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有历史厚度 有现实温度

September 11, 2018
2018-08-30 04:15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有历史厚度 有现实温度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胡正荣

光明日报记者 李蕾 李晋荣 光明日报通讯员 蒲成 整理

  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医道无界》之所以成功,其精神力量首先来自于故事。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及其故事既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真实、生动、感人,有张力,有生命力,紧紧抓住了人类社会生命健康这个痛点。其次,它的力量来自于叙事。这部4集纪录片虽然从医疗这个点垂直切入,但在创作挖掘上所涉猎的范围却非常广阔。主创将具有55年历史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与当下现实相结合,有历史厚度,有现实温度;将当地患者、我国医生的个体特写与当地医疗和健康状况以及我国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点面结合,有全景也有个案;还将援助、共建等道理融入大爱的情感中,通过埃博拉疫情救护、两代中国医生援非、中国医生与当地助理的感人友情等情感化叙事落地生根。再次,它的力量来自于主题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健康、医疗、环境、发展以及危机全球共治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最有世界意义的内容。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努力向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提供中国方案,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需要站在全人类高度去立意,从全球视角去建构,从中国故事去切入,才能够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话语体系,才能够找到对全球有共鸣的故事与议题,才能够在国际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才能把个别性的中国故事讲述成具有普遍性的方案。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30日 15版)


胡正荣说媒体融合,这里的信息量好大!

August 29, 2018
传媒顺风耳   中国广播杂志

近年来,国内各家媒体都在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关于产品融合、平台融合、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讨论与实践从未停止,广电媒体建立全媒体生态系统渐成趋势,智慧化升级成为融合又一发展方向。《中国广播》 杂志记者就此专访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探讨媒体融合不同阶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及解决方案,展望未来媒体的发展趋势。

一、现阶段国内媒体融合的状况

中国广播:媒体融合已经在路上,您认为国内媒体融合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您对媒体融合有哪些建议?

胡正荣:应该说国内这几年,各家媒体都在尝试着做媒体融合的工作,有一些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媒体融合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各家媒体必须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必须要有创新的勇气,去突破、试错、接受市场的检验。目前来看,中央级媒体做得比较好,看到了一些新变化,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经验,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但是,地方媒体的融合工作还有待加强,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一些媒体的融合工作基本上还处在产品融合阶段,即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复制粘贴,放在“两微一端”上,或者做一些带有新媒体元素的产品,这可以理解为用互联网思维做一些互联网产品或者跨界产品。举一个例子:2017年在微信朋友圈强势刷屏的《快看吶!这是我的军装照》,这是一次成功的作业,是由“人民日报”客户端为庆祝建军 90 周年创意出品并主导开发、由腾讯“天天 P 图”提供图像处理支持的新媒体产品。可以说,这是 2017 年至今影响力最大的成功案例,是节日营销、事件营销、H5 营销的完美结合。但是它只是一次性的,虽然它作为单一产品来看是优秀的、成功的,但是放到整个媒体融合大框架下来看,这还只是产品层面成功融合的案例,只能说是媒体融合的一个小火花而不是一次大爆发。

习近平总书记讲:“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我们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真正理解媒体融合的核心,对媒体融合的认识不能局限在“两微一端”之内,而是要从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融合。简单的产品融合发挥不了持续性效果,要实现全方位融合,使媒体业发生连锁性变化,产生出可持续的能量,这才是我们要的媒体融合。所以,媒体融合的第二个阶段,一定是要搭建自己的技术平台,借助平台实现媒体在内容、渠道、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迭代升级。

未来中央级媒体打造的是一个全能型旗舰媒体,省级媒体要建立一个省级的公共服务平台,地县级媒体要发展地方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而行业媒体要着力建设自己本行业的综合服务类平台。

目前,新华社已经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数据库阶段。未来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区块链,数据是最基本的资源。

二、数据库是媒体融合的基本资源

中国广播:新华社、《人民日报》一直在加紧做自己的数据中心,这值得广电媒体重视和借鉴。

胡正荣:广播和电视的问题就在这里。像《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在加紧做数据中心,它已经不是一个技术中心的概念,因为数据中心相当于最上游资源。 我觉得《人民日报》特别值得我们的兄弟媒体去学习,它的融合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步,融合内部的资源,通过搭建“中央厨房”把报社内部资源先盘活,去做数据化、网络化,然后是智能化。第二步,搭建一个全国的党媒平台,本着自愿的原则把整个传媒行业统合在一个大平台上。第三步,开始做垂直。互联网发展到现阶段,大家都在做垂直,每个垂直都越做越深。

《人民日报》最近做了个“人民号”平台,并且开始做视频,它的平台渠道越搭越多,其空间也越来越大。其目标就是要搭建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媒体平台, 所有的垂直行业在这个媒体平台上都有资源的汇聚和发声的渠道。真做到了这一步才叫“巨无霸”!因为它沉淀了内容、沉淀了用户、沉淀了数据,当然还沉淀了更为重要的市场。

在媒体融合中,国内不少媒体还停留在产品融合的阶段,做一点小的新媒体产品,如H5游戏产品、 动漫产品,在“两微一端”上做文章,就认为完成了媒体融合,实际上这远远不够。媒体融合还要往“大”里做、往“深”里做,而且现在这个“窗口期”越来越短,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中国广播:数据库的建立需要时间、技术、财 力等各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广电媒体的短板,怎么去弥补?怎样才能有好的获取和积累呢?

胡正荣: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所有传统媒体其实不缺市场,经过多年的经营, 传统媒体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市场,也不缺用户, 技术也还好,实际上现在最难做的就是数据。弥补这个短板,对于广播来说,有几个做法 :

第一,最快的办法就是收购音频客户端(App),当然这个取决于政策空间。

《浙江日报》在国内报业是一个媒体融合的标杆,10 年前,它把自己的公司打包上市,进行融资,并把融来的 32 亿资金全投到买网站上去了。当时还没有手机客户端,它就买网站,买了边锋、浩方两个游戏网站。到 2014 年底,其 54% 的收入已经是来自互联网了。也就是说,从它的收入结构来看,它已经是互联网公司了。

所以,收购不仅能瞬间积攒数据,还能积攒市场,一下就沉淀了数据和市场。这个做法虽然比较野蛮,但是速度会比较快,实际上也是一个很便捷的让自己成为全媒体集团的做法。

第二、广播媒体与商业平台共享。

就是广播媒体可以和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蜻蜓.fm”“喜马拉雅 FM”等合作。特别是腾讯,因为它有QQ,这样在数据上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享。

第三、广电媒体自建数据库。

这个做法会很漫长,但也是最保险、最现实的做法,虽然风险也会比较大。通过长期沉淀、长期储备,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有意义。

三、互联网的最后一个入口是声音

中国广播:刚才您提到媒体融合的“窗口期”会越来越短,对于广播来说,应该怎样运用自己的优势来实现融合目标呢?

胡正荣:我恰恰在所有传统媒体里面最看好广播的未来。因为音频和视频里的音轨,完全是两回事。电视至少需要两个造型渠道,声音和画面 ;广播只有一个:声音。

咱先说电视,因为这个更好理解,电视的大屏画 面真的没有办法被取代,大概四五年之后,我相信全息显示会越来越普及,再加上电视发展到 4K、超高清,电视拍的大新闻、大场景、纪录片、动画片等,在其他的终端呈现真的无法和电视相抗衡。比如:手机,它的物理特性限制了它的所能,现在的“抖音”小视频,看十几秒、二十几秒可以,但是放到大屏幕上看 就不行,因为用户体验的感受太差。电视走的就是大屏生态。

广播,我可以说全部都看好,而不是看好它某一部分业务。

第一,人生来是没有文字的。

最原始的人与外界沟通的一个最直接渠道就是口语交流。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不受任何环境和条件限制的媒介。

你要看报纸必须要先有纸,看电视、手机必须 要先有屏幕,还得要用手来操作,所以视觉就决定了它对外界技术的依赖比较多。广播则不同,它没有那么多的技术依赖,可以做到随时随处地伴随。

国际上,亚马逊、谷歌等公司都在大力开发智能音箱,去年美国的有声书销售量增幅是30%;国内的,“喜马拉雅FM”“知乎”也在慢慢增加音频的内容。

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的最后一个入口就是声音。语音识别,也就是语言的处理包括方言的处理,涉及到出行、驾驶,涉及到车联网、物联网……

对广播来说,实际上空间还是很大的,关键是怎样把声音元素和声音价值开发到极致,我最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的两次评奖,感觉到央广的音频造型能力越来越强。

四、“媒体大脑”:人工智能在媒体的最新应用

中国广播:我国已经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业融合创新。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与广播行业进行怎样的结合?这种结合又会带来哪些变革?

胡正荣: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个大概念、大领域,对于广播来说,要搭上人工智能这班车,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建立数据库做精准传播,积累用户资源。

现在的广播媒体因为缺乏大数据的支撑,很难做到将上游海量内容与受众精准匹配。

第二,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与其匹配的高质量、海量的内容资源。

以“芒果TV”为例,湖南广播电视台在创办“芒果 TV”时的思路是在电脑端打造以自身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版,但由于网络具有海量的内容存储性,反复重播的内容是无法吸引受众的,后来“芒果 TV”开放了内容渠道,从全国的电视端内容到互联网受众生产的内容,现在开始扩展到全球的专业生产内容 + 用户原创内容(PGC+UGC)。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内容渠道,由机器智能生产新闻(MGC)。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比赛中,腾讯每天有 2000 篇稿子都是机器人写的。当然,MGC 现阶段的应用还有限,但是其未来的发展会给传媒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第三,开拓渠道。

对于广播电视台来说,要跟人工智能结合或联姻,就要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所有硬件,作为媒体发展的平台和空间 ;同时,在这个平台上呈现的内容一定是场景化的。以广播媒体为例,把人们的生活场景进行分类,在恰当的时机将适合的内容推送给受众,音频的到达率会大大增加。早上起来,可以根据数据推算出不同人的不同喜好,定制推送新闻、音乐等。音频的伴随性可以有很好的发挥,因为早上洗脸、刷牙时是没有办法看电视的,这就是一个音频场景。像这样的情况,每天可以分成很多细小的场景,在这基础上与人工智能的硬件去搭建,比如智能音响、汽车、手机客户端、可穿戴设备等。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必须要生产与场景相适应和相匹配的内容形态。现在传统媒体的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在节目形态基础上的碎片化没有考虑特定场景下的不同需要。在场景化方面,“喜马拉雅FM”的细分比较详细,包括开车的场景、办公的场景、在家里的场景等。

中国广播: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媒体的最新应用,被称为“媒体大脑”或类脑智能巨系统,传媒业要怎样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

胡正荣 :1983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出版的《地球脑的觉醒》提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地球脑”的一个“脑细胞”,互联网就像大脑神经,使我们这些“脑细胞”相互作用,结合成具有神经系统特征的自组织巨型网络。谷歌、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企业纷纷推出这种互联网类脑架构,并基于自己的核心和优势业务逐步建构不同领域、不同面向的 “大脑”。传媒业也急需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即“媒体大脑”,从而真正迈进智慧媒体时代。

目前,类脑智能巨系统在应用方面还在摸索阶段,城市交通管理是应用比较成熟的例子,比如交通类服务应用,可以实时监测路况的信息,并对你的行程进行最优规划,或者提供建议。

媒体面对不同的用户群和不同的市场面向,需要匹配用户群和产品类别等,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类脑智能巨系统,就是“媒体大脑”。现在,“媒体大脑” 最基础的媒体应用就是机器人写作。如新华社的机器 人“小新”腾讯的写作机器人“Dreamwriter”,它们把资源汇聚、计算,生产结构化产品。但是非结构化产品现在还不能完成,因为其中包含很复杂的情感因素。

类脑智能巨系统应用的初级阶段,叫算法智能,或者叫数据智能,这只是能捕捉人的显性需求;下一个阶段叫感知智能,再高级阶段可能叫认知智能。在“媒体大脑”中高级阶段,它可能会独立完成策划、创意、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生产出产品后,在大数据支持下进行定制化分发,匹配不同用户的使用场景,并收集反馈信息。

对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大家在生产、流通方面谈得特别多,如机器人写作、版权保护,但是我认为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对媒体的创意层面也有很大的影响。现有传媒业创意主要由传媒专业人员完成,最多是在个别领域可以由人机互动产生,如专业生产内容 (PGC)+ 机器生产内容(MGC)等。而在智慧媒体时代, 创意的生成、完善、实现和转化将更多地依靠人(创作者)—机互动,乃至人(创作者)—机—人(用户) 互动完成。创意的类别也会拓展,即借助人工智能,使创意更加垂直、细分,在原来无法出现创意的领域和利基市场(niche)空间涌现。创意的知识产权保 护将真正实现,媒体业是区块链领域很好的应用场景。在人—机—人之间的创意交换、互动与交易真正可以无缝实现,才会给未来媒体的生产带来巨大的改变。

作者:胡正荣(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

原文详见《中国广播》杂志2018年第8期

微信编辑 | 张涛 / 饶雷 / 肖婧为

编审 ▏饶   雷


胡正荣:国际传播中价值观的威力

August 24,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国际传播中词汇、语法等都是手段和形式层面的,而价值观则是语义层面的。价值观更加深远、持久。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抓住问题本质,传播事实数据,精准话语词汇语法,锻造语义体系构成,占领价值观制高点。事实自证,逻辑自洽,这项任务还非常艰巨。

中美贸易摩擦还在进行中,从中美双方,乃至国际各方的新闻报道、评论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这个贸易摩擦背后渗透着价值体系的差异,有着多样化的价值观交锋与冲突。比如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根基就是降低关税,可是降低关税被有些人说是自由贸易的本质,又被有些人说是反自由贸易。还比如,此次川普特别强调公平贸易,而我方特别强调自由贸易等。更大视野看,还有如传统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工业时代规则(如布雷顿森林协议、美元)还是新时代规则(美国退出WTO、G7自由贸易区等)的价值差异。

国际传播中词汇、语法等都是手段和形式层面的,而价值观则是语义层面的。价值观更加深远、持久。我们的国际传播需要抓住问题本质,传播事实数据,精准话语词汇语法,锻造语义体系构成,占领价值观制高点。事实自证,逻辑自洽,这项任务还非常艰巨。

国际传播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处理好价值观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如中国故事如何讲?给中国人讲中国故事,还是给全球人讲中国故事的普遍价值和全球意义?中国故事的个别性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中国故事人类化、世界化、普遍化才有可接受性,才有可传播性。也就是说讲述中国故事时必须触及人类共有价值观,满足人类普遍道德标准,符合人类普遍认知规律,满足人类基本逻辑关系。

其次面临的问题就是故事抽象化与价值观具象化的转化,如中国故事都应该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与事,这些具象的故事背后都暗含着价值观。我们第一步需要将故事抽象化,提炼到人类价值观的普遍性高度,这种对故事价值抽象化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弥补故事的平庸,扩充故事的内涵,提升故事的传播价值。现实中有太多原始而素白的故事,但是又有太多没有创意,特别是没有提升抽象的叙事和表达。第二步还需要将抽象的价值观,再具象化、再落地化、再故事化,从而可传播,而且价值观具象化的过程,恰恰是故事意义的实现过程,是产生长远效应的重要环节。

第三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冲突性的关系,也就是价值观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现实调适。互联网带来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凸显,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价值观及其表达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国故事不应该成为单一价值观的载体,不应该成为价值观冲突的场域,而应该成为求同存异的价值观的包容体和共存场。

国际传播中最为持久的影响力来自于价值观,这个是核心软实力。从制度主义看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理想,根据这个价值观(制度理想),每个社会都会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制度现实。人们生存于其中并日常感知到的是制度现实。所以说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相应地会有什么样的制度现实。但是,现实世界中,价值观说得天花乱坠,而制度安排却千疮百孔,制度现实一塌糊涂的国家和社会很多。而国际传播传播的却是制度现实,通过制度现实看到制度安排,从中体会价值观(制度理想)。切记的是当制度理想与制度安排、制度现实相去越远,价值观就越没有吸引力!


胡正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发展战略初露端倪

August 3, 2018

原创:胡正荣   综艺报微信头条 2018-8-2,综艺报 2018-9-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今年3月合并组建以来,一直是我国媒体圈的焦点。它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大家议论的话题,从中判断动向,分析走势,预测可能的结果。特别是3月中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天中频密地与中国互联网巨头BAT接触交流,4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云平台、大数据、移动客户端、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7月31日与中国移动战略合作,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下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正式启动与中国移动在5G技术研发、4K超高清频道建设、内容分发、大数据以及资本等六大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8月1日与新浪双方进行了广泛充分交流并达成共识。可以判断与新浪特别是微博的合作,可以拓展自媒体、社交媒体等领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转型的愿景似乎日渐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这向我国新闻媒体进入新时代,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战略要求。

从近来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创新,向着全媒体发展方向转型。

从总台的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总台的理念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在从传统的广播电视思维转变成互联网思维。拥抱互联网,拥抱电信商,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媒体,而不再是简单的报刊+,广电+,这种+其实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媒体融合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物理融合,而应该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实现化学融合。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改革的出发原点就是理念的创新。互联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变量,也是最大增量。互联网是总台未来生存最大的变量,即挑战,又是未来发展最大的增量,即机会。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好好反思!——国际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从中美贸易战析国际传播现状)

August 3,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评专栏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中外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命题,即如何认识、破解这种信息不对称。

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乃至信息交锋。但是,国际传播的常态确实是信息不对称的,因此,经常出现鸡对鸭讲的情况,从而误传、误读、误解、误判,甚至导致文化折扣,乃至经济和政治冲突。这其中,强势的传播者往往占据了制高点,主导着国际传播的秩序和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当前的美国,特别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他是新媒体时代将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运用到国家治理中的一位美国总统。在过去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他发了近4000条推特,已经成为推特上受关注最多的人。从传播效果看,他的推特治国经常搞得世界上不少国家寝食难安,心神不宁;还可能导致股价波动,政局不稳。不少人觉得他难以琢磨,信息实在无法对称。

其实,信息不对称是常见的情况。这次中美贸易战中特朗普的推特,以及美国各种智库、媒体、机构、政客、学者、代理人等所传达出的信息构成极为复杂的国际传播信息流,给我国相关方带来了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给我们的分析、研判,乃至决策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也让国人深切领会了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就一个话题的叙述话语,从概念到故事,从数据到事实,从情绪到价值都完全不同甚至错位,这就说明问题比较严重了。相当程度上,我们还是在自话自说,这种自我结构主义的叙事是一种被动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在已经被对方设置了相当多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至少可以做很多回应关切的国际传播,增强针对性、提升精准度,这样传播效果也可能好很多,但这仍然是一种被动的信息部分不对称,是半建构主义的叙事理想的做法应该是认真搜集各方信息,研判全面事实,分析权威数据,正确决策,既能够回应关切,更能够在对话中高出一筹,原创话语,主动设置话题,形成一种反向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主动的不对称是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的叙事。

这次中美贸易战的中外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的一个缩影,反映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命题,即如何认识、破解这种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可以是上下不对称,可以是左右不对称,可以是内外不对称,也可以是跨界不对称,而且这样纵横交错的非线性不对称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这着实让人忧虑。

究其原因,可能也并不复杂。应该可以从内部与外部、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找原因。首先,有内部与外部原因。如内部可能出于某种考虑,故意屏蔽了某些信息,使得信息残缺不全;也有可能是没有能力获取外面的重要信息,从而使得信息缺项。如外部的技术水平、政治力量以及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足以断裂开一些信息,使得我们获取不了完整的信息等。其次,有硬件与软件原因。如硬件上,互联网是双刃剑,既是信息不对称的最大杀手,又是信息不对称的最大推手。互联网一方面打破了信息不对称,消解了封闭自满的环境;另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再局域化,使得封闭再次形成。在再局域化的互联网世界,传播者只好自娱自乐,自我满足,乃至自我陶醉。软件上,还是我们自信不足,对外开放不够,从而导致接触外界人士的范围、种类、渠道偏狭,对外界信息的通道、内容、类别等有了很大的选择性接受。

如何解决国际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我们要在制度层面,重构顶层架构与流程,减少信息衰减;在主体层面,鼓励多主体交流,而不是选择性交流;在信息方面,开放多元化交流,多观点交流,兼听则明,虚怀若谷等。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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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说话!——国际传播叙事亟待迭代升级

July 17,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评专栏  2018-7-10

一个阶段以来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应该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了,至少国际传播叙事需要迭代升级了,说白了就是好好说话!

中美贸易战掀起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有舆论战。看看舆论战中我们的传播实践,有成功的,但是也有不少是让人捏一把汗的,甚至还有匪夷所思的。从国际新闻、对外报道乃至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传播都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国际传播中好好说话。

有理不在声高,其实,调门很高,反映了内核的空虚;声音很大,反映了自信不足;叙述很张狂,反映了急迫想被认可。《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毛泽东也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一个阶段以来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的确应该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了,至少国际传播叙事需要迭代升级了,说白了就是好好说话!从叙事学视角看,我们国际传播叙事需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至少可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故事层,即找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高大上要有,但是往往低(底层)小(身边的)下(各个阶层)的故事更丰富、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与国际传播对象更接近;成就故事要讲,但是困难、问题、挑战的故事更实际、更接地气、更具有普遍性,从而也更加有说服力。另一个是话语层,这个层面非常丰富,有叙述的方式、手段,也有叙述的词汇、语法,更有叙述的语义,这才是话语的真意。在话语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国际传播的问题最大,经常是有好故事,也不会好好说话。 Read the rest of this entry »


胡正荣解析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媒体大脑如何颠覆传媒业

July 2, 2018
胡正荣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6-25

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媒体大脑将给传媒业带来颠覆式创新。传媒业需要基于这些技术的新的智能制造。这种制造是在数字资产重新配置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再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释放。整个传媒价值链都将可能被颠覆式改造。

有人说2018年将是人工智能垂直落地年。传媒业将是重要的垂直落地行业之一。人工智能高歌猛进,区块链又异军突起,以其分布式记账、去中介化的信任机制以及智能合约等核心特征,使得真正意义的点对点交换与合作成为可能,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也使得数字资产配置水平和效能大大提高。

1983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罗素出版的《地球脑的觉醒》提出,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地球脑”的一个“脑细胞”,互联网就像大脑神经使我们这些“脑细胞”相互作用,结合成具有神经系统特征的自组织巨型网络。今年以来,谷歌、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推出这种互联网类脑架构,并基于自己的核心和优势业务逐步建构不同领域、不同面向的“大脑”。传媒业也急需构建这种类脑智能巨系统,即媒体大脑,从而真正迈进智慧媒体时代。

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媒体大脑将给传媒业带来颠覆式创新。传媒业需要基于这些技术的新的智能制造。这种制造是在数字资产重新配置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再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释放。整个传媒价值链都将可能被颠覆式改造。

第一,传媒业创意链的改变。创意的过程发生变化,现有传媒业创意主要由传媒专业人员完成,最多是在个别领域可以由人机互动产生,如PGC(专业生产内容)+MGC(机器生产内容)等。而智慧媒体时代,创意的生成、完善、实现和转化将更多地依靠人(创作者)—机互动,乃至人(创作者)—机—人(用户)互动完成,真正实现了我称之为的众创(crowd-creativity);创意的类别也会拓展,即借助人工智能等,创意更加垂直、细分,也更加在原来无法出现创意的领域和niche(利基市场)空间涌现;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将真正实现,媒体业是区块链领域很好的应用场景。在人—机—人之间的创意交换、互动与交易真正可以无缝实现。

第二,传媒业生产链的改变。生产过程将非线性化和网络化,即所有生产要素可以网络化多点配置;生产方式完全协同化,在人—机—人的协同中完成产品,实现我称之为的众产(crowd-production),区块链提供了这样的“网状协同”的技术条件,媒体大脑提供了非线性生产平台。

第三,传媒业流通链的改变。区块链可以使交易、流通的原有中介渠道消失或重组,这种去中介化的特征使得传媒产品可以与任何时空与任何用户见面,并且都有记录;传媒产品和服务流通将出现新模式,如非线性的流通、垄断渠道和平台地位将更加式微,生产者、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智能合约使得产品和服务点对点之间的可信任传播变得可能,从而降低价值的流通成本,提高价值的效益与效果。

第四,传媒业消费链的改变。不再是传播者主导媒体消费,而是我(用户)主导的,智能匹配的媒体消费,媒体消费主权改变了;场景化、智能化是传媒消费的基本形态,传媒业的各种媒体大脑,乃至用户自己生成的媒体大脑,相当于媒体助理,通过搜集、过滤、整合、优化、匹配、参与等生成用户所需的产品与服务、消费方式、消费场景,沉浸式、体验性消费将大量落地,从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完全匹配。

第五,传媒业业态的改变。区块链保障的知识产权,催生传媒业进入多业态商业模式,传媒业核心竞争力的IP实现全产业业态的开发与应用,既可以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更便于实现范围经济。随着技术的成熟,接下来几年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基于区块链主链上的垂直应用的出现。传媒业全产业链、全业态、全市场布局发展成为可能。

看到这些,我对未来媒体世界充满憧憬和信心,也对当下的传统媒体充满期待,尽管这种期待中忧患颇深。


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工作的新特点与新格局

June 26, 2018

胡正荣 王润珏[1]

发表于《人民论坛》,2018年5月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当前,网络舆论工作实际上已经深度嵌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与多个层面的工作密切关联——以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为基础,以维护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以保障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目标。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网络舆情工作亦需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一、信息化与网络舆情态势的转变

1、舆论格局持续变化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构的世界舆论格局。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舆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网络媒体在舆情引爆、舆论扩散等方面的强大力量日益显现。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媒体对民情、民意的影响力还将进一步增加。以赫芬顿邮报为代表的网络原生新闻媒体、以Buzz Feed为代表的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以Facebook、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因其用户规模、用户活跃度、用户粘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不容忽视的舆论场;CNN、BBC等传统强势媒体都对自身的网络传播力建设给予了重点关注,将其视为信息时代话语权重构的必要途径。

二是世界舆论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明显。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力图通过传统强势媒体影响力的新媒体化、新兴媒体平台建设、技术监控等方式继续将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未获得与之匹配的话语权。面对信息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各国表现出获取世界话语权的强烈意愿。例如,俄罗斯2005年开播的全数字化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充分运用自有互联网平台www.rt.com和YouTube等其他开放平台开展国际传播,并专门建立全球视频新闻社(Ruptly)向其他媒体和视频网站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视角和声音的独家素材。

2、网络舆情态势更加复杂

首先,互联网普及的结果是传播渠道的泛化和媒介接触机会的“无盲区”化。无处不在的媒介接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随时产生着“在场”影响,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在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融媒体内容和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极易造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真相与谣言的混淆,信息传播、舆论对抗和舆论防御的难度随之提高。这同时也意味着影响受众的渠道、时间、方式无处不在,负面舆情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且走势难以预测。

其次,媒介融合带来了媒介系统开放性的增加,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国际传播相关信息生产、话题建构和公共决策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国界限制,提高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增加了对舆论走向把握和控制的难度。因信息不对称和网民信息化素养不足,互联网时代“全民参与式”的舆情扩散和发酵过程,极易受到“故意”的引导和利用,并存在“舆论”转化为“行动”的风险,对舆情应对、事件处理、社会管理等方面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3、技术需求更加迫切

信息化时代,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持续扩大,其发生发展过程呈现出信息总量激增、信息形态多样、信息源身份和地理位置分散、阶段转换加速、发酵周期变短、突发事件引爆点多元化、演变路径不确定等新特征,使得网络舆论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都不断增加,舆论引导、舆情监测、舆情处置等工作的有效展开也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

传统媒体时代的舆情工作主要通过“抽样”的方式进行信息采集,通过内容分析来研判舆情,通过行政方式进行舆情应对。今天,网络舆情工作涉及的信息量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急速增加,从TB级提升至PB级,甚至更高级别;网络舆情发生、传播、转换速度不断提高;涉及的地域范围、人群范围不断扩大。因此,以大数据为基础进行舆情数据采集、数据描述、数据分析、趋势预测、舆情处置成为信息时代网络舆情工作有效开展的必然要求,至少涉及数据获取与清洗、语义分析、情感分析、模型建构等相关技术。这些变化都进一步加深了网络舆论工作对相关技术和人才的依赖。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信息时代的网络舆情工作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加速技术、软件研发,保持技术的先进性至关重要。

二、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工作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着同一个信息空间。“绿色”的网络空间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亿万民众之福祉。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4月20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主动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的要求。在信息化时代,建设网络强国与把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密不可分,积极开展网络舆论工作同样也是主动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主席曾用“三个地带”归纳当前思想舆论领域的格局,他指出“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网络空间亦是如此,同样需要巩固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斗争,对灰色地带争夺,而网络舆论工作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首要方式。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塑造网络空间的权威性与话语权。

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在什么样的舆论空间,权威性和话语权的塑造都是重中之重。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话语的基本叙事结构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舆论权威性与话语权塑造的机遇。把握这一机遇则需要手段、策略、战略、理论的诸多创新,以世界能够听得见的渠道、听得懂的方式、能认可的逻辑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思想阐释和中国故事讲述,以多样化的形式向世界解答快速发展的中国“从何处来”与“向何处去”的疑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

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升正面回应的声量,扩大舆论影响的声浪,不回避、不沉默;充分了解传播对象,开展分众传播、针对性、差异化传播;夯实意识形态内容载体质量,只有吸引人的内容才能打动人心、俘获人心。

第二,以开放思维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力量矩阵。

信息化时代的传播具有明显的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场景化等特点。网络舆论场和传统媒体舆论场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亦不断加深。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多样化的媒体形态以符合移动互联时代传播规律和用户需求的方式进行传播。在疆界模糊、三个地带相互交织的互联网空间,不能仅仅依靠我国的国家部委、主流媒体和党报党刊的力量开展工作,而要发挥党的领导、引导和统筹作用,以多样化的手段,充分调动多元行动主体的积极性、行动力,形成开展思想舆论工作的力量矩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进行舆论宣传、舆论斗争。例如,在我国主流媒体工作者很难进入南苏丹和苏丹地区,我们培养的传媒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却能在当地媒体机构刊发数十篇报道来关注和展现中国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立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能够在互联网时代下掌握思想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互联网空间已经呈现出重新中心化的趋势,但这种重新形成的中心化格局仍然是一种多中心格局。围绕每一个或几个中心人物、机构或国家形成的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隔离程度较之传统媒体时代更深。我们只有借助分属不同群体的主体力量,才有可能接触、深入不同群体内部进行传播,才有可能以他们愿意听、能听懂的方式开展思想舆论工作。

因此,网络舆论工作需要动员和运用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发掘互联网空间中的可用力量,保障这些力量的可管、可控,即建立多元力量矩阵的有效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

第三,基于网络安全观的网络舆论工作方案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当今的网络安全有几个特点,一是网络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二是网络安全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三是网络安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四是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五是网络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安全是网络安全的重要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网络安全特征亦是开展网络舆论工作需要深刻把握的几个特征。

互联网思想舆论工作方案的设计应具有全局观、整体观。一方面将网络舆论工作作为我国整体思想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策略上进行全面统筹;另一方面,因互联网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的紧密关联,还需将互联网思想舆论工作与其他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工作进行统筹,全国思想舆论工作一盘棋,全国国家安全工作一盘棋。

同时,还应建立动态的、长期的互联网舆情监测、预警、应对协调机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回应、晚回应的做法常常使我们错失了表达意见、澄清事实的最佳时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起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球舆情监测体系、常规和突发舆情应对方案、懂政治懂传播的舆论工作专业人才队伍,才能抓住时机、表达意见,在舆论事件的风头浪尖发出中国声音。

第四,充分发挥现代科技支撑作用。

早在2013年,“棱镜门”事件就为世界各国敲响了信息安全的警钟,但也同时提示我们未来的网络舆论工作也必然是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为基础的。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我们以信息科技手段对网络思想舆论态势的监控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通过将热词、热点话题、地理位置等各类相关信息的结合,实时地把握全球互联网舆论动态,从而为及时应对、有效应对提供支持。

第五,重视我国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教育。

建立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教育体系,提高全国人民思想舆论安全意识,应成为我国网络舆论工作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网络舆论安全并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事,而是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截止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在工作生活中受到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数还要远远超出这个规模,几乎每公民都是国家网络舆论安全的受益者。对一个人来说,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舆论观念和立场,不能明辨是非、看清传播者的真正意图,则容易被网络上的负面言论、虚假信息所影响,容易被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我国的主流媒体、教育体系应当承担起公众思想舆论安全意识培养的责任,以公益广告、专题新闻、动画动漫、课程设置等多样化的途径,提升公众对互联网信息的辨识力、防御力。从长期来看,我国公众整体网络安全意识水平将是衡量我国网络强国建设程度的重要指标。

[1] 胡正荣,教授,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王润珏,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G20峰会国家对外传播理念与机制研究”(批准号16ZDA216)阶段性成果


融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点与新格局

June 26, 2018

王润珏 胡正荣

发表于《国际传播》2017年第5期,《社会科学文献》2018年2月全文转载

媒介融合的持续深化使得媒介生态、传播规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给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造就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能否顺应媒介融合的趋势,把握新的传播规律,快速建构起基于融合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话语权,成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

一、媒介融合与国际传播态势的转变

(一)媒介格局整体变迁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为核心所建构的世界舆论格局。最明显的变化是,一大批曾经拥有突出影响力的报刊随着纸媒市场的整体衰落而正式停刊或停止发行纸质版,其中包括《独立报》《世界新闻报》《基督教箴言报》等知名报纸。CNN、BBC 等传统强势媒体也都面临着新媒体平台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构问题。同时,以《赫芬顿邮报》为代表的网络原生新闻媒体、以Buzz Feed 为代表的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以Facebo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因其用户规模、用户活跃度、用户黏性的持续增长而成为国际传播不容忽视的舆论场,从而改变着国际传播的媒介格局。

从更深层面来看,以技术为驱动的媒介融合恰好与世界政治经济权力转型的过程形成耦合,由此加深了当前国际传播媒体格局重构过程的复杂性。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力图通过传统强势媒体影响力的新媒体化、新兴媒体平台建设、技术监控等方式继续将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增强的硬实力支撑下,亦表现出强烈的获取世界话语权的意愿。俄罗斯2005 年开播的全数字化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便充分运用自有互联网平台www.rt.com 和YouTube 等其他开放平台开展国际传播,并专门建立全球视频新闻社(Ruptly) 向其他媒体和视频网站提供与西方媒体不同视角和声音的独家素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今日俄罗斯”在与BBC、CNN 的舆论对抗过程中,已经成为打破英语媒体西方垄断的重要力量。

当前,“调整国际传播策略、加速建构融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影响力”已经成为不同国家的共同选择。美、英、法、俄、日等国均在不断加大对新媒体平台传播的资金、人才、技术投入,布局融媒体环境下的新一轮话语权力争夺。

2016 年2 月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我们需要将符合融媒体时代媒介系统运作逻辑和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思维、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建立包括多样化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媒体矩阵,把握国际传播媒介格局整体变迁的历史机遇。

(二)传播环境深度重构

融媒体时代,媒介资源高度丰富,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场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传播渠道的泛化带来媒介接触时间、场景的碎片化。无处不在的媒介接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交织在一起,随时产生着“在场”影响,持续不断地对他们的__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良莠不齐的融媒体内容和真假难辨的信息混杂在一起,极易造成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真相与谣言的混淆,信息传播、舆论对抗和舆论防御的难度随之提高。

其次,媒介融合带来了媒介系统开放性的增加,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国际传播相关信息生产、话题建构和公共决策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国界限制,提高了信息扩散的速度,增加了对舆论走向把握和控制的难度。在国际信息空间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煽动反华情绪,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负面信息传播活动,对国际传播的策略、技巧、效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技术竞争更加激烈。融媒体时代的媒介系统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传播平台和工作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国际传播工作对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依赖更加突出。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成为全球舆情研判、精准化传播、高效内容生产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技术。因此,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环境也成为融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价值期待更加多元

“界限消弭”是媒介融合的特征之一,例如媒介形态的融合、传媒与通信行业的融合等。事实上,媒介融合也使得国际传播与国家信息安全、外交等重要工作的关系更加紧密,国家和公众也因此对国际传播工作有了更加多元的价值期待。

一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国际电信联盟(ITU)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末全球网民数量突破35 亿,占世界人口的47%。按照联合国的估算,到2020 年,网民比例将超过60%。若考虑基于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途径产生的二级、三级传播的效果,则互联网的影响足以扩展至全球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开放信息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三个地带,即红色、黑色和灰色地带。网络空间同样需要巩固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斗争,对灰色地带争夺,而国际传播则是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最为直接和重要的途径之一。

二是国家外交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外交、新媒体外交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在带来国际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媒体外交主体多元化。随着BBC、美国之音等知名国际广播电台相继关闭部分语言播音服务,“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诸多功能已经逐渐让位于移动客户端、网络电视、社交平台官方账号等新媒体形式。融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外交体现出正式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相互交织,媒体活动与外交活动界限模糊的特征。国际传播工作本身也就成为国家外交工作中更加重要的部分。

三是人文交流功能。人文交流是增进中外民众互信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大国间关系温度、韧度、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基础。中国已经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欧盟、法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德国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但人文交流活动普遍存在着当地媒体可见度不高、公众关注度不足、信息传播不充分的问题,迫切需要针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媒体合作、国际传播活动作为支撑。

二、融媒体环境下国际传播思路与方法探索

当前,能否顺应媒体融合的趋势,把握新的传播规律,快速建构起基于融合化媒体平台的影响力、话语权成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体现,同时也为国际传播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思路指引。

(一)以“创新”引领国际传播工作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硬实力的支撑,将整个国际传媒格局置于西方叙事理念之下,长期占据世界舆论主导地位、把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现在,中国有机会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作为支撑,参与到融媒体时代的世界舆论格局的变迁与重构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的明确要求。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播热点瞬息万变,“创新能力”和“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系统性创新和革命性创新,这包括居于核心位置的理念创新、理论创新,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操作层面的传播体系创新、策略创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运作模式创新等,作为支撑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等多个层面;需要将符合融媒体时代媒介系统运作逻辑和传播规律的互联网思维、移动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入国际传播的工作思路之中。

(二)以“协调”统筹国际传播工作

国际传播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构成部分。国际传播工作不仅承担着塑造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重任,还肩负着向世界传播和解释中国制度、文化、政策的职责。国际传播既要基于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的总体布局制定总体工作规划,又要根据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舆情制定针对具体对象国家或地区的传播策略。在融媒体时代,因传播对象国的国情、舆情、信息化和媒介融合进程差异明显,国际传播工作中需要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传播需求和传播环境,以“协调”的思路实现统筹兼顾的意义更加重大。2016 年G20杭州峰会因采用了细分化的、多语种、多媒体的协同传播策略而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这就是“协调”思维对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意义的有力证明。

具体来看,在当前的国际传播过程中需要重点协调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国家外交战略需求,协调推进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时期的国际传播,兼顾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信息化、媒介融合进程,协调实施传统主流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互联网平台的国际传播,以融媒体的传播规律和思路逐步在当地搭建多样化媒体矩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三)以“绿色”引导国际传播工作

互联网的普及和媒体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着同一个信息空间。“绿色”的网络空间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亿万民众之福祉。融媒体环境与网络信息空间有着很高的重合度。国际传播工作不仅需要注重传统媒体层面的传播与竞争,亦需要主动建构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信息空间环境;面对融媒体空间的负面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攻击,做到多平台的主动回应、及时回应、正面回应、全面回应。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还需着力于“绿色”国际传播生态的建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说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刚力,人文交流则是公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国际传播正是塑造和提升这种“柔力”的重要途径。在融媒体的环境下,国际传播能够通过多样化媒体平台与各国民众开展积极而友好的信息交流互动,以多样化的方式讲述充满正能量的、真实可感的“中国故事”,从而逐步使其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认同感和信任感将在各国公众接触到与中国相关谣言和负面信息时,成为最有效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也将从根本上形成建构绿色网络信息空间和国际传播环境的柔力。

(四)以“开放”促进国际传播工作

“一国一策”的传播需要大量优质内容作为支撑,单纯依靠几家国家级媒体的力量难以满足。“开放”是实现国际传播“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途径。我们有必要建立开放化的生产平台,以大数据为支撑,通过定制的方式,调动包括各类媒介内容生产机构、自媒体、写作机器人在内的多样化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开展内容生产。只有开放的、全新的内容和信息生产方式,才有可能兼顾“碎片化”的需求与“精准化”的传播,真正实现对外传播能力的整体提升。同时,“开放”也是我们整合多元力量开展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例如,中国主流媒体工作者很难进入南苏丹和苏丹地区,但中国为当地培养的传媒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后,却能在当地媒体机构刊发数十篇报道来关注和展现中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融媒体时代,内容、渠道、平台、运营和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管理思维下开展融媒体内容生产,或是将传统媒体渠道建设成开放平台都是不可取的,也无法成功。

(五)以“共享”提升国际传播工作

信息技术将共享化基因写入媒体与传播,互联互通、用户赋权、开放互动成为所有传播活动的共同特征。融媒体传播也因此具有了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特征。以Facebook、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便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有必要顺应和运用这一传播的新特征,通过充分共享,使信息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更大的效应、实现更大的价值。“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享发展观”,也正是符合开创中国国际传播新局面所需要的“共享”思维。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提高,中国民众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国际传播的影响和意义已突破国家层面,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关联。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民众都是国际传播工作成果的共享者。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认可和认同程度可直接转化为个人在国际交往中所感受到的受接纳、受欢迎、受尊重的程度。“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受益者”正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现时状态。只是这种“共享”还处于技术驱动的自发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打造面向全国、甚至是全球的国际传播开放平台,通过建立相关运行机制和信用机制,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渠道共享,凝聚亿万公众的力量,在发挥国家级媒体的旗舰作用的同时,以多种声音、多种方式扩大国际传播的效果和价值。

总之,把握融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机遇是一个整体性工作,不仅需要深刻理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新格局,还需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媒体矩阵体系,并进一步建构起支撑新媒体矩阵体系所需的良性运作的制度体系和人才供给体系,建立起符合新的媒介系统运作逻辑的传播理念和国际传播工作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理念,对融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也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应用性,是把握历史性机遇、打开新局面的智慧钥匙。

作者简介:王润珏,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胡正荣,时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16JFZX031。


人工智能来了,广电准备好了吗

May 28, 2018

综艺报 文娱锐见专栏  2018年5月25日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

 

刚刚结束的2018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提出了“All in AI”,其策略也从“人工智能优先”(AI First)全面转向“独有人工智能”(AI Only)。在这个行列中,亚马逊、Facebook、腾讯、百度、阿里等都在加速布局人工智能,迈向智能时代。

近3年来,媒体圈内外人士也越来越多地讨论、规划、试水媒体的智能化。人工智能与媒体结合将会产生什么?传统的广播电视这种前智能时代媒体将会如何生存与发展?这些都是未知数,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智能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其对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的改造尚待细细研究;另一方面,传统广播电视还在进行着媒体融合,尚未完成的这个进程中又加入一个人工智能变量,使得传统广电的走势变得更加不确定。不过,无论如何,有几个情况是可以判断。

目前看,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至少将会在三个方面。一是硬件,即媒体生产与消费的各种设施设备。比如,虚拟现实VR的拍摄、制作、消费终端,比如,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乃至全息沉浸媒体等人机一体化智能硬件等。强大的人工智能背后是高性能芯片的支持。今年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发布了最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TPU 3.0,它提升了包括录音音频中的语言识别功能,能在视频和照片中辨别出物体,并从文字当中提取隐藏的表情等,让大家惊叹。二是数据,即媒体拥有数据工具与系统,具备资源数据、产品数据、市场数据、用户数据等资产化管理与运营能力,以及数据交换、共享与应用等。这些数据不是单一媒体而是多媒体的,语言、声音、图像等都有。三是算法,人工智能几个大的方向,如自然语言的理解、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都要依赖算法完成。媒体用户广泛,所以需要的是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

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看,可以基本把人工智能划分为三个阶段,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对媒体的改造也将在三个阶段中展开。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运算智能阶段,目前如火如荼的用户画像、数据分析、大数据深度学习、精准推送等都是媒体普遍运用的运算智能,这大大拉近了媒体与用户的关系,深化了生产与消费。但是这个阶段同样面临着不足,如运算智能带来的信息窄化、个性内容满足过度、普遍性信息消费不足等,如社交群体日渐封闭而固化、社会群体的流动减少等。因此,运算智能的媒体需要升级。其次是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阶段,此时的智能媒体能够感知用户的个体差异与群体特征,乃至社会环境。对不同时间、空间场景中的用户可以准确判断,进行虚拟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内部与外部等信息的全面分析,从而将需求与供给智能匹配。这个时候的媒体具备了去年普林斯顿大学提出的群智理念,即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能力。第三是人工智能的认知智能阶段。该阶段媒体可能进行情感判断与互动,可以与人进行“类人类”的全面交流,乃至成为人的一部分。以前,麦克卢汉(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这个仍然是外部的。以后,媒体就是人,人就是媒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人工智能达到自主智能系统的时候,就是一个高级智能体系,这也是霍金警告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因。

去年,我在乌镇互联网大会上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很多人都在谈论AI,我并不担心机器人会像人一样思考,我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这个判断意味深长。在媒体融合转型的道路上,媒体人的思考始终应该是主导。提前认识,超前布局,积极思考与应用人工智能,应该是当前媒体人的任务。