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 江苏紫金传媒智库 2022-07-26 21:00 发表于江苏

近期，我们将陆续推送“构建中国特色传播体系：东中西部的对话”第二届紫金传媒论坛暨第五届传媒产业发展论坛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各位学者的发言内容。今天推送的是胡正荣教授的发言，欢迎关注！

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创新赋能人才培养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胡正荣教授在由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高端论坛”的发言实录。

我想讨论的题目叫做“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应该说是要赋能我们的人才培养，前面的教授都提到了，我们的创新，有时候并没有落实到实际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之中。所以，我想就这个话题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对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来说，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个场合都讲到过类似的要求。“5.17”讲话中还提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觉得我们要保持非内卷的，不是自话自说的态度，才能够真正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创新和优化。这样的话，我们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才能够建立。

2022年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我觉得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到现在为止并不是很健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要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这“四问”实际上既包含了自己，又包含了外界，既包含了人民，又包含了时代，既包含了过去，又包含了未来。

通过我们的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怎么样才能够实现习总书记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还是历史的东西我们要吸收，外来的精华我们也不能排斥，对于未来的展望，其实也需要有一种包容心。三大体系的建构，三大体系的创新，真正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这是摆在学界、业界面前共同的话题和任务。

第一个问题是通过学科体系的创新，来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可能要特别区分开的，那就是学科是什么、专业是什么？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被混淆使用的，学科是学科，专业是专业。所谓的学科，就是一个知识体系，是某一个领域的包括理论与方法在内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是要回答理论问题的，是要面向未来回答理论问题的。所谓的专业，就是一个能力体系，其实就是围绕人才培养的一个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能力所需的课程以及环节，培养主客体的一个完整体系。这个能力体系是要回答当下的问题，要解决实践的问题。

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需要有自主的理论，要有自己的方法。这个学科体系要转化成专业体系，也就是人才能力培养体系，就是要通过专业的方式，来构建一套专业课程，培养具有特定能力的人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学科的这套知识体系，转化成人的能力培养体系。所以我们的教育，其实是起到连接的作用，把学科体系转化成为人才能力的培养体系，需要我们学界的同仁们做很多的工作。

我们的学科真正要创新的话，可能聚焦在这三个导向上。一个是问题的导向。现在，不管是做学术研究，构建的知识体系和搭建人才能力的培养体系，问题导向并不明确，很多时候完全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二是实践导向，三是价值导向，这三个导向应该是构建三大体系、创新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当中特别关键的三个点。
正因为是这样，有必要重返我们新闻传播的现实，要面向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实践，共同去探讨和挖掘面向未来的实践价值、知识价值和能力价值。
我们现在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世界，我们面对的理论和方法，乃至实践框架，实际上处于非常关键的转型期。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和普遍化这几个方面，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通过专业建设，我们要把我们构建的这套学科，或者叫自主的知识体系，转化成为人才能力培养的专业体系。相当于我们的学科体系最终是要落地的，真正要落地的话是要看人的，要看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培养的未来新闻传播人才，不管是本、硕、博哪个层次的，包括我们的学者，都不是自己跟自己竞争，而是要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格局中与世界强国培养的人才去竞争。2005年，美国卡耐基-奈特基金会组织全美国十几家顶尖前沿的，也是做得最好的新闻传播学院对整个新闻传播教育未来走向做一项研究报告。今天看来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者，从报告中至少可以看出我们未来的竞争对手是个什么样子。根据他们的研究，认为把知识体系转化成能力体系之后，未来的传播工作者要具备通识能力、专业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和职业道德。

从实践看、从历史看，特别是从未来看，未来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结构，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五个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硬实力，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出来的人，必须具备一些所谓的技能、技巧，所谓的基础性能力。其次是软实力，软实力是表征，包括的内容就非常多。第三是有中国立场，毕竟是中国培养的新闻传播人才，绝不是美国立场、英国立场，要有中国立场。第四，今天的实践需要解决全球问题，未来的新闻传播人才也要面向全球进行实践。第五，要具有国际视野，需要面向和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实际上都要以这样的能力建构为目标追求。这样的话，我们的知识体系才具备适用性，能力结构才具备可行性。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价值体系。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的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

原创 胡正荣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07-19 20:00 发表于北京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就曾介绍和翻译过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新思潮、新研究，但当时的活动多是自发的、零星的，而中国新闻学界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交流和直接对话，应当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施拉姆在他的学生陪同下访问中国，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次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时称新闻研究所）研究人员、部分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人员等数百人。报告结束以后，施拉姆等学者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交流与讨论。这次西方传播学者的正式报告和交流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学界第一次正式而直接地与西方传播学者进行学术对话。

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讨论并确立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既体现出中国传播学建设所亟需的改革开放、兼容并包的胸怀，更表现出中国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学科本土化的强烈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主。198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将这次会议上发表的13篇介绍性文章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成书，名为《传播学简介》——这是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比较正式的传播学著作。1984年，施拉姆与波特合著的《传播学概论》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随后，一批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相继出现，传播学研究团队逐渐形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往也逐步增强，这一系列的学术制度化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建立成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学、传播学列为下设的二级学科。

回望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传播学界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不忘本来。中国学者在吸收引介海外传播学成果的同时，也对我们国家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播问题、传播现象、传播规律、传播实践等内容给予密切关注，并做了大量研究。其次是吸收外来。在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建设中，我们没有闭门造车，也没有自话自说和自娱自乐。四十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一种内向的或是自在的研究范式，转向外向的或是开放性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成为参与传播学国际学术平台交流的主力军之一。最后是面向未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界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此丰富而具有开拓性的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滋养。面向未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将成为传播学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当下，中国传播学处在转型升级迭代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是历史考量，即历史范式在转型。人类社会正在开启一个后疫情时代，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第二是历史背后的逻辑考量，即理论与实践范式转型。例如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工业革命4.0、全球治理模式4.0，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与平台媒体等问题和议题的出现，都给当下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与更迭意味着一种力量在转化，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价值在转化。在转化过程中，需要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重塑与重建。

对于今天的传播学研究来说，很多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传播学概念，放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中，已经变得不和谐、不适用，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将丰富的新闻传播现象与实践进行概念化、范畴化、框架化，最终普遍化，只有这样才能凸显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植根中国实践，中国传播学也需要关注真现象，研究真问题，解释真原理，发现真规律，提出真方案，厘清真方向，构建真格局，创新真体系，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学术贡献。

历经四十年发展的中国传播学在新时代肩负重要职责使命，基于学界对未来的期待，需要提出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新“十六字方针”——“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期待新“十六字方针”成为面向未来的中国传播学发展指向，或者是一种价值取向。期待中国传播学面向下一个四十年再出发，以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发展迎接全新面貌和全新时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学者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