才。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上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统筹全局、纵观大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敏锐捕捉机遇,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的能力模型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3D、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胡正荣专栏:打通媒体融合的任督二脉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原文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8月9日,《综艺报》2020年8月10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特别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努力方向。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勇气、毅力和决心。
可以将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比喻成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这两处不通,则其他难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就一直没有停止媒体体制机制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部分广告经营尝试;

在80年代末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个别媒体已经开始了事业单位管理、市场化运营的尝试;

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管理,部分媒体业务和链条开始了市场化和资本化运营等。这些都是20世纪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果,也奠定了我国主流媒体进入21世纪后的活力释放和蓬勃发展。

21世纪后,出版社转制,报纸广电成立全资传媒集团,影视行业产业化、市场化等,都给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注入了活力,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在我国普遍使用,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互联网,特别是基于PC端,以门户流量为特征的WEB 1.0,对主流媒体体制机制创新又提出了新要求,主流媒体开始改革二级机构,成立网络部,以期能够赶上新技术要求。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爆发,各种移动应用海量增长,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胡正荣专栏: 最新政策来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7-16;《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7-25

2020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继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文件,也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这两个文件是迄今经过中央深改委(原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的,最权威、最主要的有关媒体融合的中央文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基本原则、方向、任务和架构。


两个《指导意见》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积极推动和加快媒体融合,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现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是我国媒体融合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具体任务、目标、工作部署等方面,两个《指导意见》在要求和表述上有着明显的迭代升级。首先,从两个《指导意见》的文件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文件的重点和要求有着很大不同,也反映了媒体融合这些年来的进展状况。第一个《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推动,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推动。从此开始,我国主流传统媒体正式开启了媒体融合实践。第二个《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于加快推进,说明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化阶段,简言之就是“加快”“深度”。这也意味着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建设,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融合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加强。两个《指导意见》表征着媒体融合的两个阶段,纵深的进程和升级的任务,它们之间的异同显而易见。


其次,在具体任务和要求上,两个《指导意见》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第一个《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等,要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等。这些都是对刚刚起步的媒体融合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要求,给出了完整的部署,从思维到操作,从内容到技术,从导向到一体化融合等。第二个《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这个则是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媒体融合进程中突出重点的关注与强调。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体制机制和人才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清障开路。第二个《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


从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看,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启融合按钮。时不我待,也时不待我;二是纵深,此处的纵深有多重内涵,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结果看,凡是体制机制改革到位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成效都很好;其次是深度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这是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根本,没人做不成事,没懂行的人做不成像样的事;再次是深入加速全媒体流程优化与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创新资源配置,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中央文件最新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效用与效益。

胡正荣专栏: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7-5;《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7-10

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竞争和压力更大,因为,评价的标的物和层次更加丰富,评价的指标和体系也更加多样化。对主流媒体而言,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宏观上,一定要看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等一级指标表现如何;中观上,一定要看它在上述四种力之下的二级指标,比如独家、首发、议题设置、收听收视率、平台落地率等;微观上,有时候还一定要看一些更加细化的三级指标。


万变不离其宗,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根本还是在内容。从获奖作品及其影响力看,主流媒体的最大优质资源正是内容。主流媒体不能只看到互联网上如火如荼的短视频,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即做深内容、做长内容、做垂直化内容、做专业内容和专业地做内容。由于资源的独占性,主流媒体有很多内容是新媒体和自媒体不能比的,如硬核内容、独家内容等;也有很多专业化精心策划创意的内容,能取代和超越所谓的UGC(用户自创内容)和小规模的PUGC(专业用户自创内容)。主流媒体的专业性是不可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于优质资源的集成,聚焦优质内容是所有主流媒体人的一种回归。主流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做精、做强、做大、做专自己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就应该将内容建设作为根本。

再好的内容,没有先进技术做支撑也是竹篮打水。目前,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最常见的技术手段,就是数据可视化、动漫游戏、直播、短视频、H5等。说实话,对UGC和自媒体来说,大规模、高水平应用最新的ICT(信息传播技术)还有待时日,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大力布局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G技术,它已经成为未来媒体产品的使能技术。一是它能够带来物联网,即万物皆联,这样的话,各种连接的节点都可能成为介质,成为载体,成为媒体。二是它能够带来超高清、中长视频、大规模直播,以及沉浸式全息视听影像的大规模增长,使用户的消费体验前所未有地提升,更使得各行各业能够在任何场景捕捉用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互动式、体验式的媒体产品供给。三是它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平台化时代。主流媒体需要抓住机会,加速自有平台的建设,将优质内容资源与自有平台聚合,打造智慧媒体平台。

还有一个技术是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入渗透,并赋能媒体创意、生产、流通、消费的全流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即运算智能应用带来的传播精准化和消费场景化;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中级阶段,即感知智能赋能的媒体生产的智能化。因此,出现了不少MGC(机器生产内容),如新闻稿和一些音视频。其实,现在更加需要布局人工智能高级阶段,即认知智能的各种应用,即媒体创意、创作的智能化,以拥抱众创时代的到来。


全媒体时代内容和技术要转化成优质品牌,才可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品牌构成,已经不仅仅是优质内容,而是要将优质内容开发拓展为优质IP,其中包括内容、服务、延长的业态,这就是品牌的延展性内容要连接用户,内容要连接服务,内容要连接尽可能多的延长的业态,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已经赋能了这种连接。IP要和第三方的优质内容、优质IP聚合到自有平台上。只有融合在一个品牌下的优质内容加优质平台,才具有可持续性。主流媒体有着天然的品牌优势,一是品牌历史悠久,二是品牌有公信力。要积累自己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还在于优质内容与优质平台融合,形成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