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互联 2022-12-19 14:59 发表于北京

作者：刘兰兰
核心要点：

• “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技术；
• 智能视听时代形成了“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
• 我们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 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 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
• 无屏，就是元宇宙，要想更好地发展，应减少终端依赖；
• 如果无屏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的体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
• 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服务的全球订户数超越Netflix带来的启发；
• 对中国电视业在2023年发展的期待。

对胡正荣教授的这次采访，缘起于他在2022年11月21日“世界电视日”中国电视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当天，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的电视未来：无屏生态》的发言，提出视听平台的演变进程是“单屏-多屏-跨屏-无屏”。

胡正荣是我国最优秀的传播学者之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教授、博士生导师。

12月上旬，中广互联在跟胡正荣的连线中，请教了有关“全媒体传播体系相关”的若干问题。胡正荣谈到，传统视听和智能视听的最本质分野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一下子多元化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从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乃至更高维世界。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胡正荣

他认为，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如果融合监管通道进一步完善，会给中国视听业带来更蓬勃发展机遇。他指出，“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01“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技术

在谈及“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的根本性区别时，胡正荣表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技术，由此又带来渠道、平台、终端等多层次的区别。

在技术层面，传统视听是单一传播和告知；智能视听实现了双向和交互，在技术对用户进行捕捉、感知、洞察，由此匹配用户可以接受的渠道，并制作视听内容。

技术带来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推进了视听技术的变革。传统视听和智能视听的最本质分野就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一下子多元化了——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走向用户为中心，从二维世界走向三维乃至更高维世界。02智能视听时代形成了“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

胡正荣认为，“传统视听”与“智能视听”由技术的区别，生发出来的区别非常多，比如渠道和平台。

过去传统视听，基于大屏或者收音机，或者说基于传统广播和电视。到智能视听时代，早已从单一屏幕走向多屏、跨屏。

传统视听的产品链、供应链、价值链，都围绕传统视听大屏生成。比如美国的迪士尼、环球影城，都是基于传统大屏产品，延伸出来产品链和供应链。

在智能视听时代，往往产品的起点和原点，未必是大屏。大IP可能在游戏或者小屏中生成，进而形成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产品链更长，供应链也更复杂、更多样化。这当中不仅有内容生产，还有硬件供应商，还有线下服务提供商，等等。03我们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胡正荣将智能视听时代形成的“非线性发展的产业链”，称为“全业态产业链”。

传统广播和电视最重要的产品形态是节目和栏目。主要实现收入是广告，这就是传统的business model.

到智能视听时代，形成的全业态产业链，表现为——产品链更长、供应链更复杂。

在美国，早在非智能视听时代，已经尝试“一鱼多吃”，比如好莱坞电影出品后，分解成系列产品，比如游戏、动漫，线下衍生品，甚至还有主题公园等，将大IP做多元开发，形成全业态产业链条。

在他看来，我国目前在“全业态产业链”开发上还远远不足。

胡正荣谈起全业态产业链带来的多样化开发机会的时候，略显激动。“为何叫全业态产业链条？产业链变得非线性。不知道哪里何时就能长出去一个机会点。这就带来business model多样化。游戏、有声书、播放平台，都有盈利点。现在可不知道长尾效应有多长。”

全业态产业链之下，给供应链、价值链、产品链带来了更多机会，覆盖的利益攸关方更多，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04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胡正荣的判断是，我国视听业现在还处于“跨屏”初级阶段。

之所以说是初级阶段，是因为跨屏涉及到屏背后的中台监管。我国是分行业监管，由于上层监管部门之间的区别，在单一账号联通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

胡正荣举了个例子，文化旅游部成立后，对中国的文化和旅游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因为“旅游，没有文化是空壳；文化，需要旅游的亲身体验。

他认为，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融合性技术，如果融合监管通道进一步完善，会给中国视听业带来更蓬勃发展机遇。“其实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05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

图为：文化产业的结构与特征图（由胡正荣绘制）

在采访中，胡正荣向中广互联分享了一张“文化产业的结构与特征”图。他指着这张图说，“创意，不分平台和渠道，技术，也是如此”，他接着说，“文化数字化，是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来做文化。渠道不同，是因为硬件实现方式不同。渠道划分利益攸关方，由此各自固守一摊利益，也就情有可原”。

跨屏生态的建立，意味着资源要在所有的平台配置、打通。“这给部门壁垒、行业壁垒、监管壁垒提出挑战”。

技术是通的，平台是通的，产业链是通的，现在特别明显的是“底下是通的，但监管方很多”。当前体制机制和监管优化方面亟待优化，才能突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06无屏，就是元宇宙，要想更好地发展，应减少终端依赖

胡正荣认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跨屏的下一个阶段是无屏。

“无屏时代，用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元宇宙”，他说，“要想发展好，就要减少对终端的依赖，越无形越便捷越好”。

胡正荣说，目前元宇宙的实现还是初级阶段，因为要用头盔之类的终端。对于无屏的实现技术，他很有信心，“我个人认为，无论软硬，都不会太困难。未来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实现起来越平滑”。

对于无屏如何更好的发展，胡正荣认为，在减少终端依赖和提升用户体验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应用场景成熟且完整”。

不仅仅是娱乐行业，如果沉浸式影像渗透到在教育、健康、卫生、医疗，银行等领域，未来前景就会非常可观。07如果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的体验，可能带来革命性变化

在胡正荣看来，视听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乃至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手段。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在教育、工业、医疗等更多领域应用起来呢？”这些应用场景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胡正荣有一个预判，“如果能够实现去现场70-80%体验，可能给各行各业和视听业本身带来革命性变化。比如，我没去卡塔尔看球，在家就能实现70-80%体验。”

再比如，远程医疗场景下，一些家用小仪器将人体基本生物指标实时传给大夫，结合远程全息影像技术，应用起来障碍不大。

“Facebook改名Meta后亏损严重，说白了就是没有找到应用场景，实现技术上也需要进步。无屏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08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服务的全球订户数超越Netflix带来的启发

2022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截至10月1日，Disney+全球订阅用户已激增至1.642亿，较上一季度暴涨了1210万，高于市场预期930万。加上迪士尼其他流媒体：Hulu、ESPN+的订阅用户，迪士尼旗下几大流媒体全球总订阅用户数达2.357亿，超过同一季度Netflix的2.231亿。

在被问及如何有效构建视听业“跨屏、无屏”生态，是否有规律和案例可循的时候，胡正荣表示，“确实是有规律的，也有案例可以参考学习”。

他认为，迪士尼旗下流媒体平台总订户数超越Netflix，就非常具有典型性。“尽管国别不同，我想，业务流程是可以学习的。对好的IP做开发的思路，完全是世界通行的。IP全流程开发，谁都可以做。”

Netflix每年在内容上投入超百亿美元，因为要不断积累自己的IP库。所以说，传统主流媒体有它们的长项，比如迪士尼无需投入太多资金做新IP，光是已有IP改造就很可观了。

中国的主流媒体有品牌优势、公信力优势，也有IP优势，老百姓都是很认可。老牌媒体迪士尼的做法，值得中国主流媒体参考。“我觉得，至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09对中国电视业在2023年发展的期待

“电视业，不能在电视一条道上走下去”，在被问及对中国电视业发展的期待时，胡正荣说，“中央为什么要推进媒体融合，就是希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希望主流媒体声量足够大，覆盖足够广、影响足够大。就一个媒体来说，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电视上发展，本身就是有偏差了。中央媒体深度融合文件早就提出了，要把主力军放到互联网主战场，移动端主渠道。”

胡正荣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要注意到在报告的表述中，“没有提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融合等概念；而是直接提全媒体传播体系，而且用了加强”。这意味着，未来五年要“看结果，看效果，即以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个结果为导向”。

胡正荣对五年之后的传统电视大屏的预期是，“一定要建成跨屏生态”，“那时候中国的广电行业，不再是传统广播电视，而应该叫全媒体视听行业”。

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中国电视业会是什么样呢？那时候，技术是基于互联网的，渠道是多平台的，内容是多形态的，应用是多场景的，业态是多样态的，形成了非线性的、开放式的循环。

他坦言，“对电视业来说，任务还是蛮艰巨的”。在二十大报告指导下，在未来五年，第一步，是从电视业发展为视听业；第二步，从视听业跨一步，到全媒体视听业。

那么，如何看待媒体融合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立有何关系呢？

他的看法是，“媒体融合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建成全媒体传播体系”。

具体到对2023年中国电视业的期待，胡正荣谈到两点。第一，中国电视业向多媒体生态或者跨屏生态迈出实质一步，特别重要的是“平台再造，流程优化”，“比如工作室制的普及，围绕内容怎么开发产品都可以”。第二，广电系统内部尝试打通，比如有线电视、IPTV、OTT等，“哪怕不融合，退一步至少要做到后台、中台兼容，平行主体之间协同，顶层设计统筹”。

光明日报2022-08-31

作者：胡正荣 叶俊

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CCTV-4）推出了一档以“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的大型季播文化节目《遇鉴文明》。该节目是在国际传播领域主动设置议题、主动进行文化交流的一次积极尝试，填补了总台在文明互鉴领域选题的空白，实现了跨文明体系的对话与节目创新，也让我们再次思考文明互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在《遇鉴文明》中，中外专家就中国的瓷器与国外的玻璃器两种器物及互鉴历史进行解读，呈现出中西器物文明互鉴的悠久历史。尽管两种器物文明的文化底蕴不同，但器物互鉴促进了世界交往和文明互鉴。类似的器物文明互鉴还有很多，《遇鉴文明》推出的国画与油画、茶与咖啡，还有服饰、家具等诸多领域，在中西器物文明交流中都有鲜明特色，是中西文明互鉴的桥梁。

精神文明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文艺是精神文明传承的重要路径。《遇鉴文明》呈现的古琴和钢琴、京剧与歌剧以及诗词、餐饮、园林、舞蹈等，都是中西精神文明的重要遗产。为更好呈现精神文明的互鉴，节目采用了“科技+艺术”的展示方式。如首次将与《清明上河图》媲美的《姑苏繁华图》中古苏州景象用AR技术重现在演播室中，首次将帛画《人物龙凤图》用精美的视觉及AR还原在演播室当中。同时，也首次将西方油画起源初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根特祭坛画》等，用AR和视觉手段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第一次将西方文明的艺术成果大规模地展现在国内观众面前。正是这些艺术品，见证了人类精神文明互鉴的历史。

制度文明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的制度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呈现出多样性特征，而多样性的制度文明在交流碰撞中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也纷纷找到符合自己的制度模式。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渴望了解中国，更需要洞察中华文明这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为此，我们要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推进人类历史发展。

在人类诸多文明中，价值文明是一种有可持续力的文明形态。人的价值由抽象的信念、理想、规范、兴趣、爱好等构成，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孕育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不同价值文明之间的互鉴，共同塑造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所在。

全球性问题召唤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遇鉴文明》的推出，在中外文明的互鉴交流中，弘扬了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节目无论是对展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树立文化自信，还是对消除中外文明隔阂、促进民心相通，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文明因多样而需要交流，因交流实现互鉴，因互鉴促进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是文明的保鲜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基于“四个自信”，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叶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电视艺术 2022-08-19 16:30 发表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民日报文艺 ，作者胡正荣

文丨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香港中联办指导，湖南广电芒果TV制作推出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节目中，来自内地和香港的16组歌手通过主题竞演的方式，以40余首金曲唤起观众共同回忆，抒发家国情怀，传递同根同源的血脉情深。节目采用贴近青年人的表达方式，发挥音乐沟通情感、强化认同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青年提供了解国家发展、感知社会脉搏、探寻文化源流的契机，激发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

总结《声生不息·港乐季》，以融合互鉴赋能视听创新是一条重要经验。音乐文化上的融合互鉴，提升了节目共鸣度。《声生不息·港乐季》以弘扬爱国爱港精神、激发内地与香港人民的爱国情怀为精神内核，既精心选取凝聚中华儿女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的代表性歌曲，又兼顾各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特点及各年龄段观众的口味。节目中有对《我的中国心》《中国人》《东方之珠》等彰显爱国情、赤子心曲目的老歌新唱，也有对《祝福》《一生所爱》等流行金曲的创新演绎；有《世间始终你好》《男儿当自强》等让观众为之沸腾的武侠影视主题曲，也有《谁能明白我》《葡萄成熟时》《红日》等传递年轻人奋斗心声的励志旋律。节目对这些歌曲的演绎和讲述，凸显蕴藏其中的时代气息、流行密码和东方美学，更能激发两地观众情感共鸣。

通过合作改编和演出，节目为内地和香港两地音乐人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在唱响爱国之声的同时，唱响流行音乐的创新之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声。节目还精心设置话题，创新表现形式，邀请1997年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上的升旗手朱涛、内地援港抗疫医生刘婷等人物做嘉宾，与香港各领域代表一起回眸25年来内地与香港同享荣光、共克时艰的难忘时刻。将赓续传承与创新创造相结合、将音乐文化与社会脉动相结合、将归属感与自豪感相结合，《声生不息·港乐季》发挥出视听节目的价值引导作用。

生产传播上的融合互鉴，扩大了节目影响力。节目汇聚了电视、网络视频平台、网络社交平台等优质资源，迸发出创意活力，又通过全媒体、矩阵式传播，产生高热度高人气，抵达更多受众。节目在湖南卫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收视率都创下近年来同时段新高，在互联网上也取得播放佳绩，海外覆盖人群过亿。这一切都说明，媒体深度融合可以促进视听节目创新，视听节目创新也将充分释放传播效能。

《声生不息·港乐季》让我们看到，只有契合时代发展、彰显社会主流价值的音乐作品，才能够成为经典；只有吸纳优秀文化元素、反映人民心声的音乐作品，才能够传播久远。将主流价值观和创新表达手法相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视听节目，一定会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赢得广泛的认同。

《声生不息·港乐季》以新的方式演绎经典歌曲，唱响爱国心声，是近年来网络文艺创新的有益探索。未来，面对广大青年受众，网络文艺在创新节目样式、提升节目思想文化含量、实现价值传递等方面，大有可为。

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08月19日 第20版）

原创 胡正荣 视听广电 2022-08-11 18:33 发表于北京

近三年来，新冠肺炎疫情拉开了人们的距离，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类线下传播活动被取消或延期。文化的传承、大众的需求，以及最现实的经济压力，都在催促着传统文化工作者另寻出路，火爆的短视频与直播平台自然地成为首选。

抖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抖音平台已有155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以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进行传播，平均每天开播3719场，博物馆文化展演类相关视频播放量380亿次，相当于2020年中国全部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数的70倍。2022年，231种戏曲在抖音平台开通直播，有73.6%通过“打赏”获得过收入。直播场次超80万，累计看播人次超25亿，场均观众3200人次，相当于每次戏曲直播都是一场中型演出。其中，最受欢迎的豫剧获赞7743万，每一个赞的背后都是一位网友的停留与瞩目。不可否认，网络直播已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生活、服务百姓、传承发展、解决生计的与时俱进的新舞台和新路径，中华传统文化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直播间悄然复兴。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性、仪式性及关联的生活方式逐渐式微，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结构根基正在经受各种挑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价值体系也面临着传承危机。传统文化与技艺学习门槛高、传统经济效益不高，年轻人存在着有兴趣无动力的情况，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非二元对立，与时俱进是传统文化固有的特质。例如，纵观戏曲发展史，各类曲种都是在不断吸纳与融合中得以完善的，声、台、形、表莫不如是。近百年间，其舞台的空间不断演变，从现场到唱片与磁带上，再到电影、广播和电视上，今天又出现在短视频和直播间中，戏曲的现场魅力固然有它的市场，但短视频和直播间的传播效能也是现场无法媲美的。戏曲本就是源自于生活的民俗性传统文化，经过不断发展，逐渐远离生活，升华为高尚的审美追求，如今借助短视频和直播平台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各种传统文化元素也重回百姓日常。

短视频与直播平台可以触达更多用户，从而大大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群众基础和受众市场，移动互联网的大力发展使得直播平台普及和下沉至更广阔的城镇与乡村地区，与传统文化的民俗性高度匹配。此前，直播平台在野性生长阶段并未严格规制内容质量，致使劣币驱逐良币，整体内容偏“俗”，广大直播用户在平台中对于高尚审美的内容并没有太多选择。而如@竹木技艺大师、@越剧王静、@说唱濮阳等众多传统文化短视频直播账号的粉丝逐渐增多至十万甚至百万级，以及“刘畊宏运动”直播间和“东方甄选”直播间的火爆现象都让我们看到，广大网民对于更高的品位、美好的生活和崇高的价值有着极大的渴望。传统文化需要在新时代继续传承，而它所拥有的内核精神和价值也正是当代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缺失且迫切向往的，传受双方的彼此需要使传统文化在直播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又一次“黄金时代”。传统文化正在通过直播打赏火起来、活起来，新的传播技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传统文化不仅要培养传播者，更要培养观众，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喜欢和参与才是最好的传承和保护。文化的传承离不开青年人，今天的青年人离不开社交平台，尤其是“Z世代”本就是“数字原住民”，社交网络就是其日常生活。绝大多数传统文化曾经或是一种消遣，或是一种技艺，成为文化之后便具备了仪式性。人群聚集瞩目是传承的关键，在今天，我们称之为“流量”，毋庸置疑，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就是当下拥有最大流量的“舞台”。从传播角度讲，这个“舞台”，传统文化不容错过。传统文化所固守的是内核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价值与身份标记，而非单纯的外在形式，文化延绵需要主动拥抱时代，不断与新事物交融。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文化需要具备当代性和世界性，用历史元素服务当下与未来，才能成为人类共有的记忆而源远流长。

胡正荣 视听广电 2022-06-14 21:49 发表于北京

元宇宙已经成为大热词汇。围绕元宇宙，经济领域的上下游产业，社会领域的各方应用，文化领域的各种业态，以及各级监管部门都在迅速行动，寻找着各自的位置与角色、作用与作为。对新技术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各方变革，保持高度热情和敏感是应该的，不过没有必要过度紧张或者过度高烧，理性、客观、清醒的认识与判断还是最为必要的。

元宇宙是由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通过虚实融合所建构的数字新时空，是由技术融合、硬件融合和场景融合共同促成的媒介化现实，是个包含线上线下时间空间的、虚实融合的“未来社会”，将成为取代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互联网”平台。对于元宇宙，我们不必想象得过于神秘，而是要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基础。

首先，元宇宙是个新的时空概念，必须实现技术融合、硬件融合和场景融合三者合一。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理解和掌握元宇宙的本质。元宇宙底层是元宇宙的“使能”层，即技术基础层，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技术、存储技术和安全技术五大块，具体包括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资产等。元宇宙中层是元宇宙的“赋能”层，即系统支撑层，包括沉浸交互展示、数字孪生与数字原生、身份系统与经济系统、内容与服务创造生产、监管与治理等。元宇宙上层是元宇宙的“功能”层，即场景应用层，包括游戏、社交、娱乐、办公、消费、教育、医疗、工业等。
以Meta为代表的国际互联网巨头正在从三个方面积极布局元宇宙。一是技术层面：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大力研发AI技术。二是产品层面：将发布多款VR+AR显示终端，推动多元产品，兼顾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三是场景层面：将“混合办公”作为重点发力的应用市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智能硬件、云平台、协同软件等技术和工具正在触发“混合办公”的各个场景需求。
不仅是Meta，不少国家的游戏公司、娱乐公司、区块链公司及流媒体等，都在进行相关产业布局，探索如何提供面向未来用户的体验。大家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发展元宇宙必须拥有跨平台、大规模、数字身份、分布式经济模型等要素。

其次，元宇宙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互联网业态的发展来看，Web1.0时代是以PC为终端，以门户网站为入口，以用户流量为资源的时代，简称门户流量时代，传播者占据主导地位，对用户而言是“可读不可写”；Web2.0时代是以移动设备为终端，以社交平台为入口，以用户数据为资源的时代，简称移动数据时代，大量自媒体诞生，对用户而言是“可读又可写”；正在和即将到来的Web3.0时代则是以各种全息设备为终端，以物联网的各种连接点为入口，以基于数据的编制场景的智慧能力为资源的时代，简称智慧场景时代，对用户而言，可以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计算等手段进行数字确权，使得创作和生产的内容是“可读、可写、可拥有”。

第三，元宇宙可以赋能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元宇宙完全可以应用到媒体发展中，特别是与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完全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元宇宙带来的正是媒体未来发展所追求的，正如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并首次提出“四全媒体”新概念，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四全媒体”其实正是对未来媒体做了全面准确的界定与阐释，也与元宇宙高度契合。因此，元宇宙可以全面赋能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

当下，主流媒体要努力改变旧有的“单向度传播”“标准化传播”思维及工作方式，深刻把握元宇宙“沉浸式、交互式”的全息高维特点，以“垂直化、精细化”的方式去编织各种应用时空，即场景，达到构建高黏性社群的目标。

 2022-04-24 22:18 发表于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号

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形成舆论，并通过舆论影响社会。这是媒体的经典功能之一。进入网络社会，媒体多样化，平台多元化，舆论也随之丰富多彩；但是，不论什么媒体，它们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推动构建有利社会进步的有效舆论场。要发挥好这个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人，即除了各类媒体从业者、各种自媒体和平台运营者等，还包括各级各类现实治理者。形象点儿比喻，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各类媒体的信息传播系统就是网络社会的神经系统，它负责通过各种神经触突去传播信息，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组织与自组织。而这个神经系统有效运转并有效形成舆论的前提条件，是各级各类治理者的实践。治理得好，就容易传播得好；传播得好，就更加有利于治理得更好。治理是基础，是前提；传播是条件，是延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他还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些话首先是说给我们社会中各级各类治理者的。我们的干部需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要求，更新自己的治理理念，重构自己的治理模式，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创新自己的治理效果。

首先，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站在国家安全和长期执政的高度看待治理与融合传播的关系。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形成的舆情，其实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一方面它可能是真实现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理想现实的期盼。我们不能轻视它，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力，站在足够的政治高度，要有基层治理安全和长期执政的强烈责任感，应对媒体带来的舆情。对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我们来说，将面临更加复杂而高风险的治理挑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各级各类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其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提高治理水平，同时增强对风险紧迫性及问题难度的重视程度。互联网迭代迅速，网络平台化带来了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乃至平台媒体，由此产生的问题将会更加多样而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问题重合，各种意见混杂，各种平台交叉，使得基层治理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各类媒体舆情治理难度迅速提升。

再次，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在提升治理水平的同时，需要快速提升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创新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时不我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速度是指快速反应，这是利用媒体进行融合传播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 “善治”的基本要求，拖沓搪塞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广度指协同性。治理本身就应该是系统性的，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门联动，人员配合乃基本要义。融合传播也需要有协同战略与战术设计。深度是指策略，治理与媒体融合传播都需要因时而谋，应时而动，顺势而为。

最后，各级各类治理者和媒体融合主体需要增强处理突发状况突发事件的能力。治理活动及通过媒体进行融合传播时有突发情况是普遍现象。突发事件正是因其快速性、易变性，特别是信息高度不确定性而成为难点、热点和焦点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随时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我们要努力成为所在工作领域的行家里手，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这其中也必然包括应急处突中的有效融合传播，通过媒体的融合传播确保社会神经系统的健康。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号，2022年4月2日

近年来，不少主流媒体发力内容创意与生产，产出了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点击量和流量俱佳的优秀内容作品。从去年河南电视台春晚的《唐宫夜宴》、“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到四川台旗下的《四川观察》等新媒体内容产品连续破圈；从地方媒体深度融合当地各种文化、服务资源创意新作品，到中央媒体产出的众多优质大IP，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等多个系列作品等。各主流媒体抓住优质内容资源，升级创意与生产，拓展传播渠道与平台，加速深化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在现实需求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各大商业媒体平台也相继推出优质内容扶持计划，如企鹅号“芒种计划2.0”、B站“知识区”、知乎“视频创作招募计划”和小红书“创作者123”等。这一轮围绕创造大的、优质IP而启动的风潮，既反映了作为媒体的各大平台和机构回归本业，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的努力；也反映出用户与市场对优质内容，特别是具有优秀长尾效应的大IP的需求和渴望。 

这是个好的起点。但是，从长远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在创作与开发媒体IP方面还只是刚刚起步，距离围绕IP建构完善的生态体系还有漫长道路。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看上去有很优秀的创意转化而成的内容作品，但是种类单一，形态单调，没有形成可供多样化开发的产品，更没有形成多元产品支撑的产品链，以满足不同场景、不同用户、不同渠道与平台、不同功能的需要；
二是没有能够围绕多元化产品链打造有效而重组的供应链，汇聚社会各种资源保障和支撑大IP所需的产品生产、流通与消费，从而构成一个大IP的供应产业链；
三是前两个缺项造成了媒体IP没有能够形成长效的、可持续开发的价值链。
因此，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往往生产和传播一个初级产品，创造了一次性价值就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优秀IP叫好不叫座，有流量没效益，有用户没黏性。

从国际上看，优质内容IP都会全产业链开发。

首先是打造系列化的多元产品，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发出来的作品。将优秀的、有可开发潜质的创意，多次转化为多种产品，就是我们在媒体融合过程中经常说到的一次创意、多种生产、多次传播。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哈利·波特》，它就是从女作家罗琳的小说，衍生出了众多的系列产品，从系列小说，到系列电影，到电子游戏，到主题公园，到消费品等。让优质IP从线上走向线下，从单纯的媒体作品拓展为消费品和娱乐品，从精神产品走向文旅服务业。这就是对优质IP的产品链开发与延展。
其次是基于产品打造完整的供应链。围绕内容IP，汇聚社会各方资源，共同形成一个IP的有效供应链。简单来说，IP产品链的形成不可能只靠媒体。在IP的电视节目开发生产上，电视台可能完全胜任；但是在IP其他产品开发上，电视台可能就力所不及了。特别是在分工日益专业化、生产与传播日趋垂直化的今天，专业的事情就需要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士来完成。比如，IP授权给游戏、电影、图书、文旅项目等相关专业机构去开发、生产，提供服务，共同分享版权收益。这就需要大力培育和促进围绕媒体IP的生产与流通、传播与消费，将多元化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生产者、服务提供商的链条网络的生长与成熟。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媒体融合发展，推进全媒体建设过程中明显的短板。
第三是基于优质IP产品链，汇聚完整的供应链，共同打造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价值链。这个围绕优质IP资源的价值链是指通过一系列互不相同但是又高度关联于一个IP的相关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经济活动，为IP增值，为IP赋能，让IP的价值最大化。这种创造价值并将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之总和，就是IP的价值链。当一个IP有了足够丰富多样的产品链，搭建了完善而有保障的供应链，就可以构建长尾效应的价值链，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如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一样，我国主流媒体也急需搭建产品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完整的链条网络，赋能媒体发展。

光明日报 第15版 2022-03-16

春节期间上线播出的《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以下简称“年度盛典”）汇聚了多家重点网络视听平台的创作力量，用一个个精彩多样的节目勾勒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充分展现网络视听行业在过去一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中国普通百姓追梦逐梦的奋斗故事，记录中国人不懈奋斗的精神记忆。

这台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和多家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承办的“年度盛典”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作为网络视听监管机构，国家广电总局主动作为，积极创新策划，聚合网络视听行业的各股力量，指导八个头部平台联手，创制出四个多小时、几十个节目的“年度盛典”，让从业者的创造性在新形态和新方式中得以呈现。这台节目契合了今年的重要主题，即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成为开年至今所有平台中围绕这个主题推出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某种意义上讲，这让人们看到了网络视听监管的新思路。而这种由国家广电总局牵头各大视听平台强强联手的做法，可以作为一种模式延续下去。八家头部平台传播的聚合，更多家平台的资源汇聚，产生了“聚变”，创造出单家做不成的事和一家实现不了的效果。大家把零散的资源聚合到一起，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单个优秀作品进行有机整合，就成了一个高质量的艺术作品。

这次“年度盛典”既有非常高的政治站位，又十分接地气。“年度盛典”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建党百年、“中国梦·我的梦”等重大主题展开。对网生代年轻观众来说，传统的“高举高打”的叙事方式并不讨喜。此次“年度盛典”的创作者深谙这个道理，虽有宏大主题、宏大场景，却将这些宏大落在小叙事上，从个人故事切入，点面结合，用年轻人易接受的方式表达主流价值理念。“年度盛典”还综合运用AR等高科技手段，以及国风、街舞等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用“个人化小叙事、个性化微表达”营造出一种激燃的青春氛围，获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突破。

对于“年度盛典”，笔者还有一些期待。期待下一步盛典创新出更适合网络平台新视听的内容形态，更加突出互动性，更加强调参与感，更加重视专业用户生产内容和普通用户原创内容。同时，打通网络视听平台与电视平台，将节目内容以全媒体、全业态的形式呈现在所有用户面前。期待未来的盛典产品能够形成系列化，比如将这个大IP拆成几个小的垂直类IP，在一年当中分阶段布局，分对象生产，分场景传播，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期待未来的“年度盛典”可以更国际化，不光讲好中国故事，还要学会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那就是中国网络的国际力量，更是网络视听平台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主动作为。团结起来，有力发声，彰显中国网络平台的聚合力。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

兰之馨 广电独家 2022-03-13 16:49

文|「广电独家」 兰之馨

“体制机制和人才，是制约整个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加快发展的根本。”

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全国广电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630文件”），既为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又为媒体改革定下了时间窗口。

时间紧、任务重，“改革”愈发成为近年媒体行动的关键词，全国范围内不同层级的媒体改革频频出现。

不久前，甘肃省要求至2022年3月底前全省各市（州）要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整合和挂牌，6月底前全面完成与省级技术平台的对接，引来业内外广泛关注。

媒体融合驶入深水区，挑战与机遇并存，压力和动力同在。

面对“630文件”时间上加快、空间上纵深两大要求，媒体融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才能做到纵深且快？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推进落实好的人才管理制度？带着一系列问题，近日「广电独家」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正荣。

▍要处理好长痛和短痛之间的关系

「广电独家」：甘肃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推进会上提出，至2022年3月底前全省各市（州）要完成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整合和挂牌，6月底前全面完成与省级技术平台的对接。如何解读甘肃省的这个动作？

胡正荣：这是一个好举动。中央提出要建四级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央几大媒体已经有了，县一级也有了，省一级也在做，地市级融媒体是相对薄弱的，从2022年开始加强地市级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是必要的。

这次甘肃的做法我很认同，而且我认为这才是媒体融合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向。

「广电独家」：您认为哪些问题是媒体融合在体制机制改革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胡正荣：我认为要特别注意3个问题。

第一，不同地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媒体状态等差异特别大，不能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地市级媒体融合的体制机制模式。

第二，地市级媒体融合在结合当地情况的同时，一定要看到未来更长远的发展方向，处理好长痛和短痛之间的关系。

很多地市级媒体的改革往往着眼于现实，想尽量让震动小一点，先挂上牌再说。这相当于只解决短痛，长痛并没有解决。

我认为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市级媒体来说，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最好能合在一起。本来市场也不大，资源也不多，分开不容易形成核心竞争力，还不如合一。

这应该也是很多地市媒体融合的选择，毕竟没有几家地市媒体能像苏州、无锡等这么强大。

第三，地市级媒体如何担负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非常关键。

从接地气角度，地市级媒体比不过区县媒体，在资源拥有、覆盖面上又比不了省级媒体。

面临这个严峻挑战，地市级媒体要面向市域范围提供很多接地气的服务，面对所辖县域范围要起到很多资源整合、平台整合的作用，要面向省级做好链接，让省里的资源通过它链接配置到基层，发挥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

媒体融合要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让信息连通起来，让新闻、政务、服务和商务这四大板块连通起来，同时，让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对应的中央、省、地市、县这四级信息和服务连通起来，这才是媒体融合真正的意义。

▍体制机制改革是任务，加快深度融合是目的

「广电独家」：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绕不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请您谈一谈两者之间的关系。

胡正荣：一个是目的，一个是任务。体制机制改革是加快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体制机制不匹配是目前最大的制约，这个问题不解决，加快媒体深度融合就无从谈起。

任何一种机制体制都是适应它所在的社会和时代的。

现在绝大多数媒体的机制体制是适应工业时代的单一媒体结构的——你是报纸，我是广播，他是电视。可我们已经不能再按平台去划分了，而是要按服务对象和内容产品的生产类别去构建我们的媒体结构了。

所有的平台要打通，这决定了所有生产链条也要打通。

“630文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第一要加快，第二要纵深。“加快”是在时间上的要求，“纵深”是在空间上的要求。

这两个要求之所以提得这么紧迫，原因就是，已有的媒体融合改革的成绩虽然突出，但速度和程度不够。

有的地方体制机制好，但人才不行；有的地方人才还不错，大家也想干事，但机制体制不行。

更多数情况是后者，包括相当一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被定义为公益一类，它就没法进行经营，就没有经济回报，也就没有造血能力，那媒体如何发展？

好在“630文件”在“新闻＋政务服务”之后特别加了一个“商务”，这就为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契机。 

体制机制和人才，是制约整个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加快发展的根本。“630文件”实际上就是聚焦体制机制改革、全媒体人才培养这两个抓手。

▍媒体融合的关键是要对存量作颠覆式改革

「广电独家」：体制机制改革难度不小，因为改革的背后涉及利益和人的问题。

胡正荣：最主要是人，利益都是跟人走的。媒体融合实践的决策者最大的顾虑是改革之后位置少了，但实际上位置不会变少，很有可能还增多了。

比方一个地市级媒体，可能也就3个频率广播、2个频道电视，加起来也就5个频道总监或中心主任，但做成全媒体结构的话，光是内容这部分就不止5类。

新闻、百姓生活服务、政府服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光这12个字就可以成立12个部门。做好了，它可以做的东西是很多的。

话又说回来，体制机制跟人才是直接相关的。

改革的阻力不光来自领导，很多时候来自基层。动了体制机制，就意味着让过去做广播电视的人都进到一个全流程打通的二级机构里。在舒适区待惯了，突然被扔到全媒体岗位上，他就会觉得太累了，那种怠惰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基层还真不少这种情况。

基层由于人手少，往往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所以改革难度非常大。不像互联网公司起步就是一个增量，它们是平地起高楼，而广电系的媒体融合是在相当大的存量基础上作改革，我们是高楼已经盖完了，现在重新装修。

如果在机制体制这样的大结构不能动的情况下，装修装得再好，都是很有限的。

好的体制机制也得要有人才去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要想体制机制改革顺利进行的话，存量人才要用起来，要作存量人才的迭代升级，这个任务很重。

增量人才肯定会有，但并不乐观，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事编制，主力军还是要靠存量人才。

「广电独家」：在您看来，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应该是怎样的？

胡正荣：简单来说其实就两点。第一点，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也就是组织架构。

要把传统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结构划分打掉，按照服务对象和内容产品，进行项目事业部制的二级机构重构。现在有的地方台在尝试做的MCN，实际上就是这种模式在更微观层面的组织重构的改革尝试。

有了全媒体的组织架构之后，第二点是流程打通，即“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市场运营”3条线打通，3个团队一块工作，共同服务一个领域，也就是共同服务于同一个项目事业。

现在广电系统里负责内容生产的节目部、负责渠道分发的技术部、负责市场运营的广告部都是单独的，这是不合理的。

传统广电很多优质IP没有做到全价值链的开发，正是因为没有全流程的打通，因此就没有可能围绕优质IP构建全产品链、全供应链和全价值链，所以有那么多优质IP创造出来的价值却是那么有限。

媒体融合要对存量作颠覆式改革。当下存量太大了，只有盘活存量、做大增量才能有所发展。

▍历史提出的问题需要解答

「广电独家」：广电体制机制改革由来已久，我国的广电体制机制改革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特点？

胡正荣：简单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是第一个阶段。

这时期的广电属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传统体制，全国各地比较统一，是以宣传为唯一目的的纯事业单位，人财物的管理非常严格且固化，缺少灵活性。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0年是第二个阶段。

这20多年广电蓬勃发展，前半段尤其发展快速，后半段尽管受到了互联网上半场的冲击，但是仍然在快速扩张与发展。

80年代末，国内广电开始尝试体制改革。

广东珠江台最早开始改革，开始有了专业频道。专业频道要盈利，广告与多种经营随之涌现。在这之前，中国广电的广告收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是没有的，中国第一个电视广告出现在1979年。

珠江台改革之后，广电找到了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道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全国广电进入体制改革阶段，大规模出现经济台、音乐台、交通台以及影视频道、生活频道等专业化频率、频道。

专业化带来了市场化，还带来了社会化，一些制作公司开始帮着电台电视台做节目或活动。

用人机制也灵活了，开始有了聘任制，跟社会的联动加强了，广播电视的活力得到了巨大的释放。

这时期出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带动了整个中国电视业的改革。单从专业人才角度看，这两档节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电视台的业务精英，用人机制相对灵活。

这10年是广电改革动作最大，也是创造活力最多的10年。

90年代中后期，广电进入集团化进程。1996年成立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最早的媒体集团，广电纷纷学习和模仿。集团化让广播电视部分资源得以打通，联合效应开始呈现，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大量人才外聘，广告、栏目、频道都可以专业化、社会化运营，资源利用率比过去提高了，广电体制也更具活力了。

2010年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

2010年苹果智能手机出现，互联网进入2.0时代，广电受到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强烈冲击，呈现出其体制与互联网时代的高度的不匹配性。

最核心的是人财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特别是用人机制，广电尽管大量外聘，但没有互联网企业那么灵活。

同时，广电的资源以体制内居多，社会资源不像互联网那么广泛，运营能力也没有互联网强。

此外，广电一家媒体的内容资源是有限的，而像今日头条这样的互联网开放平台能够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资源。

这一时期，有危机感的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尝试加快融合，比如上海广电、湖南广电等。湖南从2013年开始做自主可控的自有流媒体平台——芒果TV，取得了现在的成果。

决策者有超前意识，还需要好的团队把它执行下去。

第二阶段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也是值得去总结经验和教训的。第二阶段体制改革最大的几个推手中，专业化不就是互联网常提的垂直化吗？市场化不就是互联网现在的基本做法吗？社会化不就是互联网的UGC和PUGC吗？包括第二阶段后半段出现集团化，不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吗？

有些集团化做得不理想，根子还在体制和机制——没有真正形成现代企业集团的架构，只挂了个牌子，广播、电视还是各干各的，这不就是今天媒体融合的前车之鉴吗？

历史提出的问题需要解答。这样我们进入新时代，才可以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广电需要形成几个大的平台

「广电独家」：体制机制改革大体上包括哪些内容？

胡正荣：包括前面提到的机构设置、流程再造，也包括社会化。

“630文件”提到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就是让你“开放办媒体”。

现在广电还是比较封闭，有的互联网平台都搭起来了，自有客户端有了，只是传播自己内部几百个工作人员做的内容肯定不够，得形成一个聚合平台。这都跟组织架构的改革直接相关。

还有我们通常说的产品链不长，一个好节目做完就完了；供应链也不长，不像今日头条作为一个供应链的集成，所有媒体都是它的供应商；价值链也没打通。这些都是体制问题。

广电还有一个更宏观的体制问题。去年采访时我说地市级媒体要抱团取暖，形成一个平台，这个观点我在20年前就提了。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集团化就是为了形成几个广电航空母舰，最后没能形成，到现在还是一堆各自为政的小麻雀，很难与互联网这样的大平台竞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广电需要在国家或者区域层面形成几个大的平台，比如联合起来打造一个全国的经济视频平台、娱乐视频平台、教育视频平台等垂直化的平台。

任何一个单独省台都做不了这事，但是七八家省台做一个，可能就做出来了。但谁牵头做？用什么体制机制做？用什么形式去运营？用什么模式去发展？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基于历史经验与教训，结合新时代需要与未来发展，遵循媒体发展规律，认真深刻地去做好顶层设计与战略落地。

▍人才管理应该更有灵活性和精准性

「广电独家」：改革过程中，人才是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环。广电应该如何从体制机制层面推进落实好的人才管理制度？

胡正荣：其实这是最核心的。体制机制最重要的目的是有效配置资源，释放组织活力，而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是人，组织活力最主要的也是人。钱要生钱，也得靠聪明的人才能生。所以人才是机制体制改革的核心。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是要管好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用好人。

管理不是把人管死，而是把人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因此，人才管理应该更有灵活性和精准性。

所谓精准性，就是不要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在不同人才的通行标准之外，要有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问题是广电人才管理在严格方面比较到位，但是对人才活力的释放和激励还不够，特别是在激励方面。

激励有几种手段和通道——

一是物质激励，多干多拿钱，但很多地方未必能做到，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只发工资，连稿费都没有。

二是荣誉激励，不给钱，给荣誉也行。

三是上升通道的激励，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单位如果只把当官作为上升通道就太单一了，何况官职没有几个。

媒体机构里面至少要有两个通道：干得好的编辑和记者提到中心主任，这是一种通道，也叫职务通道；职称通道或者叫专业通道是第二个通道，职称是跟收入挂钩的，首席记者、首席编辑的待遇可能跟中心主任差不多，当不了官，起码在专业上能有一个指望。这些激励有的台做了，效果也很好。

▍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广电独家」：“630文件”为地市级媒体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宁夏等17个省（自治区）启动了建设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探索，您如何看待这个发展进度？

胡正荣：两年17个省，严格来讲并不快。当初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求2020年底前全部挂牌，理论上牌都挂了，但实际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

地市级融媒体也是这样，启动归启动，要实质完成任务的话，时间已经很紧迫了。“630文件”里给的时间节点最晚到2023、2024年。

“加快”和“纵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影响的，这取决于你是想解决长痛还是短痛。

稳中求进，步伐小一点，动作慢一点，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想做到真正意义的“纵深”，时间上可能就得快。

「广电独家」：去年在谈到传统媒体的融合进程时，您已经用到“时不我待”这个词了，今年呢？

胡正荣：“630文件”马上就两年了，到2023年截止的话，等于4年时间过去一半了，所以“时不我待”这个词还可以接着用。

今年我再加一句——“一个猛子扎到底”，别再做表面功夫了，要往深层改。深层就是机制体制和人才队伍。

▍媒体人要清楚认识在第二个百年里扮演的角色

「广电独家」：您怎么总结2021年广电的体制机制改革？有哪些是您比较看好的？

胡正荣：体制机制改革很难以年划分，它是一个长期的改革，改动时间长，见效也长，不可能说这个月改完了，下个月立竿见影。

MCN我倒蛮欣赏的，虽然它不是2021年才开始，但是2021年很多媒体都在加大布局。严格用体制机制的名字来讲，MCN叫工作室更准确。

广电在改革大的机制体制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先从这种小机制做起未尝不可。赋予工作室更灵活的用人用物机制，让它释放出创造的活力，这是广电改革可以去努力的一个突破口，但不是唯一。

「广电独家」：请谈一谈您对2022年的期待。

胡正荣：2022年是个政治大年。去年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作了总结，今年我们将迈向新的一百年，这新的一百年的根本任务就是国家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要素之一是媒体的现代化。为什么这么说？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之于社会，就像神经系统之于生命体。一个社会不让它梗阻，媒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功能以及信息汇流的功能是最根本的。

因此，中央是将媒体融合放到国家战略高度和放到治理体系之中去对待的。媒体人应该清楚认识自己在第二个百年里要扮演的角色，这是我对2022年的第一个期待。

第二个期待，今年要召开党的二十大，媒体融合的改革至少得有一个新的成就，也就是“630文件”里指出的时间上“加快”、空间上“纵深”。这些在今年得有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见“2022年的中国与世界”之“繁荣中国学术 发展中国理论 传播中国思想，发表于”2021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学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要紧扣国家战略，聚焦传媒新发展阶段，贯彻传媒新发展理念，构建传媒新发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这是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们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三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我国如火如荼的传播活动和媒体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播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构、学术体系需要重组、话语体系需要重塑。实现这“三重”的根本原则是基础性、前沿性和开放性。

　　基础性体现在我们要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具体表现在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

　　前沿性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底层的逻辑，我们必须加快和加深对新闻传播新问题的基础研究，以期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数字传播理论与历史、传播媒体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数字文娱、平台生态与治理等方面研究。

　　开放性表现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增强学术自信，提升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