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专栏:媒体深度融合 全媒体人才“长”这样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胡正荣专栏”,2020年8月20日;《综艺报》“全媒锐见”,2020年8月25日

6月30日中央深改委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关键,这两个关键正如同人之任督二脉,已经成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因素。
早在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新闻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并要求新闻工作者“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人是生产关系构成的核心因素,人才也是生产力的最重要要素。媒体深度融合就是对原有1.0版的媒体融合进行深度的生产关系重构,进行彻底的生产力释放。全媒体人才对于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具有关键和核心意义。体制机制更多是外部性、硬件性的改革,主要构建能够优化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外部环境,其根本目的还是能够将人的驱动力、人的创造力、人的可持续发展力完全激励、充分解放和认真保护。


全媒体人才就是具有互联网思维,具备全媒体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相关能力,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发展要求的专门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媒型、专家型人才”,是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主流传媒人才规格的基本要求。总体上,全媒体人才其实也有着两层含义,一是全媒型人才,一是专家型人才。前者是指能够胜任全媒体业务要求的人才,后者则是指能够在全媒体业态垂直类业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这两类人才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因为,当下和未来的全媒体一定是全媒体平台与垂直类业务相结合。

全媒体人才是分层次的。从基层到顶层都需要全媒体人才。

基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业务人才。对他们的要求是能够运用全媒体手段,按照媒体融合业务流程,生产全媒体产品,发布在全媒体平台上,并且能够融通线上线下业务,积极打通相关业态。他们主要是一线记者、编辑、技术、运营等岗位的人才。

中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管理人才。对他们的基本要求是能够统筹配置管辖范围内资源,协调相关资源,落实安排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用于全媒体产品与服务的创意研发、生产流通、传播运营,同时参与上层咨询与决策,直接管理基层日常业务,并为业务进一步拓展与运行进行协同、配合与整合等。

上层的全媒体人才就是全媒体决策人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顶层设计人才。他们需要具有高维的互联网思维,能够统筹全局、纵观大局、把握大势,调度协同各种内部外部、网上网下资源,敏锐捕捉机遇,优化制度与流程,打通资源与平台,敢于创新,善于决策,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引领引导媒体融合发展与全媒体建设。
全媒体人才是分类别的,各个类别的能力模型也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全媒体人才要有决策统筹类人才,他们是推进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的关键人才,这类人才要求很高,基本能力模型至少含有互联网思维、信息汇集与研判、资源汇聚与配置、要素归集与调度等要素指标。

全媒体人才要有创意创造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建设的稀缺人才,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由众多要素构成,其中关键核心构成是创意策划全媒体IP,研发全媒体内容与服务,策划相关全媒体业态的产品与服务链等能力。

全媒体人才还要有生产制作类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核心人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人才与技术人才。面对全媒体发展的新要求,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特别需要包含这些要求,即新形态的4K/8K、3D、AR/VR/MR、直播、短视频、中长视频等的内容生产与技术实现,以及作为上述能力基础的三维空间的构思与创作,视听、全感、互动等多信道语言高维叙事,用户沉浸式交互的智能化感知与认知,真实现实与虚拟现实的全息联通等。

全媒体人才特别需要运营维护类人才,简称运维人才,主要包括项目策划与统筹、项目运营与管理等人才。他们是全媒体发展的支撑人才,没有他们,全媒体的全业态、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无从构建。当下,运维人才最为缺乏。这类人才的能力模型主要包括强烈的用户思维与平台思维、基于大数据的用户洞察、打造IP价值、成本控制与效益优化、业态分布与统筹、创新产业链要素构成、跨界营销与运维、实现全价值链布局等。

胡正荣专栏:打通媒体融合的任督二脉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原文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8月9日,《综艺报》2020年8月10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总要求,特别突出“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两个努力方向。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加速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勇气、毅力和决心。
可以将体制机制改革与全媒体人才培养比喻成媒体深度融合的任督二脉,这两处不通,则其他难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媒体就一直没有停止媒体体制机制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部分广告经营尝试;

在80年代末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个别媒体已经开始了事业单位管理、市场化运营的尝试;

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集团化管理,部分媒体业务和链条开始了市场化和资本化运营等。这些都是20世纪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果,也奠定了我国主流媒体进入21世纪后的活力释放和蓬勃发展。

21世纪后,出版社转制,报纸广电成立全资传媒集团,影视行业产业化、市场化等,都给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注入了活力,更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在我国普遍使用,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互联网,特别是基于PC端,以门户流量为特征的WEB 1.0,对主流媒体体制机制创新又提出了新要求,主流媒体开始改革二级机构,成立网络部,以期能够赶上新技术要求。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基于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爆发,各种移动应用海量增长,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挑战。

传统主流媒体在顶层决策机制、人财物资源配置手段与方式、外部供应链与价值链系统、内部组织架构与流程等各个方面,都暴露出了与网络时代日益不匹配的窘态和疲态。可以说,目前的改革几乎还是在工业时代传统媒体框架下进行的,仍然没有探索出网络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符合全媒体发展的体制框架与机制体系。
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是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体机构的属性、媒体结构体系以及媒体监管体系等。具体而言,改革的点可以有这些:

首先,主流媒体的属性界定,特别是媒体融合后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属性如何界定。到底是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这有着非常明确而不同的政策边界与监管要求,也给媒体机构提出了不同的使命、功能、职责与发展模式的规定。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看,媒体务必要增加服务功能,这样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因此,融合媒体乃至全媒体不可能只有纯粹的公益服务,而不进行必要的市场运营与经济效益的获取。

其次,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需要适时进行结构性创新与升级。我国主流媒体的结构体系基本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层级化或称地域化分布,即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县媒体,报纸主要为三级分布,广电为四级分布,每个层级没有隶属关系;二是部门化或称行业化分布,即许多部委、许多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媒体机构。前者可以简称为横向结构,后者可以简称为纵向结构,二者有时候又是相互交叉的、混合的。因此,改革难度很大。可是,媒体融合很难只做一个区域或者一个行业的媒体融合,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是没有层级或地域、部门或行业的截然割裂的。因此,媒体融合应该尝试媒体的跨区域横向融合,或者跨行业横向融合,或者从央媒到基层的垂直融合,同行业、同领域的垂直融合,从而真正搭建有影响力的新型全媒体综合平台和全媒体垂直平台。

第三,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特别是新型主流媒体的监管体系需要全新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面对媒体融合之后全新的全媒体综合平台或者全媒体垂直平台,一体化监管的新型主流媒体监管体系需要破茧而出。


二是机制层面。这个主要指主流媒体机构的内部组织设置、业务流程以及管理体系等。可以深化改革的点有这些:

首先,内部组织设置,即由中心制、频道制,逐步转向项目部制或者产品事业部制。

其次,业务流程打通。新闻业务已经基于“中央厨房”类系统打通了策采编评发流程,急需将非新闻类产品与服务的流程打通,上游与下游、网上与网下、内容与运营融合。

第三,内部管理体系,以扁平化为基础,以用户为驱动,以各类服务(含政务、商务等)为面向等,配置人财物资源。

胡正荣专栏: 最新政策来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7-16;《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7-25

2020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继原中央深改小组于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之后的又一个文件,也是有关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最新文件。这两个文件是迄今经过中央深改委(原中央深改小组)通过的,最权威、最主要的有关媒体融合的中央文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基本原则、方向、任务和架构。


两个《指导意见》的相同之处,都是要求积极推动和加快媒体融合,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构新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现代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地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这是我国媒体融合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具体任务、目标、工作部署等方面,两个《指导意见》在要求和表述上有着明显的迭代升级。首先,从两个《指导意见》的文件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前后两个文件的重点和要求有着很大不同,也反映了媒体融合这些年来的进展状况。第一个《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推动,意味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推动。从此开始,我国主流传统媒体正式开启了媒体融合实践。第二个《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重点在于加快推进,说明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化阶段,简言之就是“加快”“深度”。这也意味着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建设,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融合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融合的深度仍然需要加强。两个《指导意见》表征着媒体融合的两个阶段,纵深的进程和升级的任务,它们之间的异同显而易见。


其次,在具体任务和要求上,两个《指导意见》也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第一个《指导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等,要求“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等。这些都是对刚刚起步的媒体融合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要求,给出了完整的部署,从思维到操作,从内容到技术,从导向到一体化融合等。第二个《指导意见》则明确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全媒体人才培养力度”。这个则是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媒体融合进程中突出重点的关注与强调。经过6年的媒体融合实践,体制机制和人才已经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问题导向,重点发力,清障开路。第二个《指导意见》恰逢其时,也可以看出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坚定决心和务实措施。


从这个《指导意见》提出的要求看,下一步媒体融合需要紧扣“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总要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加快,在智能网络时代,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日渐普及应用,媒体融合窗口期迫近,没有建成全媒体的机构媒体将很难再有机会重启融合按钮。时不我待,也时不待我;二是纵深,此处的纵深有多重内涵,首先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制约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关键因素。从媒体融合的现实结果看,凡是体制机制改革到位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成效都很好;其次是深度加快全媒体人才培养,这是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根本,没人做不成事,没懂行的人做不成像样的事;再次是深入加速全媒体流程优化与全媒体平台再造这两个重点,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创新资源配置,大力提升1+1>2的增值能力,而不是内耗。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中央文件最新精神,并真正收获推进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效用与效益。

胡正荣专栏: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7-5;《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7-10

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竞争和压力更大,因为,评价的标的物和层次更加丰富,评价的指标和体系也更加多样化。对主流媒体而言,全媒体时代的媒体产品创优,宏观上,一定要看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等一级指标表现如何;中观上,一定要看它在上述四种力之下的二级指标,比如独家、首发、议题设置、收听收视率、平台落地率等;微观上,有时候还一定要看一些更加细化的三级指标。


万变不离其宗,全媒体时代媒体产品创优的根本还是在内容。从获奖作品及其影响力看,主流媒体的最大优质资源正是内容。主流媒体不能只看到互联网上如火如荼的短视频,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即做深内容、做长内容、做垂直化内容、做专业内容和专业地做内容。由于资源的独占性,主流媒体有很多内容是新媒体和自媒体不能比的,如硬核内容、独家内容等;也有很多专业化精心策划创意的内容,能取代和超越所谓的UGC(用户自创内容)和小规模的PUGC(专业用户自创内容)。主流媒体的专业性是不可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于优质资源的集成,聚焦优质内容是所有主流媒体人的一种回归。主流媒体的最大优势是做精、做强、做大、做专自己的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就应该将内容建设作为根本。

再好的内容,没有先进技术做支撑也是竹篮打水。目前,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最常见的技术手段,就是数据可视化、动漫游戏、直播、短视频、H5等。说实话,对UGC和自媒体来说,大规模、高水平应用最新的ICT(信息传播技术)还有待时日,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自身规模优势,大力布局全新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G技术,它已经成为未来媒体产品的使能技术。一是它能够带来物联网,即万物皆联,这样的话,各种连接的节点都可能成为介质,成为载体,成为媒体。二是它能够带来超高清、中长视频、大规模直播,以及沉浸式全息视听影像的大规模增长,使用户的消费体验前所未有地提升,更使得各行各业能够在任何场景捕捉用户,提供服务,从而实现互动式、体验式的媒体产品供给。三是它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平台化时代。主流媒体需要抓住机会,加速自有平台的建设,将优质内容资源与自有平台聚合,打造智慧媒体平台。

还有一个技术是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深入渗透,并赋能媒体创意、生产、流通、消费的全流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初级阶段,即运算智能应用带来的传播精准化和消费场景化;我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中级阶段,即感知智能赋能的媒体生产的智能化。因此,出现了不少MGC(机器生产内容),如新闻稿和一些音视频。其实,现在更加需要布局人工智能高级阶段,即认知智能的各种应用,即媒体创意、创作的智能化,以拥抱众创时代的到来。


全媒体时代内容和技术要转化成优质品牌,才可能真正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全媒体时代的媒体品牌构成,已经不仅仅是优质内容,而是要将优质内容开发拓展为优质IP,其中包括内容、服务、延长的业态,这就是品牌的延展性内容要连接用户,内容要连接服务,内容要连接尽可能多的延长的业态,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已经赋能了这种连接。IP要和第三方的优质内容、优质IP聚合到自有平台上。只有融合在一个品牌下的优质内容加优质平台,才具有可持续性。主流媒体有着天然的品牌优势,一是品牌历史悠久,二是品牌有公信力。要积累自己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还在于优质内容与优质平台融合,形成品牌可持续发展能力。

胡正荣专栏: 欢迎走进万物皆媒的5G媒体时代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胡正荣专栏”;2020年6月25日《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

5G牌照发放已经一周年了。工信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5G基站以每周新增1万多个的数量在增长。目前,5G终端连接数已超过3600万。今年年底前,中国移动将完成30万基站建设任务,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也将提前完成25万个基站的全年建设任务,中国广电也在快速布局5G网络。截至5月底,国内5G手机累计出货量5985万部,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8亿部。目前基于5G的创新应用也已经达到400多项,覆盖工业、交通、医疗等众多行业。
“5G+各行各业”将是颠覆性的浪潮。它在技术、产业应用、发展路径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都会带来巨大融合创新。融合创新是5G应用的机会也是难题。


5G带来的不是简单的4G升级。普遍的看法是,4G及之前的网络都是消费性互联网或消费者网络,因此,网络架构是同质化的,重点解决网络覆盖问题。5G网络则是万物皆联的物联网,可以满足不同设备、不同用户、不同场景、不同需求接入要求,因此,它必然是差异化的,也是从产业端就多样化的行业互联网5G不只是为了解决覆盖难题,更重要的是要基于需求、基于市场,以解决场景应用为根本任务。5G网络布局可以分层多级,可以共有网,也可以专用网和私有网,更像神经网络的架构。对媒体来说,物联网时代5G媒体也就应运而生,万物皆联,也就可能创造出万物皆媒的新格局。简言之,互联网思维中的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就是5G媒体。


对5G媒体而言,应用导向至关重要。可以说行业场景是关键,服务应用是根本


一方面,行业需求是根本,行业场景才是最重要的。万物皆媒的5G媒体需要汇聚行业异构的资源,建设多样的虚拟化资源池,支持服务应用落地,深耕各个垂直行业,从而布局涉足领域。确定自己聚焦的行业是关键,这里面需要充分的行业知识储备、丰富的行业产品设计,建设行业大脑,即5G网络与数据中心,也就是一个行业应用的通用能力平台。基于云、边、端,通过分布式计算,将用户、服务与场景多样化需求智能化匹配。


另一方面,行业需求和行业场景决定了服务应用。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每个行业和每个行业的每个领域都去涵盖。重要的是集中5G媒体的“四全”能力,解决行业的一个痛点、一个问题,使服务应用真正落地。行业需求在哪里,服务在哪里,5G媒体就去哪里5G时代,速度与带宽不是问题,用户与流量不是障碍,设计布局面向行业的全程、全息、全员和全效服务应用才是根本。服务应用又是一个开放体系,能够实时优化与创新。


万物皆联的时代,用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传统媒体的用户单一,基本上就是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即我们通常说的C(消费者,Customer)。万物皆媒的5G媒体,除了连接物联网各个节点上的消费者C,更需要前所未有地连接物联网各个节点上的行业和机构用户,可以包括各个行业(Business)和各级各类政府机构(Government)。前者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后者是社会进步的治理者。传统媒体连接消费者的能力正在让渡给互联网,在5G化进程中,如何冲入红海,收复失地,并且拓展蓝海市场,布局行业端B和机构端G?从5G行业发展整体看,5G to B应用已经逐步成熟,给行业赋能已经是趋势。因此,5G媒体运营者需要打造开放的架构,设计布局融合的应用,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关键。


从互联网发展进程看,初期信息化时代是将万物信息化,并促使信息网络化流通;中期数字化时代是将万物数字化,并通过标记、学习实现感知,进而线性实现数字万物的价值化;目前正在进入的平台化时代则是将万物皆联,万物皆有可能成为平台,实现垂直、场景、智能化认知升维,进而实现非线性的平台价值最大化。平台化就是通过技术和机制,将万物皆联的各个系统,包括个体、组织、企事业机构等,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点、线、面、体的高效协同合作架构,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个构成部分,不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可能实现价值最优化和最大化。

5G媒体正是平台化时代的产物和主体平台之一融合与集成是平台化时代5G媒体建设的主基调:融合就是将云资源池与各种行业和网络应用深度融合;集成就是行业内垂直贯通,行业间横向打通,服务与应用方式实现全息化。

胡正荣专栏 MCN、直播带货:浪花还是大潮?

发表于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6-4。见《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

近期,MCN(一种多频道网络的产品形态)和直播带货风生水起。这种诞生并迅速成长于移动网络世界的热门应用,大有席卷网络乃至传统媒体机构的势头。自去年以来,特别是疫情期间,相当多的传统机构媒体在自身的媒体融合实践中,融入了MCN和直播带货的新业态,MCN和直播带货也产生了一批新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在垂直化、场景化、社交化、下沉化和智能化已经成为互联网下半场,特别是智能物联网时代的关键词的今天,MCN因其垂直化和社交化,直播带货因其场景化和社交化等优势,天然符合了这种智能物联网的特质。尤其是此次疫情,使用户生活与消费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使得市场业态也跟着迅速迭代,以适应这种变化。这表现在远程化、虚拟化、实时化、社群化、重体验、重刚需……从消费,从经济转型角度看,这种基于用户社群的圈层经济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之一。
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的进程中,传统机构媒体需要对MCN、直播带货——这种有着强大互联网基因的应用开放胸怀,认真学习、运用并创新这些应用。比如,MCN就是一种垂直化内容的社交化表达与场景化应用,以到达目标用户,形成圈层化信息消费与服务消费MCN产业链的上游是可持续供给的垂直化内容和服务,中游是社交场景培育与覆盖,下游是用户圈层的培养与运营。确保这个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上游的供给。没有充足的供给,无法保证圈层的长久;没有有效供给,没法确保用户的黏性;没有有价值的供给,无法保障价值的再创造。再比如,直播带货,其实直播对机构媒体特别是传统广电一点也不陌生,传统的广电直播,传统的电视商城、广播商城等,过去都有,直播只不过是一种实时视频,或者一种即时视频。如今的直播与传统广电的直播有着很大不同。一是现在的直播是去媒体中心化的,即去媒体化的。原来的直播都是PUC(专业生产内容),现在的直播大部分是UGC(用户生产内容),或者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二是现在的直播是去平台化的,只要有基本的移动设备就可以进行直播,且不一定固定在一个平台上,而是跨平台打通。由此可见,MCN和直播带货普遍应用,正是适应了移动时代的恰切举措。
MCN、直播带货浪潮是对传统媒体业务和流程的挑战,更是改革的动力。对待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能无视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应用,又不能简单复制网络上的已有模式。机构媒体要创新机制,改革流程,打造核心竞争力,走可持续发展路径。

01

传统机构媒体要发展MCN、直播乃至直播带货,就必须通过自身机构媒体的优势,充分占有核心资源,特别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活、服务、消费等领域的关键、核心、紧缺、刚性和不可替代的有形与无形资源。以MCN为例,生活、娱乐、服务等垂直类资源很难具有垄断性,但是,财经、金融、文化、知识,特别是政务类、社会大数据类等资源,具有相当高的门槛。机构媒体对这些资源有着传统的渠道与打通能力。此外,MCN发展需要可持续供给。传统机构媒体的生产能力还是有优势的,改革机制、理顺流程、打造团队与IP等可以保障不断供给。

02

内容是核心竞争力,现在要加一条,服务也是核心竞争力。垂直类内容是刚需,但不是所有垂直类内容都受用户欢迎。垂直类内容的解释性、说明性更重要,垂直类内容的频次、深度产生黏性更重要线下服务一直是机构媒体的短板。通道、抓手、落地操作都缺乏,因此,项目、流量、渠道等运营团队和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03

用户有需要,传统机构媒体平台空心化的趋势需要扭转。有影响力的自有平台缺失或者分散,过多倚重第三方平台等,都无法满足资源聚合和价值聚合的要求。从其他国家MCN机构发展看,相当一部分已经集群化,甚至已经与传统机构媒体融合,成为其中的一个业务团组。只有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布局的平台,才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互联网世界迭代日新月异,MCN、直播带货无论是浪花还是大潮,都将平复,回归常态。常态与新常态将会交替螺旋发展,机构媒体打造核心竞争力才是根本。

胡正荣专栏 智慧广电:抓机遇、赶速度、真落地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5月26日

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进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以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基础或者核心,涉及七大领域,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覆盖诸多产业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新基建的核心属性是数字基建,也就是要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今年广播电视工作要深入实施“智慧广电”建设工程,建设智慧广电媒体、网络、公共服务、产业生态,加快行业优化升级。推动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和5G建设一体化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构建智慧广电发展体系、以科技创新促进行业迭代升级等方面有新突破。从智慧广电建设目标和要求看,这个数字基建可以给智慧广电提供巨大而难得的、时间空间俱佳的发展机遇。数字广电也正是数字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基建的核心——5G网络、数据中心,正是智慧广电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在这些使能条件具备的基础上,智慧广电未来才可能在新媒体、新娱乐、新消费、新生活、新工作、新教育乃至新沟通等众多新领域,以及行业迭代升级和全媒体传播体系上有所作为。
提出智慧广电建设已经有些年头了,当下在战略和战术上太需要抓住这次新基建的重大机遇,开门建设智慧广电。新基建的核心是数字基建,而数字时代是开放的、网络化的,又是协同的、系统性的。因此,智慧广电建设需要统筹规划,并加速融入数字基建的建设体系中,争取更多各方资源,延伸更长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更多的市场与业态,占据更多的场景与应用。疫情是大考。疫情期间凸显了传统广电的优势与短板,更显现出全媒体发展壮大的机会与方向。机遇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实力的人的。
智慧广电建设还需要加快硬件和技术升级迭代速度。除了加快全国有线电视网络整合等重要任务,还需要迅速部署建设广电5G网络和终端建设。埃森哲发布的研究报告称, 5G将掀起新一轮链接浪潮,为创新、商业和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三维视频、沉浸式电视、自动驾驶汽车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发展,将为企业带来难以想象的机遇,并引发重大变革。传统广电只连接家庭与固定场景,提供线性和二维视听,需要加速向三维视听、沉浸式视听升级,并且嵌入智慧城市体系中。基于5G的智慧广电应该是物联网形态的、全程全员全息链接的智慧系统。5G提供了工具,做好万物皆连是智慧广电的谋划重点,建设全产业链和全供应链生态是智慧广电的主要任务。智慧广电还要加速大力建设智慧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即通常所说的媒体大脑,或者很多人说的智能中台。这是资源汇聚平台、创意生产系统、流通消费终端的中枢和核心,也是智慧广电数字化、广电数字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该中心以云边端计算、AI和5G等为底层使能技术,将媒体开发、掌控的所有资源,对接所有可能的创新产品,打通所有应该到达的场景应用。
智慧广电还需要加速创新场景与应用的布局和落地。再好的技术都是要为创新场景和应用服务的。

01

一是要加速创新场景,用户在哪里,场景就在哪里智慧广电应该是物联网量级的应用,因此,通过跨终端,即跨屏联动、音频(语音入口)与视频联动,以及智能家居等,通过泛在化,即室内外、固定与移动、有线与无线、卫星与地面等,通过随时在线,而又不过度打扰用户,去覆盖所有用户,即政务G、商务B和服务C用户。要做到这样,就要有全方位的应用。

02

二是要加速创新应用。除了传统的新闻宣传,加速聚合满足所有用户的各类应用。从疫情中可以看出,各种基于直播、基于视频的新娱乐、新消费、新运动、新教育、新办公、新文化的应用暴涨,如MCN、直播带货等。借助广电的优质品牌,通过多元化应用,依靠垂直化、下沉化,打通全员用户。规划、布局和真正落地未来智慧广电的场景应用,才是真正的任务。

胡正荣专栏 媒体融合要配备合适的组织架构与业务领域

见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胡正荣专栏”,2020年5月6日

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级政府有关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优化与完善,决定了媒体融合能否在大考后交出合格的答卷。此前提到,更加优化后的顶层设计,需要将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提高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同时,向主流媒体倾斜配置最优质的和最核心的资源,打通资源,真正实现融媒体中心的新闻信息引导力和服务治理的公信力。
在优化、完善、提升媒体融合及全媒体建设顶层设计后,更加重要的任务就落在媒体自身的融合战略与战术上了。主流媒体自身的融合战略决定了下一步的方向和建设效果。真正具体操办和落实媒体融合意见和任务的,是各级宣传部和具体媒体机构。宏观上在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的情况下,中观层面各级各类媒体机构就需要结合本地或者本行业实际情况,规划、设计、布局自己的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方案。

具体而言,就是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怎么做?融媒体中心到底要融合哪些东西?人、财、物如何融合?资源如何配置?最通俗地讲,怎么重新整合原有的广播电视台?原有的县新闻中心或者一个网站等,如何整合到一起?组织架构的设计很关键。一套组织架构的设计,就是一套资源配置方式的设计。而这个设计就算上级领导很重视,真正落实的时候还得靠具体融媒体中心的实践者。从现实情况看,仍然有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和市级融媒体中心,还是把广播电视台与政府网、新闻办物理组合到一起,放在一个楼里办公,仍然没有做到按融媒体的组织架构和产品服务的业务流程去重新架构。这种中观层面的遗憾使得顶层设计难以落地,也使得基层融媒体实践流于形式。
从媒体融合良性发展的机构媒体的经验看,融媒体中心有效的组织架构不是按照媒体类型来划分二级机构,即融媒体中心下设广播中心、电视中心、新媒体中心等,而是直接按照融媒体中心将要开展的项目进行组织重构,即项目事业部制作为二级机构建制,如融媒体新闻中心、融媒体政务服务中心、融媒体民生服务中心等,不管名称怎么叫,就是按照融媒体中心要覆盖的业务项目来架构。每个二级机构(或中心,或事业部)就垂直面向一个领域深度开发内容、服务、线上与线下项目等,统筹该领域的生产与产品服务。支撑部门可以是后台的技术中心、品牌运营中心等。这样才是真正的化学融合,不管原来是广播的,还是电视的、网络的,只要是做同类内容、产品与服务的资源都配置在一个部门中,垂直领域覆盖,资源共享,效率提高。

此外,业务流程也要再造,即原来的生产与流通、消费等环节脱节,内容生产部门与广告经营部门往往缺少有效联动。新的组织机构中,一个中心或者部门生产团队、运营团队和技术团队携手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运营团队对线上线下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市场分析,与其他团队共同策划产品和服务项目;生产团队根据需求进行生产;技术团队实现传输、流通和到达用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而非当下一些媒体融合实践中仍然存在的部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业务链之间相互踩脚的资源耗费、效率低下的情况。中央文件曾提出要建设内容为核心、技术为支撑、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体系。可以看出内容(生产团队)、技术(技术团队)、管理(运营团队)这个“三位一体”架构,才是最现实、最稳固也最有效益的全媒体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
有了组织重构和流程再造,还要有具体可落地的业务领域和项目。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各融媒体中心的表现看,凡是做得好的,并且在当地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融媒体中心,基本都有两个看点值得关注:一个是社会舆论的镇静剂,即发挥了当地新闻舆论的引导作用;一个是百姓需求的压舱石,即通过服务大众,实现了公信力和强黏性。因此,从疫情后可能的趋势看,融媒体中心要集中优质资源,大力开发当地的信息、新闻服务;同时着力开发能够满足百姓刚性需要的各种服务项目。真正做到了在当地新闻信息、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融媒体中心业务也就真正生根了,有了生长可能。

胡正荣专栏 媒体融合顶层设计疫后“交卷”

国家广电总局“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20日发布;《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4月25日。

中央提出媒体融合已经将近五年了,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特别是2019年习总书记1·25讲话后,媒体融合加速推进,全媒体建设也已经初见成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地方的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服务枢纽,是当地重要的社会治理平台和抓手。由此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的融媒体中心就需要走这条路,智慧广电、智慧媒体本身就是智慧社区、智慧城市、数字中国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关键环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此次疫情是一次大考,题中应有之义也包括媒体融合之于信息传播、全媒体之于社会治理这样的考验。此次疫情更加凸显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下一步智能化的价值会更加重要。因此,疫情是大考,后疫情就应该是答卷,媒体融合需要加速度,全媒体需要升维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高度去建设,从而保障信息传播和全媒体发挥在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经过了这次疫情大考,我们对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应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在宏观认识、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上,都应该有个质的飞跃。比如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各级领导和决策者能否明白,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到底有什么作用?具体到省市县,特别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建设?如何定位?应该建成什么样子?融媒体中心的引导作用和服务作用如何发挥?如此等等。
因此,认清社会发展趋势,认清疫情后社会可能的变化,做好省市县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顶层设计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当地领导对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的认识高度。此次疫情之后,如果还没有认清上述这些问题,仅仅将媒体融合看作所有媒体的简单集合,看作就是媒体自身的事情,这样既有别于中央的要求,更违背了媒体融合的规律,也与社会发展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趋势不相符。说到底,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就应该定位于国家、省域、市域和县域综合治理平台,升维到智慧省市县平台建设,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高度。
其次是当地决策者对全媒体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当地决策者对融媒体中心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特别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而言,如果顶层设计不到位、不重视,不给融媒体中心配置必要的核心资源,不给予真正的人财物支持,那么,它根本无法扮演县域治理的关键抓手这一重要角色。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融媒体中心就应该在当地发挥信息集散地的作用,发挥服务集约地的作用,从而成为重要的治理平台。比如我是某县城的老百姓,我会想知道县城里哪个小区有感染病例,我身边的人会受到多大的影响,我的衣食住行等困难由谁来解决,等等。如果融媒体中心有这种服务功能的话,绝对是当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
这其实也是中央对融媒体中心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即通过新闻引导群众、稳定民心,通过服务满足群众所需,如给老百姓提供就医、求助、购物、社区沟通等各类服务。但是,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各地融媒体中心的表现看,不少融媒体中心还处在建设的初级阶段。省市县政府的各种重要信息资源和服务资源、社会各种信息和服务资源等,还远未聚合到融媒体中心的自有平台上,新闻、信息、服务等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因此用户大量转向社会化媒体和第三方服务平台。
疫情之后,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的认识问题、融媒体中心的定位问题、通过顶层设计配置核心资源和发挥核心作用问题等,是下一步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主流媒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关键环节的大考。

胡正荣专栏:传统媒体业态重构

见“视听广电”微信公众号,2020年4月3日;《综艺报》“全媒锐见”专栏,2020年4月10日

全国上下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尽管胜利在望,但仍不可掉以轻心。主流媒体在此次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都有了显著提升。
在聚合资源,集中战“疫”的同时,传统媒体的广告收入和经营收入客观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每年1月到2月,由于春节旺季,传统媒体还可以有比较可观的收入,但是3月后乃至上半年都不是广告收入的旺季。今年市场的特殊情况,使得传统主流媒体的广告以及其他经营状况从1月开始都不旺盛,特别是2月和3月。
在各地复工复产加快进行的时候,4月乃至5月后可能有一个良好的预期。不过,整体生产与经营需要有个恢复期,市场有个复苏期,经济有个回暖期,对高度依赖市场运营的传统媒体来说,这个周期可能还需要一段乃至相当一段时间。传统主流媒体经济效益整体下滑已经有所体现。

值得期待的是疫情特殊时期之后,可能会爆发出许多新的机会点,因此不少人都在预测后疫情时期可能会释放出来的新的业态增长,比如新娱乐、新消费、新商业、新服务、新内容、新教育等。对传统媒体而言,结合一直以来推进的媒体融合和全媒体建设,如何转危为机,借势发力,变特殊为常态,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未来可能有三个业态重构的抓手。

一是内容业态刚需化。主流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和行业媒体需要认真分析社会刚需到底是什么。通过生产刚需内容满足用户需求。从此次战“疫”中表现良好的地方和行业媒体看,都可以看到这种机会和成绩。福建尤溪县融媒体中心紧紧抓住当地刚需,在自有App平台上汇聚县域关键资源,特别是政府资源,专注社会需求,比如App销售口罩,满足急需。当地用户大量下载该App,全县40多万人,已经有15万人下载并使用此App。此举聚合了用户,沉淀了数据,为下一步深度开发平台价值奠定了基础;强大的内容信息黏性,提升了融媒体中心自有平台App的价值,不少合作者已经主动上门洽谈未来的深度合作了。
二是服务业态垂直化。这与内容业态刚需化密不可分,线上线下相互打通。所谓垂直化服务业态就是指针对某种社会需求、某个用户群,或某个行业开发设计线上内容,拓展线下服务,实现OMO(线上融合线下)。这对地方媒体融合来说是机会,对行业媒体来说更是难得的机会。战“疫”期间,江苏邳州融媒体中心在提供战“疫”相关信息、新闻服务的同时,还垂直延伸蔬菜销售服务,满足当地居家用户需求。此类成功案例还有不少,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全媒体就是既要实现信息平台功能,更要担负服务平台,乃至治理平台的使命。
三是跨界业态虚实融合布局。应该说,当下几乎所有传统主流媒体都在谋划疫情后如何更好地生存,如何更好地生长壮大,如何将特殊时期的成绩转化成未来发展的机会,如何将问题转化为未来转型的动因。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产业结构、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都需要转型升级,资源与机会、产业与市场、用户与效益等,都会发生剧烈变化,带来很多机会。比如新的消费方式、新的娱乐方式、新的教育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乃至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沟通方式等,还有中央提出的新基建等,都孕育着众多的机遇与巨大的市场,以及可观的效益。互联网公司已经参透其中之奥秘,感应到其中之机会,如字节跳动、阿里已经开始谋划在新教育领域发力;腾讯微信已经开始布局视频号等。
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媒体人要把中央精神和政策吃透,包括经济、宣传、媒体、广电等方面的政策,结合当地或者行业情况,谋划跨界业态布局,虚拟与现实结合,线上融合线下,配置强力资源,适当超前谋划未来的机会,为下一步发展做计划,开发更垂直化、更专业化、更下沉化的内容、产品、服务和跨界项目,布局长线的、可以打造成全媒体产业链的产品与服务。
如何把特殊状况转化成一种常态布局,这才是疫情之后传统主流媒体最应该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